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莉等：数智时代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机理及模型研究

【内容摘要】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是维护国家安全、构建民族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资源。充分挖掘档案潜在价值，借助大众智慧实现档案价值共创和协同创新是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基于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现状以及国家法律政策和信息技术支持，将价值共创理论引入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从价值共创视角分析档案编纂价值共创体系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进而提出以多源异质资源整合为核心层、多元主体互动协作为基础层、共创生态环境为支撑层的价值共创模型，并在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赢的行为逻辑框架指导下，从制度政策、舆论宣传、数字化编纂、编纂质量控制、编纂成果呈现及推送等方面构建价值共创路径。

【关键词】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档案编纂；价值共创；共创机理；共创模型

【作者简介】莫家莉，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攀枝花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档案学；华林，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民族档案学；史仕新，成都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21JZD042）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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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要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安全稳定发展工作，先后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是各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治理活动形成的真实记录，具有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构建边疆历史记忆、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等重要作用。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是档案部门主动向社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活化档案价值和作用的重要方式，但面临着编纂力量薄弱、编纂方法滞后等困境，需要更新编纂理念、创新编纂模式。价值共创是开放创新环境下多元主体协作的新模式，被逐渐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价值共创理念引入历史档案编纂，不仅有助于汇聚社会智慧和力量，实现档案价值的共同生产和创造，而且遵循《档案法》“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立足对历史档案资源特征、价值的分析和对编纂成果及其编纂特点、编纂体例、编纂方法的考察和梳理，基于历史档案编纂困境和信息时代发展趋势，从编纂成果的著作权保护、多元主体协作、新技术应用、编研成果推送等多维度提出对策建议。部分研究者关注到档案编纂由传统线性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转变的趋势，但多关注多元化编纂的外在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分析，而缺少内在运行逻辑的剖析。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分析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机理和模型，并围绕“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赢”的共创行为逻辑，提出促进编纂利益相关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边疆治理历史档案价值共创的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档案服务创新提供参考。

一、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基础

（一）现实需要：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现状

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是指1949年以前，中央政府、地方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领域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维护边疆权益、留存边疆记忆、研究边疆经略历史等方面有凭证、参考和史料价值的文字、图表、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是主动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活化档案价值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成果丰富，形成台湾专题《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汇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等、西藏专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等、新疆专题《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锡伯族档案史料》《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案译编》《清代新疆屯垦档案史料》《清代新疆建置档案史料》等、东北专题《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等、西南专题《清代土司档案汇编》《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等、海疆专题《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等，这为边疆历史问题研究提供权威的第一手史料，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档案馆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相对于丰富的边疆治理历史档案资源明显不足，影响编纂成果质量。一方面，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数量庞大，多为手写繁体文言，行草楷篆字体各异、横竖排版并存，且因年代久远，存在稿纸破损、字迹模糊等问题，光学识别技术难以精准处理。历史档案编纂对编纂者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及古籍整理能力要求，转录、点校、考订、注释等任务耗时较长。档案馆人财物资源有限，难以独立完成历史档案编纂工作。以2022年为例，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专职人员中，博士仅73人（占0.20%），硕士2450人（占6.70%）。档案馆编纂人员较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档案编纂质量和工作周期。另一方面，传统历史档案编纂选材局限于某一馆藏档案实体范围，选材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编纂质量。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有文书档案、碑刻铭文、图录、方志、舆图、印章、家谱、日记、信札、传记、文集、账簿等种类，由于历史档案的多元属性，散存于国内外不同机构和个人手中，割裂历史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新疆历史档案文献除收藏于新疆地区的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档案馆、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新疆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社科院、新疆民族宗教委古籍办、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外，还分布于北京、南京、上海、湖北、湖南、甘肃、台湾等地，散存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瑞典、匈牙利等国。档案编纂社会化，编纂参与主体多元化是发展趋势。

二是传统编纂形式与数智时代档案开发利用方式不相适应，影响编纂成果价值实现和增值。一方面，传统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成果形式单一，多为纸质书刊，数字化编纂成果不多，虽建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时期海疆档案史料数据库”、中国社科院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南海档案及历史文献库”、厦门大学的“东南海疆研究数据库”等，但新型编研成果供给仍显不足。另一方面，传统档案编纂依赖人工开展档案的搜集、编辑、审校，编纂周期长、效率低，且编纂成果内容的完整度和客观性难以保障，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下，编纂选题往往优先服务于机构政治、考核目标，对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程度不高。此外，档案编纂成果重“编”轻“示”，多为内部发行，传播范围狭窄，展示效果单一，导致大量编纂成果无人问津，社会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大。

（二）理论基础：价值共创理论支撑

价值共创理论源于服务经济学领域，价值共创（value co-production）理念萌芽于共同生产，提出用户与企业共同开发产品或服务，打破了价值由企业独立创造的传统价值论。价值共创理论主要源于顾客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前者关注用户体验，强调价值是在用户对产品的个性化体验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企业以“用户如何利用产品或服务实现自己的目的”为目标导向，关注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质量，生产重点转向为用户营造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后者突出用户在价值共创中的价值导向作用，认为用户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用户是价值创造者，企业是价值促进者，用户与企业的互动实践将通过各方资源整合实现共创价值。总之，价值共创是利益相关者通过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而共同创造价值的重要方式，其本质是开放创新环境下群体协作的新模式。

价值共创逐渐拓展至公共管理领域，应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在档案实践领域已有体现，如雅典的“The Traditional Stone Bridge of Plaka”、英国的“Transcribe Bentham”、美国的“Click! A Crowd Curated Exhibition”、中国的“盛宣怀档案转录”、芬兰的“Digitalkoot”、澳大利亚的“Montevideo Maru”等档案文献资源众包项目的本质就是价值共创。价值共创理论为数智环境下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有利于为档案编纂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价值共创生态环境，释放档案价值。档案编纂价值共创促进档案机构和用户两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走向互动与融合，形成价值共创共同体，整合多源异质性资源，让尘封的历史档案文本在主体间的深度互动中重新“活起来”，释放档案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有助于彰显档案编纂人本化，提升编纂成果质量。价值共创强调“价值始终由用户决定”的理念契合档案服务“以人为本”的理念，赋予社会大众参与、对话和互动的权利，利于挖掘公众多样化需求，共同改进完善档案编纂产品和服务。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美国故事”展览邀请观众利用APP“访问美国的故事”用声音描述藏品和参观体验，为视障人士访问博物馆提供可能，而在此情形下观众部分承担起博物馆策展人角色，参与展览内容的筛选、分类、组织、生产和宣传等环节。社会记忆机构在利用大众智慧创造有价值成果的同时，也提升公众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三）共创动因：制度赋权和技术赋能

价值共创过程是制度与技术相互形塑的结果，制度为共创行为提供合法性与规范，而技术提升共创行为的支撑能力。一方面，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行为受制度环境与制度内容驱动。价值共创本质是一种组织行为，根植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情境，而制度环境和制度内容的变化又影响组织行为，如制度为价值共创行为的合法合规、互动环境营建、价值表达、利益冲突化解等提供保障。如2014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规范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2020年《档案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2021年《“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强部门协同、区域协同、行业协同，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这为历史档案编纂“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共建共享格局形成提供制度依据。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汇聚文化数据信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态的数据流通和协同治理”，为数字档案文化价值共创理念、手段等迭代更新指明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是推动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的有效工具。信息技术重塑社会结构，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依托“连接—分析—智能”的发展路径为价值共创提供可能。在“连接”方面，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突破传统行政机构管理壁垒，实现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虚实交融，模糊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边界，赋能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创；借助语义关联、知识图谱等技术破除数据壁垒、信息孤岛和系统异构，实现数据集聚和融合，提供价值共创基础。在“分析”方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采集、分析用户属性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用户情境数据以构建用户画像，分析用户需求、利益相关者诉求，提升价值共识达成可能性，深化档案编纂服务供给侧改革。在“智能”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线下编纂环境向线上数字编纂环境迁移，实现基于人机互动的编纂选题、档案搜集、档案整理、档案加工和考订、编纂成果展示等流程的重组与再造，提供知识服务，实现档案价值实现和增值。

二、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机理及模型

（一）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机理分析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的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是通过档案信息资源在不同部门、机构、企业或个体之间的传递、共享和使用，串联起编纂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形成以用户与档案馆的互动连接为核心，由社会公众、档案馆、行政机构、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同合作而成的价值共创网络，供求双方则依托网络结构进行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而实现价值共创目标（图1）。由于档案信息资源的流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档案编纂价值共创也是一个循环往复、持续完善调整的动态过程。

价值共创目的是构建一个供求双方互动连接的价值共创网络。网络结构中主体数量、主体关系等因素变化将导致网络结构改变，具有动态变化、开放包容和结构复杂等特征。就编纂利益相关者而言，以档案馆为代表的服务供给侧采集汇聚档案信息资源并依托平台提供相关产品，以用户为代表的需求侧对档案信息资源及其产品进一步创新开发利用，而获益的消费者又推动档案馆进一步开展档案编纂服务，进而形成“信息保存—信息开发—信息传递—信息消费—资源再供给”的良性动态往复循环；而档案编纂涉及的档案信息保存者、开发者、传递者和消费者则依托档案信息资源的流通扩张而产生循环往复的互动状态，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强化编纂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推动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互换，实现档案价值共创目标。

就档案信息资源而言，边疆治理历史档案作为公共资源，能够被社会大众所使用，并通过共享来扩大价值。档案信息资源既是编纂利益相关者间建立关系的互动纽带，也是价值增值的载体和表现。其与编纂主体深度融合，通过编纂主体之间的流转和加工，挖掘出决策所需的情报或知识，并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知识的“内化”“活化”与“现实化”，转化为生产力，形成“智慧”，完成“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演变，而档案价值跃升的同时，也完成档案信息资源价值共创的“价值激活—价值实现—价值增值”演进过程。总之，档案信息资源在编纂主体间的流动在本质上是价值的流动，而信息资源传递的过程也就是档案价值实现和增值的过程。

（二）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模型构建

数智环境下的档案编纂价值共创实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价值创造模式，是在数智赋能和制度赋权的场域或环境下，依托资源的流转和集聚以及编纂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建立和服务互换，而实现档案编纂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据此，以“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赢”为价值共创逻辑、“主体—客体—本体”为结构框架，基于价值共创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交织的协同关系，构建以多源异质资源整合为核心层、多元主体互动为基础层、共创生态环境为支撑层的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模型（图2）。其中，资源是价值共创本体，资源的数量规模、结构质量等影响价值共创的质量和水平；价值共创主体是能动要素，发挥着构建客体和控制本体的功能；共创生态环境是价值共创客体，信息技术、制度政策、社会需求、共享平台等对档案价值实现和增值有重要影响作用。

1.价值共创的核心：多源异质资源的整合

资源的流转与集聚是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得以持续运转的基础，其涵盖档案信息、技能、知识、资金、人才等资源，每种资源承担不同功能，而多样性、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与协同能够触发协同效应，创造出多样化的编纂产品或服务，完成档案价值实现和增值。一方面，边疆治理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为协同编纂提供要素基础。边疆治理历史档案来源广、数量大、种类多、结构杂、分布广。因此，要树立“大档案观”，整合档案信息资源，构建数量丰富、质量达标、结构有序的信息资源仓储，为档案编纂创造更多知识和协同增值提供要素基础。如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平台建设汇聚的数据资源不仅来源于自身馆藏，还整合1400余家机构的古籍联合目录数据、600余家机构的家谱联合目录数据。

另一方面，编纂利益相关者掌握的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为社会化编纂提供条件。异质性资源是指有价值、稀缺、不可复制难以模仿的资源。公共文化机构、信息主管部门、科研院校、信息技术公司、社会公众等编纂利益相关者掌握着信息、资金、政策、技术、人才等异质性资源，通过互动平台推动资源流转和交换，激发主体潜在资源能力，产生资源的价值增值。如需求端的用户作为重要的异质性知识的来源，以价值共创者的身份进入编纂服务供给侧，其知识技能、需求信息、评价反馈等有助于优化、创新编纂产品，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编纂服务。如Family Search依托Family Search Indexing众包平台招募数十万全球志愿者，通过平台提供的专用程序与网页参与家谱转录工作，形成超过10亿家谱记录。

2.价值共创的关键：多元主体的互动

档案价值实现和增值的过程也是编纂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价值共创视角下，编纂主体及其关系从传统的“档案馆—用户”二元互动关系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信息技术公司、档案服务中介、科研院校、社会公众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编纂利益相关者在编纂流程中所扮演角色、发挥功能和所处地位的不同，分为信息保有者、开发者、传递者、消费者。其中，信息保有者负责收集、处理和存储边疆治理相关历史记录，形成“资源池”，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记忆机构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开发者通过档案编纂的选题、查选、考订、加工、辅文编写等操作，为用户提供编纂产品或服务，以档案馆为代表，包括档案馆、科研机构、普通公民等主体。传递者是实现档案数字编纂、信息资源传递和共享的平台搭建者，包括信息技术公司等市场主体，他们为平台提供技术和硬件支撑。消费者是价值共创体系的需求端，包括政府部门、研究人员、社会公众等，其利用编纂成果开展资政、育人等工作，完成档案价值实现和增值。

价值共创主体可兼具多种社会功能和角色，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并通过资源流通而连接，进行互动，形成竞争、互利、协作等关系。编纂主体越多，关系规模越大，创造的网络价值越多，越易形成网络规模效应。在复杂的网络关系中，一方面以编纂服务供需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关键。以用户需求作为驱动档案编纂的发力点，推动档案馆主导的编纂服务供应方营造个性化的场景来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黏性，在优化编纂产品质量的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价值。如“华人家谱总目·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支持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贡献知识）的知识进化和积累，允许专家、学生和民间团体通过上传家谱、在线修谱、在线识谱、反馈和交流来贡献知识，实现数据的不断修正与增值。另一方面，重视编纂服务供应端的互动连接。以档案馆为中心，与领域知识相似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合作以深化编纂能力，与知识领域差异的研究机构、信息技术公司等合作以拓宽编纂能力范围，从深度和广度方面提升编纂服务能力。如国际合作项目“时光机”汇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学术研究组织、文化遗产机构、民间社会组织、GLAM（Galleries,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机构以及私营企业等670多个组织的资源，实现用历史大数据映射欧洲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演进目的。

3.价值共创的支撑：持续优化的共创生态环境

价值共创是一种复杂的适应行为，是价值共创主体在一定环境下，为实现主体间的互惠共赢而形成的适应性行为。一方面，价值共创生态环境对共创行为具有影响、制约和催化等作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宏观因素构成档案编纂价值共创的外部环境，对价值共创起着间接影响作用。如技术伦理造成个人隐私、数字鸿沟、知识产权、信息风险等问题，制约着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价值释放。信息技术、法律规范、信息标准等具体影响因素构成档案编纂价值共创的内部环境，对档案编纂起着直接影响作用，如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直接影响档案编纂的数据采集标准、审查标准、脱敏标准、产权权益、访问权限等问题。另一方面，档案编纂价值共创需要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主体关系结构和资源流通整合方式，通过不断与外界数据、知识、技能等要素交换，形成动态的调节机制，拓展档案编纂更大范围的自进化和新价值空间。

环境要素主要体现在技术和制度上。其中，信息技术变革是推动价值共创和价值体系进化的重要外力。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拓展档案编纂价值共创的场域与环境，包括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现实环境具有稳定性和一般性，为线下编纂提供现实基础，但受制于时空的限制，编纂主体规模较小，互动深度较低，主体间关系单向，较难广泛聚集知识、技能、经验等资源，价值共创空间有限。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构建起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场景，编纂活动移至网络空间，表现为在线编纂平台，可实现用户参与、资源传递共享、成果评价反馈等活动，完成价值共创和增值。技术赋能需要强有力的制度驱动，体系配套、内容衔接、效力互补的法律政策和标准体系可以规范多元主体协作、数据流通聚合、平台系统互联。如国内数字人文众包项目“北京记忆项目·我的北京记忆”“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等制定参与用户隐私政策，涉及“信息收集”“信息共享”“信息安全”，以规范大众共创行为。

三、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路径

（一）完善制度规范，构建互动场域，凝聚价值共识

观念决定行动，价值共创理念是价值共创实践的基础。价值共识是在思想层面凝聚最广泛的认同，能超越地域、行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推动价值共创主体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行动。一是健全制度体系，铸牢价值共创的保障基础。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认同的形成，需要制度这一强制手段的保障，而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为编纂主体提供良好的认同空间，为共创体系提供合法性认可。如《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档案法》《档案法实施条例》以及《“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大众由档案编纂服务的接受者向参与者、创造者的角色转变提供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但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因此，宏观层面应加快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的配套法规或政策的建设进程，明确主体准入标准、参与内容、参与途径、利益表达渠道、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及监督管理等内容；微观层面应结合档案馆实际和编纂需要，将编纂目标、编纂内容、实施流程、组织机构、资金保障、技术支撑和监督反馈等规定进行制度化，避免业务开展无序混乱。

二是加强宣传与交流，构建价值共创的心理基础。价值共识的形成需要在思想层面凝聚最广泛的认同，而不同主体对利益问题的价值认知存在差异。思想和价值观的接受与认同是一个由浅及深、由被动到自发的动态演变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档案宣传、数据应用比赛等途径，增加社会认知与认可度；依托社交平台进行平等地交流或讨论，让参与者在利益诉求表达过程中增加情感联系，提升社群归属感和责任感，逐渐达成价值共识。如“我的北京记忆”项目最初目标用户为普通公众，但研究发现贡献较多的“记忆达人”几乎全部来自“人文北京”“人文推广”等相关社群用户。

（二）开展数字化编纂，控制编纂质量，实现价值共生

价值共创来源于实践。从倡导到践行，从理念到行动，需要夯实实践基础，实现价值共生。价值共生主要表现为资源的交换共享和主体间的交互，而网络平台成为连接主体和聚集资源的重要媒介。因此，一是搭建编纂平台，开展数字化编纂。网络编纂平台是编纂的媒介和载体，具有连结功能，不仅能连接档案馆、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不同编纂主体，拓宽主体参与渠道，而且能突破信息壁垒，加速档案信息流转整合。编纂平台的搭建可采用自建模式、顶层统建模式、依托第三方平台模式或依托社交媒体模式，应具备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等特征。编纂平台支持档案信息获取、档案信息加工、档案信息组织、编纂成果展示等功能。编纂参与者依托平台数据调用功能，围绕编纂主题检索相关专题数据库，调用档案数据和编纂模板等；利用数据加工功能编辑加工档案数据，对档案原件进行抄录、标点、校勘、注释，赋权实现自主设置类别、添加标签等操作；借由数据组织功能完成编纂模板的填写、档案数据的组织、自动数据校验等工作；应用上传和输出功能实现档案文献资源及编纂成果的上传，发布不同形式和格式的编纂成果，多维呈现编纂产品。

二是重视质量控制，保障编纂成果质量。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依托于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和支持，但由于参与者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参与动机等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编纂工作质量参差不齐，编纂质量问题成为影响档案编纂价值共创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首先要做好编纂参与用户的识别和控制，保障参与持续性。洞悉用户需求和价值、忠诚度和差异性需求，辨识参与群体的类型，采取荣誉激励、情感激励和利益激励等相组合的激励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意愿，将UGC行为变成一种持续行为。如澳大利亚图书馆老旧报纸校对项目、美国国家地图军团项目、上海图书馆特藏资源数字化项目和晚清民国时期报纸期刊项目等，通过贡献排行、徽章奖励、书面认可、奖品、虚拟货币、数字资源和服务优惠等方式激励用户持续参与。其次，做好编纂成果质量的审核。采用公众自我审核和专家团队审核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编纂成果质量。如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菜单上的内容”项目中，每一位志愿者可评估前人提交数据，并帮助修复错误和填补缺失，提升成果准确度。再者，做好编纂风险防控。对于涉及国家秘密、隐私和著作权等数据应重点审查，进行数据匿名化脱敏处理、设置访问权限、注明编纂成果使用和传播权限等处理。

（三）丰富呈现形式，拓宽推送渠道，获得价值共赢

价值共创的目标是实现共创主体间的合作共赢，参与各方获取自己所需的价值和利益。档案编纂应围绕国家中心大局和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以资政、惠民为编纂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的核心目的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边疆安全和稳定发展提供档案文化助力，可以资政服务的形式，直接将编纂成果提交给政府职能部门，为政府制定政策、编制规划、服务决策等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参考；也可依托档案数据库或编纂成果，以政策咨询报告、研究报告、白皮书等二次编研方式向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利用。如《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辑录元、明、清及民国时期700年间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档案、正史和实录等文献3247件，全面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为落实党和国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档案证据。

出版传播是档案编纂工作的目标。编纂成果的价值扩散应丰富出版形式，拓宽传播渠道。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传统基于纸张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桎梏，向基于数字的知识生产转型，档案编纂价值共创空间也从基于纸张的物理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转型。首先，编纂成果出版方式应突破传统纸媒出版模式，实现数字化出版。综合应用纸质档案、声像档案、照片档案和口述史料等，形成集文、图、声、像于一体的立体化编纂成果，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等打造虚实叠加的全景环境，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如南京大学的“南京地区侵华日军慰安所的AR故事地图”项目应用GIS技术和AR技术，再现南京慰安所的旧址原貌以及其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其次，在编纂成果传播渠道上，构筑媒体矩阵。以官方档案门户网站、档案期刊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平台为基础阵地，发挥其专业性强、权威性高等特点，提供更具深度和质量的传播内容，确保档案内容在不同群体中形成共鸣，产生共情体验，引导公众自觉认同；以“三微一端一抖”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和社会化媒体为矩阵延伸点，发挥其参与性强、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等特点，在互动叙事中增强共情，让受众体会档案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基因与民族感情。如上海市档案馆的红色展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形成以看看新闻Knews、抖音、快手、学习强国等平台构成的宣传矩阵，扩大社会影响。再者，重视传播输出的互动反馈。传播效果侧重对受众自我认知及行为的影响。档案编纂成果传播应从传统“媒介—受众群体”单向传播模式向交互式模式转变，通过评论、转发、点赞等方式参与交流互动，更好地展示并表达体验，满足个性化需求。如《红色档案》在“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评论超3.2万条，转发超6万次，点赞超62万次，用户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力大。

结语

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是贯彻新时代党的边疆治理方针，以档案服务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之一。档案社会化发展和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档案编纂理念更新和编纂模式变革。引入价值共创理论，探索数智时代协作开放的档案编纂模式，将用户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纳入档案编纂体系中，通过主体间的跨界合作和联合互动，多源异质资源的整合，实现边疆治理历史档案价值的共同生产和增值。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编纂价值共创模式是一种开放协作的编纂模式，有利于深化档案服务供给侧改革，既助推档案馆服务的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又能使用户在互动交流中获取体验价值，提高服务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