杨晓纯：活佛转世事务是兼具多重属性的国家治理事项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制度，有统一规范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为遏制、分化中国，无视藏传佛教的传承制度，无视藏传佛教信徒信仰感情，频频炒作活佛转世问题，甚至出台相关法案，妄图否定历史定制，否定宗教仪轨，否定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威。各地藏语系佛学院、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专家学者，通过详实史实和系统阐释，驳斥谬论，正本清源，一致申明：活佛转世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张殿军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思想和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是全面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章程。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以宪法为基石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范体系初具规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了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推动民族事务治理全面进入法治化阶段，完善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机制。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应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基本法律性质和促进型立法定位，明确其在涉民族领域法治中的统领性、基础性地位，以系统思维加强其与相关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开展相关法律清理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做好与相关法律规则的适配与协调，以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根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辛红丽：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历程、意义与实践策略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边疆长治久安与民族团结进步的深层支撑。西藏作为祖国西南边疆战略要地，边境线绵长、地缘环境复杂，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前沿阵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将“强边”纳入西藏工作核心任务，推动戍边文化建设成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凝聚民族共识、厚植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实践。区别于将文化视为治理工具的“文化戍边”方略，“戍边文化”更强调守边实践本身对边民精神世界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力量。作为抽象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应如何通过实践这一中介，转化为边民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社会存在？本文基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视域，从载体创新、制度保障与协同治理三个维度，探讨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精神—制度—协同”三位一体的构建实践，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稳固的边疆支撑。
石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缘起及偏狭性——一个影响华夷观念的误读是怎样产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徙戎论》中国夷狄怎样看待夷夏关系和持什么样的夷夏观，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古代虽没有近代严格意义的“民族”概念，但西周末年已出现从文化上区分不同人群的称谓，如“四夷”“夷狄”“蛮夷”“中国”等。翁独健指出，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足见“中国”“夷狄”并非血缘、种族单元，只是地缘、文化概念。
李华兴：西藏牧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回顾及经验启示1959年5月2日，西藏工委拟定《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不实行民主改革，牧主牲畜仍归牧主所有，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大力发动群众，保护牲畜”。开展三反两利（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运动，建立人民政权，妥善安排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以达到全面地发展畜牧业经济的目的”，为做好下一步牧区工作明确了要求和方向。因此，牧区民主改革工作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劳动牧民（特别是牧工和贫苦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未参叛牧主），打击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
高玮、角加：常用藏医诊疗项目纳入北京市医保支付 民族医药发展谱写新篇章角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副院长）【关注】高玮、角加：常用藏医诊疗项目纳入北京市医保支付民族医药发展谱写新篇章为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与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依托首都区位优势，深耕藏医药传承与发展。角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副院长）【关注】高玮、角加：常用藏医诊疗项目纳入北京市医保支付民族医药发展谱写新篇章为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与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依托首都区位优势，深耕藏医药传承与发展。北京藏医院多次向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医保局、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专题汇报藏医药发展现状、临床服务成效与各族群众就医需求，全力配合实地调研、疗效核查、技术核验工作，全面展示特色科室、专业人才、标准化诊疗体系建设成果，阐释项目入医保对完善首都民族医疗、传承非遗、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价值，获得各主管部门充分认可。
论正确的宗教观——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条文谈起党员干部特别是宗教工作干部，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基本知识，增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党员干部的正确宗教观不能仅停留在“不信教”层面，还要体现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基本知识，提高系统谋划宗教工作、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能力。要针对不同主体分类开展宣传教育，对党员干部重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教育，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重在加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和法治宣传教育。
美郎宗贞、张丽丽：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变迁。高原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麝香之路”段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中国与南亚国家交往的重要门户。高原丝绸之路纵横交错，有干道、支线，有官道、商道、民间通道、求法及朝圣之路。新时代的高原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面向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济、文化、社会、人员往来大通道。本文基于路学和空间经济理论等，结合考古、文献、人类学及数智模式，深入研究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空间衍生性，揭示高原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在不同时代的层累性历史积淀及在新时代的延伸，在文明交融与区域合作中的枢纽地位，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区域性案例和多维价值。
青海玉树通天河上游元代石刻遗迹考察2015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工作人员于通天河上游“七渡口”附近的河岸阶地发现一处石刻遗迹，2023年7月作者团队再次对其进行了考察。该处地面一石块的正面用蒙古文、汉文刻记了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名为“敏安帖木儿”的宣政院同知一行往返西藏行经此地，以及刻写者的名字。该处石刻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元代交通路线的节点标志，且年代明确，表明通天河上游“七渡口”一带是元朝中央政权行政使团出入西藏的“官道”汇集处，对于元朝中央政权治理西藏及其行政团队入藏路线的研究，有着时、空、人物的标识意义，同时也表明元末内部矛盾激化时，中央政权对青藏高原治政管理仍未中断，是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珍贵实物史料。
徐百永：中国共产党对乌拉制度的认知演变与西藏民主改革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加深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认知，尤其在长征途中对中国的民族地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西藏等地的乌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知同样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到乌拉制度是西藏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藏族人民的工具，对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平解放西藏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乌拉制度严重阻碍着西藏社会的进步，深知必须对西藏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废除包括乌拉制度在内的封建农奴制度，才能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包括乌拉制度在内的西藏旧有的各种社会制度，使西藏人民获得了新生，从而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霍巍、平措扎西：近年青藏高原吐蕃金银器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近年，随着青藏高原考古的持续推进，一批吐蕃时期的金银器陆续出土。这些器物制作工艺精湛、形制丰富多样，涵盖容器、装饰品、马具与马饰等多个品类，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已成为研究吐蕃文明的重要实物载体。尽管当前学界对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既往研究多聚焦器物本身的观察，缺乏与出土背景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在文献运用方面，对吐蕃文献尤其是古藏文史料的挖掘与利用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吐蕃本土的社会语境。文章梳理新发现的金银器材料，结合古藏文文献等记载展开互证研究，以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此外，针对吐蕃金银覆面进行个案探讨，根据考古出土信息并结合早期文献记载，对其丧葬内涵、制作工艺及文化传播途径展开初步分析。通过梳理近年来吐蕃金银器的材料，从中可以窥见青藏高原本土文化因素与来自中原地区、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织融合的图景，为深入认识吐蕃社会生活与丧葬制度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
丹珍央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六世班禅晋京”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始终坚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核心要义，坚持政治认同为根本、文化认同为核心、情感认同为纽带，传承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根本前提，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六世班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精神为引领，推动情感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周叶中：以法治筑牢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铜墙铁壁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此同时，这部法律还规定了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方向指引。
西藏仲巴县顶琼洞穴遗址考古简报2021年，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顶琼洞穴遗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局部试掘工作。顶琼洞穴遗址为一处自然形成的大型溶洞，其结构总体上可分为上下两层。洞内地表埋藏有大量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遗存，经统计分析，洞穴内人类个体至少有100个、动物个体数至少有350只。遗物较少，发现32件（组），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竹器、草编器和毛织物等。根据洞穴内出土的骨骼与遗物样本的碳十四数据分析结果，该遗址的年代显示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结合洞内埋葬习俗，作者认为这是一处公元前后人类持续利用的特殊洞穴丛葬遗存，为研究西藏早期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例。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其相邻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木斯塘以及西藏西部阿里等地基本相同，为构建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跨喜马拉雅山地文化交流研究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王瑞雷：从元明清皇室旃檀佛像供奉看多民族文化交融旃檀佛像自传入中原以来，即被尊为护国报恩之正统瑞像，深受中国历代帝王崇信。迨至元、明、清时期，此一信仰更趋隆盛。其源流演变与典故传承，始终与皇权正统紧密交织，相关图像之传播亦折射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复杂图景。文章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乃宁寺所藏“大明永乐十年四月十七日施”旃檀佛卷轴画为研究对象，重点考析画面中汉藏文合璧题跋“大明皇帝御制旃檀佛像赞”。首先，结合具体历史情境，提出该卷轴画当为明宫廷为永乐皇帝53岁寿辰所制御礼；其次，综合文献与图像等多重证据，围绕题跋前半部分所述“旃檀佛缘起”，将其与元代《佛祖统纪》及翰林承旨程钜夫于延祐三年（1316）所撰《敕建旃檀瑞像殿记》等文献进行比对，辨析该卷轴画中“旃檀佛缘起”内容的文本依据；最后，依托相关史料与现存文物，探讨明清时期旃檀佛像在皇室供奉中的具体实践方式，以及这一瑞像如何被持续运用于形塑与深化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
杨铭：论“外甥王”（དཔོན་རྒྱལ།）封授机制与吐蕃早期政治格局——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中心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吐蕃大事纪年》为核心史料，结合《吐谷浑（阿柴）纪年》《册府元龟》等藏汉文文献及学界研究成果，探究吐蕃“外甥王”（དཔོན་རྒྱལ）的封授机制、传承脉络、政治作用，及其在吐蕃政治制度演变中的价值。研究厘清了“外甥王”称号先授予达延世系、后转授吐谷浑世系的传承过程，考释了“དཔོན་རྒྱལ”为“དཔོན་ད་རྒྱལ”的缩写，并梳理了两大世系获封者的核心政治活动。文章指出，“外甥王”是吐蕃宰相制度从“独相制”向“众相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由赞蒙赤玛伦推动设立的政治符号，其核心作用是与“论”“尚”势力形成三方制衡，拱卫赞普王权。坌达延世系的“外甥王”曾位居吐蕃核心权力层，而吐谷浑世系获封后，该称号逐渐从权力象征演变为荣誉象征。研究还揭示“外甥王”封授遵循“同一时期仅一人受封”原则，是吐蕃笼络小邦势力、“以浑治边”的重要手段，其设置与演变展现了吐蕃多族群、多势力共治的政治格局，为理解唐代吐蕃的多元化政治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
扎洛、敖见：“冈日多增”（གངས་རི་རྡོར་འཛིན།）职事考“冈日多增”是历史上管理西藏阿里冈仁波齐周边寺庙及朝山活动的宗教官员，早期由止贡寺派遣，后期由信奉竹巴噶举的不丹政府派遣。18世纪以来，“冈日多增”利用其特殊身份，通过收取贸易税等方式积累财富，扩大属民规模，为不丹政府贡献财税。“冈日多增”特殊的权力形态引发了有关其角色和性质的讨论，印度和西方学者多认为“冈日多增”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称其所辖之地为“飞地”。文章根据历史档案和田野调研资料，认为按照西藏传统的土地持有理论，“冈日多增”管辖属民、收取赋税，表明其拥有征收“内差”的权力；而其属民同时要为噶尔本、宗本等封建政府承担差税义务，即“外差”，表明其最终所有权仍归西藏地方政府所有，这与西藏各地封建庄园的经营形态并无明显区别。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函件往来清晰显示，西藏只承认不丹所派“冈日多增”为宗教事务管理性质，不承认其为行政官员。因此，“冈日多增”所辖寺庙、村庄属于特殊的宗教封地，将其表述为现代法律意义上具有排他性质的“飞地”，属于定义错误，应予纠正。
肖武：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促进型”法治表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对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关键机制和保障措施等作出全面规定，构建起了覆盖国家、社会、公民等各方主体，兼顾团结稳定与发展进步、政府推动与社会协同、权利保障与责任落实、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差异性、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全方位、全链条制度体系，是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各类法律法规的系统化集成和法治化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构建起了以宪法为根本法，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主干，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为重要支撑，覆盖民族事务治理各领域、各层级、各环节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坚实法治保障，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由此将迈上新的台阶。
边巴拉姆：从规范到治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视域下现代化新西藏的法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西藏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供专门性法治保障，与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度契合、有机统一。面对边疆治理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高质量发展与长治久安建设的现实需求，这部法律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全局，回应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实践，明确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准则，固化各民族团结奋斗价值内核，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构筑法治屏障。新时代新征程，须以党的领导完善法治实施体系，以精准落地健全配套机制，以文化浸润深化共同体建设，以统筹兼顾协同发展与安全，将法治思维贯穿雪域高原治理全过程，为谱写西藏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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