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康：《河源志》所见忽必烈经略吐蕃史事考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黄河源头，此次考察除探查河源，兼有经略吐蕃的目的。都实一行深入黄河腹地，沿路勘探，就是为进一步经略朵甘思做准备。在黄河沿线设置驿站，不仅可以使元朝势力深入朵甘思腹地，还有利于强化对朵思麻诸部落以及乌思藏的控制。都实考察后，黄河道正式开通，元朝不久之后在朵甘思黄河河段设置了驿站。依据《河源志》提供的线索，可以将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进一步限定在至元十七年到二十五年间。
李正元、马蕾：重塑的乡村组织与农文旅融合产业振兴——基于甘肃扎尕那的调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运作方式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旅游融合是甘肃迭部扎尕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家庭和合作社的结合是当地农文旅产业融合振兴的组织基础。该组织模式不仅使当地村民能够与外来主体沟通和协商，也可以实现乡村社区利益共享和维护社会公正的目标。扎尕那的社会组织不再是村落传统结构的反映，而是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乡村组织。村落组织和农文旅产业共生共变实践能消除将民族地区村落组织视为静态事物的误识，从而准确理解当代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变迁，有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刘诗谣丨边境口岸外来人口的集聚及其效应：基于西藏日喀则吉隆镇的考察基于中尼边境吉隆镇的田野考察，本文旨在呈现边境口岸外来人口的集聚过程及其复杂样态，审视外来人口对迁入地的多重社会影响。研究发现，吉隆口岸开放开发产生的大量发展机会吸引了跨省份的国内流动人口与跨国界的尼泊尔流动人口的共同汇聚。国内流动人口以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为主，其经营活动具有显著的兼营性和同乡集聚特征，并且其经营活动在亲属关系网络内逐渐延展。尼泊尔流动人口以务工活动为主，流动方式上大多依赖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带，其务工活动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外来人口从经济发展活力提升与经济发展韧性强化、社会关系网络的丰富与社会交往秩序的扩展、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与思想观念更新三个方面赋予了边境小镇多重发展动能。其经验也提示我们，边境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适度吸引和支持外来人口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思路和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式。
边巴拉姆：《宗教事务条例》施行二十年，促进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加快发展2005年，我国首部系统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的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施行。这一法规的出台，在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加强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法治建设锚定了清晰方向，筑牢了西藏自治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根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25年度拟录用参公人员公示公告根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有关要求，经笔试、面试、体检和考察等程序，确定张凯娣、宋百超同志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25年度拟录用工作人员，现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有问题，请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人事部门反映。
格桑央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境下的西藏寺庙建筑探析西藏寺庙建筑作为西藏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历史积淀与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重维度：历史维度中，建筑演变脉络清晰展现多民族文化交融轨迹；学术维度上，独特的建筑形制与装饰艺术构成跨学科研究的珍贵样本；现实维度里，其文化内涵持续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维系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彰显着文化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特殊作用。
薛莲：守护好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近日，阿尼玛卿黄河水源涵养地科学考察活动在青海西宁正式启动。阿尼玛卿雪山保存着50余条冰川，年均径流量占黄河上游总流量35%，其变化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具有重要影响。此次科考将通过自然资源实地调查掌握区域内各类资源分布及现状，精准识别生态薄弱环节，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达瓦：论四世班禅对17世纪西藏宗教界的品德示范作用“品德上能服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对宗教界人才队伍建设提出的“四条标准”之一，是杰出宗教人士赢得信教群众信赖、助力社会和谐进步、发挥关键作用的先决条件。四世班禅深受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拥护和敬仰，在爱国爱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为宗教界树立了榜样。纵观其一生，他始终做到谦虚谨慎、生活俭朴，严守清规戒律，关心百姓疾苦。四世班禅的这一系列优秀品格，是17世纪西藏地方宗教界的标杆，为新时代培养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宗教人士提供了启示和经验。
杨明洪：从四个维度理解援藏工作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明洪作《援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发言，从四个维度阐释了援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关系，为援藏实践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杨明洪教授在会后接受了中国西藏网专访，更加深入阐释了他的研究成果。
梁俊艳：西藏人权白皮书戳穿美西方谎言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当家作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随着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西藏人权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近年来，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持续炒作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尤其是针对所谓寄宿制教育、宗教信仰自由等进行大肆诬蔑。时隔27年之后，2025年3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第三份关于西藏人权事业的白皮书——《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以“事实+数据”的实证逻辑，展现了西藏从民主改革前的“人权荒漠”到今天“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以说，这份白皮书的发布，有力击穿了美西方关于西藏人权的所有谎言。
霍巍：关于西藏早期文化史几个问题的思考西藏早期文明的诞生，与早期文化史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理解今天的西藏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首先就必须对西藏早期文化史有正确的认识，树立科学的观念。西藏早期文化史主要指文字诞生以前的历史，其上限始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下限限定于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之前。首先需明确西藏文化史的概念设定、理解与阐释；在研究方法上，既要以科学发掘和调查所获的、与西藏人类早期活动相关的丰富考古资料为核心史料，同时也要充分从西藏古史传说和记载当中吸取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历史的素地”，与考古材料相互比较，从中得出合理的阐释。西藏文化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包括人类拓殖高原、早期农业的诞生以及早期文明诞生的历程及其特点，都是研究的重点。
查显友、强世功：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伟力民族工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鲜明政治导向、深远战略思维、强烈历史担当、真挚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宝贵思想结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深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种雪、郗菲菲：发挥影视创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西藏自治区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常华仁：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趋势，深刻洞察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战略指引。
央吉卓玛：从英雄观到“英勇味”——格萨尔史诗传统的民族志诗学阐释格萨尔史诗以其宏阔的战争场面、鲜活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成为中华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作为英雄史诗的典范之作，格萨尔史诗塑造了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形象，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人们的英雄观及其背后的英雄叙事传统。文章认为：伴随梵语诗学思想乃至“十明”文化思想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译介和传播，格萨尔史诗英雄观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从崇尚力量和勇气的英雄观到勇士/王者/尊者三位一体的英雄观的嬗变历程，恰恰蕴含着诗学观念中对“英勇味”的阐释理念。基于上述背景知识，文章在探究“格萨尔其人其事”这一长期困扰学界的话题时，拥有了来自民间传统和地方知识的观念支撑。从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的姓名或称号入手解读其人物形象的学术传统不可谓不久远，作者的研究因循此径。但是，为了避免相关讨论陷入因“格萨尔”词源未定而带来的研究困境，文章将主人公的个人名——“觉如”（jo ru）作为考察对象，立足民族志诗学立场，对其进行词义和语用层面的解析，阐明“觉如”兼具勇士/王者/尊者三种特质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特质与故事范型的交互指涉关系。
于丽萍等：凉州会晤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历史上，凉州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往来的重镇。蒙古首领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后，藏传佛教迅速在此地兴盛并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同时，凉州会晤的政治示范效应演化为西藏地方紧靠中央政权的政治遗产。以凉州会晤为标志，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融有了飞跃性发展。
张春敏、朱红艳：西藏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水平测度及制约因素研究西藏的乡村振兴是全国整体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一环。文章按照“建立评估模型—筛选评估指标—赋予指标权重—实证测度”的步骤，以德尔菲法制定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的“西藏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以AHP—熵值法为指标赋权，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西藏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为更深入了解实践困境，采用扎根理论探析影响西藏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咨询专家权威系数和Kendall协调系数分别为0.90、0.241，赋值均数在4-4.75之间，变异系数在0.09-0.14之间，同意率≥0.75，说明函询结果可靠。（2）西藏文化产业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尚显不足，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其中，一级指标中“文化产业赋能生态宜居”“文化产业赋能治理有效”的权重最大，揭示了西藏乡村振兴中生态保护和乡村治理处于“牛鼻子”地位；二级指标权重排名前四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文化传承、团结稳定，表明文化产业在西藏乡村振兴实践中，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3）赋能水平呈现明显的“藏中南高、藏东和藏西低”的区域空间特征；（4）西藏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面临着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生产要素层面、生态环境层面、内生动力层面五个方面的内外部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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