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民族学知识建构的历史语境与新时代价值指向民族学是一门西学东渐的学科，百年来其知识生产过程既受到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也与近代以来我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具有丰富的管理多样性的经验与智慧，为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进入新时代，从“两个结合”的理论立场出发，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开展系统性反思，坚持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实践中归纳总结理论，是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张凯：《庆友譬喻》的版本、内容及影响研究——兼论早期汉藏佛教交流从玄奘本《法住记》在唐代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流布，结合西藏地区佛教发展的客观环境与罗汉图像的传入时间，可以推定《庆友譬喻》是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被译出，其译本来源正是玄奘本《法住记》。相较于《法住记》，《庆友譬喻》弱化了“净土观念”和“果报观念”相关内容，增加了修行实践方面的阐述，扩充了西藏地方对大乘空性佛典的理解，将《法住记》改造成一部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有关罗汉信仰的典籍，此典籍对西藏佛教后弘期初期罗汉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元凯、何成学：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几个维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要以有力的举措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地落实，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尕尔姐：俄罗斯藏学发展概述（17—21世纪）——基于亚历山大·佐林的相关研究学术史研究对于回顾学科发展史和把握未来研究动向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藏学作为世界藏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其最新发展动向值得我国学界持续关注。本文以俄罗斯籍学者亚历山大·佐林（Alexander Zorin）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著述为中心，纵向梳理了近4个世纪以来俄罗斯藏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学术流派等。文章描述了俄罗斯藏学机构人员最新动态并认为丰富的文献藏品和佛教研究使俄罗斯藏学有其独特一面，对新时期的俄罗斯藏学发展可持有适当乐观的态度。
刘欢：清前期政教关系视角下格鲁派在康区的发展——兼及对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影响13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发展与其依托的世俗政权在西藏的兴替存在紧密联系。文章在17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治局势转折背景下，以蒙古和硕特部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关系为线索，讨论了格鲁派在康区的甘孜、德格和中甸等地区的发展情况。从地域上看，和硕特部在消灭白利土司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康区北部地方秩序，与德格土司结成同盟，其中甘孜一带的霍尔部落对格鲁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部地区，和硕特部将其军事活动重点放在理塘、木里、中甸等地，击溃木氏土司等地方力量，格鲁派借机在上述地带取得较大发展。雍正朝之后，康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逐渐成为清朝治藏的重要枢纽和依托，格鲁派在这一地区的前期发展与该地区地位的提升相得益彰，为清政府通过康区治理西藏地方起到了积极作用。
噶尔哇•阿旺桑波：宏觉寺在千年历程中所发挥的八大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西宁宗喀大慈宏觉寺是唐蕃古道上以青唐驿站（西宁）为中心建造的千年古刹，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基地，更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展示窗口。2024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宏觉寺时指出，宏觉寺这座千年古刹，在增进历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本文尝试从历史脉络看宏觉寺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
刘冬梅：秩序与整合——从嘎玛寺嘉羌乐舞看明代汉藏礼乐互动西藏昌都嘎玛寺嘉羌是从明朝宫廷礼乐发展而来的一种仪式乐舞。其中的狮子舞、佛乐、万岁牌、印章、仪仗展演等符号构成相关联的意群，成为大明永乐年间五世噶玛巴南京朝觐之行中正旦朝贺与大宴仪、荐福仪式、册封礼仪等一系列礼乐互动场景的历史叙事，表征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既差序有别又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以礼乐治天下”思想在明朝治藏方略中的实践。从时间线索上看，这一系列的礼乐互动反映了汉藏双方情感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使我们看到礼乐以中和美学之智慧促进不同社会人群的沟通，从共鸣到共情再到互尊互信；在空间结构上，君主厚德被视为礼乐沟通天地万物的核心驱动力，推动“天下”之差序格局不断向外延伸与拓展，也促成西藏地方对明朝中央主动的向心力。
刘志扬｜文成公主与藏地茶叶的故事：一个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及意义绵延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由传说和故事缀织而成，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了诸多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文成公主与藏地茶叶的故事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期许，映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央宗：铸就译者风范 沟通汉藏文化——以刘立千翻译实践为例刘立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翻译家，毕生致力于藏汉翻译和藏学研究事业，以精深的藏传佛教理论功底和汉藏语文水平、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翻译了藏族历史、文学、宗教领域的重要典籍，为弘扬传播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加强藏汉民族间的沟通、了解和团结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刘立千的翻译实践推动了汉藏文化通过经典文本翻译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流，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开拓作用。他以翻译经典文本的方式，延续了藏文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并在新的更大范围内获得了学术价值的重估，使藏族文化在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和地理方面的原创性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审美认知和哲学思想被融入到普通话语境中，丰富了通过译语而进入新词汇的数量、深度与内涵，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苏发祥、圈舒悦：论新时代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成就及其意义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重要特征之一，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国乃至全球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区域。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后，党和国家把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西藏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西藏的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文章梳理和总结了新时代我国为保护西藏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讨论并分析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姚婧媛：司徒活佛名号来源考辨作为中央王朝官职的“司徒”起源于周制。周朝至元代间，司徒这一官职从设立之初位列八政到逐渐丧失实权，先后历经了数次变革。元代统治者除了封授国师、帝师外，也将“司徒”授封给西藏僧俗首领，这一史实在汉文及藏文史料中均不乏记载。明代对藏地司徒的授封为延续元代传统的产物。目前学界对司徒活佛名号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来源于元代对第一世司徒活佛曲吉坚赞的授封，二是来源于明朝对其的授封。事实上，第一种观点并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据支撑。永乐十一年敕封第一世司徒为“灌顶圆通妙济国师”的诏书中已然称其为“葛里麻寺司徒绰思吉监藏”，因而第二种观点也有待商榷。文章通过对司徒班钦所撰写的曲吉坚赞小传以及噶玛寺法嗣等材料的分析发现，自噶玛寺第十二任法座罗卓坚赞起，历任法座均冠有司徒名号。在史籍中明确记载被授予大司徒之印的噶玛囊巴当为噶玛寺第十一任座主达玛索南，授封者则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司徒曲吉坚赞圆寂后，依七世噶玛巴的授记，为其找到了转世，司徒活佛转世系统才逐渐形成，曲吉坚赞便被认为是拥有司徒活佛名号的第一人。司徒历经了由中央王朝官职到寺院法座称号，再到活佛转世系统名号的转变。这一现象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一历程展现出了涉藏地区对以司徒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上层建筑的深层次接纳，以及汉、藏民族在历史上水乳交融的关系。
林冠群：唐代吐蕃文化核心之探讨（上）——以吐蕃王室起源神话为中心文章旨在阐明唐代吐蕃文化核心。藉由文化人类学之文化核心概念，探究唐代吐蕃文化体系中，有哪些部分虽历经千余年而顽强地留存于今天仍奉行不辍，并未因宗教信仰的概念或时代变迁，而有所轶失或彻底变化。文章认为吐蕃王室的祖源神话：天神下凡统治人世的信仰，以及统治阶层的先祖皆为天神之后，经由神山下凡人间，所形成的神山崇拜，并藉由苯教巫师主持进行、环绕于王室起源神话所产生的各种祈福消灾仪式，是传统藏族文化的核心。
霍巍：从西藏“牦牛镜”的发现看西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西藏何时进入到早期金属器时代？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最为重要。文章认为，近年来在拉萨发现的刻有牦牛图像的青铜镜，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通过对曲贡遗址考古出土的带柄镜的比较，可以发现曲贡石室墓所出青铜带柄镜具有同样纹饰，由此确认这类刻划牦牛图案的青铜镜的确切年代和铸造工艺。再由此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相比较，对于西藏高原早期金属器产生及其相关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起点，现在看来可以从曲贡遗址早期地层中发现的这枚青铜箭镞的年代为起始点，即距今4000年前后。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也相继进入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青铜和铁器这两个时代可能的分界线约可划定在距今2000年前后。但同时使用铜铁两种金属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制作曲贡镜和牦牛镜这类被学者们称之为“藏式有柄镜”系统的带柄铜镜，其母型应是来源于北方欧亚草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但却在镜身形制、镜背的錾花工艺、装饰纹样、镜柄与基座的接头方式、合金成分等方面，体现出西藏高原本土的特点，并且与青藏高原东麓川西北、滇西北等“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工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很可能通过“石棺葬文化”形成的“文化传播带”发生相互之间的影响。
黄维忠：佛教中国化视野下对吐蕃佛教的再思考——以赤松德赞时期为中心文章主要依据可信度较高的吐蕃碑铭和传统汉文典籍，而非依赖藏传佛教后弘期文献，深入探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青藏高原佛教的中国化演进历程，重点围绕吐蕃会盟的佛教化仪式、桑耶寺的建造时间、内地僧人入吐蕃传法等方面展开讨论。通过对吐蕃碑铭、赤松德赞的兴佛诏书和传统汉文典籍等史料的反思，文章认为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佛教在青藏高原正式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也是佛教在该地区本土化的首个阶段，具体体现在：762—767年间的三次唐蕃会盟中吐蕃采用了佛教仪式；767年桑耶寺的建成标志着佛教在青藏高原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此外，汉传佛教在推动吐蕃佛教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帅、扎西次仁：再论西藏的早期金属时代——以近年新出铜、铁器为中心童恩正先生提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已近40年，这一“暂时”使用的概念至今未被有效细化。文章认为，基于墓葬内涵和传统的差异，早期金属时代的西藏可以初步划分为三大文化区，铜器和铁器在各文化区出现的先后顺序清晰且间隔明显，但整体接近，故可以从总体层面来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进行阶段划分。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5世纪，为西藏青铜时代；该阶段还可大致以公元前8世纪为界分为早、晚两期。第二阶段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7世纪初，为西藏早期铁器时代。从早期铜器、铁器的类型及其在西藏不同区域的出现时间和背景来看，早期金属器及其冶炼技术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向和路径传入西藏的不同区域，显示出早期西藏多元的交流网络。
许蓉：春节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乙巳蛇年春节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2024年12月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九届常会上，委员会一致同意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委员会高度赞赏中方精心编制的申报材料和视频，认为该遗产项目对可持续生计作出的贡献得到充分展示，人与自然的联系得以充分彰显。
季中扬：春节——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2025乙巳蛇年春节，是“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佳节将至，中华大地上年味渐浓，人们喜迎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
杨顺清：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刘红旭、次旺顿珠：推动西藏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的重要批示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胡箫白：僧司系统与15世纪汉藏走廊的宗教格局设立僧司机构是明前中期中央政府“宗教治边”的关键一环，而僧司机构的性质及功能、僧司官员的背景和职掌，是认识15世纪汉藏走廊宗教格局的重要视角。明廷在汉藏走廊地区设立的僧司机构分为两类。一类由朝廷选派僧官管理，僧司辅助军卫保障边防；另一类委任地方宗教首领实现王朝间接统治，僧司羁縻色彩较重。分析汉藏走廊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僧司系统的发展态势和势力消长，有助于揭示明朝对青藏高原地区因地制宜的国家整合策略，是理解明代边疆治理机制与逻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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