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康：《河源志》所见忽必烈经略吐蕃史事考

【内容摘要】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黄河源头，此次考察除探查河源，兼有经略吐蕃的目的。都实一行深入黄河腹地，沿路勘探，就是为进一步经略朵甘思做准备。在黄河沿线设置驿站，不仅可以使元朝势力深入朵甘思腹地，还有利于强化对朵思麻诸部落以及乌思藏的控制。都实考察后，黄河道正式开通，元朝不久之后在朵甘思黄河河段设置了驿站。依据《河源志》提供的线索，可以将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进一步限定在至元十七年到二十五年间。

【关键词】忽必烈；《河源志》；都实；黄河道；吐蕃

【作者简介】胡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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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命都实穷黄河源”，此次河源考察的成果见于潘昂霄《河源志》。据《河源志》，都实一行最终抵达星宿川及今扎陵湖、鄂陵湖一带，之后又沿黄河而下，沿途考察，并于当年冬返回大都。此次河源考察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极为重要，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考察的目的，不少学者都主张此次考察是为了专门探查河源，如钮仲勋就认为都实的考察是历史上有目的地对河源进行考察之始，席会东也认为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专门的官方河源探索。忽必烈的自述中也曾提到，“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除了探查河源，席会东还注意到忽必烈或有加强对青海番部控制的目的，周松也认为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河源的目的在于密切西部边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冯立升、李迪则认为考察是为了获得黄河源地区的物产并同西南地区互市，陈广恩也认为考察河源是忽必烈开发黄河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开通黄河漕运，开展互市。

忽必烈曾称在河源“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忽必烈自即位后就一直极力推动商业贸易的发展，此前也曾在今宁夏、内蒙古境内的黄河河段设置驿站，运输货物。从这一角度考虑，忽必烈此时计划在黄河源地区进一步扩展黄河驿站，可能确实如冯立升、陈广恩等学者认为的有开展互市，获取黄河源物产的打算。不过，要想在黄河源开展贸易，运输黄河源物产，必须先保证中央政府对黄河上游地区的控制，开展贸易与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不矛盾。

席会东、周松等学者虽然都注意到了都实的考察不仅是为了探查河源，但并未展开论述，所谓“番部”或“西部边疆”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对都实考察的目的，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事实上，若结合元代经营吐蕃的相关背景，就可以发现忽必烈遣使探查河源并不完全是为了“极其源之所出”，而主要是为了经略整个吐蕃地区。同样，记载了都实考察成果的《河源志》，其价值也并不局限于河源探查，通过《河源志》还可以对忽必烈经略吐蕃的几个问题得出新的认识。

一、河源考察与忽必烈的朵甘思经营

元代的吐蕃地区可划分为三部分，即乌思藏、朵思麻、朵甘思，这三大区域大致与后来所谓的卫藏、安多、康区三个区域对应，都实考察的河源就在“朵甘思西鄙”。三个区域的形成时间要早于元朝设置的三路宣慰司，而《河源志》反映的就是三路宣慰司全部设置前，忽必烈对吐蕃的经营。

要理解忽必烈派遣都实前往朵甘思考察河源的背景，还需了解蒙古对吐蕃早期经营。吐蕃三个区域中，蒙古势力最先进入的是汉藏交界处的朵思麻。《元史·太祖纪》记载，金正大四年（1227）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之后，蒙古军一路南下，进至南宋境内，攻陷阶州，包围西和州，全蜀震动。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军此次是“由生蕃路来攻，遂入阶州”。所谓“生蕃”，即活动于阶州一带的吐蕃部落，蒙古军此次攻蜀实际上是借助了朵思麻吐蕃部落的力量。除了阶州，在金、宋西部边境地区还活跃着大量的“蕃部”，“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吐蕃——引者注）遗种也”，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数量庞大，如叠州鲁黎族即“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余万户”。郭宝玉此前曾向成吉思汗建议“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西南诸蕃”即甘、青的吐蕃部落，蒙古此次入蜀就是在实施这一战略。

之后，窝阔台派遣阔端经略蜀地，阔端亦遵循招揽“蕃部”的原则，先是招揽了“富甲诸羌”的赵阿哥昌，命其为“叠州安抚使”，继而又“招徕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蒙古能顺利南下，与吐蕃诸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南宋播州安抚使杨文就曾向余玠进言：“近年西蕃部落为贼所诱，势必绕雪外以图云南。”不仅是杨文，南宋朝廷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对蒙古可能绕道云南，行“斡腹之谋”充满了忧虑。蒙古要南下大理，势必要经过“西番”部落所在区域，“斡腹”之说流行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此时蒙古与吐蕃部落的密切关系。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御驾统兵，由西番道深入大理”。此次进军“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蒙古军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自然条件的恶劣，沿途并未遭到吐蕃部落的袭击。由于朵思麻是蒙古势力最先进入的地区，故蒙古很早就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相关的行政机构。《元史·国宝传》记载了两例赐金符事，一是国宝因招揽吐蕃酋长勘陁孟迦有功，被任命为“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与勘陀孟迦皆赐金符”；二是扶州部落首领呵哩禅波哩揭归附后，“诏授呵哩禅波哩揭为万户，赐金虎符，诸酋长为千户”。至迟到至元初年，负责朵思麻地区最高行政事务的吐蕃等处宣慰司已经设立。

至于乌思藏地区，学界对蒙古经营西藏已经做了充分研究，以下略作概括。1240年阔端遣将领多达率军入藏，之后通过凉州会盟，蒙古成功地将乌思藏收入治下。蒙哥即位后，派人前往乌思藏清查户口，将该地分给了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诸弟。忽必烈即位后，曾多次派人入藏清查人口，并在至元五年（1268）前后，进一步完善了乌思藏的万户体制，最终在西藏设置了十三万户，强化了对乌思藏的控制。蒙元在朵思麻和乌思藏都先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统治体系，但对于夹在两地之间的朵甘思则迟迟未有行动。

关于朵思麻与朵甘思的分界，《汉藏史集》载：“自索拉甲沃以下到黄河河曲以上为黑头人区，自黄河河曲以下到汉地大白塔以上为俯行马区。”“黑头人区”即朵甘思，“俯行马区”即朵思麻。据此，两地的分界在黄河河曲。任乃强认为这里的河曲指的是今阿尼玛卿山附近青海东南部的河曲，阿尼玛卿山东南和东北是朵思麻，其西为朵甘思。据《河源志》，阿尼玛卿山（亦耳麻不莫剌山）在“朵甘思东北鄙”，可知阿尼玛卿山确为朵甘思的边缘，任乃强的比定值得信从。从吐蕃等处宣慰司的治所河州到朵甘思腹地过于遥远，虽然吐蕃等处宣慰司最初设置时可能有兼管朵甘思的职能，但其监管效力恐怕不宜高估。都实顺黄河而下时，除哈剌别里赤儿“多寇盗，有官兵镇防”外，至贵德州“始有州事官府”。换言之，从“朵甘思西鄙”的河源到贵德州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没有设置管理机构的，元朝的势力显然还未进入朵甘思腹地。朵甘思境内遍布雪山、河流，山高谷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的制约应是元朝势力一直未能深入朵甘思的重要原因。忽必烈在都实出使前，即打算“规置航传”，以使“物贡水行达京师”，都实返回后也“图城传位置以闻”，绘制了反映此次考察成果的图。这表明在都实考察前，元朝尚未“规置航传”，黄河源一线并未设置驿站（详后文），都实在沿黄河顺流而下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已不再是探查河源，而是选定驿站位置。

蒙古兴起后，曾在各统治区内设立驿站，以方便人员往来与信息传递，乌思藏地区更是早在中统年间就已设立了驿站。乌思藏设立驿站后，各驿站的供应由各万户承担。如止贡万户的3000户人家支应果白驿站，帕竹万户的2438户人家，加上达垅万户的500户人家、拉巴的600户人家支应孜巴驿站。藏北的索、夏克、孜巴等大站也是“由吐蕃乌斯地方各个万户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忽必烈若要在黄河沿线设立驿站，驿站的支应自然也需要由专门的站户承担。元朝此后在黄河一线设置的纳怜七站也确实是由各部落充当站户，部落首领世袭站官的。黄河流经的朵甘思地区，大部分位于今天的果洛境内。果洛直到民国年间都还分布着大量的部落，蒙元时期的果洛应该也是以互不统属的部落为主。而正如前文所言，至元十七年（1280）前后，元朝势力并未深入黄河源，忽必烈要设置驿站，即使不划分万户，也必须先强化对当地部落的控制。因此，规置航传的背后其实暗藏的是忽必烈试图将黄河沿线朵甘思腹地的部落纳入统治的意图。

元朝势力不仅未能深入朵甘思腹地，就连朵甘思与四川、云南交界处的诸部落也在持续不断地反抗元朝。该区域同样分布着众多吐蕃部落，雅州“西山野川路蛮者……有部落四十六”，黎州“诸蛮，凡十二种”。南宋时期，该区域诸部落就已不断侵扰宋境，淳熙年间（1174—1189），为了阻止诸部袭扰黎州，范成大曾“增黎州五砦，籍强壮五千人为战兵；吐蕃入寇之径凡十有八，皆筑堡戍之”。蒙古势力进入黎、雅诸州后，同样面临着吐蕃诸部的袭扰，与朵思麻诸部不同，蒙古与黎、雅等州的吐蕃部落并无太多联系。中统初年，纽璘遣“梁载立招降黎、雅、碉门、岩州、偏林关诸蛮，得汉、番二万余户”，这是元朝招揽吐蕃朵甘思诸部的开始。但忽必烈此时正与阿里不哥争位，无暇顾及这些降户，元廷真正将该区域内的部落纳入统治是在至元年间。元朝势力进入初期，招致该地吐蕃部落反抗，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就是建都蛮。

建都蛮分布于黎州以西，位于朵甘思、四川、云南交界处，“因山为城，山有七巅”，实力十分强劲。至元五年（1268）三月，元朝“敕怯绵率兵二千招谕建都”，则建都蛮至迟在至元五年就已反叛。同年八月，“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然战事久久未平。至元九年（1272）正月，忽必烈又“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奥鲁赤常年镇守吐蕃之地，统率元朝部署的重要军事力量，这次出征不仅奥鲁赤亲自出动，还加上了四川的军队，建都蛮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到了至元十年（1273）十月，建都蛮才最终被平定，后元军“讨碉楼诸蛮，袭破连环城”。次年，“长河西千户必剌冲剽掠甲仗，集众为乱”，必剌冲应该也是吐蕃的部落首领。必剌冲叛乱后，忽必烈一方面“遣建都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另一方面则“敕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奥鲁赤再次出动，此次叛乱的规模可见不小。建都蛮、碉楼蛮、长河西诸部先后叛乱，说明元朝对朵甘思东缘的控制较为薄弱，元朝在这一区域内并无足够的军事力量。诸部叛乱被平定后，忽必烈开始重新调整朵甘思东部地区的防御体系。

首先是增加元朝在建都的军事力量。《元史·世祖纪五》记载，建都蛮被平定后，忽必烈“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五百人戍建都”，足见忽必烈对此地的重视。至元十三年（1276），又“命云南行省给建都屯军弓矢”，并以“不吉带所部军六百移戍建都”，进一步增强了驻军的军事实力。至元十四年（1277），“立建都、罗罗斯四路，守戍乌木等处，并置官属”，建都设置了单独的军事机构。到了至元十七年（1280），“诏以他令不罕守建都，布吉守长河西之地，无令迁易”，这相当于设置了永久驻军，此后建都蛮再未叛乱，忽必烈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成效。

其次是重新经营碉门地区。碉门是吐蕃与四川交易的重要通道，为四川门户，宋朝就曾在此与吐蕃开展茶马贸易。至元二年（1265），元朝下令修复碉门城邑，次年“遣人于碉门、岩州西南沿边，丁宁告谕官吏军民，有愿来归者，方便接纳”，正式揭开了经营碉门吐蕃部落的序幕。至元十四年，元朝又“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至迟在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已在碉门地区设置了碉门鱼通司，负责经略碉门一带的部落。诸部落此时大致以碉门与元朝为界，碉门以西还是诸部落之地，时常扰边元朝辖境。

据《元史·兵志二》记载，到至元十六年（1279），“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元朝在碉门、鱼通一带的军事实力大大加强，若再加上建都的驻军，元朝仅在朵甘思东缘的兵力就已达万人以上。就在降伏黎、雅、碉门吐蕃部落的同时，忽必烈还开始往西进一步经营朵甘思。至元十一年（1274），“移碉门兵戍合答城”。合答城在今甘孜道孚县境内，为康区交通、军事重地，川藏交通的北线即从其地经过，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忽必烈派兵戍守合答城，意味着忽必烈此时已有意将元朝的势力往西扩展。《元史·世祖纪六》记载，至元十三年又“以吐番合答城为宁远府”，进一步设置了行政机构。与合答城类似，《元史·世祖纪七》记载，至元十五年元朝“改西蕃李唐城为李唐州”。李唐城即今理塘，理塘为康区南部的交通中心，亦是川藏南线的交通孔道。忽必烈选择在合答、李唐两个川藏北线、南线的交通重镇设置州府，显然是希望控扼入藏大道，强化对沿线部落的控制。此前，无论是南宋，还是元朝，其势力都局限于川西的碉门、鱼通一带，元朝在合答、李唐两城设置州府，标志着元朝的势力已越过川西地区，向西扩展了。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忽必烈即位后就一直致力于补足此前对朵甘思经营不力的缺憾，强化对朵甘思东缘地区的控制。这一系列经营在至元十五年（1278）设置李唐州，十六年遣军镇戍碉门、鱼通达到了高潮，而都实探查河源的至元十七年（1280）正好处在忽必烈经营朵甘思的高潮阶段。合答、李唐僻处朵甘思南境，元朝要想控制整个朵甘思，自然不能局限于经营两城。从河源往下，黄河流经区正是朵甘思的北缘地区，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黄河，实际上是经营朵甘思的继续，只不过原先是经营朵甘思东缘，此时则是经营朵甘思北缘，进入朵甘思腹地。都实一行考察时，曾路经哈剌别里赤儿，此地为“四达之冲”，从南可进入朵甘思东缘，往东可到达松、威、茂诸州，为黄河沿线的战略要地，因“多寇盗”，已“有官兵镇防”。但此地远离元朝控制区，要完全控制周边地域非常困难。若在黄河沿线设置驿站，则周边区域的元朝势力便能连为一体，因此要经营像哈剌别里赤儿一样的孤立地区，设置驿站是很有必要的。

二、河源考察与忽必烈对朵思麻、乌思藏控制的强化

除了将黄河沿线部落纳入统治的考虑外，忽必烈探查河源还有强化对乌思藏、朵思麻两地控制的意图。元朝虽在朵思麻、乌思藏两地很早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统治机构，但对两地的统治并非一直平顺。与乌思藏居民相对集中、统属有序不同，朵思麻不仅部落众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部落之间又无明确的统属关系，完全控制朵思麻诸部比较困难。此前，蒙古军队虽在赵阿哥昌、勘陁孟迦等蕃部首领的支持下，顺利进入了四川、大理，但在这些归附首领之外，仍然有大量的“蕃部”在反抗蒙古。《元史·国宝传》记载，国宝招降勘陁孟迦后奏称：“文州山川险厄，控庸蜀，拒吐蕃，宜城文州，屯兵镇之。”《元史·步鲁合答传》记载，蒙古军“攻下定、会、阶、文诸州”后，仍以步鲁合答“驻军汉阳礼店，戍守西和、阶、文南界及西蕃边境”。吐蕃显然还是蒙古军不得不面对的威胁。

忽必烈即位后，吐蕃诸部的反抗并没有停止。中统二年（1261）九月，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时，站在阿里不哥一边的火都“叛于西蕃点西岭”，在被汪惟正击败后，又“以五百人遁入西蕃”。四年（1263）六月，“答机叛于西蕃”。火都、答机先后在“西蕃”境内反抗忽必烈，火都还在失败后逃入“西蕃”，说明两人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吐蕃部落的支持。据《元史·世祖纪二》记载，中统四年，“兵部郎中刘芳前使大理，至吐蕃遇害”。至元十二年（1275），李克忠出使安南，返回时“土蕃梗途”，只得“行云南新开道”。

不难看出，忽必烈即位初期，元朝对朵思麻诸部的控制并不算太严密。吐蕃等处宣慰司设置时间虽较早，但主要的军事机构均分布在与汉地交界的洮、积石、河、阶、文、扶诸州，在朵思麻吐蕃部落最主要的聚居地——诸州以西的河曲地区，元朝并未设置强有力的军事机构，这一局面到至元十七年（1280）也无明显的改变。而在朵思麻南部的松、潘、叠、宕、威、茂等州，《元史·武宗纪二》称“西番、秃鲁卜、降胡、汉民四种人杂处”，皆“数百年负固顽犷之人”，诸部直到至大二年（1309）才被招降。

从哈剌别里赤儿往东，即可到达黄河转弯的河曲地带，而河曲直接与叠、松等州相邻。如前文所言，叠、松一带是元朝迟迟未能彻底控制的地区，元朝若能在河曲设置驿站，势必会强化对叠、松以西区域的控制，如此则可与叠、松原本就有的军事力量结合，从东、西两个方向推进对诸部落的控制。

从河曲往北，就进入了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境内，该地地域广阔，是朵思麻吐蕃部落的主要聚居地。朵思麻部落之所以屡次反叛，就是因为元朝的势力局限于汉地边缘的河、洮诸州，未能深入吐蕃居地。都实沿黄河顺流而下，到达贵德州前，朵思麻境内的主要河段就位于该地。若能在该河段设置驿站，元朝的势力就能进入朵思麻腹地。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时，只是选定驿站位置，还未开始经营，但有证据显示，元朝此后确实循着忽必烈的思路，在朵思麻河段设置了相关机构。2020年，该河段同德县秀麻乡境内发现了一枚元代金虎符，据乌云毕力格考证，该虎符为最高的三珠金虎符，可能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兼都元帅的信物。被赐予三珠金虎符的人物，史书不乏记载。陈萍在成宗时“佩三珠虎符，领土蕃宣慰使”。另据《元史·国宝传附世荣传》记载，元初将领国宝子世荣为“吐蕃宣慰使议事都元帅，佩三珠虎符”。从这两个例子看，将秀麻金虎符的主人定为宣慰使是可以信从的。正如乌云毕力格指出的，金虎符出现在了秀麻，说明元朝格外重视该地，对该地已进行了直接有效的军政管理。虽不能确定虎符的具体年代，但从相关背景看，元朝在秀麻设置行政机构至早也要到至元十七年都实考察之后。

探查河源不仅与经营朵思麻、朵甘思有关，还与至元十七年前后的乌思藏局势密切相关。忽必烈在都实出发前，曾言欲在河源建城，除了通商外，还有经营乌思藏的考虑。通过设置万户和扶植萨迦派，元朝对乌思藏的控制要比朵思麻与朵甘思严密得多，但随着帝师八思巴与贡嘎桑布矛盾的激化，元朝的乌思藏统治也开始出现危机。贡嘎桑布曾在至元六年到十一年（1269—1274）之间担任萨迦本钦，是萨迦派统治西藏的重要人物，但因其作风独断，八思巴在至元十一年（1274）将其免职。至元十三年（1276），八思巴在真金太子的护送下从临洮到达萨迦，随即与贡嘎桑布爆发了冲突。《汉藏史集》记载：“当桑哥重新被委任为宣政院官员时，上师返回萨迦，由于本钦贡嘎桑布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到朝廷。皇帝因为朝廷与萨迦派的关系特别重大，决定加以帮助，遂派大臣桑哥为首，领蒙古大军前往查究。”《河源志》也提到桑哥平叛事，陈庆英已经根据《河源志》的线索，将桑哥入藏的时间确定在至元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其说可从。也就是说，早在都实出发前，桑哥可能就已经在入藏的途中。

河源所在的星宿川、扎陵湖、鄂陵湖一带战略位置重要。早在唐朝时，唐蕃之间就已形成了一条“唐蕃古道”，该道西段的路线大致是从今西宁出发，越过日月山，经共和切吉草原，然后一路往西南，经花石峡、玛多，抵达扎、鄂两湖，翻越巴颜喀拉山后入藏。都实一行于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抵达河州，之后“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抵达河源后才开始顺黄河而下，则前往河源时走的应该也是唐蕃古道。贞观九年（635），李道宗追击吐谷浑时，就曾“达于柏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柏梁”即扎陵湖。都实出发前自然也知道河源在两湖附近，因此径直前往两湖，忽必烈最初设想在河源建城，其地点也应是在两湖附近。两湖一带扼守着汉藏交通的要道，忽必烈在此筑城，其意义超出了通商的范畴。学界已经注意到了贡嘎桑布叛乱被平定后，元朝改变原先在乌思藏的行政体制，设置了新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一事，但至元十七年的河源筑城未能引起学者的重视。结合贡嘎桑布叛乱与桑哥进军乌思藏，笔者认为忽必烈选择在此时筑城应该是为下一步经营乌思藏做准备。换言之，早在至元十七年，忽必烈可能就已经有了通过在河源筑城，控制入藏大道，并建立监督乌思藏军事据点的想法，河源筑城可以说是贡嘎桑布叛乱后忽必烈强化对乌思藏控制的先声。

从以上分析看，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河源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经营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三个区域。在河源筑城可以强化对乌思藏的军事控制，沿黄河而下设置驿站则可以使元朝势力深入朵甘思北缘，与此前元朝在朵甘思东缘的经营遥相呼应。驿站设立后，元朝势力就可进入朵思麻腹地，从而解决朵思麻诸部叛附不定的问题。原先人迹罕至，自然条件恶劣的黄河沿线地区，凭借着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在经略吐蕃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都实与黄河道的开辟

庞琳在考察元代入藏驿道时，将入藏线路分为三条：一是北线，由河州往西，沿唐蕃古道入藏；二是从河州往南进入四川，再与川藏北线会合入藏；第三条就是都实一行所走的黄河道。庞琳虽然注意到了黄河道，但未展开充分讨论。以下，笔者将结合《河源志》，对黄河道的相关问题再做一探讨。

元初使用最多的入藏通道是唐蕃古道（青藏道）和川藏道。唐蕃古道开辟早，沿途地势相对平坦，自然条件不算恶劣，从唐朝以来就是汉藏交往的主要通道。川藏道则分为南北两道，该道是川藏间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除了这两条东西向的通道外，庞琳所指出的由河州南下，再沿川藏线入藏的通道为元朝重要的入藏道路，忽必烈南征大理时走的就是此道。这条南北向的通道需要沿途经过朵思麻、朵甘思两地，不仅在交通上有重要价值，在军事上也意义重大，驻守河湟的西平王奥鲁赤曾多次率军由此道入朵甘思平叛。至于黄河道，从目前的史料看，在都实考察前并非入藏的主要通道。

《南村辍耕录·黄河源》后收录了一幅《河源图》，这是目前存世较早的一幅黄河图。对于这幅《河源图》，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都实考察后绘制或与都实考察有关。图中已经清晰地标明了沿黄河而下所经过的驿站，那么这幅图能否说明早在都实考察前，黄河沿线就已设立了驿站呢？

如上文所述，在都实出发前，忽必烈就已提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所谓营一城、规置航传，都只是忽必烈的设想，这意味着黄河源地区此前并未设置航传，即驿站。都实返回后，“图城传位置以闻”。那么，都实所绘制的城、传位置图描绘的是否是都实沿途所经过的城和驿站呢？答案是否定的。元代在营建重大水利工程时，往往会先派人考察，相关人员在考察完成后就会绘制一幅反映考察情况的图，以备参考。至元十二年（1275），“丞相伯颜公南征，议立水站”，为此专门派遣郭守敬“行视所便”，“自陵州至大名……乃得济州、大名、东平、泗、汶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此图正是其考察成果。至元初年，郭守敬“在西夏，尝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谓河源者。又尝自孟门以东，循黄河故道，纵广数百里间，皆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图志”，这里的图志同样是其考察河源和黄河故道成果的图。比较直观地反映考察图与设立驿站关系的是《经世大典》中的一段记载。至元四年（1267），“正月十四日，线真、脱欢等传旨：送茶速秃之地至燕乙里，创立驿馆一十四处，图本与中书省，令与制国用使司官，同议规划驿铺马、人粮之数”。元朝此时计划在茶速秃之地至燕乙里设立14个驿站，为此忽必烈特意让线真等人传旨，要求将图本交给中书省，中书省再与有司规划驿站的驿船、铺马、人粮事宜。很显然，这里的图本也是规划图，这份规划图是决定驿站驿船、铺马、人粮数量的重要参考。从这三个例子看，在正式的工程营建前绘制规划图，实际上是一项必备的工作，只有绘制了规划图，才能为驿站建设提供参考。都实返回大都后绘制的图，应该属此类规划图。

除了规划图外，从都实返回后所做的准备工作也能看出朵甘思的黄河河段并未设置驿站。都实向忽必烈提交考察图后，“上悦，往营之，授土蕃等处都元帅，仍金虎符，置寮寀督工，工师悉资内地。造航为艘六十”。“往营之”已经清晰无误地说明了都实返回后才着手营建城和驿站，而造船也和营建水站有着密切关系。至元四年（1267）五月，元朝筹划在西夏中兴府到东胜的河段上营建水站，“中书省据西夏中兴等据宣抚司呈：东胜合立三站，本路合立七站。除从权以东胜见在船二十一艘散给各站行用外，未造船三十艘，拟用已伐到大通山木植”。东胜需要建立三个水站，中兴府则需要建立七站。要建立水站，就必须有船，故元朝计划除利用东胜已有船只外，再建造30艘船。至元二十三年（1286）九月，中书省“委兵部员外郎添置宿迁、吕梁、沛县、济州至东阿水站”，而增添水站，最重要的事依然是添置船只。为此，元朝计划“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递运物货，远者相去二百余里。两大站之间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远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从以上两个例子可知，建设水站与准备船有密切关系，都实计划先“造航为艘六十”，正是为建立水站所做的准备工作。

综上，笔者认为，在都实考察前，朵甘思腹地的黄河河段上并未建立驿站，若《河源志》所附《河源图》与都实考察有关，则还是像周松所认为的视之为规划图较为妥当。明了这一点后，便可以对元廷在吐蕃设置驿站的经过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汉藏史集》曾记载了忽必烈派遣答失蛮入藏设置驿站事：“皇帝又下令说：‘……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顺利’……自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共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若分别叙述，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十一个大站。”

答失蛮设置驿站的时间，在中统年间。根据忽必烈所言，设置驿站的主要目的是方便八思巴往来汉藏之地。八思巴往来汉藏，主要走青藏道。南宋宝祐元年（1253），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首次会面后，八思巴“前去凉州，为法王之灵塔开光，按法主之遗言，准备到乌思藏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听受以前未学之教法。因而他前往朵甘思，从来往各地的客商中得知伍由巴已于牛年去世的消息，故而返回”。从凉州返回乌思藏，中间又需要经过朵甘思，八思巴走青藏道应无疑问，答失蛮所设驿站也应是在青藏道上。朵甘思的九个大站应集中于朵甘思西缘的今玉树以及昌都境内，与朵甘思北缘的黄河无关。

据《金史·完颜纲传》，金时，吐蕃有鲁黎族，其地“东邻宕昌，北接临洮、积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盖蛮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从地理位置考虑，所谓“西行四十日至河外”指的应该是逆黄河而上，与都实一行所走的黄河道相同。这说明黄河道从很早就已开始被利用，然而，此时利用黄河道的主要是当地的吐蕃部落，中原王朝对此道的认识仅局限于传闻。直到都实一行从河源沿黄河而下，沿路勘探，选定驿站地址，黄河道才终于被中原王朝所知。都实一行返回后，忽必烈让都实负责建造城池、设置驿站，但这一计划被桑哥阻止，“适相哥征昆哥藏不回，力沮，遂止”。不过，忽必烈并未完全放弃这一计划，有迹象显示，至迟在至元末期，元朝已按原有的规划在黄河上游设置了驿站。

大德元年（1297）十月，元朝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如前文所言，答失蛮中统年间在朵甘思设置的驿站是在朵甘思西缘，且只有九站，但到了大德元年，朵甘思已有19站。答失蛮设置驿站后，青藏道朵甘思段已无必要再设置驿站，因此，多出的十站应是后来所设，这十站中的部分驿站极有可能就是设置于黄河沿线。《经世大典》的一段记载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皇庆二年（1313），因赈济吐蕃驿站事，宣政院上书言：“检会得至元二十九年、元贞二年，小只、爱亦伯、朵甘思、乌思藏等站，经值寇攘，中书亦尝给降马牛宝钞，差官接济”。爱亦伯，亦作阿以伯、阿赤伯，朱思本所译帝师梵字图书曾提到此站，“自哈剌河与黄河合，正北流二百余里，过阿以伯站”。《河源图》以及本于朱思本《舆地图》的《广舆图·黄河图》也描绘了此站。小只站也出现在了《黄河图》中，小只站与爱亦伯站位于黄河沿线无疑，由此可知元朝此后确实在黄河沿线设置了驿站，阿以伯站极有可能就在朵甘思多出的十站中。根据宣政院的上书，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时，两站就已存在，如此则至晚在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就已重新实施了设置驿站的计划。至于《河源图》《黄河图》所描绘的黄河道驿站，其建立时间，以目前的史料看，最早也只能在至元二十九年前后。

根据《河源图》《黄河图》所绘黄河道驿站，黄河道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驿站体系。通过设置驿站，忽必烈此前经营朵甘思、朵思麻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这些驿站稳定与否也直接关涉黄河道是否畅通。洪武十一年（1378），洮州纳怜七站反叛，“朵甘思、乌思藏之路自此亦梗，不复通往来矣”。纳怜七站继承自元朝，诸站与黄河相接，其中朵的站（脱的站）就曾出现在朱思本的《黄河图》中，朵甘思、乌思藏之路指的就是沿七站而上的黄河道。元朝时期，朵甘思、朵思麻、乌思藏三区均在朝廷的掌控之下，黄河道自然能畅通无阻。明朝限于国力，并未直接控制乌思藏等三个区域，在失去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原先的站户自然不可能再继续经营驿站，黄河道也因此而逐渐没落，并被人所遗忘。

四、从《河源志》看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

关于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一直以来都聚讼纷纭，难有定论。陈得芝认为该机构的设置时间不会早于世祖至元年间，陈庆英则认为要晚到泰定二年（1325）元朝平定参卜郎之乱后，张云认为在至元元年到二十五年（1264—1288）之间。以上学者在讨论时均未注意到《河源志》，借助《河源志》提供的线索以及前文所分析的忽必烈经营朵甘思的背景，或可以对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有一个新认识。

吐蕃等路宣慰司主要管辖的区域是朵甘思，故又被称为朵甘思宣慰司，要讨论朵甘思宣慰司的设立时间，就必须关注元朝对朵甘思的经营。如前文所言，忽必烈着力经营朵甘思是在至元十年（1273）平定建都蛮叛乱后，并以至元十三年（1276）改合答城为宁远府，十五年（1278）改李唐城为李唐州而达到高潮。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朵甘思宣慰司设置的上限定在至元元年似乎过早了。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考察河源时，在黄河流经的朵甘思北缘，一路均未遇到官方机构。可知至元十七年时朵甘思宣慰司并未设立。都实返回后，忽必烈授都实为“土蕃等处都元帅，仍金虎符，置寮寀督工”。驿站设置地区主要是在朵甘思，而都实被授予管辖朵思麻的吐蕃等处都元帅，这也可以说明此时朵甘思宣慰司还未设立，还需要朵思麻宣慰司全权处理。因此，朵甘思宣慰司的设置上限可以断代到至元十七年后。

《元史·桑哥传》记载，至元二十五年“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陈庆英认为桑哥所言的西蕃诸宣慰司指的是朵思麻、乌思藏、巩昌三路，此时并未设置朵甘思宣慰司。但巩昌一路已在汉地，并非纯粹的“西蕃”地区，将巩昌算入似不妥。从上文的讨论看，至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必烈已经按照原计划在黄河沿线设置了驿站，开始大力经营朵甘思腹地。从这一背景考虑，“西蕃”诸宣慰司应该包括朵甘思，至元二十五年时朵甘思宣慰司很可能已经设立，将此年作为朵甘思宣慰司设置的下限是可以成立的。至元三十年（1293），“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旦当与朵甘思接，此处的宣慰司也应该是指朵甘思宣慰司，而非遥远的朵思麻宣慰司。从“仍属”一词看，朵甘思宣慰司在至元三十年前就已设立，这也可以支持本文提出的朵甘思宣慰司设置于至元十七年到二十五年之间的观点。

陈庆英之所以认为朵甘思宣慰司设置于泰定二年（1325），是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了泰定二年的一段记载，“以乞剌失思八班藏卜为土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兼管长河西、奔不儿亦思刚、察沙加儿、朵甘思、朵思麻等管军达鲁花赤，与其属往镇抚参卜郎”。这段记载虽不能说明朵甘思宣慰司设置于泰定二年，但却为我们理解朵甘思宣慰司的沿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朵甘思宣慰司所辖机构时，依据的都是《元史·百官志》的记载，根据这一记载，朵甘思宣慰司下辖机构包括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剌马儿刚等处招讨使司、奔不田地里招讨使司、奔不儿亦思刚百姓、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六番招讨使司、天全招讨使司、鱼通路万户府、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长河西管军万户府、长河西里管军招讨使司、朵甘思招讨使司、朵甘思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亦思马儿甘万户府。然而，这一记载可能反映的只是某一个时段的朵甘思所辖机构，并非一直如此，这从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的变迁就能看出来。

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安抚使司既出现在了《元史·百官志》“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条下，也出现在了《元史·地理志》“土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条下，只不过一个是安抚司，一个是宣抚司。一个机构自然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宣慰司，两处记载的不同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隶属关系。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合答城）几个地名，在前文已有讨论，这几地都处于朵甘思东缘，与四川交界之处。至元二年（1265）时，有雅州碉门安抚使，十一年长河西千户必剌冲叛，十五年有碉门鱼通司，可知至元初期以上数城还只是分别设置了相关机构。据《元史·地理志》，至元二年碉门安抚使高保四曾请求修复碉门城邑，元朝敕秦蜀行省协助筑城，知碉门此时属于秦蜀行省；至元二十年（1283）时，“又割黎、雅属吐蕃招讨司”。《元史·百官志三》记载，吐蕃招讨司属朵思麻宣慰司，黎、雅二州原属四川成都路，此次相当于将二州转归到了朵思麻。大德二年（1298）正月，“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这是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首次设立，黎、雅二州此前已经划归朵思麻，《元史·地理志》“吐蕃等处宣慰司”条下也收录的是宣抚司，可知此时设立的新机构应属于朵思麻，此后才划归朵甘思宣慰司。至顺元年（1330）闰七月，四川行省调碉门安抚司军700人前去平定罗罗斯之乱，则到了至顺时，碉门又回到了四川。从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演变的例子看，朵思麻、朵甘思所辖的部分机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常处于变动中。同样泰定二年时，朵甘思宣慰司兼管长河西、奔不儿亦思刚、察沙加儿、朵甘思、朵思麻等管军达鲁花赤，也可说明泰定二年前，以上几个机构是不属朵甘思宣慰司的。换言之，朵甘思宣慰司最初设立时所辖机构并没有《元史·百官志》所言这么庞大，为了镇压参卜郎之乱才导致了朵甘思宣慰司的扩大。

综上，朵甘思宣慰司设置时间应在至元十七年（1280）到二十五年（1288）之间。朵甘思宣慰司所辖机构并非一成不变，参卜郎之乱并不是导致了朵甘思宣慰司的设立，而是促成了宣慰司的扩大。

结语

潘昂霄的《河源志》系统记录了至元十七年时都实考察黄河的情况，其中不仅有关于黄河流向以及支流的记载，还透露出了忽必烈意欲强化对吐蕃控制的意图。从《河源志》可知，至元十七年时，元朝在朵甘思、朵思麻并无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黄河，是在为沿途设置驿站，强化对吐蕃三区的控制做准备。都实考察结束后，忽必烈至迟在至元二十九年就已沿着黄河设置了驿站，黄河道在元朝统治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元朝也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对吐蕃的控制。根据《河源志》提供的线索，还可以将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进一步缩到至元十七年至二十五年之间，吐蕃等路宣慰司的所辖机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于变动中。《河源志》在探讨至元时期元朝对吐蕃的经营上，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