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轩 | 一体与多元之间：全面抗战时期藏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观念

【内容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前，一些旅居内地的藏族宗教、政治与文化精英已频繁接触“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形成了多元一体式的“中华民族”观念。随着全面抗战爆发，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使用更为频繁，并且超越了地域与派系界限，来自卫藏、康巴和安多的藏族人士均自觉运用起“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表达与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不过与当时国统区盛行的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调不同，一些藏族人士并不认为中华民族建设要以否定各个民族的民族地位为代价，他们在肯定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同时，也发出要求尊重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声音，并在抗战胜利前夕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共同推动国家认同建设理念的转向。

【关键词】中华民族；藏族；多元一体；一元一体；全面抗战

【作者简介】励轩，男，浙江宁波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边疆民族研究。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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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史研究有新的突破，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概念进入少数民族社会以及少数民族人士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并且展开了一些初步探索。例如，何一民指出抗战对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具有积极影响，黄兴涛同样认为日本侵华对少数民族人士形成“中华民族”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伊利贵分析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彝族与苗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笔者近年的研究兴趣也集中于近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士“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概念进入少数民族文字特别是藏文与维吾尔文的情况，以及民国政府如何通过边文教材促进藏族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笔者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还讨论了民国时期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认为最早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有所认识的藏族人士是旅居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以及一些精通汉藏语文、游走于汉藏两地的康巴藏族，并且由于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精英施压，促成了国民党于抗战胜利前后在中华民族建设问题方面朝着多元一体方向调整。不过，该文因篇幅所限，未能对全面抗战时期藏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观念展开充分讨论。而事实上，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概念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进入关键时期，厘清当时“中华民族”概念在藏族社会中传播的情形是我们全面认识与理解民国时期藏族人士“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发展的需要。同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内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盛行，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念更趋保守，当时一些藏族人士是如何看待与回应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调，与抗战胜利前后国家认同建设方向的调整密切相关，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中华民族”概念认识

梁启超在1902年第一次使用汉文“中华民族”概念后，很多汉族政治与文化精英陆续接受这一概念，频繁在文章、著作和演讲中使用“中华民族”，使之逐渐在汉族社会中得到传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对汉族社会来说已不是陌生词，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党义读物、教科书、媒体报刊还是一些抗日歌曲中，人们都可以接触到“中华民族”概念。相比于汉族社会，“中华民族”概念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普及程度较低，很多人更无自己属于中华民族的观念。何一民就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相当淡漠。江应樑1936年在滇缅边境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僰夷民族，为着缺乏民族及国家的认识……所以一遇到边官的暴虐或土司的征敛，便多举家迁出界外，仅腾越龙陵沿边一带，近来每年迁出界外的夷民平均有二三千户之报。”云南“苗夷”女土司高玉柱1937年2月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坦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很多“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民族”。抗战初期，张凤岐到西南边疆考察后撰文指出：“在民族意识上，边民尚没有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融化成一个整体……边地山居民族的文化更低，固不必提到中国国家意识的了解；即以有文字、宗教、衣冠、均田制度的文化较高的僰掸族，也是没有深切的明白中华民族与彼族有不可解的渊源和共同意识感。”凌纯声1938年也曾著文称：“（西南地区）其中有许多非汉民族，多数无教育之可言。彼等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

与苗、夷、僰等西南少数民族类似，当时普通藏族民众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应非常有限。国民党第一位藏族党员格桑泽仁早在1930年就提出过这些问题：“直至今日止，能有几个蒙藏人，明了中央方面的党部与政府的组织？主义与政策的内容？党国领袖的姓名和履历？”九世班禅1934年也承认西藏与内地存在着较大隔膜：“民国初年，驻扎西藏之军队哗变，互相仇视，交通断绝，以致隔膜日深，文化思想无由交换。”不过与苗、夷、僰等西南少数民族不同的是，民国中央政府很早就重视在藏族中开展国家认同建设。北洋政府时期，蒙藏事务局在1913年即发行汉藏合璧的《藏文白话报》，以弘扬“五族共和”之理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蒙藏委员会1929年在南京编辑发行包含藏文在内的多文种合璧《蒙藏周报》，同时，还支持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创办报刊，宣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传播“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1930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及蒙藏学校，专门招收蒙藏学生，注重培养这些蒙藏学生的“中华民族”意识。虽然民国中央政府在国家认同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有比较大的不足。由于它对涉藏地区的治理能力有限，所以无法通过普遍的国民教育在藏族民众中培养“中华民族”认同。当时“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藏译实践也存在缺陷，规范性和统一性有限，相关藏译词汇混杂多变，使得藏族民众不太可能在母语环境中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

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不过民国中央政府的国家认同建设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一些旅居内地的藏族宗教、政治与文化精英事实上频繁接触过“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并开始主动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与讲话中。当时这些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与藏族的关系问题也有所认识，而这种认识大多是多元一体式的，既承认由多民族共建的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国民整体的存在，又认为藏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例如，来自巴塘的藏族人士刘家驹就主张包括藏族在内的西南人民应该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央应在西康推行党务工作，向西南人民加强宣传，以期“早日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之大团结”。刘家驹的这个观点被当时在南京求学的一些康藏青年所接受：“康藏同胞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同负有复兴中华民族之使命，他日民族革命之过程中，康藏同胞之热血，必能结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鲜果。”又如九世班禅，他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藏族为建设中华民族的五大民族之一：“吾人须知中华民族之基础，建筑于汉、回、蒙、藏、满，五大民族身上，所以要使中华民族达到独立自由之境域，必须五大民族共同努力，方可成功。”可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些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已经形成多层次的民族认同，且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时，往往会偏重其多元的一面，强调藏族或西藏民族的地位。

二、全面抗战与藏族人士“中华民族”观念的变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对于“中华民族”观念之普及影响极其巨大。正如黄兴涛所道：“中国各族人民命运相系、团结抗战的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在少数民族的精英人士那里也得到了有力的呼应。”就藏族人士而言，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他们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使用更为频繁，且更加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九世班禅圆寂前夕，于1937年11月21日命人起草了呼吁蒙藏民众抗日的《告西陲民众书》，文中频繁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战争，“大家要认清，这回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谁战败了，谁就是战胜者的奴隶呀！”呼吁蒙藏民众不可轻信日本，使中华民族陷于危难，“望我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在此非常时期，本国民爱国爱教之立场，万不可听信日本的反宣传，或受其威胁，利诱，鼓惑，而陷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苦海。”

全面抗战的爆发，也使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之接纳与认同超越了地域与派系界限。来自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卫藏、康和安多的藏族人士均在一些宣言书中自觉运用起“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1938年4月，由蒙、藏、回族16人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并发表《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致全国同胞书》，表示抗战之际边疆各族人民与国家同命运，表明作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边疆各族人民将致力于抗日，与敌人奋战到底：“我蒙藏回诸族皆中华民国国民，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近年来日寇侵凌，国难严重，我蒙藏回诸族莫不拥护中央……去夏以来，日寇大举来攻……欲灭我国家之独立，摧毁我大中华民族之生存。我边疆人民，无宗教族系之别，咸凛然于国家人民之绝对同其命运……代表等来自边疆，洞悉民意，信仰三民主义，服务救国工作，深信以大中华民族共同一致之奋斗，必能获最后之胜利……”在这一由各族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中，藏族代表有达赖一方的贡觉仲尼，班禅一方的罗桑坚赞，康区的格桑泽仁。1938年6月，由相子翁堆、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等组成的“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及由格桑泽仁、刘曼卿、格桑悦希等组成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一同发表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敬告将士书》，指出“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个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歌颂前线将士们为“中华民国的干城，中华民族的卫士”。1938年11月，由阿旺将蹉、刘克让、陈紫垣等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安多拉卜楞一百零八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发布了《拉卜楞藏民慰劳抗敌将士团敬告全国同胞书》和《拉卜楞藏族代表团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再次声明“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的大国族”，表明面对敌人的侵犯会坚固团结，奋战到底的立场。他们还鼓舞将士们：“忠勇的将士们，我们全国军民抗战的力量和团结的精神，益见坚强充实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你们的鲜血，将培养出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之花，努力吧！再接再厉，完成复兴民族的神圣任务，我们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完全可以说，战争虽然残酷，但这场抗日战争确实普遍增强了藏族人士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全面抗战时期，藏族人士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使用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更为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桑泽仁在1941年2月3日举行的“蒋委员长招待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宴会”上，发表了认同“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讲话，他强调了边疆民族在抗战中所做的贡献，指出日本侵略之目的在于“亡我整个的中华民国，灭我整个的中华民族”，继而引用了蒋介石所讲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无所谓彼此之分，文化则本部的文化早已分布在边疆。血统上亦早经沟通混合”的言论。同月，由蒙回藏各族代表78人组成的代表团刊发《蒙藏回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方将士书》，首先对前线将士们表示感谢，而后表明边疆各民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面对抗战，各代表都十分有信心，并表示他们的信念即“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

三、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平衡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主流的国家认同建设理念是一国一族的民族国家，认为中国只需要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境内各个民族的未来均指向同化。全面抗战爆发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这种狭隘民族观在国统区的流行。1939年初，顾颉刚有感于日本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中国境内除了中华民族，不应再有其他冠以“民族”称号的群体存在：“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将建设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紧迫性与国家之存亡联系起来，认为如果还允许国内存在其他民族，中国也就离崩溃不远了，他以日本人制造伪“满洲国”为例，指出日本侵略者还想制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图谋分裂西南。如果还要“乱用”民族概念，“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顾颉刚否认国内存在多个民族的观点虽然在学理上很难说得通，但他当时的立论是从爱国主义出发，是为了团结国内各族人民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文章一经发布，就获得不少支持，且国民党高层也积极回应，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就撰文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建成一国一族的民族国家，国内的满、蒙、回、藏等民族“多数业已同化，所以就大体上讲，四万万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当时国统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已不满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而是急切地要求同化国内各个民族。例如，一位叫王贻非的文人在解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时主张：“第一要统一和融化国内民族，创造大中华民族……在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汉满蒙回藏统于一个国家，大家平等联合的组织共和国家，还是不够……在我们中国民族主义的任务就是依据这种世界进化的潮流造成一种新民族。即大中华民族。”这些中华民族一元一体的论调得到蒋介石的认可，1942年8月，他在西宁演讲时抛出中华民族宗族论，否认汉满蒙回藏等国内各个民族的民族地位，而认为他们是“集许多家族”而成为的宗族，这些宗族合成一个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在次年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再次提到中华民族宗族论，并指出各族人民存在着紧密的血亲关系：“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中华各族人民）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

面对当时国统区从政界到知识文化界所盛行的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调，一些藏族人士感到危机。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不与国内各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地位相矛盾，如果中华民族建设是以否认各个民族的民族地位为代价，那么少数民族应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也将难以保障。因此，一些藏族人士在肯定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同时，也发出要求尊重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声音。1940年12月5日，格桑泽仁在重庆参加东方文化协会招待会时对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以及一些新疆、康藏人士发表了一次讲话，认为蒙藏人民也具有“民族”地位。他说：“今天在座的中国边疆同人，都是整个中华民国构成的一份子。但站在东方民族的立场而论，则不管大小，我们蒙藏民族也是东方民族中的一单位。”在1941年2月3日“蒋委员长招待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宴会”上，格桑泽仁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长官、军事委员会各高级长官以及蒙藏回全体代表八十余人致辞，他先是肯定了蒋介石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说法，紧接着，格桑泽仁强调，中华民族除了有一体性之外，各族人民也有各自的特殊性，“因为我们也有我们小小的一段历史，也各有小小的一点文化”，希望这种特殊性也能予以尊重。在致辞最后，格桑泽仁要求蒋介石在抗战后能贯彻民族平等，在政治上尊重蒙藏回族人民的民族地位，在教育、文化及经济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经济权利等：“过去所谓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以及民初所用五色国旗，象征五族联合的意思。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实际的空话。将来抗战结束，我们希望委员长对我们蒙藏回族人民政治上予一种确实比例的平等。这就是说，政治除依照区域为标准，及人口数目为标准之外，同时请注重我们民族的地位。教育文化及经济方面，我们要要求给予均等之机会。譬如教育政策，汉文汉语已经成为中国的国文国语，不必再说他是汉文汉语。凡是中国国民都应有学习国文国语之义务。但我们要要求我们有继续使用我们几千百年以来，祖宗留给我们的蒙藏回自己文语的权利。所以边疆的教育政策，我们要求国文与自己文字并用。经济上边疆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一切土地与资源之主权自应属于国家。但我们要求国家在边地开发资源建设经济时，必先要顾及与尊重我们边疆人民的福利，要增进我们的生活。”

格桑泽仁的这个致辞并非仅反映出个人的想法，据他说，致辞中的要点是他和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中主要代表会商决定的，所以基本能反映国民党内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人士的看法。1941年5月，当时已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罗桑坚赞在西藏文化促进会成立时也说，“本会对藏族负责，发扬固有文化，研究科学新知，期能沟通调和，与国内各民族共相策进，以达整个中华民族繁荣滋长之目的”。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藏族人士在看待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时，并不持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希望在巩固和繁荣整个中华民族的同时，也能实现“国内各民族共相策进”。在蒋介石1942年抛出中华民族宗族论之后，国民党的激进民族主义又到一个新阶段。对于蒋介石要加强一元一体中华民族建设的主张，这些藏族人士自然是不能公然反对的，但他们仍通过一些辞令技巧来表达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的认同，比如格桑泽仁时常用“民族”来指称境内各族人民。又如拉卜楞寺代表1944年觐见蒋介石时，一方面肯定“此次抗战乃我大中华民族整个的战争，非一族一教之事。我中华民族乃以五族合为一族……”另一方面又委婉表示拉卜楞寺对于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也很重视。

到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在即，支撑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的外在因素大为削弱，一些藏族人士又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建设理念的转向。格桑泽仁、冯云仙、黄清正、计晋美等藏族国民党员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其他内蒙、新疆代表提出联名提案，要求保障国内各民族之应有权利：“请大会郑重决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无论参政中央，地方自治，除依照区域人口标准外，应兼顾民族地位，予中华民族各单位应得之权利。”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格桑泽仁等少数民族党员的联名提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明国统区的少数民族人士已经就国家认同建设的方向问题达成了一致，他们认为建设中华民族要朝着多元一体的方向努力，而非蒋介石原先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最终，国民党选择妥协，六大通过的政纲政策对民族主义的阐释重新回到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确立的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及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再次明确了各少数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地位。

四、结语

本文对全面抗战时期藏族人士“中华民族”观念的梳理与探讨，使我们可以更为完整地理解民国时期藏族人士“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前，尽管“中华民族”概念在少数民族社会中传播有限，但一部分旅居内地的藏族宗教、政治与文化精英已经对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认知。全面抗战的爆发不仅促使“中华民族”观念在汉族社会大普及，同样也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在藏族同胞中的传播。但与当时国统区高涨的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不同，部分藏族人士在认可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同时，还坚持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认为藏族的民族地位理应得到保障，甚至在蒋介石提出中华民族宗族论之后，一些藏族人士仍在委婉地表达不同意见。在抗战胜利前夕，一些藏族人士联合国民党内其他少数民族精英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提出保障国内各民族应有权利的提案，促成了国家认同建设方向的调整。这些历史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公约数，能够得到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士的支持。藏族人士“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特殊性。在二十世纪前期，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政策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住民精英往往无法参与国家认同建设的相关决策。而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则有一些特别之处，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是倡导通过同化来建构一国一族的民族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延续了清代以及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实践，注意把少数民族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允许他们就国家认同建设的相关政策发表看法，甚至采纳了其中一些主张，并最终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家认同建设的方向作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