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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德:这座辉煌的吐蕃时期建筑也有浓郁的中原风格——拉萨大昭寺管见
大昭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在此后长达1300多年的时光里经历了兴建、废弃、维修、扩建和定型的过程,最终形成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1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1961年,大昭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予以高度评价:“大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并且开创了藏式平川式寺庙布局规式······”
展丽丹:汉藏艺术交融的精品——清代刺绣佛传故事唐卡管见
布达拉宫藏刺绣佛传故事唐卡是一幅清代汉藏艺术交融的精品,以释迦牟尼佛传记故事唐卡为蓝本,采用中原地区传统刺绣工艺制作而成,其制作时间约在18—19世纪。
陈立华:喜饶嘉措与近代汉藏文化交流
喜饶嘉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喜饶嘉措及同时代的汉藏有识之士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发挥了积极作用。喜饶嘉措也是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先驱之一,他是民国时期在内地国立高校介绍宗喀巴三士道思想的第一位藏族僧侣;他与太虚大师的交往,以及受到汉藏教理院等内地新式佛教教育的启发,设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创建藏传佛教最早的现代僧伽教育的贡献不容忽视。
郑应友、侯霞:基于Bibliometrix的西藏生态经济领域研究现状、热点探析与趋势展望(1984—2022)
围绕中国知网数据库1984—2022年间关于研究西藏生态经济领域的期刊文献,分析该领域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这对于厘清西藏生态经济发展规律、发掘新的研究课题,促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西藏生态经济领域研究趋势受国家及本地区宏观政策影响较为明显,目前尚未形成核心的作者合作群体及以某一机构为中心的合作模式。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生态旅游、生态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及绿色发展等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等在未来西藏生态经济领域研究中潜力较大。
周薇薇:经典文艺作品对西藏文化传承的影响分析
当代经典文艺作品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洗衣歌》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蕴含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和丰富的民族团结情。西藏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洗衣歌》及其衍生作品《松则亚拉》,对西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和引导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在润物细无声的以文化人、以艺载道的文艺氛围中,感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恩情,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好(下)
6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青海、宁夏两地考察。此行贯穿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体现出我们党着眼“两个大局”的大视野,有助于广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总书记此行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大意义,《中国民族报》邀请专家学者展开学习研讨。
崔禄春:深刻把握西藏人口、人心、人才战略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围绕着“人”也凸显着“人”,始于“人”也归于“人”,主体是人,目标也是人,其本质和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的历史进程中,十届西藏自治区党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指引,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西藏区情,明确提出把人口、人心、人才战略(以下简称“三人战略”)作为解决制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重大论断,科学回答了事关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供了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南。
邱熠华:江孜抗英的英雄故事
7月1日,“宗山号角——纪念西藏江孜抗英保卫战120周年主题展”在西藏文化博物馆开幕,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纪念江孜抗英斗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也在当日一同召开,旨在深入挖掘并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这段历史。为此,中国西藏网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邱熠华,就江孜抗英的英雄故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梁俊艳:纪念江孜抗英保卫战弘扬民族精神
7月1日,“宗山号角——纪念西藏江孜抗英保卫战120周年主题展”在西藏文化博物馆开幕,同时,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江孜抗英斗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也顺利举办。两项活动共同聚焦,旨在深入挖掘与传播这段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江孜人民的英勇抗争。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及其现实意义,中国西藏网记者特别采访了研讨会的受邀嘉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梁俊艳研究员,共同回顾那段悲壮的历史。
们发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强调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这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乃至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当前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贯彻与实现,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
邹立波:清代前期经略西藏与川藏道上的将军信仰
延续前代奉祀武将为神的信仰文化传统,清初以来川藏道上的将军信仰及其传说故事不断发展,向西传入青藏高原。这一进程反映出川、滇等直省在清代前期经略西藏过程中的地缘政治关系。清代的将军信仰活动与川藏道上的政治事件、自然地理、边茶贸易、官祀行为息息相关,也是兼纳藏文化、汉文化的信仰共享与不同身份奉祀群体社会互动关系的集中体现。汉藏文化交融研究不应简单地将汉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应当注意到内地不同地域人群传播汉文化的路径差异及其对青藏高原的各自影响。而道路“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相当复杂、综合的历史过程,需要努力呈现并拓宽道路整合中国历史脉络的研究面向。
沈晓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民族典籍英译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翻译行为,更是一项民族外宣工作,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成为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内生动力,可在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持续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尤其在实践维度可形成民族典籍英译的实践系统,提升民族典籍英译效果。围绕该实践系统,民族典籍英译可从翻译模式、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三个层面分别采用“以我为主”“文化传真”和“深度翻译”的路径,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翻译目标。
董晓绒、何娜: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心”路径——基于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视角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必然议题。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培育积极社会心态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要求。从内在逻辑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提供方向指引,而积极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作用的心理基础。从实践进路来看,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所以首先要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物质基础;其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精神力量;最后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社会心理服务能力,蓄能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心理动力。
罗宏、孙昭亮: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与启示
藏文文献对清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治下汉、藏、满、蒙古关系的阐述有其特殊的理解。在涉及清代政教相关内容的叙事中,藏文文献往往将“汉藏蒙”并置为一个整体,“满”常被融入汉的相关叙述之中,从而达成了“汉藏满蒙”共同体的共识。该观念的形成是元代以来藏文文献中多民族历史书写传统的延续,也是清代汉、藏、满、蒙古等各族关系发展的写照。文献作者对清朝国家和民族关系,以及藏族在多民族国家中地位等问题的现实考虑,也助推了“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这一认识被藏文文献书写者所普遍接受。
乌云毕力格:清代内蒙古两个寺庙的活佛转世与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可靠的档案资料,考证了清代内蒙古乌珠穆沁右翼旗两大寺院活佛转世的传承,纠正以往的错误说法。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强调研究中的史料学方法问题,重点指出正确利用田野调查方法与田野所获资料的重要性。
袁爱中:清代邸报中的西藏镜像与中央政府治藏互动关系考察
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的同时也服务于边疆治理。通过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可以发现邸报发挥了宣达皇命、沟通上下、分工协作、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的信息传播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充当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工具,便利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连接、联系,确保了清代“大一统”治理格局以及西藏局势的整体稳定,也增进了各界人士对西藏的关注和了解。
唐婧、靳海波:加快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石硕等:“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汪洪亮、张露:李安宅的藏学研究及其汉藏关系论
李安宅是我国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根基,也有扎实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素养,具备多视角、多学科、多维度考察涉藏地区社会的优势。其藏学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视历史文献;既着眼于基础研究,又放眼现实问题,最终落脚点在于沟通汉藏,对国家建设、民族关系做出理性思考。李安宅的藏学研究源于西北之行,集中在拉卜楞寺调查,延及汉藏关系及中华民族整体性论述。他明确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藏地区与内地应互助共进。他超越学界对其定性的“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从汉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对中华民族整体性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将汉藏关系史放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叙述中,着力调和“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李安宅对中华民族理论的有益贡献。他在承认中华民族内部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真正统一”原则下的“区域分工”,志在巩固国家认同。这是李安宅建构在整体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实整体的文化模式的学术努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述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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