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谣丨边境口岸外来人口的集聚及其效应：基于西藏日喀则吉隆镇的考察

【内容摘要】基于中尼边境吉隆镇的田野考察，本文旨在呈现边境口岸外来人口的集聚过程及其复杂样态，审视外来人口对迁入地的多重社会影响。研究发现，吉隆口岸开放开发产生的大量发展机会吸引了跨省份的国内流动人口与跨国界的尼泊尔流动人口的共同汇聚。国内流动人口以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为主，其经营活动具有显著的兼营性和同乡集聚特征，并且其经营活动在亲属关系网络内逐渐延展。尼泊尔流动人口以务工活动为主，流动方式上大多依赖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带，其务工活动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外来人口从经济发展活力提升与经济发展韧性强化、社会关系网络的丰富与社会交往秩序的扩展、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与思想观念更新三个方面赋予了边境小镇多重发展动能。其经验也提示我们，边境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适度吸引和支持外来人口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思路和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式。

【关键词】外来人口；人口集聚；人口流动；边境口岸；吉隆镇

【作者简介】刘诗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藏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转载声明】转载本文仅供读者交流使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一、研究问题与田野概况

当前发生于东北边境、西南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现象所导致的人口、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乏力的“空心化”或“虚空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和安全问题引起了学界的诸多讨论与担忧。不同于东北边境以及西南边境地区出现的人口空心化现象，部分边境地区，尤其是一些边境口岸城镇，呈现出与之相反的人口“集聚”特征。这种集聚性不仅体现为邻国边民的跨境居住和生活，还包括人口从东部、中部等经济先发地区向边境地区的流动集聚。相对于对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边境地区人口集聚现象的研究并不充分。部分学者关注到边境地区邻国边民的跨境流动，但对内地省份向边境地区的人口迁移重视不足，更鲜少有人同时关注国际与国内流动人口及其形成的集聚现象。

人口的集聚会对迁入地产生一系列的复杂影响。部分学者对此持悲观主义立场，将外来人口视为影响民族认同、社会团结，甚至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性”因素。与此相反，部分学者认为外来人口对迁入地发展而言是一种“刺激性”因素，尤其是边境地区，以发展工商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更加依赖移民的推动作用，城市化发展过程体现出明显的“移民推动型”特征。事实上，既有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类型外来人口对于迁入地的不同影响。外来人口并非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总体而存在。就地域空间维度而言，外来人口可以分为国外人口与国内人口两种类型。就外来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方式而言，可以分为劳务型、技术型和资本型。不同类型的外来人口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和塑造迁入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动，并对迁入地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人口流动行为嵌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任何关于人口流动与发展的研究结论都必然带有一定的情境依赖性。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附着在特殊的地理区位、多元的民族构成、复杂的宗教信仰等因素之上，所处情境更为复杂。当前，部分边境地区出现的外来人口集聚现象虽并非主流，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小视。边境地区的外来人口集聚现象及其对迁入地产生的复杂效应应当是学术界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尝试将边境地区同时汇聚的跨国界流动的邻国人口与跨省份流动的国内人口一并进行考量，对当前中国边境地区外来人口集聚过程及其复杂样态进行事实性陈述。同时，本文并未止步于对边境地区外来人口特征属性的描述，而是将外来人口视为一种具有建构性力量的动力要素或生产机制，进一步阐释边境地区外来人口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意义，剖析外来人口会如何影响和塑造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等，对外来人口背后的意义展开具有社会想象力的规范性分析。边境地区外来人口问题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流动问题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内人口流动问题的一个缩影。以该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思考，可以丰富我们对边境地区人口流动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认识，以此回应和关照学术界关于国际人口流动以及国内人口流动问题的相关研究。同时，也能够为制定更加符合边境地区实际的人口、就业和发展政策，以及边境地区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本文选择中尼边境的口岸城镇——吉隆镇为田野调查点。吉隆镇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历史上一直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区。全镇辖2个居委会，9个行政村，1084户，总人数4001人。小镇地处中尼边境中段，西部、南部与尼泊尔接壤，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130公里。位于该镇热索村的吉隆口岸公元8世纪以来就是中国西藏与南亚诸国交流和通商的要道，素有“商道、官道、战道、佛道、迎亲道、传法道”之称，历史上曾是中国西藏与尼泊尔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之一。吉隆口岸于1961年成为开放口岸。1972年，国务院批准吉隆口岸成为国家二类通商口岸。1978年，国务院批准吉隆口岸成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尼公路定型和樟木口岸功能的日益成熟，吉隆口岸对外贸易日益萎缩，海关、边检等口岸管理部门在没有进出口业务和人员往来的时间段撤出吉隆，口岸功能弱化，仅有零散、小额的边民互市贸易在持续。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缓解樟木口岸通关压力和进一步发展西藏对外贸易，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加大了对吉隆口岸的开发力度。2000年，国家投入近亿元人民币为尼泊尔援建的通往吉隆口岸的“热索公路”正式通车。2015年，尼泊尔4·25地震发生后，樟木口岸关闭，吉隆口岸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2017年8月，吉隆口岸被国务院批准开放为国际性口岸，对第三国人员开放，正式成为第三国口岸。2019年，吉隆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13.02万吨，进出口货物总值37.52亿元。边民互市贸易货物量2383吨，边民互市贸易总值2555万元。在口岸贸易结构方面，以中方出口为主导，出口贸易额占总贸易额比重超过99%。出口货物以轻纺、机电产品、电气设备以及农副产品为主，进口货物以大米面粉、金银首饰以及民族手工艺品为主。2022年3月，国务院审批通过设立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加快培育和发展国际商贸、现代物流、边贸加工、边境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吉隆成为全国第18个、西藏首个国家级经济合作区。目前，吉隆口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与尼泊尔进出口贸易值最大的陆路贸易口岸。随着中尼双边经贸合作的加深、南亚互联互通设施的完善，吉隆正在加速发展成为西藏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和扩大开放的重要平台。

笔者于2024年6月20日—7月20日期间在吉隆镇展开田野调查，所涉及的地区包括吉隆镇及其下辖的吉隆居委会、帮兴居委会、热索村、吉甫村。通过对当地居民，流动人口（包括内地各省份的流动人口和跨境而居的尼泊尔人），吉隆镇政府、吉隆镇边防检查站、吉隆镇边境派出所、吉隆口岸管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等关键信息提供者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度个案访谈，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的相关情况。访谈对象总共涵盖了吉隆镇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吉隆镇边境派出所、吉隆镇边防检查站、村“两委”干部以及驻村工作队等相关人员10人，本地村民15人，国内流动人口18人，尼泊尔流动人口12人。2024年10—11月，为补充相关资料，笔者以电话、微信的形式对吉隆镇政府、吉隆边防检查站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5次回访。此外，本文在研究中还参阅了吉隆县志以及吉隆口岸管理委员会（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吉隆镇政府等相关部门提供的规划、工作总结等文件资料。

二、吉隆镇外来人口的集聚过程

吉隆镇的外来人口包括跨省域流动的国内人口和跨国界流动的尼泊尔人两种类型。两种类型的外来人口集聚吉隆镇，发生于国家对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对外开放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的宏观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持续推进，边境口岸城镇吉隆在西藏固边兴边富民和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15年以来，包括口岸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出入境检查检验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边贸市场等项目建设陆续展开。项目建设催生了大量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流动人口和尼泊尔人来此发展。具体而言，国内流动人口向吉隆镇的汇聚是人口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逐渐扩散到较不发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迁出地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与吉隆镇相对充分的发展机会以及相对匮乏的人力资源成为他们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尼泊尔人向吉隆镇的汇聚是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对于他们来说，中尼两国之间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中国相对充分的就业机会以及两国工资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成为他们跨境流动的主要动因。

（一）跨省域流动的国内人口在吉隆镇的集聚

国内流动人口进入吉隆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为支援西藏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事业，从内地向西藏的人才输送。20世纪70年代以来，内地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和干部、部队转业士兵等先后被分配到吉隆工作。这一时期的国内流动人口主要是政策导向下的人口流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快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成为重要议题。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北京等9省市帮助建设包括电站、旅馆、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等在内的43项西藏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国家为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的项目工程建设刺激了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加，内地各省份各民族的人口开始自发性迁移到西藏寻找发展机会：

我85年到拉萨市。那时候我母亲给我借了20块钱，先到了甘孜州，慢慢从甘孜州又到了西藏。最开始是在拉萨的一个县里修电站，修电站当时是两三百人，苦得很，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到西藏四十多年了，1983年就到西藏拉萨了，跟着老乡一起进来的，有一个包工队，在建筑工地上打工，那时候工地就在现在的布达拉宫广场边上。不像现在，以前那都没有人行道呢。后来又到了樟木镇，在樟木镇待了10年，在那锯木料，一锯就锯了1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加强和尼泊尔的经贸与文化往来，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国家正式确定恢复开放吉隆口岸，并将吉隆沟开发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92年9月，中国银行日喀则分行投资10万元在吉隆镇修建了一所多功能边贸市场。伴随吉隆口岸扩大开放，这些在拉萨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辗转来到吉隆。在他们看来，吉隆口岸扩大开放蕴含无限可能的广阔发展机会：

1992年到吉隆的，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吉隆）的口岸要开发，想着发展机会肯定会很多，所以就到沟里来了。当时这里的老百姓盖房子，他们修房子用一点材料，就这样在老百姓家里面打木料，早上吃个糌粑，中午还是吃个糌粑，晚上吃个米饭，一天的工资能有30—40块钱。

然而，这一时期吉隆口岸并未真正发展起来，中尼之间的经贸以及人员往来还是以樟木口岸为主，吉隆镇的社会经济较为萧条。因此，这一时期吉隆镇的国内流动人口数量较少。据目前在吉隆镇从事中医药治疗和日用百货商店经营的甘肃大叔回忆，他初到吉隆镇时，镇上只有4个外地人：

九几年的时候，这里就4个外地人，2个是四川过来的，2个是甘肃过来的，其他的就没有了。

64岁的X先生正是这四位国内流动人口之一，他讲述了1995年初到吉隆镇时的情景：

1995年的时候，家里有一个亲戚到吉隆镇开饭馆，我就从樟木镇到吉隆镇来了。刚开始就是卖个面条炒菜啥的，很简陋的，开饭馆用的桌子凳子都是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的。那时候镇政府里的内地干部也没有几个。后来慢慢地又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多少，最多的时候，如果坐两桌人的话，也都坐不满，也就是十几个人吧。

大量国内流动人口进入吉隆是在2015年。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于西藏开放发展的定位是“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在这一背景下，吉隆在西藏自治区层面被定位为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上的国家一类口岸、中尼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际旅游和边贸服务为核心的示范小镇，吉隆镇在国家和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加之2015年，受尼泊尔4·25地震和5·12地震影响，原为中尼贸易主要通道的樟木口岸受损严重，被迫关闭，其原有功能转移到吉隆口岸。吉隆口岸承接了樟木口岸的大部分功能，开始成为西藏地区对外开放的最大口岸。同时，受地震影响，吉隆镇大量房屋受损，灾后重建工作以及与口岸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吉隆镇由此迎来了一个建设发展的高峰期，当地干部形象地将这一时期称为吉隆镇“大兴土木”时期。大批工程项目的实施以及大量发展资金的注入，产生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流动人口。G是一名钩车司机，2015年，他花了70多万元买了一台钩车，从山东老家开到了吉隆镇：

一共买过两台，第一台花了86万，在老家。现在这台花了70多万。我花了7天时间从家里开过来，这里钩车生意相对比较好做，好的时候一个月就能赚2万—3万块钱。比如我去了一趟萨乐乡，一趟活儿就是8000块钱。

地震之前在樟木镇生活的部分国内流动人口也转而来到吉隆镇：

原来我们都在樟木口岸，2013年那个时候这边（吉隆）口岸都没开，这边还是相当于一个办事处，海关的办事处就是口岸，然后15年有个大地震，地震完了之后樟木就关闭了，关闭了以后这边（吉隆）口岸就开了，开完口岸我们就来这边（吉隆）了。

（二）跨国界流动的尼泊尔人在吉隆镇的集聚

大量尼泊尔人进入吉隆镇也是始于2015年。2014年12月1日，吉隆口岸作为中尼双边口岸正式开通，大量尼泊尔边民进入吉隆镇寻求就业机会。尼泊尔人跨界务工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中尼两国自1955年正式建交以来保持的友好合作关系。1961年，中尼两国签署《中尼边界条约》，两国边界问题正式解决。近几年，中尼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两国关系提升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为加快边境地区发展所实施的“兴边富民”“边境小康村建设”等特殊扶持政策，以及国内流动人口进入吉隆从事经营活动催生的大量用工需求，为尼泊尔人的跨界流动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

此外，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地政府对尼泊尔人的跨界务工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当地政府要求，尼泊尔跨境务工者持边民证入境，边民入境3天内，向吉隆出入境管理大队报备是否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后与用工单位老板一同前往出入境管理大队备案，用工方填写用工担保证明，之后为尼泊尔边民办理居住许可证。居住许可证有效期一般为3个月，到期后，跨境务工者需返回尼泊尔境内，重新办理相关证件后再返回。后期，为加强尼泊尔边民跨境务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当地政府规定，在居住许可证到期后，由相关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上门为其更换证件，跨境务工者不必再返回尼泊尔境内。

吉隆镇的尼泊尔流动人口数量在2018年增至200余人，达到小高峰。2020年，因疫情原因，尼泊尔人的跨界流动陷于停滞状态。疫情期间，有70个尼泊尔人滞留吉隆。他们主要在超市、菜店、农贸市场做工：

疫情期间饭店、宾馆直接关停，只有几家政府指定的超市、农贸市场还在营业，他们那里有些做工的尼泊尔人，他们还是有工资收入的。也有一些尼泊尔工人没有收入，这也没办法，没有经济效益，后面也就没办法发工资了。没啥办法，他们就是依靠前期务工的积蓄生活，他们都是做工比较久的，所以都还有一些积蓄。

2023年4月1日，吉隆口岸恢复双边人员往来，跨界务工的尼泊尔人数量迅速回升，截至2024年10月，生活在吉隆镇的尼泊尔人数量已有2000余人。2018—2024年，吉隆镇尼泊尔人口数量从200余人增长至2000余人，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疫情影响，尼泊尔国内经济发展受损，发展机会受限，尤其很多尼泊尔边民生活贫困、生存难以为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尼泊尔人跨境务工的需求。二是2022年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获批成立，进一步加速了吉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三是吉隆镇内地经商人口增加，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尼泊尔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以务工为主的尼泊尔边民，也有少量从事经商活动的尼泊尔人。总体而言，尼泊尔流动人口具有年轻化（年龄跨度在18—45岁之间）、学历水平偏低（以初中为主）、民族成分多样等特征。生活在吉隆镇的尼泊尔人有塔芒族（Tamang）、马嘉族（Magar）、古隆族（Gurong）等。

目前，吉隆镇的流动人口主要分布于吉隆居委会和帮兴居委会，这与吉隆经济发展布局密切相关。吉隆居委会主要以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互市贸易、文化旅游以及生活配套为主导产业；帮兴居委会主要以现代物流、海关查验、旅游服务、国际贸易为主要产业。随着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现代物流、边境旅游、国际商贸、边贸加工四个主导产业的发展，吉隆的城镇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尼互联互通建设和经贸往来，将进一步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商贸、物流、旅游等产业的集聚化和规模化发展，人口集聚程度将持续增高。预测2030年吉隆镇常住人口数将达到1.1万人，2035年常住人口将达到1.9万人。

（三）外来人口对“流动”的意义赋予

那么，对于外来人口而言，流动本身意味着什么呢？两种类型的外来人口均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发生的迁移行为，他们被吉隆镇开发、开放而出现的大量发展机会所吸引，流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具体情况却各不相同。国内流动人口跨越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风俗习惯的差异性，来到经济并不发达的边境地区，是因为相对于内地趋于饱和的发展机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或起步阶段的吉隆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工程建设的R先生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2016年我带着5个老乡从四川来到吉隆，那个时候真的是遍地都是活儿，干不过来，他们搞地震重建，政府的一些办公楼建设，老百姓家里也有很多盖房子的，找我们干活儿都得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就联系，而且都是先给钱，前些年的时候在这边钱真的是很好赚。

同一份工作在内地和吉隆的工资待遇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差异。对此，从事报关行业的W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我自学考这个报关证件，把这个证放在报关行。我们这个行业在沿海地带，不算是一个太小众的行业，但是像在这边来讲，它算是一个小众行业，机会比较好，小众行业它薪资待遇都比内地要好。

对于大部分尼泊尔人而言，流动又具有不同的意义。25岁的BKS是吉隆当地一家尼泊尔餐厅的服务员，来到吉隆已有一年零两个月了。在他看来，离开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个人要养活。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跨界流动行为是由减少家庭消费的需求所驱动的，因为他在当地可能找不到工作，而任何可以从家庭走出来的人都可以减轻留守者的负担：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真的非常艰难。如果我回到尼泊尔，我就没有工作。即使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也会非常的低，以至于我不能够负担我的生活。所以为了我的家庭，我必须待在这里。

就同一份工作而言，尼泊尔人在吉隆的收入是其在尼泊尔的3—4倍。尼泊尔是一个典型农业国家，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前，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及拉纳家族的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至今为止仍然较为滞后，一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23年，尼泊尔人均GDP仅有1324.03美元，仅为中国人均GDP的10%左右（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621.72美元）。对于跨界务工的尼泊尔人来说，中国的边境成为他们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重要资源，他们跨过边界这座“桥梁”，以期从不对称性中获取更为丰厚的经济利益。

三、吉隆镇外来人口的生存样态

（一）国内流动人口：同乡集聚与兼营性经商活动

吉隆镇的国内流动人口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重庆、黑龙江、河南、浙江、贵州、山东、陕西等地，其中又以四川、甘肃、青海居多。他们是各行各业经营活动的从事者：日用百货商店老板、工程包工头、餐馆老板、宾馆老板、旅行社老板、租车公司老板、酒吧老板等。吉隆居委会的干部X介绍说：

街上老百姓的房子基本都出租给外面过来的人了，尤其是一层商铺，外面过来的人在这里开餐馆、开宾馆、开商店。

A先生原本只是一个来吉隆旅行的“过客”，现在是吉隆镇上一家规模数一数二的超市的老板，说起自己来吉隆创业的经历，他称其为“一个偶然的决定”：

我是和媳妇来这旅游的，之前和我爸爸一起做黄记煌的，一个连锁品牌，你应该知道。来这边旅游，感觉这里挺好的，就留下来了。现在和我媳妇两人一起开这个超市，经营得还不错，不敢说镇上最大的超市，但也差不多了。其实也并不是像你说得多有勇气才来这里，当时没有想太多，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决定了，生活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计划，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国内流动人口在经营行业上具有一定的集聚现象。也就是说，同一原籍或来自同一地区的国内流动人口往往聚集于同一类型的行业。例如，开拉面馆是甘肃人和青海人的“专利”；四川人除承包工程之外，主要是开餐馆和宾馆；日用百货类商店的老板大部分是甘肃人，此类商店也因此有了个“甘肃店”的别称：

我们这边还有个说法，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这儿，全西藏都有，我们叫甘肃店，那些小商店被大家习惯性叫为甘肃店。

国内流动人口的经营活动除了具有“同乡集聚”的特征外，还具有明显的“兼营性”。这意味着，他们往往不只有一种经营活动，而是同时从事两三种甚至更多。来自四川的Z先生是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当地一家砖厂和宾馆的老板；来自四川的X先生同时经营宾馆和购物中心；来自山东的W先生同时涉足报关和物流两种行业。多元化的兼营性生计活动对于他们而言是“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考量：

我是15年到了这边，大概是17年就开始出来自己单干了。单干就是因为随着行业的发展，报关行越来越有市场了。再后面就开始自己干了物流，物流跟报关一起就做了。因为单纯干报关的活，他这边地方又小，所以说它供应链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成熟的，利润没有那么多，现在有机会就把这些相当于做服务一样，慢慢地延伸服务，就把物流这一块也做起来了。

不仅如此，国内流动人口的经营活动会在亲属关系的范围内逐渐延展。一旦他们的经营活动在当地稳定下来并且收益状况持续向好，他们会让自己老家的亲戚过来开店。从KA宾馆老板略带兴奋和骄傲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吉隆镇国内流动人口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亲属关系网络：

都是人带人，我在这边干好了，就把我家里的亲戚一个一个的都叫过来了，比方说你看JR大酒店，还有DY超市都是我家亲戚开的。JR大酒店是我的亲妹妹开的，对面的川菜馆儿是我哥哥的妻子，还有他女婿跟她一起在这里。DY宾馆是我小姨子开的。还有国门口岸那里的超市是我老婆的哥哥的女儿开的。

（二）尼泊尔流动人口：亲朋帮带与高流动性务工活动

类似的亲属关系网络同样存在于尼泊尔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尼泊尔流动人口属于务工型流动人口，他们被雇用在各类宾馆、酒店、酒吧、餐馆、建筑工地、物流园区，从事打零工的工作。对于跨境务工的尼泊尔人而言，亲属关系网络同样重要，因为他们的跨境流动及工作机会的获得依赖亲人朋友的带入和介绍。据吉隆镇AN超市老板介绍：

他们很少一个人来这边，都是投靠亲人朋友，他们的亲人朋友在这边稳定下来之后，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之后他们再过来。并且他们都是随便蜗居在一起，我们给他们提供的住宿，有些人都不住，去跟他的亲戚朋友一起住，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房间住了五六个人。然后他们会到每家店去问哪里需要工人，是这样的。他们如果问不到，他会找个已经稳定下来的那个人去找到老板问。那么像昨天，就他（店里的尼泊尔小工）的朋友，他说他一个亲人老乡过来了没工作，叫我帮他找工作，问哪里有工作，我说行，我问一下，然后一家酒吧刚好要找，我就跟他老板打个电话，问他要不要，他说要，就过去了，很简单的。

受行业属性和语言技能的影响，尼泊尔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从事建筑行业的尼泊尔跨境务工者的工资高于从事餐饮、酒店、超市、养殖业者的工资水平，前者工资按天计算，100—150元每天，后者的工资收入维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据帮兴居委会某建筑工地的管理者介绍，他的工地上雇用了12个尼泊尔工人，主要负责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力型工作，如搬砖或水泥等，工资是按天计算，每天150元。从事酒吧等娱乐性行业的尼泊尔跨境务工者工资收入相比其他行业也相对较高，因为里面涉及一些酒水销售提成、歌舞表演收入等。

此外，尼泊尔流动人口对中文掌握程度的不同，也导致其工资收入有所浮动。以商贸店售货员为例，熟练掌握中文的尼泊尔人，工资可达到3500—4000元左右，而未能掌握中文者的工资水平在1500—2000之间。RZ是一家尼泊尔商店的售货员，商店的老板是他的表哥，因为他可以用简单的中文进行日常沟通和商品售卖，所以工资略高于其他商店售货员，每月有3000块钱的工资收入，另外还有一定的业绩提成。不过RZ对目前的工资水平并不满意，他认为以他的条件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

我可能打算回到尼泊尔去，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因为我想去找其他的工作，现在的工资太低。因为我可以讲中文和英文，所以我是应该拿到3500—4500的一个工资，但是现在只有3000元。老板是我的表哥，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熟悉，我来到这之前没有什么交往。他赚了很多钱，但是我没有赚很多钱。

受生活习惯影响，大部分尼泊尔人的工作流动性较大，他们大多很难在一个地方持续工作。对此，AN超市老板略带愤懑地讲述道：

员工流动是经常的，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有些人，你今天给他发了工资，第二天就见不到他人了，就直接不来上班了，也不跟你请假，说不来就不来。甚至于他们还撒谎，说什么家里人去世了，必须得回家。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过两天在镇上你又看见他了。已经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了。等钱花没了又回来找你了。

跨境流动的尼泊尔人也有少部分从事经商活动，他们大多经营尼泊尔商品店、尼泊尔特色餐厅。

四、人口集聚下吉隆镇经济发展的活力提升与韧性强化

在外来人口进入前，吉隆镇本地居民依凭当地高山峡谷的地形、温暖湿润的气候、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优势，形成了以“农—牧—林”为主的传统生计模式。同时，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以物易物”成为当地人生产生活的重要补充。吉隆镇历来是西藏地区与印度、尼泊尔边境贸易的重镇，元朝和明朝中央政府均在吉隆镇设有驿站。从清朝开始，该镇的热索村、冲堆村等成为边贸市场，双方边境居民自古就有以食盐、羊毛与粮食、布匹等相互交换的传统。以“农—牧—林”为主、以物易物为补充的传统生计空间在流动人口的涌入下得以不断丰富和扩展。

（一）外来人口与吉隆镇商品经济的繁荣

当前，在边境小镇吉隆，来自国内各省份和跨界流动的尼泊尔人正共同汇聚并重构着小镇的日常生计空间：餐饮、宾馆、酒吧、加工厂、种养殖合作社、物流公司、报关公司等。他们从事各种营生，仿佛无处不在，使得吉隆镇成为一个集服装、餐饮、日用百货超市、宾馆、农贸市场、美发、酒吧等各类商业化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商业化城镇，也让这座边境小镇充满了无数的可能与生机：

做生意的大部分都是内地人，哪里人都有。KA超市和宾馆的老板是来得比较早的，现在做的规模也大，超市对面的饭店也是他们家开的，他的妹妹开的。那些牛肉面馆大部分都是青海和甘肃人开的。还有陕西、浙江的，很多做物流生意、报关公司。做生意的人多了，这里就开始活起来了，就有了活力。

不仅如此，大量从事经营活动外来人口的进入刺激了当地租赁市场的蓬勃发展。灾后重建完成后，吉隆镇本地居民，尤其是位于镇中心位置的吉隆居委会居民，基本建起了至少2层的房子，还有部分相对富裕的本地居民建起了四层或五层的房子。他们将顶层楼房用于自住，剩余楼层出租给外来经商者。那些拥有多栋楼房的住户，将整栋房子全部出租。和吉隆居委会的干部X漫步在镇中心的商业街，走到一个名为JZ酒店的宾馆前，他告诉我，这是我们前天在居委会见到的大叔家的房子。目前他们一家5口住在顶楼，剩余4层都租出去了。来到顶楼，我们见到大叔的女儿，与其攀谈起来：

我们一家以前主要是挖药材，挖一些药材卖到尼泊尔去，长期住在尼泊尔那边了。地震后房子塌了，我们回来这边重新修了房子，后来把下面出租出去了，一年有30多万（的收入）。

在吉隆镇的中心街区，类似大叔家的5层楼房并不鲜见。今年68岁的GM大叔家中有两栋房屋，一栋自住，一栋出租：

房子都是地震之后修的，这边是4层，另一边是5层，租给一个外面的人了。

目前，吉隆镇中心区域2层的独栋建筑，年租金可达17万元左右。位置相对偏远的，年租金收益也将近7万—8万元。热索村是吉隆镇的一个自然村，该村是中尼边境国门口岸所在地，共有14户人家。据热索村村主任介绍，村里14户人家的门面，除了他家的是自己经营，剩余门面已经全部租出去了：

老百姓都是把房子租给别人了，租给外地人了，大多数都是四川人。一个一层的门面房租金每个月是3500块钱。

近年来，随着吉隆镇旅游开发的逐渐成熟以及流入吉隆镇人口数量的增加，房租也水涨船高：

2年前的时候，一层的房租是2000块钱，一年也就2万多块钱，现在涨价到4400块钱一个月了，去年一下子房租价格就翻倍了。

2023年，吉隆居委会337户964人，依靠房租收益获得的收入高达307.516万元。从自住到出租实质上是当地居民“房产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房屋出租前，它仅具有用于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的自然属性，通过出租，它就具有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流通以获得利润的商品属性。通过房屋出租获得收益，也就实现了房屋资源的资本化。由此，房租收益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项主要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对个体或家庭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发挥重要的影响，为当地居民生计非农化转型提供了必需的“起步资金”，当地干部形象地将房租收益称为老百姓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有了房租收益，有了经济基础，然后他们就自己开始买工程机械，从购买一些小的车子开始起步。政府鼓励当地老百姓组建施工队，让他们来干，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太容易赚钱了。不过大部分都是100万以内的项目，但是项目数量多呀。不仅是地震之后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因为口岸发展、旅游热带动的一些项目建设。自从第三批援藏开始，就把吉隆镇旅游的名声打出去了，加上自媒体的宣传，旅游算是开始起步了，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发展。2018和2019年是发展得最快的时候。虽然有些老百姓只有一栋房子，他不可能全部租出去，但一年下来房租收入还是很高的。他们相当于一个“包租婆”的角色，他拿着这些钱搞点什么项目、小工程啥的，修修补补的，就开始起家。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地居民房租收益的增加为其生计活动的多样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空间。尽管吉隆镇本地居民仍然依赖农牧业作为后备保障，但他们已经不局限于单一类型的生计方式，逐渐开始将解决生计问题的目光扩展到土地之外，越来越接受以市场化的经营活动来丰富农牧业之外的生计：

种地没有多少收入，这里的地也没有多少，靠种地赚不到钱，所以你看这里的居民家家户户都有点其他的营生。我的房子我自己经营，开了一个藏餐馆，收入一个月差不多有1万块钱左右。店里雇了一个厨师，每月给他2600，还有一个尼泊尔的服务员，每个月工资1200。

（二）外来人口之于吉隆镇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作用：引领者与构成者

国内流动人口与跨界流动的尼泊尔人共同繁荣了吉隆的商品经济发展，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二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各有侧重。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以经营性活动为主的国内流动人口视为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而将以务工性活动为主的尼泊尔流动人口视为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构成者”。

国内各省份向边境地区的迁移者往往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优势者”。相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他们拥有更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发展商品经济的经营能力和资本储备，他们是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先行者，其在吉隆从事的类型丰富的经营活动形成的是一种“扩散效应”和“模仿效应”。正如当地干部所介绍的，当地居民是在模仿学习国内流动人口经营性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各种选择、尝试和行动，如开餐馆、买车跑运输、承包工程、开宾馆、开超市：

这一块他们以前还是靠种地，有的时候也养牛养羊，后来开始做生意。他们看内地那些人过来做生意，也开始跟着学做生意，都是跟着做的，学得还挺快的。另外，他手上有钱了，就开始跟着做，后面开藏族的饭店，那些门市啥的，五金钢材之类的，各式各样的都有了。

对于尼泊尔流动人口而言，他们为吉隆镇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地居民房租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与外来经商者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有国外学者英格·布罗尔（Ingo Breuer）和安德罗斯·古鲁斯克（Andreas Gruschke）在对玉树地区藏族民众生计的研究中发现，由于经营成本过高导致迁移至玉树的很多内地汉族考虑离开，数千家零售商店关闭，一些建筑也逐渐破败。据吉隆镇商户介绍，在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吉隆镇旅游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流量较大，游客较多。目前，就人流量而言，仅仅恢复到疫情前的三四成水平，且疫情后大部分旅游者的消费水平有所下降，吉隆镇的个体工商户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相比于本地劳动力，尼泊尔工人的用工价格更加低廉，雇用尼泊尔工人可以降低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成本，减轻经营压力。就一份服务性质的工作而言，本地居民的用工价格在4500—6000元之间，而尼泊尔工人的工资仅为1200—2000元之间。对此，一位商户说道：

当地人的工资太高了，雇一个当地人每个月至少多花3000块钱，一年就是几万块钱，根本雇不起，就不赚钱了。你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形势，人流量还是不行，赚不了什么钱。

尽管部分尼泊尔工人因行业性质和语言技能，工资有些上涨，但整体而言仍然明显低于当地居民的用工价格：

我给他的工资是1500，要是雇当地人那工资就得三四千了。主要是尼泊尔人语言不通，工资也不高。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尼泊尔流动人口，那么外来经商者的用工成本将会大幅提升，有很大可能导致个体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难以为继，进而会减少租房需求，致使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大幅下降。因此，可以说尼泊尔流动人口提升了吉隆镇商品经济发展韧性，构成了吉隆镇经济发展稳定持续的重要支撑。这一点在与当地干部的访谈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目前口岸正处在一个快速建设发展阶段，用工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这里当地的工资标准还是很高的，你比如说在当地招一个服务员的话，一个月没有个六七千的话是没人愿意干的，所以说这个用工成本是很高的。再加上这些小老板们本身收入也都不算太高。而如果是雇尼泊尔人的话，基本也就是在每月1500—2000元之间，大概是在这个区间，所以说这个用工成本一下子就降低很多了，所以都愿意雇尼泊尔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五、人口集聚下吉隆镇的关系网络丰富与交往秩序扩展

外来人口的集聚加速了边境小镇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重塑了边境小镇的社会交往秩序。作为一种资源的人口集聚递归地与空间、地方、网络、秩序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借由流动，不同的社会关系在特定的时空中得以延伸、表达和交叉，产生了“地方和更广泛延伸的关系的混合体”，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随着外来人口的集聚，吉隆镇内部形成了以下几对关系：跨地域流动的国内人口与跨国界流动的尼泊尔人之间的关系、跨地域流动的国内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跨国界流动的尼泊尔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性质和内容的交往互动关系，但国内流动人口与尼泊尔流动人口的汇聚使得边境小镇的交往秩序得以扩展和延伸。在外来人口汇聚之前，吉隆镇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基于地缘、血缘文化而形成的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关系网络。外来人口的汇聚打破了吉隆镇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而形成的家庭社会和邻里社会，多元异质性群体之间逐渐建构起基于社会分工和经济利益而形成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的交往秩序。当前，吉隆镇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与互动关系的建立已经超越行政边界与国家边界，开始从镇域扩展至省域、走向国际，体现出明显的开放外向型特征。借由此，吉隆镇的发展与内地市场、国际市场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国内外来人口与尼泊尔人：以经济为主导形成的多种联系

周大鸣等对西双版纳的内地移民进行研究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就职于大量投资型移民所经营的餐馆、宾馆、商店之中。在吉隆，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国内外来人口所创造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大多被尼泊尔流动人口所填满，当地人并不愿意从事这些行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吉隆县政府对当地农牧民提供了诸如厨师、挖掘机、农机维修、电焊工等职业技能培训，所以当地百姓多多少少都拥有一技之长：

尼泊尔流动人口大部分是出劳力的，他并不影响有技能和技术的人的就业。其实我们这一块的老百姓都是有自己一技之长的，家里面的人工作种类都非常多。你比如说，一户普通村民家里，他可能有做生意的，还有人是开车的，还有人是在单位上班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尼泊尔流动人口和当地人在就业上并没有形成太多的冲突。尼泊尔人主要是对其他县区过来打工的人，会多多少少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是吉隆镇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不仅有较高的房租收益，还有包括边民补贴、生态补贴等各类政策性收入，所以他们从事体力性劳动的务工意愿相对较低：

这里的老百姓房租收入特别高，再加上现在国家给他们的政策补贴，他一年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是不愿意去饭店宾馆里给人家干端茶倒水的活儿，说实话，人家也不缺这点儿钱，舒舒服服地拿着房租就够用了。

三是尼泊尔工人的用工价格低廉，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国内流动人口更愿意雇用尼泊尔人，以降低用工支出。通常而言，尼泊尔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用工方会为其提供免费食宿，但有部分尼泊尔人并不愿意住在雇主所提供的住处。对此，SX面馆的老板解释道：

我们管他吃住，但他基本不住我们这，因为他们都想喝点小酒，找自己的朋友啥的，他们尼泊尔的在这里打工的几乎相互都认识，我们这店里到点了就锁门睡觉了，他不习惯，所以他不住在这里。

在雇佣关系之外，大部分国内流动人口与尼泊尔人口之间由于语言障碍较少发生工作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互动：

尼泊尔人干的都是一些出力气的活儿，所以也并不复杂，还有就是一些最最简单的汉语他也会说几句，至于其他的就靠比划，也不需要有太多沟通。

营业时间长了以后，你跟他们说一个手势，或者是说一摆手，他们就知道怎么干。当然，他们也只是限于简单的才会，其他的你得手把手先教给他们才行。

有少部分尼泊尔人，由于在吉隆镇务工生活较长时间，能够使用中文进行流利的沟通交流，所以与国内流动人口之间的互动较多。KA宾馆老板雇用的两个尼泊尔小工已经在吉隆镇生活7年了，他们不仅可以流利使用中文，并且与雇主之间也发展出超越“雇佣”关系之外的“家人般”的感情：

他（尼泊尔小工）来得比较早，7年多了，一直在我这。现在中文已经说得特别好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在这边时间长了慢慢就学会了。跟着我时间久，刚开店的时候他就来了，还有一个女孩儿，他俩一直在这，干得也挺好，我对他们也是能帮的尽量帮，他们家里有啥事儿都会跟我说，发生啥事儿需要用钱或者请假回家我也都会尽量帮。

（二）国内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市场经济中的互惠交易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融

一方面，当地居民极大受益于国内外来人口给其带来的丰厚房租收益：

现在是一个重庆过来的人，租给她开宾馆了。我这个房子因为不算是最繁华的地段，所以价钱没那么高，一年8万多块钱。

另一方面，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之外，国内外来人口与吉隆本地居民的交往互动中还包括了丰富的情感内容。当地居民将住房租住给国内外来人口从事经营活动，除了少部分拥有两栋以上建筑的当地居民，大部分人是将住房的顶层用作自住，剩余楼层出租给内地的外来人口，所以他们实质上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内，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互嵌式居住空间。高度互嵌式的居住空间为他们从衣食住行到情感交流等多维度的互动中产生情感导向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他们尊重欣赏彼此的文化、分享彼此的生活，相互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房主与租户的商品经济关系，他们也是相互帮助、相互陪伴的邻居和伙伴的关系。

我来这都三十多年了，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都认识我，因为我做中医的，他们有个不舒服的都会到我这里来看病。我这个店在银行对面，还有些个村子里的老百姓来取钱的时候，也会让我帮忙，有些岁数大的不会用银行的机器，都来找我帮着取个钱存个钱啥的。

当前，生活在吉隆镇的国内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相互混杂居住和生活，其日常生活半径延伸穿梭在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异质性群体之间。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多元群体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交流当中产生出一种“共融性”特征的群体关系，并且这种共融性关系具有强烈的情感意义属性。这种情感的意义产生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友爱和互惠关系。

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的，大部分是比较淳朴的。我刚开店的那个时候比如没有菜了，谁家有多余的菜就互相分一点吃。都是不要钱的，就是随便分一下的。人和人之间处事儿比较单纯，我家缺俩土豆了，就去认识的人家拿两个。

然而，也有部分当地居民对国内外来人口的到来表示担忧，这部分人主要是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本地居民。在他们看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来人口的涌入加剧了当地经营活动的竞争压力。面对市场化经营能力和经营意识较强的国内外来人口，他们显然不具备优势，因而部分当地居民将国内外来人口视为“竞争者”，而非“促进者”：

内地人都来开店了，谁都知道内地人都来这里了，所以我们自己就开不起来。就是开店的人多了嘛，就没有多少钱赚了。我弟弟开的外贸公司，我妹妹开的是报关公司，但是经营情况不是很好，都亏了。疫情那几年影响比较大，加上现在开公司的越来越多，而且那些外面来的懂得也比我们多，所以越来越不好做了。

这几年生意难做了，过来的人多了，现在超市都有几十家，以前就那么几家，多了嘛竞争就厉害了，所以就卖不出去多少了。

事实上，尽管国内外来人口的进入会与本地居民的经营活动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性的影响和压力要小于国内外来人口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性作用。国内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竞争关系，进一步增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能。从事经营活动的本地居民在感受到国内外来人口带来的强烈竞争力的同时，会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提升自己的经营水平，创新经营模式。同时，他们也会结合自身优势，选择那些自己较为擅长的经营领域。如吉隆当地民众更多的是开一些具有本地民族特色的藏餐厅、朗姆厅（一种当地风格的酒吧）等。此外，考虑到与国内外来人口相比，当地民众在市场经济意识、经营资本、技能水平等方面的劣势而形成的相对弱势的竞争位置，当地政府在部分行业中制定了一些本地居民优先的就业保护政策。例如，在建筑工程行业中，当地政府规定400万元以下政府投资项目交由农牧民施工队实施，通过精准对接项目岗位带动当地居民就业。更重要的是，当前吉隆的经济并非一个被相互竞争的个人或群体所瓜分的固定尺寸的“蛋糕”，相反，它充满各种可能和生机。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西藏地区唯一一个国家级经济合作区，目前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对一个经济处于起步和腾飞中的小镇而言，发展机会是非常广阔的。

吉隆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虽然现在发展的还没有樟木那么成熟，但是樟木口岸现在关闭，跟尼泊尔这里主要就是吉隆口岸。即使未来樟木口岸恢复了，吉隆的发展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樟木那里地势都是山地，不像吉隆这里有整块整块的平地，用地是非常关键的。未来吉隆会启动包括交通运输用地、商业服务用地、基础设施用地、住宅建设用地等一大批项目建设，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吉隆镇当地的劳动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未来是要靠外来劳动力。

国内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虽偶有竞争，但此种竞争也代表着“共栖”。国内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彼此之间在生计上是高度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相互之间结为一种纵横交错、互惠共生的“生计链”。当他们分别开展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时，不同群体间又存在互惠共生的关系，劳动力分工的专门化程度也由此相对提高。正如一位本地居民所表示的：

他们来了之后各方面都好了，比如说运输啥的，现在有物流公司，以前就没有。我们现在不用自己出去了，就给商家联系，他们就可以直接送到这里了。

（三）尼泊尔人与本地人之间：客观上的经济相互依存与主观上的情感相对疏离

有学者指出，当不同族群的人们选择在同一个生境内谋生时，他们很可能“生活在物理上毗连，但或多或少完全处于道德隔离的境况中”。这种道德或情感隔离在尼泊尔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显现。由于大部分跨境务工的尼泊尔人在国内外来人口经营的小店中工作，他们与吉隆本地居民较少发生直接的关联与互动，并且大部分吉隆本地居民对尼泊尔工人“嗤之以鼻”，抱怨他们以其低廉的用工价格挤占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B大叔是吉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访谈过程中，我问到他如何看待当前在吉隆镇打工的这些尼泊尔人，他略带不满地说道：

没感觉有啥帮助，他们来了以后我们的年轻人都没工作了。现在哪里还有工作嘛，尼泊尔人那么便宜，都用尼泊尔人，我们还去哪里找工作呢。

当地居民对尼泊尔人的这种排斥态度，并非只存在于年长者中。达曼新村的19岁小哥，对待尼泊尔人的态度也如出一辙：

我现在没有工作。过一段时间准备去当兵了，去拉萨。现在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当兵了。因为尼泊尔人太多了，他们都来这里找工作，没有人愿意用我们了。

大部分尼泊尔流动人口是生活在尼泊尔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融入吉隆主流社会生活的程度有待提升。走在凌晨两三点的吉隆镇中心街道，经常看到三三两两的尼泊尔人在街上游荡。据当地干部介绍，尼泊尔人喜欢喝酒，又习惯性晚睡，经常喝酒喝到凌晨，然后在街道上喧嚷吵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休息：

这种情况我们也在着重改善，经常去商店里针对尼泊尔人做一些宣讲，但是你知道这种文化的改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再加上目前尼泊尔人他与我们当地人的融合程度还不是那么深入，相互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整体上来看并不是那么深刻的，所以还是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一个交往和提升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融入度。

事实上，无论当地居民对尼泊尔人何种态度，也不能遮蔽尼泊尔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兴边富民”行动的辐射者和受益者的事实。大部分跨境务工的尼泊尔边民都会将工资收入带回国内，用以改善其家庭生活状况，如支持弟弟出国留学、改善家里的住房条件，或者是为了自己将来更好的发展储备一定的金钱。

我还是想以后有机会继续去学习，我的弟弟就是在上海读书，我没有去过上海，我也很想到上海去看看，只是费用太高了，我没有太多的钱。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再继续学习，去欧洲或者其他的国家。

不仅如此，尼泊尔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也带动了吉隆边民互市贸易的发展。据边民互市市场上的摊主介绍，尼泊尔边民的消费能力较弱，目前前来购买商品的基本是零散游客，交易量较小。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无疑会进一步增强尼泊尔边民商品购买力，从而带动中尼边境互市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也意味着，借由尼泊尔人跨越国界的流动行为，吉隆被纳入全球经济生产过程之中，这也在吉隆与尼泊尔之间建构出两国人民的经济共生关系。

六、人口集聚下吉隆镇的多元文化互鉴与思想观念更新

人口的流动并非仅仅是地理空间范围上的改变，它还涉及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人口流动不仅打破了传统乡村封闭、稳定的地域边界，也超越了文化等一系列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刻的社会边界，促进了跨越民族差异与跨越地域边界的多元文化交流与互鉴，各种文化特质之间得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借由人口流动，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和民众的思想观念被递归地建构和变革。

一方面，吉隆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相互交融从建筑风格、饮食习惯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房屋的钢筋水泥建筑结构已经与原来的泥土房全然不同；诸如洗衣机、电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越来越多的现代化设施进入房屋之内；当地村民X家的五层建筑甚至安装了电梯；越来越多的当地藏族群众光顾中心街区两侧的川菜馆、重庆菜馆、湘菜馆、东北菜馆，生活在当地的外来人口也会时而光顾当地的藏餐馆。

以前他们当地人很少吃青菜，主要是吃糌粑，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一个是糌粑和土豆，生洋芋、生牛肉啥的。但菜吃的都是很少的。现在吃的就非常多样化了，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跟我们的饮食已经没啥大差异了。蔬菜水果家家都有了，火锅、饺子、冒菜啥的都吃，基本一样了。

另一方面，在吉隆镇的中心街区，可以见到尼泊尔人经营的特色餐馆和商店。越来越多的当地青年以及国内流动人口光顾尼泊尔餐厅，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美食，如咖喱鸡肉、咖喱牛肉、尼泊尔柠檬茶以及其他用尼泊尔香料调制的传统美食。同时，尼泊尔商人还带来了诸如木碗、银器、饼干、糖果等尼泊尔特色手工艺品及日用商品。在尼泊尔风格的酒吧，人们可以欣赏到尼泊尔风情的歌舞等。与此同时，在国内流动人口经营的小店中务工的尼泊尔人一日三餐都与雇主同食，他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和习俗之间的差异逐渐淡化。K先生经营的理发店雇用了两个尼泊尔女工，据他介绍：

他们平时主要帮着做一些洗头发、吹头发等简单的不涉及太多技术性的工作，还有就是负责做店里几个人的一日三餐。有时候他们做一些尼泊尔那边的菜，我也会教他们一些四川菜的做法。今天的辣椒炒肉就是咱们这边的做法。他们年轻，学得比较快，一教就会了。他们也喜欢吃咱们这边的菜，现在经常做的都是咱们这边的做法。

越来越多的在吉隆镇务工的尼泊尔人习惯使用筷子：

他们用筷子都是我教的，我告诉他们必须得学会使用筷子。咱开的是餐厅，你如果用手抓饭，到时候客人一来，一看就没食欲了，这肯定不行。所以他们到我这的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让他们必须学会使用筷子。现在他们吃饭都是用筷子。

与此同时，小镇上的年轻人也正在逐渐弱化和消解家庭生活中年长者的“传统型”权威经验，从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在年长者看来，“年轻人知道得多，他们见识多，脑子活，比我们知道得多，所以我们不管，就让他们干”。这实际上是年轻人对年长者经验的一个“祛魅”过程，年轻人不再盲目遵守和“迷信”家里年长者的经验，也不再将他们的知识视为理所当然。

七、结语

本文将共存于中尼边境吉隆镇的跨省份流动的国内人口与跨国界流动的尼泊尔人口一并纳入分析，尝试从形成过程与生存样态两个维度呈现边境小镇外来人口集聚的复杂图景，并解析外来人口集聚对于迁入地社会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汇聚在边境小镇吉隆的国内流动人口与尼泊尔流动人口均是出于经济考量发生的流动行为，但其赋予流动本身的意义却各不相同。在生存样态上，两种类型的外来人口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国内流动人口以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为主，其经营活动具有显著的兼营性和同乡集聚特征，并且经营活动会在亲属关系网络内逐渐延展。尼泊尔流动人口则大部分以务工活动为主，流动方式上大多依赖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带，并且其务工活动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人口流动不是单纯的地域空间范围的改变，它充满着意义和力量。首先，外来人口的汇聚增强了边境小镇的经济发展活力和韧性。国内流动人口与跨界流动的尼泊尔人共同繁荣了吉隆的商品经济，在此过程中，二者发挥的作用各有侧重。以经营性活动为主的国内流动人口对于当地商品经济发展而言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而以务工性活动为主的尼泊尔流动人口在当地商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构成者”的角色。其次，外来人口的集聚加速了边境小镇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社会交往秩序的扩展。国内流动人口与尼泊尔流动人口的汇聚打破了吉隆镇传统上以地缘、血缘文化而形成的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关系网络，多元异质性群体之间逐渐建构起基于社会分工和经济利益而形成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的交往关系。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与互动关系的建立已经超越行政边界与国家边界，交往秩序实现了从镇域向省域和国际范围的扩展和延伸。再次，人口流动不仅打破了传统乡村封闭、稳定的地域边界，也超越了文化等一系列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刻的社会边界，促进了跨越民族差异与跨越地域边界的多元文化交流与互鉴，带动了当地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化。

边境小镇吉隆的外来人口集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超越文化差异的各民族共同富裕和超越政治边界的人类和合共生图景，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边境地区的生动展现和真实写照。其经验也提示我们，边境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适度吸引和支持外来人口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思路和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式。尽管本文是基于吉隆镇的一个案例研究，但它对中国其他边境口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为我们提供了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一种可能模式。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边境口岸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多元人口汇聚对当地社会关系网络复杂性的影响，在吸引外来人口汇聚边境地区的同时，也必须着力从制度设计、政策保障、公共服务支撑、社区环境建设等各方面为多元异质性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度融合提供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