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华、陈庆英：1414年大慈法王奉命进京朝见及永乐皇帝的安排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藏学界特别关注和重点研究的西藏历史人物之一，作为宗喀巴主要弟子之一，代表宗喀巴于永乐朝和宣德朝两次奉旨进京，分别被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释迦也失1414年第一次奉命进京朝见永乐皇帝地点问题，以及朱棣所作相关安排的历史背景，并由此进一步延展出明朝中央政府对刚刚兴起的格鲁派的支持态度。
才项卓玛：16至17世纪中叶第巴吉雪巴与格鲁派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吉雪巴家族是格鲁派在西藏本土的主要扶持者之一，尤其在公元16至17世纪前叶该家族对格鲁派的扶持力度超过任何当时雄踞一方的贵族世家。公元15世纪初，吉雪巴家族开始在前藏崭露头角，慢慢地扩大其势力范围，成为帕竹第司治下最具势力的臣下。公元16世纪初，通过与仁蚌巴之间最后战役的胜利，吉雪巴得到了堆龙德庆所属吉雪南北两岸地区。从此该家族加大力度支持格鲁派在前藏的发展，两者之间建立了宗教上的供施关系和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但是，1621年前后藏间的停战协议，导致吉雪巴与格鲁派的政教关系开始走向危机的边缘，尤其在1642年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以后，其政治地位发生颠覆性的转变。
黄成龙：新中国汉藏语研究70年文章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藏语研究的成就。从单一描写到多元化研究，研究手段不断革新，从纸笔记录到描写分析；从数字技术手段到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从定性研究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推进汉藏语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跨学科合作，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汉藏语系语言研究。
藏汉翻译：互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访周润年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多年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丰。文章中，周润年阐释了藏文史籍、藏文法典的价值及其翻译、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藏文文献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藏学、翻译学研究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西藏日报｜西藏：石榴结籽心相连和谐共处一家人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精神指引下，西藏民族团结工作多措并举、全民参与，创新性、实效性不断提高，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篇章。
罗宏 |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元明时期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元明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藏族在内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元代江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朝廷在当地设立了江南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等一些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一些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僧人如达尼钦波桑波贝、加瓦巴等或被流放或被派驻到江南地区。明代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洪武、永乐时期召请藏地僧俗赴南京朝贡、游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晋京，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任职于朝廷，赴江南地区的藏族人也成倍增加。从人群的规模、分属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及政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元明两代藏族赴江南的情况呈现出诸多差异，亦各有特点。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增进了藏族对于江南的认识和了解，为藏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社会变革、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丰富了江南地区的多元文化，增进了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两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一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彭蔹淇、马天祥：近代西藏方志里，藏着这样一种“道”的指向地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等重要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了历史传承、地理联系、经济依存、情感认同等多重维度的紧密联系。对此，近代西藏方志的书写中多有体现。
车明怀：历史上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长江上游的青藏高原部分，是藏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地方，也是各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而藏族与长江流域的其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则为长江文明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力源：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鲜明特色2021年8月中央召开民族工作会议，系统提出了“十二个必须”的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其鲜明特色，有利于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应是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可用“一体”即中国边疆学，“三领域”即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颜亮、张玉田：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汉藏堪舆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历史上汉地的堪舆文化随着时间的发展日趋完善，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涉及堪舆知识的传播，彼此接触、选择、融合，最终汉地堪舆文化被藏族吸收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萨谢（sa-dpyad），逐步影响藏地天文历算、宗教信仰、建筑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刘星雨：绿营视域下的帝国边疆 ——图解“营制总册”《云南标下元江营》本文选取了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云南标下元江营》为研究范例，从该本营制总册记录的元江营营建背景的梳理、“夷图”与“舆图”内容的挖掘以及作者修撰心理的分析三个方面入手，希冀以一种新角度为此类“营制总册”的解读做出尝试，进而为探索少数民族图册研究开辟新路径。
丹珍草：格萨尔史诗的新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格萨尔史诗新实践，指向“活形态”传承的“生生不息”以及“动态性”发展的多样性。“新实践”在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新文化档案，以及格萨尔史诗陈述方式和实践层次的多样性，强调实验性、探索性和创新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头传统”，从艺人说唱到书面文本，从集体记忆到个体创作，从传承形式的创新性转化到多样性实践，格萨尔史诗传承新实践，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属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文化创新、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黄东辉：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西藏自治区的分析文章通过对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并将其与全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我国五大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和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了我国五大自治区的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规律。在以上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共性特征和四大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通过分析得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虽然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文化资源，但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仍较落后。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边疆民族地区要充分运用国家政策支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和生态友好发展，抓住“一带一路”发展契机，实现开放式高质量发展。
万金鹏、刘文珍：“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理论意蕴、历史逻辑及实现机制“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西藏发展领域的具体运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发展与共享三个维度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从上述三个维度处理民族问题与涉藏问题的延续与发展。在实践中，需要从理念、机制、措施等三个层面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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