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华、刘艺侠、甄艳：《医学四续》双语题名浅析——以木刻版分部梵语题名为中心《甘露心要八支秘密窍诀续》是一部由藏族学者编著的医学全书，由《根本续》《论说续》《秘诀续》和《后续》四部组成，常简称为《四续》。根据当时的学术习惯，除藏文书名外，该书还题有梵文书名。苯教传本《四部医典》则采用了象雄语、藏语双语题名。传世的部分版本上还有分部的梵文、象雄语题名，不同版本给出的梵题略有差异。在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中还有汉字分部和页码。该书多语题名及其差异反映了西藏本地文化多元性，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交融，为藏医学文献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江荻：西藏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分类文章一方面叙述西藏的多样性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尝试用一种计算机自动聚类方法对西藏的语言进行分类。文章采用编辑距离计算方法的编码和赋值，以及聚类算法和树形图呈现。实验采集了西藏的藏语及其方言，还有门巴、珞巴、僜人等族群的非藏语语言共计49种，包括目前尚未识别的一些地方话。实验结果表明：西藏地区分布着藏语和非藏语的藏缅语，藏语包括传统分类的卫藏和康方言，卫藏又可分为前藏、后藏、阿里和南部次方言；非藏语的藏缅语有门巴族语言、珞巴族语言、义都系语言，以及藏东和藏东南语言系属不明的地方话。与传统分类相比，文章中所用机器语言或方言自动分类相当合理，可信度很高。
班旦次仁：西藏传统古物学中早期佛教造像风格的分类与品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公元12世纪左右，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德们奠定了西藏古物学的雏形。14—16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批精通不同门类文化的大学者，构建和完善了西藏古物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西藏古物学的分析对象逐渐扩大到佛像、瓷器、乐器、兵器、丝绸、纸张、茶、马鞍等“外来之物”。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研究，但直至今日，对相关文本的挖掘仍不够深入，研究成果零散，尚不足以体现该传承的重要性，诸多相关问题有待发之覆。文章通过3部布达拉宫馆藏古籍文献，以佛教造像作为考察个案，分析西藏传统文化中对南亚、中亚以及汉地和西藏不同时期佛像的认识。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材质、地域、风格的佛像进行了分类和描述，希冀对构建西藏本土的“古物学”或“艺术考古学”有所意义。
石硕 | 成都：一个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特点成都自来是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枢纽，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青睐。文章对史籍所载汉代以来岷江上游人群季节性“入蜀为佣”的传统进行了探讨。文章发现，岷江上游人群季节性“入蜀为佣”的传统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并已延续了两千多年。根本原因是，传统农业时代成都平原居民主要靠凿井取水，但成都为冲积平原，其泥沙夹卵石的特殊地层对砌筑井壁提出了极高的技术要求。岷江上游冉駹夷（今嘉绒藏族先民）自汉代起就有建造“邛笼”（碉楼）的传统和精湛的砌石绝技，两千多年来，他们正是凭借精湛的砌石绝技到成都平原从事“汉匠不能”的凿井砌壁工作。这一延续两千多年的汉藏民族协作传统，不仅造就成都“友善包容”的性格，也使当今成都日益成为各民族和谐交融的共享之城。
罗辉：什么药可以预防急性高原反应？一项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西藏等高原地区和内地低海拔地区的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每年从内地进入高原旅游、工作等的人口达数千万，研究筛选安全有效经济的急性高原反应预防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社会意义。
王宝红等：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西藏汉语文习得和使用的发展历程汉藏民族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唐代吐蕃贵族赴内地学习汉语文、自唐以来大规模的汉译藏活动、考古发现的汉藏对音资料及藏汉双语文献、元明清时期藏族社会各阶层使用汉语的情况，无不昭示着：藏族人民习得汉语文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曾断绝。在当今时代，伴随着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西藏社会的语言习得与使用仍然存在区域、人群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探讨西藏汉语文习得与发展的历程，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服务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学习二十大】洪涛、南加才让：多元图书产品线打造中国藏学出版新格局——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成果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从1986年成立至今，中国藏学出版社已走过36载春秋。过去的36年，作为国家级涉藏图书专业出版社、全国四家国家级公益出版单位之一，中国藏学出版社始终坚持把党性原则贯穿于出版工作始终，以清新之气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策划、出版了大批精品出版物。
才项多杰：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传统经济文献暨筹算研究综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西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发展与传承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民俗、古籍等传统学科，传统经济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文书、经济史料、经济档案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下，西藏传统经济研究不断突破静态经济制度的模式，对历代的商品交换、度量衡制度、筹算统计、赋税、信贷及财政的认识愈加细腻和深入，使得西藏传统经济在研究转向、跨学科的学术实践及多元化的范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回顾四十余年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研究成果，对该领域成果的阶段性特点和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此领域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边巴拉姆、刘荣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统一路径——以西藏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为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取决于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具体支撑工作是不是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统一路径的内涵。作为党集中统一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工作之一，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眼点、着力点与突破口及最佳典范与生动实践。以西藏为例，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消除绝对贫困，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解决深度贫困，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衔接乡村振兴，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以生动实践与显著成效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统一路径的内涵。
张小康：甲子亦须臾，为何1962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仍值得我们追忆？对于举世瞩目的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们可以从“作战方向及指挥机构”、“作战阶段及参战部队”、“作战结果及战略意义”这三个方面来作简要了解。
【西藏这十年】刘星雨：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西藏这十年】才项多杰：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改善民生和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力保障了农牧民这一关键群体的收入。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了西藏经济的更大发展。
陆离：唐吕温出使吐蕃诗文及相关史事考公元804年唐朝官员吕温等出使吐蕃，在薄寒山会见当时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吐蕃宰相及其下属官员，该地就是敦煌藏文文书记载的陇州（ལོང་ཅུ།），得名自唐朝渭州的另一称谓陇西，在今甘肃定西一带。此外，东道节度使的驻地还有河州（今甘肃临夏）和敦煌西南方向的马圈（རྟར་ཟོར།）。
杨力源：中国共产党西藏组织体系建设的历史考察（1950-1965）人民解放军与进藏工作人员入藏前，西藏地方没有党组织。从1950至1965年，党在西藏建立起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涵盖西藏工委领导机关、工作机关、党组及西藏工委下属分工委（市委）等的严密组织体系，其积累了宝贵经验：明确目标任务，组织工作先行；恪守组织原则，维护中央权威；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组织体系，对于做好新时代新阶段党的西藏组织体系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苍铭：乾隆担任总编辑的《皇清职贡图》为何足以推翻“清朝非中国论”？美国学者认为“清朝非中国”，这个结论让人感到可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国内兴起了一种研究中国清代历史的新流派——“新清史学派”，他们认为清朝是满族征服汉人致汉人亡国而建立，忽视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在清代共融共生的局面，进而提出“清朝非中国”的错误主张。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栏目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苍铭教授进行了专访，他仅从清乾隆年间编纂的《皇清职贡图》一书，就可以对这个所谓的“清朝非中国论”进行有力驳斥。
张永攀：论清末西藏治边筹边方略及其近代转型乾隆朝廓尔喀战争开始后，清廷开始重视西藏边防建设。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入侵西藏，清末西藏边防面临新的转型。同时，清末有关西藏边防的思想也从传统走向近代化。清朝西藏治边过程中存在复杂因素，各种因素此消彼长，导致治边、筹边困难重重，最终大部分改革多停留于纸面。尽管清末治边存在诸多弊病和缺陷，未能形成完整的近代国家边防体系，但清朝始终未放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对西藏边务的管理。其治边与边防思想，促进了现代概念上“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也展现了诸多闪光的治藏思想，为当前西藏强边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特尔巴衣尔：从满、汉文档案看《大清律例》在西藏的首次运用学界关于《大清律例》在西藏推行的时间一直没有定论。文章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汉文等多语种档案认为，在处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乾隆十六年（1751）清中央便在西藏全面推行具有国家法性质的《大清律例》。文章指出，《大清律例》在西藏的运用，一方面从刚开始对重大政治性案件的审理过渡到了对民间刑事案件的审理；另一方面，不仅汉族、藏族二族间在西藏发生的命案需遵照国家法来处治，而且藏族人之间发生的命案，凡告到官府，也可以用国家法来处理。这些档案文献的相关记载，反映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推广王朝法律思想和加强法律内地化的强烈意志和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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