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昭义：民国特使察隅巡边标界史实续考

【内容摘要】新发现的四川护理总督胡景伊等于1912年10月20日致袁世凯及国务院的电报，可对民国元年特使蒋凤祺赴察隅南境巡边标界作进一步考释。针对1912年初英印派遣军队非法侵入察隅南境，蒋凤祺奉命巡边，识破英印军非法在传统习惯线以北抢占要地的战略意图，于亚必曲龚竖立中华民国界牌。该电报是确证我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历史证据，能够进一步揭示英印“战略边界计划”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侵略性与扩张主义本质，深化对当时川滇两省西征的认识。

【作者简介】吕昭义，1948年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转载声明】转载本文仅供读者交流使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1912年6月中国特使赴察隅巡边并在亚必曲龚竖立界牌，是继清末赵尔丰部属在此标界之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行动。关于此事笔者曾撰文考释，指出宣统二年（1910），在英国和英属印度策划将中印传统习惯线从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北移至山脊以建立封锁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边界计划”之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遣程凤翔率边军后营进驻察隅，到察隅南境亚必曲龚竖立旗帜，建立界牌，标示边界。1912年6月间，一位中华民国特使赴察隅，会同察隅县委员苟国华，南下巡边，并于原程凤翔部标界的位置再竖立“中华民国川边察隅南界”的界牌。

之前的研究，考释中华民国特使赴察隅巡边标界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笔者搜索有关汉文史料，但久久未得，只得于2012年特使巡边标界一百周年之际撰文纪念。由于没有相关汉文史料的考证，诸多史实尚不明朗。第一，特使究为何人？在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Wilkingson）1912年4月21日信件所附特使从成都出发赴边的报道中，特使姓名的英译文为“Chiang Feng-ch'i”，而1914年2—3月间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政治助理官员奥卡拉汉（O' Callagham）带队再至亚必曲龚见到这块“中华民国”界牌，其上标示的特使为“Chiong Fong Chi”。显然，两者就是一人，然而孰对孰错？还原为汉文究为何人？难以辨识。第二，在派遣特使前，该年年初英印为实施“战略边界计划”派遣远征军非法侵入我国藏南地区，其中一个分队侵入察隅南境，特使的派遣是否与此相关？换言之，特使的派遣是否有切实的针对性与目的？第三，特使对非法进入察隅南境的英印军活动情况有何发现，对其意图作何判断？作何种应对？第四，在特使巡查后，四川和云南的军政府奉命西征，西征与特使的巡边是否相关？换言之，川滇的西征除挽救川边和西藏的危局外，是否还兼具抵御英印侵占中国固有领土的目的？

一、“中华民国川边察隅南界”界牌的电稿

2019年10月，笔者赶赴台湾省，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民国外交部档案中查到1912年9月四川护理都督胡景伊、副都督张培爵致袁世凯、国务院、蒙藏事务局关于特使赴边竖立界牌的电报译稿。以下为该电报译稿的抄写件：

袁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蒙藏事务局钧鉴：

午密。本年春间，由筹边处总理黄煦昌派员蒋凤祺带翻译、向导驰往杂（“杂”即察隅，在汉文文档中这一地名有不同书写，如咱义、杂瑜、杂、杂喻等，1910年程凤翔部进驻该地后，赵尔丰奏准设县施治，定为察隅县——引者注。下同）迤南沿边一带调查情形去后。今据该员会同杂设治委员翁（苟）国华呈称：委员等四月十五日率兵十余名及熟悉土语夷民、强壮背夫，裹粮负幕，溜渡龙川江西岸，沿江南行至洒马半站。峥崖峭壁，渺无人迹，日行数十里，于十八日抵亚必地方，即亚比冈，东临大江，南邻猓境，北接瓦陇，居高临下，形势峻险。山岩次第，连展两坪，均广卅余亩。去年英兵两营来此，上坪结有瞭望棚，下坪亦结营棚五十余间，棚顶四壁均毛草为之。修路十余里，直达营棚，面宽八尺，平坦如坻。棚侧大石，刻有英文，译曰：一千九百十二年陆军中尉官率工程队及矿夫到此纪念。英人未到时，国华曾竖界牌、龙旗于旧日界址。乃英人修路刻字均入界牌三里之遥，甚至测绘深至洒马，游弋已至八子通。英兵之来，或谓虑杂喻设员，猓为边有，或谓因满清推到，乘机侵占。而猓境入共有三道，亚比最占形胜，所侵虽仅三里，然我必弃东岸之徐（德）能，西岸之瓦陇，退扎打曲通高坪，始有险守。凤祺因于旧界牌侧，另立木质新界，书：中华民国川边杂南界等字，并留国旗一张，英文函一件，交国华手，以备将来交涉等情，呈请核示前来。

查亚比向属边地，隶我版图。英人乃竟乘机越界屯兵，修路刻石，蓄意侵占，若不急为之谋，必将得寸进尺，后患无穷。当如何与该国交涉查办之处，事关重大，应请大总统、大院、大部详筹密示，以资遵行。胡景伊、张培爵叩。尤。

从此份电报终于得知赴察隅巡边标界的特使为蒋凤祺，上述英文界牌上的“Chiong Fong chi”为抄写之错误，当依务谨顺翻译之“Chiang Feng-ch' i”。发报人为胡景伊、张培爵，前者时任四川护理都督，后者为四川都督府副都督、民政长。电文末注以韵目代日“尤”（以下将此电稿简称为“尤电”），发报日期当为民国元年九月十一日，即1912年10月20日。电文第1页夹缝中注外交部收存日期九月十三日，即10月22日。

电稿转呈蒋凤祺关于赴察隅巡边考察及标界的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蒋凤祺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两部分，一为陈述英印派遣军队越界侵略活动，一为报告在原赵尔丰所部建立“中华帝国界牌”处建立“中华民国界牌”。

“尤电”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包含的信息，还在于这些信息将中外文档中有关记载之分散孤立者融会贯通，模糊隐晦者揭示明朗，错讹不确者辨别匡正，有助于对于察隅南界民国界牌竖立的缘由、过程及意义，以及川滇西征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

二、蒋凤祺的出使与巡边标界

1910年10月英属印度总督明托（Minto）在其即将卸任之际提出“战略边界计划”，图谋将中印边界东段从原有的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行走的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山脊。哈定（Charles Hardinge）继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坚持明托提议，并报请英廷批准实施“战略边界计划”，以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威廉森被杀为借口，分别向中国西藏地方管辖下的门隅、珞瑜、察隅地区派遣军队，勘测地形，刺探民情，为其所谓“战略边界”走向提供依据。英印进犯察隅地区的军队由继任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的邓达斯率领，分为两路，一路进入杜莱河谷，一队由邓达斯亲自带领溯“洛希特河”而上进入察隅地界。

英属印度此次侵犯察隅正值中国清朝覆亡之际，川中政局激烈震荡，变端频发。1911年5月四川发起“保路运动”，6月17日在立宪派的主导下建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声讨盛宣怀卖国，号召“文明争路”，各地绅民应者云集，全川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会。8月原川滇边大臣赵尔丰入川接替同情立宪派的王人文，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7日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并下令枪击到总督衙署请愿的群众，酿成“成都血案”，引发“保路运动”迅速从“爱国护路”发展为“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武装斗争，各地发动起义，围攻成都。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入川，荥经、雅州等地同志军沿路阻击，双方在大相岭展开战斗。清廷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免除赵尔丰四川总督职务，留任边务大臣。武昌起义后，赵尔丰联合立宪派及成都士绅于11月27日发布《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脱离清朝，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同盟会四川领导人尹昌衡任军事部长，约定赵尔丰离蓉赴川边办理边务。赵尔丰并未按约赴川边，而是拥兵蛰居成都，窥测时势。12月8日，原清军巡防军发动兵变，蒲殿俊出逃。尹昌衡调集新军平定兵变，建四川军政府，尹昌衡出任都督。兵变之际，赵尔丰密令傅嵩炑调集边军来川，妄图夺回政权。尹昌衡截获赵尔丰密令，于12月22日诛杀赵尔丰于皇城明远楼，随即派军击溃东进之边军，生擒傅嵩炑。尚在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之际，重庆同盟会也发动起义，建立“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成都四川军政府建立后，四川、重庆双方谈判，于1912年3月11日合并两地军政府，名称仍用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

四川政局稍定，但川边形势急剧恶化。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兵举事，劫持驻藏大臣联豫，宣言回川“革命”。英属印度总督哈定得知拉萨发生兵变，召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密谈。在哈定的唆使下，达赖喇嘛“密檄康地僧徒，嗾蛮民仇汉”，并派遣达桑占东回藏煽动武装暴动。达桑占东组建僧俗民兵，自任总司令，于1912年初大举东进，围攻川边各处改流地方，察隅也被阻隔、围困。此时，大部分边军已被傅嵩炑东调入川策应赵尔丰复辟，仅存驻守察木多的彭日升营和驻守打箭炉的顾占文营。傅嵩炑被擒后，留守边军推举顾占文为统领，但防务空虚，士无斗志，军无纪律，无力挽回颓败之势，只能困守巴塘。

在此困苦危急的情形下，顾占文接到察隅县委员苟国华关于英印军队入侵察隅南境的禀报。苟国华于十一月十八日（1912年1月6日）、十一月二十三日（1月11日）、十二月初九日（1月27日）三度禀报英印军队侵犯情形，并备文请新军前营右哨开往察隅驻防，请求顾占文“特派勇谋兼备之将，另委谙练外务之员早为对待”。顾占文接报，无力回应苟国华的请求，只令其：“英兵到境，务会商驻防弁长和平以待，万勿激烈，致生交涉。”在这期间，苟国华还致函盐井驻军，请其转报。顾占文接盐井驻军报告后，回复称，英兵入侵事“已据杂瑜苟国华报告也”。苟国华再三禀报，其焦虑急迫情见乎辞，而顾占文的态度，也实出于无奈。顾占文批复苟国华的同时，也将其禀报转呈国务院及四川当局。

尹昌衡主政四川，虽百务缠身，但挽回川边危局，防范外人侵犯是首要之急务。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初，尹昌衡即委任黄煦昌为“炉边宣慰使，执行前清边务大臣事”，又于四川军政府下设筹边处，黄煦昌总理其事。黄煦昌任事后即派遣蒋凤祺巡查察隅、珞瑜。据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在1912年4月21日信件所附关于蒋凤祺及其翻译启程前往察隅的报道，蒋凤祺出发之日当为此前一至二天，即阴历之三月初。

查考“尤电”，蒋凤祺当于阴历四月十日前后到达察隅县设治处绒密，与苟国华商议后，于四月十五日（5月31日）启程赴察隅南境，“尤电”记其行程：

溜渡龙川江西岸，沿江南行至洒马半站。峥崖峭壁，渺无人迹，日行数十里，于十八日抵亚必地方，即亚比冈，东临大江，南邻境，北接瓦陇，居高临下，形势峻险。

电文中之“龙川江”，即为现今之察隅河，在英国及英属印度文档中称为“洛希特河”（R. Lohit）。宣统二年（1910）段鹏瑞奉命踏勘门空、桑昂、杂瑜诸地，在其《杂瑜全境舆图》中记为绰多穆楚河。宣统三年（1911），夏瑚宣慰僜人，也从绒密出发，因其“怯溜索，以皮船渡之”。“洒马”位于察隅河西岸，也译写为“沙马”“沙美”，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中记为“撒马”，在其给赵尔丰的察隅县地亩、户口、牲畜、税赋册报中于下杂瑜西岸一带项下登记该地有居民7户。“亚必”，即亚必曲（英文记为叶普克河，R. Yepuk）。“亚必冈”，为亚必曲龚，即亚必河流入察隅河之河口地段，段鹏瑞绘制的《杂瑜全境舆图》中载有该地，且标示为程凤翔所部插旗标界处。“瓦陇”，位于察隅河西岸，又记为“瓦弄”，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中标为“窪隆”，在其地亩、户口、牲畜、税赋册报中下杂瑜西岸一带项下记为“娃隆”，有居民1户。

蒋凤祺到达亚必曲龚后即调查英印军侵犯情形。据“尤电”，英印军在亚必曲龚平坝结扎上、下两处营棚，修筑道路，且由此北上活动，“甚至测绘深至洒马，游弋已至八子通”。洒马地理位置已如前述。“八子通”，似为今之“巴安通”，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中洒马以北的“博安桶”，或为其地。

更为重要的是蒋凤祺在原程凤翔部建立“中华帝国川边察隅南界”以北三里之遥，亲见英印军所筑道路及刻石碑文。他推断英人此举的意图为：

猓境入共有三道，亚比最占形胜，所侵虽仅三里，然我必弃东岸之徐能，西岸之瓦陇，退扎打曲通高坪，始有险可守。

此段文字中，“猓境”当为僜人地域，在英印的文档和西方的著述中将僜人记为“密西米人”（Mishmis），并将其分为若干支系，下文中的“米朱人”（Mijus），即其中之一。宣统三年夏瑚宣慰僜人，于七月初八日（1911年8月31日）进至亚必曲龚，九日（9月1日）在随同其出使的亚必曲龚附近居民扎噶的引导下巡查1911年1—2月间英属印度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威廉森率队窜行至亚必曲龚竖立旗帜处，记述其地：“其形势东西为一小河沟（即亚必曲），水向东流注于大江（即察隅河），其南岸为猓猡界，北岸属察隅县，插旗之处在河南，百姓沿河而居，仅十余户。据扎噶云山里尚有数十户，原属杂协傲管辖，总其名曰下杂。”威廉森插旗后，见程凤翔所部插立大清龙旗，并到附近村民家，得知该地已为程凤翔部接管，并发有“护照”，遂拔除所插旗帜离去。

电文中之“徐能”，错，当为“德能”。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标记为“得哩”，在其户口税收普查册报中东岸一带项下登记“得哩一户”。“打曲”，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中喀耗对岸以北不远处有标记为“打曲”的溪流注入察隅河。舆图中未记有“通高坪”，“尤电”之意似为从打曲通向某一高地的平坝。

从上述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来看，蒋凤祺所言堪称一语中的，切中英印军在原“中华帝国川边察隅南界”以北三里修筑道路、刻石铭文的军事战略图谋的要害。1912年英印远征军结束侵犯中国门隅、珞渝及察隅地区的活动后上报关于勘测“战略边界”走向的报告。总参谋部依据呈送的报告，对明托提出的“战略边界”走向进行若干修改，其中对“洛希特河谷”地段边界走向的修改如下：

边境哨所的位置在麦尼克赖（Menilkrai），这一中国竖立其龙旗以标示他们在洛希特河谷最南端边界的地点，不能提供边界线的标记，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显然具有不容许我们在瓦弄（Walong）这一河谷内唯一适宜的地点建立边境哨所的意图。瓦弄是一个建立哨所的理想之地，它地势高耸，控制着该地以北的河谷两岸，有利于修建牢固的哨所，在其所在的高地上有三条小溪流淌而下，水的供给没有一点儿困难。

边界线迫切需要阻止中国人进入上至沙尔提(Saalti)并抵达康提垄（Hkamti Long）的道路和上至托曲河谷（Torchu Valley）抵达窦河谷（Dou Valley）的道路，这两条路从洛希特河谷岔出并沿河谷两岸平缓的支脉上行至山链，因此边界线应在这两条路从洛希特河谷岔出处以北的某个地点穿越洛希特河，还应将格勒-达克鲁山口（Glei-Dakhru pass）划分在我们一侧。这个地点应当在瓦弄以北数英里。

瓦弄在上世纪中期尚为密西米人所居住，现在是西藏牧人为密西米主人放牧牛群的场地。在洛希特河的左岸有三个西藏小村子，即喀耗（Kahao）、冬（Dong）和提奈（Tinai），每个村子有一二间房屋，如果将其囊括在边界线我们一侧，就要对他们作出安排。其中两个是不久前得到默许才居住进去的。三个小村的居民总数不超过50人，都是米朱人雇用来辅助他们放牧牛群的。

此文中，“麦克尼赖”即夏瑚日记所载的“闷空”，程凤翔所部竖立旗帜及界牌处所在该村以南。“托曲”，即为“尤电”中之“打曲”。“格勒—达克鲁山口”，即中国地图中的格勒山口，该山口以下即为僜人居住的杜莱河谷地。夏瑚宣统三年夏秋奉命进入该谷地，宣慰僜人诸部，绘制舆图，登记户口地亩，委任地方官员。“喀耗”，即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图中之“呷荷”，位居绰多穆楚河东岸，其北有一条未标名的小溪自东而西流入察隅河，对岸以北不远处即为自西而东流入察隅河的打曲。“冬”，考其位置当为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之浪巴或其附近。“提奈”即“德能”。

毋庸赘言，英属印度和英国修改原明托提出的“战略边界”在“洛希特河流域”走向的意图即在于侵占战略要地瓦弄，控制中国僜人地区及缅甸西北的通道，阻隔中国与英属印度东北地区及英属缅甸之间的联系。

还须要指出的是，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私下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非法交涉，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该线在“洛希特流域”的走向为：自西向东穿过格勒山口，西南下行后沿托曲（Tho Chu）北岸平地向东横跨“洛希特河”，再逆德能以北的德曲（Di Chu，即上述段鹏瑞《杂瑜全境舆图》中未标示名称的小溪）北岸平地东行经达鲁克山口进入缅甸。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承袭上述侵占军事要地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基于上述判断，蒋凤祺采取两项对策。第一，在原程凤翔竖立界牌处设立“中华民国川边察隅南界”界牌。据英国印度事务部文档中邓达斯的报告，此界牌并非蒋凤祺巡视之时竖立，而为其返回察隅制作完成后再派员携带至其地竖立，并搭建木棚遮蔽风雨。此次建立的界牌以汉、藏、英三种文字书写，“尤电”记汉文界牌，未载建牌者和日期。邓达斯记其英文：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Chuan Tien Tsa Yu of Chinese Republic established by special Commissioner Chiong Fon Chi and magistrate of Tsa-Yu, Kes Min Chin-Tsa-Yu, June 9th 1912.该年阳历6月9日，为阴历四月二十四日，距离蒋凤祺到亚必曲龚巡边已有6日，界牌上的日期当为返回察隅后界牌制作的日期。

第二项对策即“尤电”中所说“留国旗一张，英文函一件，交国华手，以备将来交涉”。如上所述，苟国华曾在给顾占文的禀报中要求“派谙练外务之员”前来交涉，蒋凤祺到察隅之时英印军远征队早已撤走，故交给苟国华“国旗”和英文函件，以备日后英印军再来侵犯时作为交涉之用。这里所说的“国旗”当为中华民国之五色旗。从“尤电”来看，蒋凤祺办理此两事后，即离开察隅。

三、川滇西征与“尤电”的拍发

蒋凤祺所办两事只是临时应急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防范英印之侵占。当其尚在察隅之时，即向川督尹昌衡报告其巡边情形及川边凶险的战局。尹昌衡接蒋凤祺报告，决心出兵西征，以挽回川边之危局和防范英印对察隅南境之侵占。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一日（1912年6月6日）尹昌衡致电在武昌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

藏卫消息不通，最近变乱情形，屡电滇转江孜，皆未得复。顷据专员探报：巴塘西南一千五百七十里之杂瑜南境与英属印度阿萨密交界地吏［理］珞瑜，前英兵窜入并树志国旗，但无战事。又里塘南五站之乡城，已为蛮寇所陷。以上两处皆属四川边地，除迅速派兵前进，并一面侦探……

此电文中之“专员”即为蒋凤祺，其中称“察隅南境与英属印度阿萨密交界地吏（理）珞瑜”，引用书籍之编辑者将原电稿中之“地吏”改为“地理”，从整句来看应为“地方”更为贴切。电文将察隅以南称为“珞瑜”，是错误的，应当为僜人地区，珞瑜尚在其西。将僜人地区误认为珞瑜，这在其时的多种文报中时有出现。

黎元洪于五月一日（6月15日）将尹昌衡电稿转电袁世凯。在此之际，蜀军北伐司令熊克武、云南都督蔡锷也致电袁世凯，报告川滇边险情，请求出兵进援。

五月九日（6月23日）国务院致电尹昌衡转达袁世凯令：“川省与西藏唇辅相依，历来筹办藏事，皆以川为根本，该督迭次来电，亦以藏事自任，务即拣派得力将领，带队由巴塘一带疏通道路，节节前扎。”

五月十一日（6月25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除报告藏局外，还转呈顾占文关于英印军入侵情报及其请求：

据顾统领来文，英官长官都拉蓑、锁伏来二员在珞瑜修整道路，意尤叵测，一面飞驰察木多彰［彭］营严密侦防外，应请贵处速呈都督主裁，并［札］催吴宣慰（应为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时尹昌衡委任的“炉边宣慰使黄煦昌”）迅速到边。

顾占文所报英印军入侵情况来自苟国华的禀报。十一月十八日（1912年1月6日）察隅县委员苟国华接德能村民报告“洋兵已至德能村，约有三百余人”，在苟国华拟写呈送边军统领顾占文的禀报之际，又接“有热巴夷民白马曲批来报称，洋人约有千余人，已至瓦弄，距波密两站”。苟国华派通事杨万全奔赴瓦弄探查情形，二十三日（1月11日）杨万全报告洋人在瓦弄建造草棚，在界南修路。十二月初四日（1月22日），苟国华再派上、下察隅小头目二人、通事杨宗汉、前营右哨哨兵晏大旗五人前往瓦弄，初八日晏大旗返回报告：“大旗等四人直至彼族营中，与彼族官长一名都拉蓑、一名琐伏来相谈。该琐伏来尚能汉语，据云，彼等来此亦与吾边军分防各地情形相同，亦无他事也。”晏大旗暗查来瓦弄的洋兵“约有四百之谱，均有器械，日在界南一带修路宽五六尺”。晏大旗等人会见之英官都拉蓑，即为前述率领英印军分队溯“洛希特河”进入察隅南境的邓达斯，所说“日在界南修路”，当为其时英军筑路尚未及边界，待蒋凤祺等南巡之时见到所筑道路已越界深入数里。苟国华将前后数次探访情形报告顾占文，同时驻防盐井的边军也探得英人入侵消息，转报顾占文。

尹昌衡在此电文中提出，“前后两藏均已危殆万分，当由昌衡、培爵筹拨陆军一支队，随同筹边宣慰使克期入藏”，并请袁世凯统筹经费及与英驻华公使交涉。

次日，尹昌衡再电袁世凯，提出解救边藏危局的两项办法，一为“派遣川滇各边劲旅，星夜赴援”；一为“收集驻藏陆军，背城一战”。关于第一项办法：

川边已由昌衡、培爵飞驰察木多、巴塘一带防军兼程西进，更遣支队接续；滇防滇边，由应恳大总统令饬云南都督迅派兵队，两面齐举。

随后，尹昌衡还提议委任熊克武为西藏经略使“进防藏卫”。就在与袁世凯电报往返之际，川边局势瞬息剧变，尹昌衡意识到要挽救危局，绝非仅由黄煦昌带一支队所能解决，于是毅然决定亲自率军西征。尹昌衡在其《西征纪略》记述其事，黄煦昌任炉边宣慰使后，面对川边危局，“亟请兵，议十余次，兵饷仍无着”。尹昌衡抱病出席会议，“煦昌历述危难，声泪俱下，众皆叹惋”，然会议仅决定“以第三师十一团朱森林援边藏，月饷五万两”。尹昌衡愤然而起，批驳出兵一团为“一杯水救一车薪火”，历数其“十失”，声言“当此存亡一发，惟有昌衡亲征，足以去十失，而开十利”，并宣誓其决心“国家成败，在此一举。余愿前趋以当敌，令各师出军两团，或无推谢。有不愿者，从之以军法”。尹昌衡力排众议，举荐胡景伊护理四川都督，于六月十四日（7月27日）奉中央电令率师西征。

尹昌衡兵分两路，北路由道孚、炉霍、德格西进，南路出河口，进里塘、巴塘。与此同时，殷承奉中央指令率滇军由维西出兵向盐井推进。川滇军西征沉重打击了西藏地方分离势力的气焰，西藏地方政府表示愿与中央政府和平处理善后问题。在此情形下，英国和英属印度扶持分离势力的活动从幕后教唆走到台前干预，发表“八一七备忘录”，以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为要挟，以封锁中国经中印边境入藏为手段，压迫中国政府停止西征。

袁世凯把持的北京政府对外政策以恳求列强承认民国为首务，故在与英国关于“八一七备忘录”交涉中节节退让。以革命党人为主建立的四川与云南地方军政府强烈反对向英人屈服，坚持西征。但是，如何进兵，川、滇存在较大分歧，争议的焦点为盐井属川边还是属滇。尹昌衡将盐井及其以西，巴塘、理塘、昌都等作为其战区，而滇督蔡锷及云南西征军统领殷承提出的作战计划则为自维西出兵，攻盐井，解救困守巴塘之顾占文部，再出江卡，经昌都，直捣拉萨。八月二十七日（10月7日）滇军进占盐井，并提出继续西进，攻取察隅、珞瑜的作战计划。尹昌衡、胡景伊等人反对滇军西进，川滇争执扩大。

袁世凯利用川滇争执，首先以川军独任为由，阻止滇军西进。九月十日（10月19日）巴塘解围，同日国务院致电令蔡锷，规复盐井后“滇军即可驻师，专顾滇北门户，毋庸再进可矣”，并称“川边各属，本系该省地面，川军既能独任，甚为妥善”。十一日（20日）蔡锷致电国务院转述殷承电报，仍坚持滇军西进。同日，胡景伊、张培爵拍发“尤电”，转呈特使蒋凤祺赴察隅巡边及建立界牌的报告。该报告当为蒋凤祺尚在察隅时与苟国华共同拟写，蒋凤祺离开察隅后，几经辗转到达巴塘，将报告交顾占文，顾占文电告胡景伊、张培爵等人，胡、张迅速电报袁世凯、国务院、外交部、蒙藏事务院，以此证明关于英印军侵犯察隅边境，四川军政府已有应对。此后，蔡锷、殷承屡电中央力主滇军由盐井派军队进兵察隅、波密，配合川军西进。九月二十三日（11月1日）国务院电告蔡锷，内称珞瑜、波密已有川员前往，滇军“仍应遵令勿进，免滋轻挑外衅”。在袁世凯的压制下，滇军不得不驻守盐井，不再西进。

袁世凯阻遏滇军得手，再对川军施压。尹昌衡专任西征，解昌都之围，收复陷落多地，先锋进抵江达，秣马厉兵，作挥师直入拉萨的准备，并在炉城建立边藏镇抚府，亲任镇抚使，派官员赴各地设治，九月二十五日（11月3日）报告北京政府“西入军队，大集昌、巴，前锋已行，瞬据江达。如以藏务相委，自然万死不惜”。袁世凯次日紧急回电：“民国初建，万不容轻开外衅，应仍恪遵迭次电令，暂勿深入，再候进止”；对于川藏镇抚使的命名，也恐招致英人之不满，下令改为川边镇抚使。十月一日（11月9日）国务院连电尹昌衡、胡景伊：“倘川军轻进，致启衅端，大局何堪设想……勿得进入藏境。”六日（11月14日）再电尹昌衡：“应饬军队万勿过江达以西。”

尹昌衡被迫中止入藏的军事行动，但仍坚持将察隅纳入川边治理范围，将察隅列入他制定的“全边应举诸事”的三年规划。第一年筹备诸事中，第十条将察隅列入测绘山川形势、险要扼塞的诸地；第十八条专列将电报线架设至察隅；第二十四条将察隅龙门渡列入创修渡船诸处。第二年筹备诸事中，第一条将察隅列入建设、改修衙署及仓库监狱诸地；第九条勘定珞瑜等地与英属印度阿萨密边界，竖立界碑；第十二条，展修由察隅至哈东电线；第二十五条开采察隅银矿。第三年筹备诸事中，第五条察隅列入开办巡警诸处；第八条“勘定前后藏与迤南极边与阿（英属阿沙米）、布（布鲁克巴）、哲（哲孟雄）、廓（廓尔喀）交界，并阿里与克（克米尔高原）等处边界，统竖界碑”；第十九条开采察隅银矿。

袁世凯不仅严令停止西征，还拒绝为川边筹集经费，尹昌衡的三年规划无从实施。袁世凯在阻止川滇西征后，屈从英国淫威，派遣陈贻范赴印度西姆拉举行三边谈判。困守察隅的苟国华和新军前营帮办蒋洪喜及其部属孤立无援，于民国元年冬月城破而投河殉国。

要之，川滇间关于西征的战区划分虽有争议，但双方的主旨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尤电”的拍发虽因川滇对战区划分的分歧而起，但其历史意义在于它表明：在中国亘古未有历史巨变之际，我国的爱国志士为维护我国在察隅（包括后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境域）的固有领土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苟国华、蒋洪喜等察隅军民接受民国政府委任，固守边圉，付出热血与生命。这些都将铭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结语

“尤电”是一个确证我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历史证据，对它的考释揭示出以下几点：一是特使蒋凤祺赴察隅巡边竖立界牌具有切实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派遣蒋凤祺巡边是针对1912年初英印远征军非法入侵察隅南境地区而采取的紧急行动；蒋凤祺、苟国华竖立界牌，目的在于维护我国领土主权，防阻英印侵占。二是“尤电”进一步揭示英印的“战略边界计划”的侵略属性，该计划的宗旨是在中印边界东段将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行走的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山脊，侵占我国固有领土，抢夺战略要地，以封锁和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维护英国在南亚殖民地体系。来源于“战略边界计划”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承袭了这一属性，“尤电”以确凿的事实驳斥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争议中所宣称的“麦克马洪线天然合理论”。三是民国元年川滇西征的目的既为挽救川边及西藏危局，同时也为抵御英印对中国固有领土的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