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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栋、徐爱燕:西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西藏生态产品是生态资源和人类劳动共同作用下生产的直接或间接满足人民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产品的总和,分为生态纯公共产品、生态准公共产品、生态俱乐部产品和生态私人产品。西藏生态产品具有多重价值,其价值在消费过程中转化为经济收入和民生福祉。当前,积极探索西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能够推动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对促进西藏地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许若冰:气候变迁视角下吐蕃政权覆亡及其人群流动
西藏地方政权的兴衰及其人群流动与历史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存在显著关系,吐蕃政权的衰亡与族群迁徙是气候干旱背景下由政教斗争、经济衰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公元8—9世纪青藏高原南部趋于干旱少雨,旱灾、疫病频发,加之长期的政教斗争与战乱,严重动摇吐蕃政权的统治根基并致其覆亡。文章认为,在此背景下,深陷战乱的卫藏地区民众逐步迁往温暖湿润的青藏高原东部或西部,特别是吐蕃族裔持续东迁至甘青川滇地带并与当地氐羌系人群交融凝聚,加速助推西藏文明东向倾斜及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奠定了宋元以来中国西部汉藏羌彝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格局。新时期的藏学研究应综合开展地理学、气候学、生物学与西藏考古、历史、民族等跨学科交叉研究,拓展中国藏学研究新领域与国际影响。
郝时远:民族团结进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对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凝聚人心”之动力、“汇聚力量”之势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决定》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部署中,强调了新时代“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明确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任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展开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境界。
陈立鹏、薛璐璐: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探析
民族文化共情是指个体站在其他民族成员所属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与感受其他民族成员想法并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共同的认知反应、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的心理过程。认知、情感和行为是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逻辑框架。认知维度,培育积极群际态度、提高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维度,增强群际信任、提升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为维度,加强合作行为、促进利他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此,从民族文化共情视角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民族文化共情场域;强化共情话语实践,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推进调查研究与民族社会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认知。
向南:坚持依法治藏重要原则 推进西藏全面深化改革
法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论述把依法治藏作为首要原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治理西藏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西藏的实践,为西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提供了法治保障。
丁海梁:强化法治服务保障 护航西藏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强化法治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特征。因此,促进西藏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
班班多杰:三大语系佛教为何能在中国交相辉映?
中国佛教是一个大家庭,三大语系佛教流传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均为中国佛教组成部分。1998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纪念佛教创立两千年大会上说,在当今世界上,三大语系佛教俱全,圆融无碍,团结一体的,只有中国才有,这就是“中国佛教”。
郭克范:藏传佛教中国化三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中国化”标识性命题,这是深化党的宗教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本文谨从中国大历史观视野,对西藏地区历史、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传承的历史、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性进行基本的解读分析。
西藏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理念,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作为做好人才工作的基本要求,为我们拓展选才用才视野、招揽优秀人才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基本遵循。
石硕、俄智多杰: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的时代特点及其价值——安多地区格鲁派高僧在清朝蒙藏治理中的连接作用
18世纪由青海佑宁寺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撰写的《如意宝树史》(又名《松巴佛教史》),在藏族史学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最为重要的藏传佛教史著作之一。《如意宝树史》产生的时代背景,充分反映了17至18世纪安多地区格鲁派高僧在清朝边疆治理中发挥的重要纽带和衔接作用,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朝蒙藏治理方略及“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政教举措,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生动的诠释。
李馨妤、牛高星:把握主线,做好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
对口援藏工作,是党中央从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通过对口援藏机制,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把党中央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情谊送到雪域高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做好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走深走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各族群众心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陈朴、张丽丽:打好高质量发展“特色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论,也是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明确了改革方向。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应保持战略定力,科学理性推动工作,找准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打好“特色牌”,走稳“务实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闯出一片新天地。这就要求各方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把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中谋划推进,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国家所需、自我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结合起来,确保高质量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
张济琛:西藏桑耶寺壁画中的唐蕃故事
乌孜大殿内围墙中层廊道的壁画,从远古传说的罗刹女与神猴成婚,繁衍了西藏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开始画起,接着描绘了雅砻部落的兴起、第一位吐蕃赞普聂赤赞普、佛教始传西藏、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藏王墓分布示意图、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兴建大昭寺、金城公主进藏、莲花生入藏、兴建桑耶寺等内容,展现了西藏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事件以及风土人情。桑耶寺百戏、体育壁画就是唐蕃体育文化交流的反映。各层的壁画和塑像内容丰富,艺术精美,尤以东大门内左侧和中层回廊处的壁画内容最为稀有,不仅有“西藏史画”“桑耶史画”“莲花生传”,还有百戏、体育等内容。
李洁、李捷:族际共同性塑造的地方叙事与互动展演——基于马蹄藏族乡的个案探索
胡箫白:明代藏地朝贡的量化考察
朝贡体系是明代中央王朝落实对藏族地方政权统治的关键行政机制。《明实录》中包含大量藏地政教势力赴京朝贡的记载,是进行量化分析的优质素材,可借以形成对明代藏地朝贡历时性变化及空间侧重的新颖认识。在时间层面,明代藏地朝贡在经历了洪永时代的缓慢发展以后,于15世纪中期迎来发展热潮,藏地政教势力赴明朝贡频次高、人数多,直至15世纪末才逐步降温。明廷治藏政策是藏地朝贡态势兴衰起伏的主要动因。在空间层面,靠近青藏道、川藏道的藏地势力从朝贡体系中受益较多,藏地的“羁縻”型行政单位参与朝贡的热度则低于“内属”型行政单位。对朝贡实践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是考察宏观王朝规章之具体历史情境与在地实践的可行路径。
德庆白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坚实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西藏工作的战略性任务。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新征程上,必须用法治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袁爱中:全民抗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以《申报》关于藏族同胞抗战报道为例
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时期,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报刊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抗战不仅改变了《申报》发展,也重构了边疆舆论场域,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申报》关于藏族同胞抗战报道为研究文本,分析《申报》报道的形象建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角度分析其意义,结合《申报》办报理念剖析报道背后的动因。
孙鹏浩:一位新见的元代帝师——武宗朝的朵思麻巴
帝师是元代宣政院最高官员,总领吐蕃事务,同时是全国佛教领袖。因帝师历史关涉西藏地方的基本政治史,此前已得到学界大量关注,但受限于基础材料的不足而进展缓慢,一些基本史事未得澄清。文章通过约14世纪成书的《泽乌持律大士传》、1429年尼德瓦所著萨迦世系史《奇异史·花簇》和15世纪成书的《噶锡巴·日必星吉传》3份藏文材料,钩沉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四年(1309—1311)间一位名为朵思麻巴辇真乞剌思(མདོ་སྨད་པ་རིན་ཆེན་གྲགས།)的帝师,梳理基本史料如汉文《元史》和藏文《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记载的缺陷。从该案例可以看出,若要继续探寻帝师在促进元代各民族交流和管理佛教事务等多方面的作用,需要特别关注正史以外的元明时期藏族人物传记等资料。
张耀元:深刻把握大一统传统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维护民族团结、追求国家统一成为印刻在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的精神追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的重要价值,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班班多杰:再论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讨论此话题,关键在方法论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诠释学为外来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课题提供了恰当的学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理解者、阐释者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这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其答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还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此所谓“我注六经”的原则;二是回到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因此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视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义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读者的增质性理解,这两者体现的是“籍经立论”、“六经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谓“守正创新”或者“继承发展”,“守正”体现的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诠释者之意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创新”标志着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和多元化。本文以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为题,试图在佛教中国化的史实个案与诠释学之间找到一种最佳契合点,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论述佛教中国化与诠释学的关系,以期从前史后论、史论结合的维度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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