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明洪作《援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发言,从四个维度阐释了援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关系,为援藏实践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杨明洪教授在会后接受了中国西藏网专访,更加深入阐释了他的研究成果。
图为5月18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举行。摄影:王淑
发展维度:缩小地区间差异,共同发展有利于共同认识
杨明洪教授表示,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对民族的命运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和分析,提出“有生命的”民族理论。这启示我们,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目前,西藏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内地、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全国支援西藏缩小了这种差距,造就一个共享发展的机制,形成共同繁荣的格局。就好比木桶效应,通过援藏,使生产力相对不那么发达地区的“短板”被补起来,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共同向前发展,呈现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那么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生命力将得到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会随之增强。
图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明洪。摄影:王淑
交流维度:增进相互交往,深度沟通有利于共同认识
杨明洪教授认为,援藏工作中产生的自然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利条件。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西藏的地理位置偏远,全国支援西藏作为政府主导的全方位交流形式,不仅增加藏族对其他民族的理解,也强化其他民族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理解。在交往交流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提升。比如说援藏干部到西藏后,为了更好开展工作,他就会深入基层,走村串户或者到自己所在的行业了解情况,这种交往交流就会更加深入。像是从上海发达地区过来的干部进藏后就会认识到,与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相比,西藏既需要协助,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更需要学习和尊重。反过来,西藏基层群众对发达地区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状态是什么等情况也有疑问,之前可能只有从网上、电视上了解,但是当上海援藏干部真的来到身边了,就能面对面地沟通,从而加深了解。这种沟通的频繁程度、深入程度是很高的。
关系维度:建立嵌入式关系,共同生活有利于共同认识
共同交流能够建立起初级阶段的共同认知,但杨明洪教授认为,真正能够让这种共同认知牢固的,是民族间真正实现渗透式、嵌入式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举办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并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杨教授认为,全国支援西藏实际上从关系角度来讲,也是一种互相嵌入。比如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组团式援藏”,大量内地的老师、医生来到西藏,与西藏的同行在一起工作、一起搞研究、甚至生活上也有很多交集,这就是一种行业中、工作中的互相嵌入。不管是动态发展还是从目前的静态状态来看,对口支援进一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关系更加紧密。
认同维度:创建“国家在场”机制强化底层文化逻辑共通
最后一个维度,也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杨明洪教授认为,是“国家在场”强化了西藏和内地之间本就存在的底层文化运行逻辑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很多认知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去西藏农村调查,虽然语言听不懂,但通过眼神、肢体语言、礼节、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就是相通的,这就是长期传承下来的基本文化逻辑在里边,这是在长时间的共同交往交流过程中,最终到了交融的一个程度,我容易理解你,你也容易理解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国家在场”即通过全国支援西藏的实践,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成员间共通的底层运行逻辑。来自内地各省市的援藏干部进藏是国家行为,代表国家在西藏工作。他的付出、成绩,实际上会促进当地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也利于彼此在相处中发现共通点,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而言之,四个方面不是单独的、孤立的,而是同时发挥作用。”杨明洪教授总结道,援藏工作正是这样一项可以把四个方面有机的结合的一项政策措施。这种国家不同地区间进行政策倾斜、全方位支援的做法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见的,全世界可以说只有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在。
(来源:中国西藏网,记者:王淑、赵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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