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丽萍等：凉州会晤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内容摘要】历史上，凉州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往来的重镇。蒙古首领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后，藏传佛教迅速在此地兴盛并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同时，凉州会晤的政治示范效应演化为西藏地方紧靠中央政权的政治遗产。以凉州会晤为标志，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融有了飞跃性发展。

【关键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萨迦派；萨迦班智达；阔端；凉州会晤

【作者简介】于丽萍，女，陕西咸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与情报、民族文献、藏族文化。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见明清时期央地关系藏文文献文物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4VLS008）；西藏民族大学重大培育计划项目“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的历史见证——对阔端与萨班‘凉州会晤’历史文物的搜集及研究”（项目号：324132400321）；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交流与融通：汉唐时期‘高原丝绸之路’上珍稀物品的研究”（项目号：Y202403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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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创造性提出“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中国化”等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对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依法管理宗教”是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鉴于此，我们要认真地挖掘史实，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历程，以多学科、多维度、多民族文字文献证据、考古学证据等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我国宗教工作创新性指导方针，在不断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深入探讨和研究宗教中国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历史上，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对连接中西交通、促进经济贸易往来，特别是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经济社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地区之一。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西藏归附于蒙古汗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西藏成为元王朝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元朝尊崇藏传佛教，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传播，促进和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本文依据藏汉文文献，以“凉州会晤”后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为主线，拟就相关史料进行整理分析，展现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及特点，并探讨其对密切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推动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历史作用。

一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羌、月氏、匈奴、鲜卑、回鹘、汉等多民族交错居住，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正如史料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至桓帝延熹九年（79-166），凉州经学大师马融开始设馆研究佛学；汉恒帝建和二年（148），有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洛阳，翻译了大乘经典《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若三昧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河西走廊得到了高度发展。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赵、前秦、后凉、后秦、西秦、西凉、南凉、北凉；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以及大夏、吐谷浑、仇池、武兴、宕昌、邓至等十多个相互割据的地方政权，大都提倡和推崇佛教。

五凉时期，佛图澄、鸠摩罗什、僧迦跋摩等印度高僧，不远千山万水，越过浩瀚大漠，留居河西传播佛法。祁连山、秦岭西以及小积石山等山区多有红砂岩，适宜开凿佛教石窟。如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山石窟、西和北法镜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安息榆林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泾川南石窟等均为此情况。各地佛教徒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丝绸之路，从事繁忙的佛教活动，逐步使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成了中国的一大宗教。

唐朝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佛教在河西走廊兴盛，尤其在敦煌，佛教盛极一时。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给吐蕃可乘之机，先后攻取了包括凉州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吐蕃的佛教也很快向河西走廊传播，并有一批杰出的吐蕃翻译家和佛学家活动在此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佛法昌隆奠定了基础。河西地区一些重要寺院设有“译场”或“经场”，专门从事佛经翻译，藏、汉等民族的译师们除翻译佛经外，也将一些汉文的儒家经典翻译成了藏文。833年，廓·却珠来到沙州（今敦煌）居于永康寺，开始了他一生的译经事业，842年，迁居甘州（今张掖）开展译经工作长达四年。

吐蕃王朝崩溃后，河湟地区一度处于战乱状态，以潘罗支为首的凉州六谷部藏族部落逐渐发展壮大，控制了包括凉州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凉州六谷部崇奉佛教，促进了这一地区佛教的发展。唃厮啰地方政权在青唐城建立后，大力弘扬佛法，广修佛寺，为佛教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夏统治者也信奉佛教，广修寺庙，频繁举行佛事活动。以兴庆府—贺兰山中心、甘州—凉州中心、敦煌—安息中心以及黑水城（今张掖境内）中心，各地寺院广泛分布。11世纪中叶的西藏仍处于分散割据时期，形成了大大小小封建领主割据势力，佛教依附于不同领主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等众多教派。1073年，藏传佛教高僧贡却杰布在后藏仲曲河谷萨迦地方建立萨迦寺创立萨迦派。贡却杰布去世后，由其子贡噶宁布嗣位，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萨迦五祖中的初祖。其去世后由子索南孜摩继承寺主法位。后又由其弟扎巴坚赞继承法位。之后是萨迦·贡噶坚赞嗣位为萨迦四祖，因精通“大小五明”而博得“班智达”称号。

二

1206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破。元太宗窝阔台继蒙古国大可汗位后，封其子阔端为西凉王，坐镇凉州（今甘肃武威）。1239年，阔端派部将道尔达（亦作多达那波）等领兵入藏。当时西藏地区处于分散割据状态，众多教派和地方势力并存。这支蒙古军队抵达西藏后只遭到小规模反抗，攻占了热振寺、杰拉康寺，屠杀了部分抵抗的僧众。蒙古军队攻占热振寺、杰拉康寺等行为，主要是一种武力试探，向西藏各地方势力和教派展示蒙古的军事力量，是一种威慑手段。因为在蒙古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武力征服往往是让对方臣服的第一步。此后蒙古军在拉萨一带停留两年间，详细了解到前后藏僧俗势力情况，道尔达认识到西藏地区的特殊性。西藏不同于蒙古以往征服的纯粹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地区，宗教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力不容忽视。武力征服反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反抗，不利于统治。

鉴于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影响，道尔达意识到藏传佛教各教派在凝聚人心、管理地方事务等方面的作用。这种认识促使他改变策略，尝试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控制西藏。1240年返回凉州后，道尔达即向阔端建议选用当地的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西藏，曰：“在卫藏蛮荒之地以噶丹教派的寺院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即萨班）学富五明”。蒙古对于自己征服或准备去征服的地区，采用笼络宗教领袖来实现统治的策略，是成吉思汗以来一贯采用的政策。阔端又派遣道尔达和杰门带着礼物和信件，邀请萨班到凉州去和阔端会晤。

1244年，萨班·贡噶坚赞不顾63岁高龄，带领两名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萨迦动身，途经拉萨前往凉州。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跋涉，于1246年8月终于抵达凉州。因为当时阔端恰好去和林参加选举贵由继任蒙古大汗的王公大会而未在凉州，也就没能即刻见到阔端。阔端返回凉州时，已是1247年初，直到这时，萨班和阔端才在凉州会见。正如藏文文献记载，藏历火羊年（1247），“施主与福田双方会见，上师成为汗王祭天的首席长老。萨迦班智达成为汗王的上师，在蒙古地方弘扬佛法，这是蒙古与萨迦派最早建立的联系。”阔端见到萨班后，对萨班印象极好，阔端命学识渊博的萨班管理西藏事务，萨迦派得到阔端的扶植后，取得了在西藏各地方僧俗势力中的领导地位。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凉州会晤”后，阔端在凉州城外特为萨迦班智达建造了宫邸和幻化寺，萨班在此居住长达5年，讲授了许多甚深妙法，前来听经的有蒙古族、撒里畏兀儿、汉族以及当地的藏族等民族，场面之大前所未有。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享年70岁。萨迦班智达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藏传佛教界著名的佛学家，在藏族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萨迦派的传承传至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时，萨迦派已势力强大，寺院诸多。

阔端王和萨迦班智达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在汉文史料中称之为“凉州会晤”，划时代地开创了蒙、藏民族的友好关系，加快了历史进程。元世祖建立元朝后，在西藏统一建制，从此结束了西藏地方持续300余年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的局面。

在蒙、藏民族友好往来、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之际，1251年至1252年萨班和阔端这两位重要人物相继离世，无疑给蒙藏民族大业带来损失。蒙哥汗即位后，将全部汉、藏居住区划归其弟忽必烈统领。1252年，忽必烈召见萨班，因萨班与阔端已相继去世，阔端之子命八思巴应召。八思巴遂于1253年在开平谒见忽必烈，被奉为上师，此后即随留左右。1258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主持了佛教与道教之间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八思巴才华横溢，让忽必烈对他更为敬信。1259年11月，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汗位激烈角逐时，八思巴坚定地站在了忽必烈的一边，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与器重。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在上都开平继汗位，封年仅25岁的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

1264年，忽必烈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设总制院（1288年改名宣政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的军政事宜。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扩建萨迦寺。1268年，兴建萨迦南寺。抵京后，向元世祖呈其仿照藏文创制的蒙文新字，接着元世祖于1269年2月下诏将蒙古新字颁行天下；7月，又下令各地设立教授蒙古新字的学校。八思巴因造字有功，1270年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更赐六棱玉印，统领诸国释教。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内圆寂，终年45岁。1320年，元仁宗又下诏全国各路（元制十路为一省）修建帝师殿，并规定其仪制与孔庙等同。萨迦派经过“萨迦五祖”的经营发展，又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崇下，达到了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八思巴去世后，元世祖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元一代，萨迦派在政治上通过“萨迦本钦”管理卫藏13万户；在宗教上不排斥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使藏传佛教各教派得以充分发展，并向蒙古地区、内地和南亚邻国等区域和国家传播。

三

河西走廊的凉州，原来系西夏属地，元灭西夏后，阔端王驻守凉州，并邀请萨班抵达凉州。萨班在前往凉州的两年多漫漫路途中，所到之处设坛讲经，传播佛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凉州会晤”的成功，也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阔端对萨班十分崇敬，并拜他为师，修习萨迦派教法。萨班完成使命后继续留驻凉州，弘扬佛法，为各族信众讲经说法，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在此之前，萨满教在蒙古地区处于统治地位。后来，阔端颁布了一条特令，在王室举行的新年祈祷大法会上，萨满教长老不再坐上席，改由萨班坐上席。很显然，这不单单是一个祈祷法会领头人的更替，而是开创蒙古民族信奉藏传佛教的先河。从此，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传播中心就在凉州。

藏传佛教从这里向蒙古及中原地区有规模地传播和辐射开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是迅速的。蒙古社会很快出现了修习佛法，接受灌顶等活动。蒙古皇室成员中最先接受灌顶的就是西凉王阔端，他从萨班那里接受了喜金刚灌顶。随后，忽必烈与皇室其他高级首领先后从八思巴那里接受了灌顶，大批蒙古首领也跟随效法，纷纷皈依佛门。尤其在八思巴担任元朝国师期间，蒙古民众开始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继而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因萨班的佛学造诣高深，又精于医道，他的影响很快波及周围广大地区，信徒众多，藏传佛教盛极一时，修建了很多寺庙。如在阔端王的支持下，先后主持修建金塔、白塔、莲花、海藏四部寺，以凉州城为中央，象征须弥山，四部寺则象征四大洲，规模宏大，“四部寺”香火旺盛，名声远扬，成为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

修建的第一座寺庙白塔寺，又称作“百塔寺”，凉州四部首寺，也是萨班驻锡和讲经的场所。“萨迦班智达抵达凉州后，蒙古阔端汗邀请萨迦班智达，于火羊年（1247年，宋淳祐七年，蒙古贵由汗二年，丁未）会晤，多次举行庆贺与谈论。”正如《安多政教史》载：“离城（凉州城）四十里，有百塔寺，藏语称‘夏珠巴第’寺。萨班居住的这座佛城和白塔寺，规模宏大，人文荟萃，盛况空前，融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文化于一体，成为蒙古王室及吐蕃、回纥、党项等各族人民和僧侣群众前来听经拜佛和从事贸易的圣地。至萨班逝世、八思巴住持该寺时，这里有僧人近一万人。”萨班在此居住长达5年之久，常常亲临凉州四大佛寺举行佛事活动。海藏寺，即凉州四大佛寺之一。“萨迦班智达在此处曾讲经说法，大转法轮，并在寺内无量殿降伏了使蒙古阔端汗患龙病的龙魔。”该寺的无量殿也就是萨迦班智达治愈阔端王脑疾的地方。天梯山石窟坐落在凉州城东南，距城约50公里（在今武威市张义镇黄羊水库山崖上），也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寺院。此外，河西走廊中部地区甘州的马蹄寺（藏语称dgav-ldan-dam-chos-gling，今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政府南五公里处），据文献记载萨迦班智达也抵达过该寺讲经。据传，大师圆寂后，寺僧将部分舍利请至马蹄寺，建塔供养，以示纪念。历史上，由于该寺规模宏大，青海、甘肃以及蒙古等地区的信众络绎不绝，香火长年不断。发展至明代时，马蹄寺已成为官方迎接边疆宗教领袖的重要场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中枢，“从凉州向西北行，约六七天的路程便到达甘州城，彼城统辖着十三个万户的土地，皇帝的大臣甘州提督曾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遵照皇帝的旨意，约有十三万大军在马蹄寺迎接。据说马蹄寺是吉巴尔王之子洛哲倍以智慧利剑驯服龙魔的地方……石崖上有二十五处佛窟，许多雕刻在石岩上的佛陀像，一座大石崖上有两座新佛窟，在经堂即称为西夏王大塔，崖面光滑得像粉刷过的墙壁。”又如酒泉南面的文殊寺（藏语称vjam-dbyangs-dgon-chen），坐落在祁连山北麓祁丰区文殊山中（今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文殊山遍山古碉窟寺，有300多个禅室，号称“小西天”。当时萨班·贡噶坚赞在河西各地讲经传法、广弘萨迦教法时，由东纳克左翼六部作根本施主，在此兴建了文殊菩萨大殿，供奉了文殊菩萨像。从此以后，这一带的宗教节日聚会活动多在这里举行。

由于元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极力扶持，凉州地区的信众数量不断增加，藏传佛教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了“唯萨迦独尊”的局面。除新建的一批萨迦派寺院之外，许多汉传佛教寺院也改宗为萨迦派寺院。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宁玛派也竞相布道弘法，整个凉州境内僧人众多，寺院林立。除凉州四部寺之外，还有大云寺、清应寺、罗什寺、大佛寺、红山寺、百灵寺、天堂寺、极乐寺、尕达寺、观音寺和土佛寺等。

裕固族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居住在祁连山北麓，与凉州为邻。从史料记述看，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凉州一带藏族就已经同撒里畏兀尔（西部裕固族的前身）有了广泛接触。元代，撒里畏兀尔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萨迦派。此外，藏传佛教萨迦派画师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壁画。壁画题材大都为密宗曼荼罗、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十一面菩萨及大力士等内容。

四

历史上，河西走廊既是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也是国际性的经贸通道和沟通世界文化的桥梁，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河西走廊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传播的又一文化中心，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自蒙古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在河西走廊举行“凉州会晤”后，逐步建立了以凉州四大佛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萨迦派在河西走廊广建寺院、广传教法，河西走廊最终成为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一个中心，萨迦教法也逐步凭借凉州白塔寺，向青海、甘肃、四川、蒙古等地区传播，前来的香客络绎不绝，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元朝的政治、宗教、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是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加快。藏传佛教形成后，随着各教派势力的不断发展，逐步向周边地区和域外传播，形成大量寺院为中心的文化区域。萨迦派以主寺萨迦寺为中心外，河西走廊的凉州白塔寺是其又一文化中心。这个中心，随着与蒙古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以凉州为中心，沿着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凉州向东（内地中原地区）、向西（新疆地区）、向南（祁连山南麓青海地区）、向北（东蒙49旗的蒙古地区）广泛传播。正如藏文文献《安多政教史》记载，萨班多次讲经传法的过程中，前来聆听佛法的有蒙古人、汉人、西夏人、于阗人、撒里畏兀尔人等。藏传佛教文化逐步为各民族所认同。“凉州会晤”后，无论是民族的交流还是民族文化的融合，都具有宗教中国化的典型性特征。藏传佛教的传播为中原地区与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成为促进和繁荣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

三是抄录经典和开凿洞窟风气更浓。功德圆满成为河西走廊佛教信仰者的追求。从陆续发现的藏文文献来看，除大量元代抄写的经典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印刷经典。河西走廊白塔寺的规模说明古代的凉州很可能还有译经场，将流通的藏文经典翻译成汉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回鹘文，也有将梵文译成藏文、汉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回鹘文。互译经文、抄写经文是当时盛行的一种宗教行为。敦煌石窟壁画中元代的藏传佛教壁画占有相当数量，表明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已经进入敦煌艺术宝库当中，成为敦煌佛教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是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世代相传。“佛教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命题，是指佛教徒在推动佛教流传的过程中，逐渐使印度佛教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际相适应、相结合，接受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从而在教义思想、仪轨制度和修持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打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流，转变为中国文化的品格和旨趣，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精神风貌。”藏传佛教经过千余年的传播，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体现，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是整个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实际产物。发扬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精神，最有效的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深层、根本、永恒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所承袭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一代代爱国宗教志士，出家不忘爱国，修行不忘济世，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凉州会晤”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萨迦班智达之后各教派高僧大德纷纷到内地从事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与此同时寻求中央王朝的支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宗教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增进的同时，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也随之有了重大的发展，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要求广大僧侣热爱祖国，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统一的优秀光荣传统，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分裂主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并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