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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诗歌竟然成为出口抢手货——为什么唐代成为国际自由贸易坚定的支持者？
黄维忠：拂庐与穹庐——微观视野下吐蕃物质文化的双向交流拂庐（黑帐篷）和穹庐（蒙古包）是游牧民族两种主要的帐篷形式。这两种帐篷形式在吐蕃时期相汇于青藏高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得的图像和文献资料。文章结合汉藏文文献与考古图像资料，在分析美国普利兹克家族藏青海地区木棺板画中所见拂庐与穹庐形象的基础上，指出拂庐与穹庐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形制上，而且在古藏文文献中也是分别用“སྦྲ”（拂庐）与“གུར”（穹庐）加以表示的，从而进一步厘清了拂庐与穹庐系两种不同形式的帐篷。另外，文章还从吐蕃物质文化的交流入手，进一步讨论了拂庐与拂庐亭、穹庐与蒙古包的关系，指出拂庐（སྦྲ）传入中原后，演变成宋朝犒赏群臣时殿庭上的拂庐亭；穹庐传入吐蕃后演变成后期在西藏流行的蒙古包，由此反映出吐蕃物质文化双向交流的特点，更是展示了我国古代多元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
苏发祥、格桑翁姆：仪式与社会中的性别结构——以东谷乃龙“乃堆”仪式为例仪式占据了人类从个体的生存、发展、消亡，到群体对世界的认知以及生产生活的方式，蕴含许多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仪式研究不仅能阐释丰富的民俗文化，也能有效分析社会结构产生的根源。
祁顺来、班班多杰：藏传因明学的历史沿革与思维特点藏传因明学与汉传因明学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明学虽源自印度，但译传至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西藏地区后，汉藏佛教学者以自己传统思想的前见为地基，传承、发挥、发展了因明学的名词概念、框架体系、表达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学因明学，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逻辑学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
才贝：人类学视野下山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跨文化”表述文章聚焦西藏山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4个本土案例，从人类学关于“物”的视角，探讨了山南文化产业“跨文化”表述的问题。首先，“物”会联结起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是本体与技艺、物质与精神的交融，具有跨文化的表述。其次，在具体的情境中，这里所指的跨文化的表述有两个维度，一是面向社群内部，一是面向外部。前者的跨文化表述显示了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理解为对于产业或技艺传承所涉及的观念、技术、年龄、性别等的跨越，其中最显要的是对于等级和亲属制度的跨越；后者表现在“山南制造”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实践跨越民族与文化的界限，使“物”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内涵，而“物”的制造者和持有者，也获得了新的身份。研究最后提出目前山南文化产业的评价体系过于强调经济效应，应建立以文化价值为中心的多维评价标准。
李然、林婵娟：千年唐蕃古道何以成为“黄金桥”？唐蕃古道，起于长安（今陕西西安），终于逻些（今西藏拉萨），曾是大唐与吐蕃往来的交通孔道，也是中国内地连接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国际通道。这条跨越今陕、甘、青、川、藏五省区的古道，全长3000余公里，距今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被后世誉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黄金桥”。
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杨鸿蛟：吐蕃佛教传统中的般若信仰及其在11世纪卫藏的复兴《般若经》是大乘佛教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广泛流传于北传佛教地区，在藏传佛教信仰中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后弘期初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中期），吐蕃时期的佛教传统在安多、河西一带得以延续，般若经论、教诫仍然传承有序，这为后弘期佛教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宗喀巴：创建格鲁派，推动汉藏民族团结​藏传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历经了3个重要阶段，即吐蕃佛教、宗派形成与思想纷争、格鲁派创立与藏传佛教完全形成。其中，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在雪域高原被誉为“三界法王”“文殊再现”的宗喀巴。宗喀巴集前人学说与各宗派观点之大成，结束了数百年以来的学术争论，解决了诸多理论和修法之间的矛盾，并进行宗教改革，创建格鲁派，推动汉藏民族团结。
郑敏芳、崔红叶：国内《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综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格萨尔》史诗的抢救与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自1962年国内第一篇论述《格萨尔》史诗传播的成果问世以来，迄今为止，国内产生了诸多以“格萨尔传播”为主题的论文及专著，对《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区域、传播形态、传播特征及译介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索与剖析。本文在盘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国内《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了概述，并就未来研究趋势加以探讨。
诺布旺丹：《格萨尔》——堪称“世界之冠”的伟大史诗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史诗文本，《格萨尔》经历了从上千年来流传在青藏高原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到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民间文化，再到国际视野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历史上，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一直流传于藏族以及蒙古、纳西、裕固、土等民族中，他们将故事本土化，形成了各民族十分崇尚的英雄史诗。由此，《格萨尔》成为藏族等民族共同创作、传承和发展的艺术结晶，成为见证长期以来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宝。
梁俊艳：奥拉夫·卡罗与英印政府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政策英属印度政府官员奥拉夫·卡罗对民国时期的英国涉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任职英印政府外交部门伊始，卡罗就秉承英印政府激进派官员寇松等的一贯原则，不但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制定英印涉藏政策，妄图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死灰复燃，而且提出所谓“蒙古地缘带”理论和“卡罗原则”，并将这些理论和原则推进到英属印度边疆政策的具体实施中，觊觎我国西藏领土。以卡罗为代表的英国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对英属印度政府及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的涉藏政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给民国时期我国西南边防安全造成隐患，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伏笔。当前要做好固边强边工作，必须在理论上和史实上清除这类殖民主义理论遗毒的影响，明辨是非曲直。
刘觖：这座藏传佛教寺院为何被称“高原小故宫”？不像敦煌飞天形象，瞿昙寺壁画还描绘有带小翅膀飞翔的小人物，像西方天使的形象。类似这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课题，值得充分研究和碰撞。
【西藏这十年】索南多杰：藏文古籍事业迎来发展新机遇藏文古籍文献种类繁多、卷帙浩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中华典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工作，对古籍文献的传承和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国藏文古籍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拉先加：从多向度探析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当前开展藏传佛教工作的根本遵循。围绕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党政相关部门和宗教界作出了积极响应，在具体工作中推动了实践探索。学术界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形成了热议。文章主要从政策、理论、历史、实践四个层面展开讨论，在政策层面总结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出后藏传佛教工作领域呈现的两大特点，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合理性以及“化”的指向性、方向性等问题，在历史层面总结了佛教传入西藏实现的本土化、佛教在西藏传播发展中的中华文化底色、藏传佛教的三次自我大变革、政教合一制度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等经验，在实践层面根据近年来藏传佛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强和创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举措。
张祎娜：不断总结宗教中国化历史经验“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历史任务。
刘洋：“东方油画”唐卡蕴藏着哪些文化交融符号？作为藏族百科全书，唐卡通过绘制的图样，起到记载和流传的作用，是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郑堆、王振宇：河西藏传佛教文化的包容性及其研究价值——以吐蕃和西夏时期为例自唐朝中期吐蕃文化逐渐传入河西，迄今藏传佛教文化已于河西地区存续发展一千多年，先后留存有丰厚的藏传佛教文化遗存。河西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是以藏汉为主的各族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包容性、丰富性、和谐性的具体体现。
德吉卓玛 | “四魔断境”：一个女性的心性学说
张军：西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践与经验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不断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出了一条符合西藏自治区实际、助力发展、面向未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之路，取得的成功经验体现为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发展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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