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藏才让：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官装像探析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是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首，袭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他活跃于雍正、乾隆两朝，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功勋卓著，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典范。故宫博物院藏《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官装像》唐卡，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珍贵艺术见证。
其加、罗招武：唐宋时期“嘉”氏族在西藏的传播与历史贡献考述青藏高原留存着诸多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案例，为阐释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积淀提供了珍贵样本。“嘉”氏族在西藏的传播历史、家训精神及文化遗产，是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典型缩影，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资源。据藏文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藏之时，有大力士随行协助拉运佛像，其中名为拉嘎者为汉族，其后裔在涉藏地区被冠以“嘉”字（藏语意为中原、汉地），嘉·绛白桑瓦即为该支后裔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符号。该家族自中原迁入西藏，扎根高原，其传承脉络清晰，影响深远。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嘉·绛白桑瓦已在西藏传法弘道。拉嘎一脉传至第五代时，后裔杰色贡琼迁居昌都，在卡若区嘎来地方建立“拉托土司”政权，将家族文化传承拓展至昌都地方，实现了“嘉”氏族在西藏多地的广泛播迁。后弘期，嘉·尊追森格、嘉·益西多吉等后裔赓续传承，进一步扩大了“嘉”氏族的分布范围与社会影响力。据藏文典籍记载，嘉·绛白桑瓦受赞普赤热巴坚委任，获封属地并主持修建乃宁寺后，曾立下三条家训，内容涵盖爱民护民的价值取向、敬畏生命的生态理念、虔诚纯粹的宗教追求等，其家族后裔在教义阐释、寺院修缮、僧才培育等领域始终坚持发扬家训传统。近代，乃宁寺僧俗同心抵御英国侵略的壮举，更是该家训传统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汉藏民族命运相连、利益相通、情感相融的共同体格局。
德拉东知：试论吐蕃马印的两种类型——图案类型与文字类型马政是中古时期王朝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印作为马政系统得以运营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与研究意义。然而，吐蕃时期的马政及马印制度，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相关成果亦屈指可数。文章基于对吐蕃时期棺板画及纸画等图像材料的考察，辨识出马印的直观图像例证，进而梳理古藏文契约文书中关于买卖马匹的特殊描述方式，考证出古藏文中表示“马印”之义的“མདོ་རིས”一词，从而为吐蕃马印研究提供了图像与文献的双重证据。在此基础上，将吐蕃马印分作两种类型——图案类型与文字类型，并指出其与唐代“诸蕃马印”和“诸监马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而自成一体的特点。此外，文章以马印制度为基础，进一步检索古藏文文献，梳理与吐蕃马政系统相关的线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对研究中原制度体系对边疆地区的影响及丝绸之路上跨区域文化互动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才让扎西：从《贤愚经》到民间传说——清代驻京喇嘛觐见叙事中的文本互文与隐喻文章以4位驻京喇嘛觐见乾隆皇帝的藏族民间传说为例，通过文本互文与母题分析，揭示了该组传说与古老佛本生故事《贤愚经》之间的关联。文章提出，民间叙事在沿袭经典文本“构陷—查验—危机”的结构骨架时，对核心母题进行了适应清代政治语境的调整，用“神力救赎”取代原典的因果业报，并将笔袋里藏刀这一核心意象从世俗凶器转变为神圣智剑。这种转变不仅强化了驻京高僧的宗教权威，更通过将关帝、文昌等汉地神灵纳入护法谱系，提供了一种关于清代政治秩序与多民族关系的独特解释框架。这些故事生动展示了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叙事策略，在信仰与权力的张力中构建出对多民族共同体的独特理解，并为其提供了可共享的叙事资源。
诺布旺丹：以诗证史 史诗互证——格萨尔狮龙宫殿地理、历史与文化密码的解读与阐释作为和格萨尔史诗主人公渊源深厚的重要建筑，绒戈狮龙宫殿蕴含着格萨尔文化独有的历史记忆与基本文化信息，藏于其中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密码，为我们破译史诗中诸多湮没不彰的特定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提供了独特路径，也为我们进一步破解一系列学术悬案——包括史诗主人公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身份、身世与大致生活年代，生前业绩以及其后世历史，岭部落的中心地理位置与迁徙图谱，提供了有力佐证。历经近千年的风云沧桑，它早已超越了一般建筑的意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扮演了独特角色，曾为维护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巩固边疆稳定，对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外文明的对话互鉴，以及现当代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克、青格力：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要深入学习领会法律精神，全面贯彻实施法律规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王小彬、李金涛：必然·实然·应然——西藏何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6）1949—1976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实现和平解放，实行社会改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选择，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和确保边疆稳定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条件不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机和方式也有所不同。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分为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稳定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四个阶段。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再到社会主义改造，三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推动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认识西藏地方是何时、怎样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邓亚净：治理能力视域下西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研究——以拉孜县为例在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情境下，县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矛盾体现为“形式覆盖”和“实质公平”之间的显著落差。以拉孜县为个案，聚焦资源输入到服务输出的中间环节，运用资源统筹与配置、制度转译与调适、服务递送与可及、可持续保障四维能力分析视角进行诊断。研究发现，拉孜县实践呈现资源中心集聚与边缘依赖、制度形式统一与实质分层、服务递送空间与文化梗阻、体系运行外部依赖与内生脆弱等四重治理能力短板。均等化的推进不能止步资源输入和制度覆盖，须把县域治理能力作为核心变量纳入政策设计，实现从“资源驱动”向“能力驱动”的范式转换。
梁俊艳：名不正则言不顺——印度“地图政治”的非法本质2026年8月7日，印度内政部宣布对藏南地区27处地点及地理实体赋予所谓“标准名称”，并将其纳入印度测量局官方地图。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明确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
拉先加：典籍守护与文化赓续——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藏文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藏文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存量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系统保存了青藏高原千年文明发展脉络，印证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文化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地位，为藏文古籍保护性整理与创新性传承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依据。藏文古籍文本体系与传承过程，集中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互学互鉴、交融共生的历史特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开展藏文古籍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单一研究维度，有效挖掘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价值，如通过梳理《大藏经》的编纂演进过程，可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传承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藏文古籍保护整理工作稳步推进，在普查建档、抢救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有效激活了古籍文献的当代价值。与此同时，现阶段工作仍存在制度体系不完善、科技融合程度不足、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现实问题。对此，需构建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整合文化、文物、教育、出版等多领域资源，形成藏文古籍保护整理工作合力，以科学化、系统化建设完善技术体系与人才支撑，推动藏文古籍传承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
张延清：敦煌藏经洞出土英藏IOL.Tib.J.VOL.95所载抄经题记集录吐蕃经营丝绸之路期间，在吐蕃王廷的大力推动下，敦煌佛教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其中佛经的翻译和传抄是吐蕃在敦煌兴佛的重要举措，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写蔚然成风。《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一方面篇幅小，抄经费用较小，另一方面抄写此经就是为当时的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积累功德，为此在吐蕃当局的号召下，《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抄写了数千部。藏经洞出土的英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抄本不仅是唐代吐蕃在丝路敦煌开展抄经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丝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有助于揭示吐蕃时期佛教发展史、古代敦煌各民族关系史。鉴于这批抄经题记所具有的文献和史学价值，本文对英藏IOL.Tib.J.VOL.95《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所载抄经题记作一集录，为有志于敦煌学、藏学研究的学者提供第一手资料。
刘妤：我国边疆开放的西藏探索——驱动逻辑与推进方向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的重要指示，文章以西藏为典型案例，运用由特殊到一般的学理推演方法，构建地理边缘——开放前沿分析框架，系统阐释西藏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特征，梳理其在区位格局、价值转化、制度变革层面，实现边缘转向枢纽、资源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演进逻辑。针对区域面临的地缘环境复杂、要素流通受阻、治理目标多元等复合挑战，研究提出“通道—产业—制度”协同发展路径，通过优化通道布局、创新产业赛道、提升治理效能，推进更大范围联通、更宽领域增值、更深层次创新。这不仅回应了新时代边疆开放发展的重大命题，更拓展了开放型经济学的中国边疆理论范式。
吐尔文江·吐尔逊：以法治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郑重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立场，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现代化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准确把握这部法律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全面贯彻实施法律规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奋力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壮丽篇章。
湛晓白：边疆治理视域下清末民族语文人才培育民族语言翻译能力是清代边疆人才培育及诠选的核心要素。随着清末边疆内地治理一体化和新政改革推进，国家对民族语言沟通翻译的需求重新激增，对治边人才素养提出新要求。然而翻译科举制废止，八旗学校面临全面改造，原有人才培养制度基本失效。由此，清政府先后创建满蒙文高等学堂和殖边学堂，试图依托学堂体制建立新的边疆人才培育机制。此举既延续清代重视民族语言翻译的治理传统，又体现鲜明的去八旗化和近代边政教育特色，影响辐射至民初。学堂师生后续的各式筹边活动，更体现民族语言翻译实践在现代国家建构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
严寅春：王忠嗣神道碑涉蕃史料再钩沉唐代名将王忠嗣神道碑为研究唐蕃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此学界虽有关注，但很多问题都没有厘清。本文以神道碑为中心，进一步考察了开元二年唐蕃陇右之战的前因后果，此战因吐蕃劫掠监牧马匹而引发了唐廷的强力反击，前锋王海宾自朔方驰援陇右，突袭吐蕃，为薛讷大军创造了机会。通过细绎文本，可知王忠嗣的郁标川之战旨在策应李祎攻拔石堡城，是石堡城之战的一部分。此战后，王忠嗣并没有升任“右丞相”，所谓“因为右丞相”或是指萧嵩。杜希望持节河西，王忠嗣得以“佐戎关陇，分镇河湟”，第二次立功河湟。
强世功：从“共同体”到“天下”——区域国别学能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学到什么？本文认为，区域国别学建设应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并非区域国别学的“平行学科”，而是为其提供本体论基础、方法论视野与价值论定位的“母体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提供的“共同体”概念，具有跨区域、跨文明的解释力。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成的“三体”递进结构，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天下主义，为理解区域秩序提供了超越实体化的国别划分乃至国内/国际二元划分的分析框架。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善用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与边疆史地研究的长时段视野，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在地化”转向和研究对象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正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天下观”“大一统”等文明传统，区域国别学才得以从西方“帝国之学”转向中国的“天下之学”。
丁赛：摆脱西方话语桎梏，加快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作为建构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创新实践，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重大议题和光荣使命。近年来，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紧紧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主动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大局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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