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班旦次仁：西藏传统古物学中早期佛教造像风格的分类与品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公元12世纪左右，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德们奠定了西藏古物学的雏形。14—16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批精通不同门类文化的大学者，构建和完善了西藏古物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西藏古物学的分析对象逐渐扩大到佛像、瓷器、乐器、兵器、丝绸、纸张、茶、马鞍等“外来之物”。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研究，但直至今日，对相关文本的挖掘仍不够深入，研究成果零散，尚不足以体现该传承的重要性，诸多相关问题有待发之覆。文章通过3部布达拉宫馆藏古籍文献，以佛教造像作为考察个案，分析西藏传统文化中对南亚、中亚以及汉地和西藏不同时期佛像的认识。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材质、地域、风格的佛像进行了分类和描述，希冀对构建西藏本土的“古物学”或“艺术考古学”有所意义。

石硕 | 成都：一个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特点成都自来是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枢纽，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青睐。文章对史籍所载汉代以来岷江上游人群季节性“入蜀为佣”的传统进行了探讨。文章发现，岷江上游人群季节性“入蜀为佣”的传统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并已延续了两千多年。根本原因是，传统农业时代成都平原居民主要靠凿井取水，但成都为冲积平原，其泥沙夹卵石的特殊地层对砌筑井壁提出了极高的技术要求。岷江上游冉駹夷（今嘉绒藏族先民）自汉代起就有建造“邛笼”（碉楼）的传统和精湛的砌石绝技，两千多年来，他们正是凭借精湛的砌石绝技到成都平原从事“汉匠不能”的凿井砌壁工作。这一延续两千多年的汉藏民族协作传统，不仅造就成都“友善包容”的性格，也使当今成都日益成为各民族和谐交融的共享之城。

王宝红等：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西藏汉语文习得和使用的发展历程汉藏民族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唐代吐蕃贵族赴内地学习汉语文、自唐以来大规模的汉译藏活动、考古发现的汉藏对音资料及藏汉双语文献、元明清时期藏族社会各阶层使用汉语的情况，无不昭示着：藏族人民习得汉语文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曾断绝。在当今时代，伴随着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西藏社会的语言习得与使用仍然存在区域、人群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探讨西藏汉语文习得与发展的历程，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服务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张小康：甲子亦须臾，为何1962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仍值得我们追忆？对于举世瞩目的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们可以从“作战方向及指挥机构”、“作战阶段及参战部队”、“作战结果及战略意义”这三个方面来作简要了解。

陆离：唐吕温出使吐蕃诗文及相关史事考公元804年唐朝官员吕温等出使吐蕃，在薄寒山会见当时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吐蕃宰相及其下属官员，该地就是敦煌藏文文书记载的陇州（ལོང་ཅུ།），得名自唐朝渭州的另一称谓陇西，在今甘肃定西一带。此外，东道节度使的驻地还有河州（今甘肃临夏）和敦煌西南方向的马圈（རྟར་ཟོར།）。

杨力源：中国共产党西藏组织体系建设的历史考察（1950-1965）人民解放军与进藏工作人员入藏前，西藏地方没有党组织。从1950至1965年，党在西藏建立起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涵盖西藏工委领导机关、工作机关、党组及西藏工委下属分工委（市委）等的严密组织体系，其积累了宝贵经验：明确目标任务，组织工作先行；恪守组织原则，维护中央权威；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组织体系，对于做好新时代新阶段党的西藏组织体系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苍铭：乾隆担任总编辑的《皇清职贡图》为何足以推翻“清朝非中国论”？美国学者认为“清朝非中国”，这个结论让人感到可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国内兴起了一种研究中国清代历史的新流派——“新清史学派”，他们认为清朝是满族征服汉人致汉人亡国而建立，忽视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在清代共融共生的局面，进而提出“清朝非中国”的错误主张。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栏目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苍铭教授进行了专访，他仅从清乾隆年间编纂的《皇清职贡图》一书，就可以对这个所谓的“清朝非中国论”进行有力驳斥。

张永攀：论清末西藏治边筹边方略及其近代转型乾隆朝廓尔喀战争开始后，清廷开始重视西藏边防建设。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入侵西藏，清末西藏边防面临新的转型。同时，清末有关西藏边防的思想也从传统走向近代化。清朝西藏治边过程中存在复杂因素，各种因素此消彼长，导致治边、筹边困难重重，最终大部分改革多停留于纸面。尽管清末治边存在诸多弊病和缺陷，未能形成完整的近代国家边防体系，但清朝始终未放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对西藏边务的管理。其治边与边防思想，促进了现代概念上“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也展现了诸多闪光的治藏思想，为当前西藏强边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特尔巴衣尔：从满、汉文档案看《大清律例》在西藏的首次运用学界关于《大清律例》在西藏推行的时间一直没有定论。文章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汉文等多语种档案认为，在处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乾隆十六年（1751）清中央便在西藏全面推行具有国家法性质的《大清律例》。文章指出，《大清律例》在西藏的运用，一方面从刚开始对重大政治性案件的审理过渡到了对民间刑事案件的审理；另一方面，不仅汉族、藏族二族间在西藏发生的命案需遵照国家法来处治，而且藏族人之间发生的命案，凡告到官府，也可以用国家法来处理。这些档案文献的相关记载，反映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推广王朝法律思想和加强法律内地化的强烈意志和具体实践。

朝告才让：藏族宇宙观探析——以甘青川民间收藏苯教古籍文献为主以往对藏族宇宙观的研究聚焦在佛教经典《俱舍论》与雍仲苯教经典《斯巴佐普》上，认为这两部经典对传统宇宙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甘青川地区民间收藏苯教古籍文献大量问世，给藏族宇宙观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藏族宇宙观的实际内容远大于佛苯经典《俱舍论》和《斯巴佐普》，尤其三界宇宙观对藏族传统地理方位、民居建筑结构、民间文化创造模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藏族宇宙观以多种文明互动交流为基础，以契合本土观念为主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宇宙认知体系。

朱靖江：从《羌戎考察记》到《丹巴调查报告》——庄学本嘉绒藏族民族志调研考（1934—1938）国内有关嘉绒藏族的调查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者、摄影家庄学本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他于1934年、1938年两度考察嘉绒社会，对嘉绒藏族的调查、拍摄与研究，构成了庄氏较为持久的兴趣。

乌云毕力格、周赫：关于《白史》的书名与前序后跋——蒙藏文化交流与交融之一例《白史》是蒙古学研究领域中学者意见分歧最大的文献之一，也充分体现了蒙藏文化的交流。文章认为，《白史》是蒙古语 čayan teüke的对译。čayan在蒙古语中除了表示“白色”外，还具有“善、正”之意。Teüke从 tegüge（古蒙古语里的发音为tehühe）变化而来，其词根为tegü，意为“（把某东西）收集起来”。《白史》书名中的tegüge的含义是“集子”。故所谓《十善法白史》全书名的含义即《十善法正集》。《白史》的这一书名与西藏“伏藏”文献有关。《白史》作者将其定位为关于十善法政教二道的历史、理论、信条、授记及执行政教二道的机构与制度设置的正确无误的信息集合。正因为如此，《白史》作者把藏文译成蒙古文用在自己的书名里。总之，所谓“白史”意为政教二道学说的“正善全集”，没有“白色史书”的含义。《白史》的序言不符蒙古史书的一贯传统，给出了这本书的作者、二次编修人、参考文献、成书年代、掘藏师、发掘地点等所有信息，实际上就是按照西藏“伏藏”文献的做法编写。《白史》的跋文的用语和字体同样透露着作者故意仿古的特别安排，也是为了让人相信这本书的文字与元代蒙古人有关。

张云：唐以前西藏地区和祖国内地的内在联系、密切交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培根筑基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出发，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汉文、藏文文献资料，特别是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考察了唐朝以前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间业已存在的人种、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及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双方频繁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交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若干特点与规律。

施新荣：对峙如宋辽夏金，为何都被称为“桃花石”“桃花石”居然是古代中亚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谓？是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时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

才让扎西 | 仲与王政：吐蕃赞普神话叙事探源吐蕃碑文、敦煌藏文文献、噶塘蚌巴奇古塔本文献、《韦协》等早期藏文文献均没有“仲、德乌、苯”护政的相关记录。“仲、德乌、苯”三法作为吐蕃时期护政的记述是后期西藏史学家们提出的基本论断，是研究和了解吐蕃政治文化的关键。文章梳理了史料中“仲、德乌、苯”与政治文化的关联表述，论证了“仲”或寓言所指的是聂赤赞普降神说即史籍中的“神道故事”（ལྷའི་ལུགས་ཀྱི་སྒྲུང），并提出“神道故事”是从原始苯教仪轨叙事逐渐被引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神话”，继而形成了吐蕃赞普王权合法性的依据，亦成为一种制造合法性的大传统继续被用于后期西藏地方政权的权威建构之中。

邹立波、红音：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与乾隆时期的公文传译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是清宫存藏藏文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定的藏文公文写作规范和档案属性。档案中所见藏文公文与汉文译本，以及汉文檄谕与藏文译本，构成可资比较、互证的对译文本，揭示出乾隆时期涉藏地区土司与清廷中枢、地方衙署之间沟通联系过程中不同语种公文传译释读的具体状态。

霍巍：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延伸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本意是指汉代中国通向西方（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中亚南部、西部和古代印度）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一是在时间轴上，人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已经有之，因而从汉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以后，将不同时代东西方交流的路线均纳入其中；二是在地理空间上，突破了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也称为“沙漠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提出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等不同概念。如同荣新江先生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

旦增白云、夏格旺堆：西藏考古与艺术的新发现与新进展——2020年度西藏文物考古成果公众分享报告会评述2021年4月17—19日，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办的“2020年度西藏文物考古成果公众分享报告会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家研讨会”在拉萨举行。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浙江、西藏等地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30位学者基于各自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艺术、文保等方面的最新研究与成果，作了大会发言与交流。会议发言与讨论涉及内容丰富，其中以阿里为主题的占一半之多，充分说明近年来阿里专题考古项目的成绩斐然；类型上仍以发掘类居多，其次是调查类，科技考古类、图像与文本研究类占比相当。现就这四个类型，对会议内容进行简要综述。

阿音娜：林芝访古——碑与墓 |“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组成果2022年8月3日—1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组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相继到西藏雅隆河谷地带的山南、尼洋河畔的林芝等地进行西藏早期文明探源之旅。劳伦斯在《河流是部文明史》一书中说，“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几个水利社会发源于充满淤泥的河谷”，大江大河在塑造人类早期文明中拥有绝对的力量。雅隆河谷是西藏早期文明之一——雅隆悉补野部落起源的地方。万古江河、昼夜不息，此次调研点的选择即以与雅隆早期文明息息相关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沿线为主要探源点，沿着雅江与古人对话、听河流讲述藏民族起源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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