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何逍年：青藏高原东端大通河流域的民族流动与文化融合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以区域自然环境与地方社会间的关系入手，聚焦地处河西走廊和湟水谷地过渡带的大通河流域，深入分析当地如何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区域内频繁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由于地方环境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强制约因素，造成了大通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演变出“人随地变”的稳定区域经济结构。在人口流动与经济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大通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囿于单个民族文化边界，多民族文化共创、共享到共融的区域文化同一性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缩影，大通河流域所反映出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大通河流域；民族走廊；流动；融合

【作者简介】李静，女，兰州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三亚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化；何逍年，兰州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化。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4&ZD196）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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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特点深深根植于其悠久的历史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而深究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与“一”的辩证关系，就离不开对各民族在历史上频繁的流动往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在过往研究中，关于不同民族往来流动的相关讨论，多集中在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民族走廊”地带。李绍明曾指出，在费先生完整提出的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6板块与3走廊构成的格局的看法中，板块是以走廊联结的，故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这种流动的来源，正是在于走廊地带普遍具有的复杂地理特征所引起的。李星星曾结合我国三级阶梯地形的基本特征，总结民族走廊的基本定义：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

从以上早期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走廊概念是一个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起点，集合多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集。而此后的相关研究也多继续沿民族走廊地带不同民族间的族际互动方向发展。石硕从藏彝走廊地区历史上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出发，认为其奠定了藏彝走廊今天的民族格局。周大鸣以丝绸之路青海道之河南道段上的都兰县为田野点，以贸易（市场）、政治和文化交融为三个维度，讨论道路对族群互动的影响。李静、耿宇瀚则从甘肃洮州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出发，阐述了多民族区域族际互动空间的圈层和秩序。李建宗通过对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进而讨论河西走廊内部华夏文化与西域文化的流通和交融。

诚然，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民族走廊的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正如田阡指出的，这些地区需要以关系入手进行以空间、历史和族群互动为视角的文化整体观和比较研究。虽然上述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就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民族走廊而言，区域流动力来源问题的解释稍显不足。这就要重新回到构成民族走廊地带最基础的地缘关系问题上。在构成民族走廊地带多元的社会文化的诸多关系中，“中心”与“边缘”的互构关系贯穿始终。从宏观层面来说，“走廊是华夏文明‘中心’向‘边缘’联系的地带，走廊与边界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很好地解释了生活在民族走廊的各民族缘何来此的历史原因。从微观层面而言，民族走廊地带复杂的地形特征，对于在域内活动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还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通道，又可作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

综上所述，想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民族走廊地区，这些以“流动”为核心的多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特征，就有必要借助区域研究的视角，重新回归到促成民族走廊概念形成的地理因素中，细致分析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而在该区域内相对“流动”和“稳定”的动态平衡间，寻找民族走廊地带多民族融合共存于一体的社会文化的一般性特征。

一、大通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民族流动

大通河位于我国西北部，是青藏高原东缘的主要河流之一，是黄河上游地区较大的一条支流。这条全长560千米的河流，自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境内发源，至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享堂地区注入湟水，其间流经青海省与甘肃省的8个县、区，流域总面积达15130平方千米。虽然大通河流域是以河流为主的一片区域，但其内部地形结构以山地为主。作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大通河整体被祁连山脉东端的走廊南山—冷龙岭与大通山—达坂山两条相互平行的山脉所包裹。多山地的地貌特征，形成了与其两侧湟水谷地和河西走廊完全迥异的自然地理特征。但山地的阻隔并不是绝对的，河流下切作用下的许多大通河支流峡谷，又形成了许多连通山内与山外的孔道。

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大通河流域的讨论，并不能将其简单地孤立起来，而需要放置在与其相邻的一片呈连续分布且彼此间相关联的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讨论。该区域的具体范围，即以山地为主大通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向两侧扩散至地势趋于平缓的湟水谷地和河西走廊。而这一对建立在地形类型学上的“山地—平原”关系，正是塑造大通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诸多关系中最为基础的一对。

（一）山地与平原间的生态互补作用

在早期人类的活动中，种植技术并不发达，只能依靠采集狩猎为生的前现代社会，山地生态系统创造了人类天然的理想生存栖息地。在大通河流域境内，现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境内的柳湾遗址，就曾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分支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以及马厂类型文物。从1974年至1978年的发掘来看，柳湾遗址共出土文物5万余件，其中大多数为陶器且部分陶器中有尚未腐朽的谷物颗粒，如M339内出土的粗陶瓮全部装有粮食。同时，在出土文物中除一部分与农业生产相关外，还有一部分数量很多的骨镞、石球与陶球等狩猎工具。在发掘报告中还出现了96件“蚌饰”。一般史前社会的人，都会将常用的小型工具随身携带，以便在野外辅助采集和挖掘可食用植物的根茎等。

在刘宝山对于柳湾遗址的研究中，柳湾墓地的人口规模总体呈现自半山类型初期约80人左右，到半山末期170人以上，之后马厂类型时期达到高峰，再到齐家文化时期人口规模萎缩的情况。一方面，靠近山地的原始农业种植区域，在山地生物多样性的补充作用下，其人口承载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另一方面，齐家文化时期开始的人口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山地与平原时常保持着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高敏感度。齐家文化时期我国进入了一个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这对原始种植业的发展是十分利好的。所以分布于河西走廊的青铜时代四坝遗址中，出现了大量随葬牲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自然环境处于较利好发展农业生产时，区域内农业社区的稳定和人口增长对山地中从事牧业生产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

（二）气候变迁作用下的生态环境变化

大通河流域整体位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内，属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在影响其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中，除一定的人为因素外，则属气候变迁对大通河流域自然环境影响最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竺可桢先生重建我国气象史的研究表明，在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化中存在一个四暖四寒模式。而气候的变化对于大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从植物学角度考量，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一般需要适当的温度来支持其同化和异化作用。而对于本身就积温不稳定的大通河流域的种植业，则会导致一些农作物由于无法获得生长期所需温度，逐渐被其他农作物所取代。其次，因气温与降水的变化，导致大通河流域自然灾害频发。其中，上游地区由于冰川消融速率升高，使得河流上游环境承载力明显减弱。而中下游地区，则更容易受极端降水情况的困扰。例如，在河西走廊地区，明清时期的542年中间共发生旱灾83次，平均6.5年发生1次。而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大通河流域内部有着远高于其他区域的，由“逃荒”引起的极端人口流动现象。

（三）自然环境对民族流动的影响

环境变迁赋予大通河流域多民族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人口的流动性。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大通河流域内发生的这种人口流动有两方面的特征。首先，从地理结构及气候的整体变化来看，大通河流域存在两个方向的流动。一是依海拔高差而产生的上下垂直移动。二是在泛大通河流域的山地与平原间，还存在一对山、川之间的左右平行移动。据相关研究表明，大通河畔的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在1980年以前鲜有小麦种植，随着气候变暖，小麦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替换了原本种植的青稞……小麦的种植海拔上限从2600米提升到了2800米，上升200米；而青稞的种植海拔下限上升到了2750米，上升150米。而这种由气候变迁导致的农作物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文化结构的变化。其次，从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大通河流域有着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水平的高流动频率。费孝通曾在讨论极端天气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时指出：“我们说话时‘灾’字之下常连着个‘荒’字。荒是指农业生产的停顿，灾是指土地无法耕种的情况……逃荒很可能就是我们人口移动的经常原因。”

在促成大通河流域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互动频繁之地的诸多因素中，自然环境因素是促成区域内人口流动的最基础动因。正如“山南水北”所反映的传统中国社会，人们对自身居住空间的选择一样。在“高山—平原”这一对地形类型关系的作用下，大通河流域有着超出单一地理类型区域更为频繁的流动。这种流动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与大多数涉及该区域范围的历史研究所说的一样，现居大通河流域内的大多数民族都是随历史迁徙而来。而该区域内高山与河流连绵分布的多样化自然生态类型，总是能让初到这里的人们，选择符合与此前生活方式相同的区域，以供繁衍生息。其二，则是已经在此定居的各民族，又会因为该区域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人力无法抵御的天灾人祸，再次选择进入高山还是流向平原。所以，就上述两个层面而言，反映在大通河流域内高山与平原间的地形张力，所导致的民族人口流动是极为频繁的。但是，促使大通河流域多民族格局的形成，流动性只是其中的一面。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则需要从同样与地理环境具有强关联性的区域内部经济结构中寻找。

二、大通河流域经济结构的稳定性

在大通河流域多样的自然环境中，人口流动是相对频繁和经常性发生的。但是，就地方文化的存续与再生产而言，它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而这种结构稳定性，就存在于大通河流域内的各种经济形式间的关系之中。作为我国200毫米等降雨量线上的一段，同时也是我国由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向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大通河流域内的水源分布对该区域内的经济生产活动有着超乎其他人口更为聚居的湿润、半湿润区域的约束作用。在高山峡谷的地形作用下，流域范围内属青藏高原的湟水谷地与属黄土高原的河西走廊，部分摆脱了原有地形结构对生产活动的制约，进而呈现出与彼此所属地理单元的核心区域有所差别的生产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在于流域内部高耸的祁连山脉就海拔因素对区域内降雨量与河流流量的绝对控制。

（一）受制约的农业生产

从大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分布来看，该区域在地形作用下，存在河谷农业与绿洲农业两种不同的农业生产类型。其中，河谷农业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上的区域农业种植业生产类型。在大通河流域，河谷农业主要存在于大通河流域中游的门源盆地和流域西侧的湟水谷地。这些分布于海拔2200米至3000米的区域，主要种植作物有春小麦、青稞和小油菜，辅以豌豆、土豆、大麦、燕麦等。作物分布以2700米为界，2700米以下的浅山、中山区域小麦与青稞的比例基本相同，2700米以上的脑山区域则基本只能种植更为耐寒的青稞。另一种广泛分布于大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类型是以河西走廊为代表的绿洲农业。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大通河流域下游以及东侧的河西走廊。这些区域在河流的冲击作用下，普遍地势平坦，具备良好的种植条件。这些区域可开垦土地面积较少的缺点也同样明显。例如河西走廊灌溉农田面积在8200—9200k㎡，仅占全区面积的5%，其余大部分则为山地、戈壁和沙漠。

从大通河流域农业生产分布情况来看，该区域农业相较于某个单一类型区域而言，受到地形、气候等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复杂地形结构净增将作物生长区域强行区隔开来，尤其是垂直海拔高度的作用更甚。以2000米为界，以下以绿洲农业的小麦为主要作物，以上则以高原河谷农业的传统作物青稞为主。故而，就大通河流域的农业而言，难以形成与其他典型农业社区一样的人口增殖，随着农业社区人口压力的增长，人们只能被迫流动。但是，这种流动又在极强的环境因素制约下，只能慢慢学习并适应所到之处的耕作形式，最终融入其中。

（二）趋于固定的牧业生产

一般认为，大通河流域所具有的牧业生产属青藏高原的高原畜牧业生产形式。这种牧业遵从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其强劲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类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但是，由于流域多山地的地形特征，依草场类型的大通河流域牧业生产又有两种最基本的类型。第一，山地高寒草原、草甸类。该类型主要集中分布于河流上游地区，呈草场面积大、类型多，但产草量低，等级不高、地区差异大，利用季节性明显的特征。第二，山地灌丛、疏林草甸草场类。这类草场基本与大通河流域河谷地带的农区和林区的分界线保持一致，分布呈普遍且零散的状态，并且常与农业生产区相混杂。

从大通河流域的牧业生产分布特征看，与区域内农业生产区分布十分相似，都有着极强的区域依附性。尤其是在海拔高度和地形特征的双重作用下，该区域的传统牧业生产存在强烈的定牧需求，这种定牧通常表现在草场和畜种选择。其中草场选择方面，逐温而居的草场选择，使得流域内看似流动的牧业生产，实际上是趋于固定的上山、下山的平移运动。而这种固定区域的游牧，在畜种选择中得到了印证。流域内的畜种选择虽以牛羊为主，但其中羊的养殖数量远高于牛的饲养量。在拉铁摩尔关于游牧方式的叙述中提道：“羊比其他任何牲畜更能建立衣、食、住、行和燃料的基本经济准则。”“牧羊经济有两个缺点，羊的走动很慢，不能用来运输。”这种羊所具有的特征完全适合于大通河流域牧业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

（三）林区经济的补充作用

过去，大通河流域山地区域生活的人们在周边人群的眼中，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但是这种贫穷又是相对的，作为省去生产过程的自然生态经济类型，山地本身稀疏的人口分布以及丰富林产品，在周围农牧业生产遇到灾害之时，却又显示出相对富足的状态。而林区经济更为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这种谁都可以随意使用的公共资源，不断平衡着整个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区域商业化发展的萌芽。

对比同样属于民族走廊地带的岭南社会，在环境与人口的共同作用下，岭南地区出现了部分地区逐渐转向专门从事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进而引发稻米短缺的现象。其导致的结果是，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地方的人们，需要在销售自己的产品后，不得不回购其他地区的粮食以维持生存的商业化过程。大通河流域与岭南的不同，部分源于岭南有着便利的水路交通。而大通河流域则深居内陆，同时期陆路的运输成本远超水路。但这种不同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在岭南伴随农业专业化而来的是刀耕火种下，大片森林被开垦为农田。反观大通河流域，祁连山森林带主要集中在海拔2300—3300米的阴坡、半阴坡地带。这一地带正是该区域农业可以到达的极限边界。森林得以保存，而商业也被海拔调服，从而使得林区经济得以保存，区域内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贫困状态。

透过大通河流域存在的经济生产方式，该区域从宏观角度而言，属典型的半农半牧经济类型区。虽然就经济类型分布来看，这里亦如其他半农半牧区一样，总体呈现出农、牧业相互环抱的基本状态。但是，整个流域在山地地形的作用下，让进入这里的民族和群体只能被动选择从事与所到区域相适应的生产活动，从而让高频率的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固定和约束。当然单纯依靠流域生产空间限制，并不能完全补足大通河流域稳定的区域经济结构。大量存在的林区经济，则是最终促成区域内经济结构闭环的关键。处于农、牧业对冲地带的林区经济，不仅作为缓冲带卸去了一定程度彼此扩张发展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公共资源对本身发展受限的流域农、牧业经济起到了补充作用。从而促使大通河流域内的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的平均主义状态之中。

三、共享与融合的多民族区域文化的特征

大通河流域作为历史上许多民族你来我往的交会之地，反映在现存该区域内部民族文化上的多样性特征。自然环境作用下的频繁流动与经济生产类型的相对稳定，让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不同民族文化，普遍进入一个与区域环境相适应的地方性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起初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共享，随着彼此间相互了解的深入，逐渐产生出由借鉴到不分彼此的文化融合。最终致使区域内的总体文化特征呈现出与差异性的高树藩篱不同，更为强调区域内部文化结构的同一性发展。

（一）共享到交融的区域民族文化

大通河流域范围内流行的诸多地方性民族文化中，以“花儿”最具代表性。作为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甘、青、宁三省区，深受汉、藏、东乡等民族群众喜欢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一直备受西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关注。由于回、汉两族通用汉语，而“花儿”在演唱时也以汉语为主。柯扬就曾从地域角度表示，“洮岷‘花儿’主要是汉族人所创造和演唱的‘花儿’。而临夏‘花儿’则是回、汉、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的人民所共同创造和演唱的‘花儿’，这一点，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同时，他以临夏“出门人的歌”出发，进一步提出“临夏‘花儿’中反映‘出门人’生活及离情别绪的歌，最早是由回族人民创造、演唱的，后来才逐渐被各族人民传唱，并长期保留下来。”无独有偶，周梦诗也从历史上河州地区的回族角度出发认为，大部分传唱“花儿”的民族，“他们演唱‘河州花儿’时，都按河州的回民话进行演唱，他们所创造的曲令都是河州诸令的变异体和派生体……（花儿）真正的‘源’就是河州的‘回族花儿’。”

大通河流域作为“花儿”艺术形式的流行地，虽然起先也曾有过被归为某个民族文化特质的论调，但很快就在区域内各民族共有的认识中逐渐消失。正如，大通河畔的天祝自治县天堂镇每年举办的“花儿”会一样。每到集会的日子，附近包括青海和甘肃的各民族“花儿”爱好者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这一地方性的文化集会。而这种民族间文化共享所带来的是各民族了解深入后彼此文化交融的发生。正如流域内广为传唱的《格萨尔》所反映的一样。随着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开展，大通河流域范围内除藏族外的其他民族中也发现了大量传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

（二）流域文化结构的同一性

文化作为观念和实践的统一体，其本身实际上是一种观念引发实践，实践又反过来影响观念的往复过程。而这种循环往复在历史过程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被萨林斯称之为“结构再现”的文化结构形式。

总结多民族聚居的大通河流域的一般文化特征，就需要从区域整体的文化内在结构入手。一般将文化结构分为外层、中层和内层三个层次。其中，外层指物质文化，中层为心理结构，内层为文化内核。对于文化结构的看法，还存在着金字塔模型和原子核模型等不同的描述。但不论是从何种角度切入，都离不开文化所包含的物质与观念这一对最基本的二元结构型。而这种二元结构型在大通河流域中，则正如流域内高山与河流的基本地理构成所反映的一样。各民族迥异不同的物质文化形式，就像大山所具有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并充实着高山的壮丽多姿。而隐藏在丰富多彩背后的，则是“水润万物”所隐喻的流域文化内核的同一性。

在诸多文化内容中最深层次的部分被称为文化内核。格尔茨曾提醒人们，想要理解他人的理解，就要弄清楚他们究竟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会聚于大通河流域的各民族，亦如历史中所不断发生的一样，如何在流域强自然因素影响下满足生存所需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直接导致流域内生活的人们，形成更为趋同的价值观倾向。尤其是近年来，流域内各民族面对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所作出的调整和适应。例如，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于2017年举行了以区域内华热部落、白牦牛等具有藏族传统特色的文化旅游节。而这正是大通河流域作为历史中不同民族“你来我往”的交会之地，所赋予区域内生活的人们区别于彼此间的差异，而更为强调同一性文化内核的最好佐证。

综上所述，大通河流域在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流动与稳定并存的基本社会形态。生活其间的各民族，虽然都携带自身文化随历史迁徙而来，但来到这里的各种文化都在较强的自然环境作用下，产生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这就让大通河流域多民族社会的故事，从某个民族携带先进文化进而征服该区域的故事，变成了各民族来到大通河流域后，共享自身所具有的优秀文化，以更好地抵御来自大自然对人类生存威胁的故事。而这种从历史时期就开始的共享到互融的过程，也造就了该区域文化结构的同一性特征，从而让大通河流域显现出各民族文化“多元统一”的新文化共同体式凝结。

四、结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水”常作为一对十分典型的象征物，持续传承着中国人观念世界里的志愿与情思。之所以古人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地理范围内，分布着广泛的高山和大河。正是这些高山大川使我们的祖先得以繁衍生息，所以人们敬畏山河，也热爱山河；另一方面，山水同构之境所显示出的自然和谐的共处之道，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大通河流域，正是构成中国许多山水境地之中的一隅。在大通河流域地区的研究中，过往的社会史和事件史只能部分地探明大范围历史性人口迁徙给区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但是，当这些解释面对什么是造成该区域民族文化复杂性的原因，以及在现代化背景下该区域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况，往往是无从下手的。

由于在大通河流域核心地区的山地地形与泛大通河流域广大的平原地形之间，造成了一种来自地形动力学方面的张力，进而引起比事件史显示出的迁入和迁出更为频繁的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在技术并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这种流动是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形结构相对单一的地区的。这种流动，又被同样是地理环境的约束作用下产生的有严格区分的生产类型分布所固定着。在大通河流域这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常在人口自然增长和气候变化的作用下，频繁地往返于山地与平原之间。在此过程中，先前各民族所携带而来的文化，往往在面对流域内强大的自然因素时，只能处于辅助的从属地位。这就导致进入大通河流域后的各民族文化，普遍经历了与人群聚散相平行的，从共享到融合，再到析分和重组自身民族文化特征的一般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共同目标中，也同时塑造了流域多民族文化趋于同一的结构性特征。

发生在大通河流域内的流动中的融合，也正是中华民族形成历程中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民族，长期处于频繁的交往和互动之中。而这种长时间的互相浸染，最终形成了汲取各民族优秀文化并将其融会贯通的中华民族。就像在大通河流域经验中所反映的一样，人们目之所及的高山之上，遍布着绚丽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而在万物蓬勃的山下，各民族又如百川归海般汇集成团结、包容的如水一样的民族品格，并持续受到滋润和养育，最终构成了一幅“山水与共”的中华民族团结共进的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