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关于西藏早期文化史几个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西藏早期文明的诞生，与早期文化史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理解今天的西藏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首先就必须对西藏早期文化史有正确的认识，树立科学的观念。西藏早期文化史主要指文字诞生以前的历史，其上限始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下限限定于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之前。首先需明确西藏文化史的概念设定、理解与阐释；在研究方法上，既要以科学发掘和调查所获的、与西藏人类早期活动相关的丰富考古资料为核心史料，同时也要充分从西藏古史传说和记载当中吸取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历史的素地”，与考古材料相互比较，从中得出合理的阐释。西藏文化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包括人类拓殖高原、早期农业的诞生以及早期文明诞生的历程及其特点，都是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西藏早期文明；文化史；西藏史前考古

【作者简介】霍巍，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西藏考古及艺术史等。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本文系2020年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西藏文化史·早期卷”阶段性成果，项目号：ZYZX202001。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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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人类生存繁衍之处，必定会产生相应的文化。人类在极端条件下踏上高原，又在不断适应高原的过程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艰苦地生存繁衍，创造出高原人群独具风貌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一部西藏的早期文化史，应当从何说起？又应当如何说起？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所谓“西藏早期文化史”，有三个必须加以界定的概念，即“西藏”“早期”和“文化史”。我们所要讨论的“西藏”，使用的是今天的行政地理概念，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受中央人民政府所管辖的西藏自治区全境。从地理位置上而论，它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空间范围。但是，因为青藏高原古代人类的活动范围以及文化传播影响有时要超越这一地理空间，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也会兼及与之邻近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区域。其次，是“早期”的概念。就西藏地区而言，人类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人的活动史，所以其上限无疑要从人类进入到这个区域开始算起。以考古学的定义而言，即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作为起始点；下限按约定俗成以吐蕃政权建立为准，故讨论终止于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统一高原、建立吐蕃王国之前。而与前两个概念相比较，“文化史”的概念界定最为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世界性议题：何为文化？如何书写西藏“早期文化史”？

一、对于文化史的理解与阐释

什么是文化史？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于文化史的内涵与范畴就一直在不断地讨论之中。多数学者认为，既然叫文化史，那么理所当然就应当是指“文化的历史”。但是，这就引出一个首先需要界定的概念——什么是文化？一些学者主张，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的发展史。广义的文化史，指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的历史；而狭义的文化史，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的发展史。

问题绝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关于“文化”的定义，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举出了上百种观点，但如果将文化的含义仅仅限制在意识形态范畴，割裂文化与物质的联系，是行不通的。如同朱维铮先生所言：“文化史除思想学说外，所研究的社会风尚、文化设施乃至科学事业的发展史，都与物质生活联系密切……观念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凝固状态，与纯抽象的思想意识是有区别的。它当然是人们思想过程的产物，但它更集中地显示观念同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联系……我们看待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便理所当然地要承认它的物化表现；我们研究文化史，便理所当然地要综合考察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文化史》一书中提出，文化史不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人类创造各种物化产品，从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断地“人化”；同时还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即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从而他主张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这种关于文化结构四层次的划分方式，对于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具体的阐释上，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文化应是人类实践的方式和产物之总称”，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文化应当包括从精神到物质的一系列相关层次或方面——思想理论、文学艺术、道德规范、习俗仪式、宗教、群体想象和传说、科学技术、物质积累、生活资料和条件的构成、自然生态环境的改观、各种日常物品等。具体而论，上述要素又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

1.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有机组合；

2.社会组织方式：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家庭、亲属等的体制和结构；

3.群体意识：心理方式，包括意识形态、宗教观念、价值——道德体系、群体心理和观念等；

4.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包括起居、饮食、劳动、消遣、风俗习惯、节日礼仪、禁忌、语言等；

5.社会传播方式，表现为同一社会内部各文化层次和潮流之间的交流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适应，也表现为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历时性传播——文化的延续和传统的形成方式。

也有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认为所谓“文化史”，其实就是研究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文化。至于什么是“历史的眼光”，就要回到所谓“大文化”的观念上去。“大文化”的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它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其二，是人类使自己不断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区别于动物，从“自然人”向“文化人”进化的过程。站在这样的观察点上观照人类历史，得到的景象就是“文化史”。作者还进而提出，新的文化史不仅要考察外在的作为人类文明之精华的大写的文化，也要考察人类用以理解其内隐的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表达方式即小写的文化，如同葛兆光所提倡的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

在相关讨论中，还涉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有关论述中，就已经涉及到研究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其中包含了人类物质、精神的文化，都是业种产出的“业果”，都包含“心能”所开积出来的价值，都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研究。他也将文化史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文化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狭义的文化史仅指“文化专史”，指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等。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文化史的理解，中外学术界虽然有广义、狭义之分，但从其最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可以有三个维度的思考：其一，是物质文化，这包括了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与人类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人、地关系，即人类对自然界的适应与利用；其二，是精神文化，是人有别于动物界，从其诞生伊始由其大脑所产生的意识、思想、观念、信仰、宗教等一切精神世界的产物；其三，是制度文化，即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以及为了稳固这种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规定性举措。

西藏早期文化史从总体上而言，也应从这三个维度来进行思考和展开。但是，基于西藏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人地关系，在共性之中更应考虑到如何突出其特性。

二、如何书写西藏早期文化史？

如上所论，西藏早期文化史的书写，具有一般意义上文化史书写的共性，但也有其特性。就其特性而言，第一个方面，是由自然地理条件和环境决定了西藏早期文化史不同于其他地区。首先，是这一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自然地理条件，极大地限制着早期人类在这个区域内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是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又是通过哪些路径先后不同地进入到这片高原的？至今还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高度关注而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次，当人类进入到这个区域之后，又是采取了哪些生存策略和适应方式，在高原上从短期过往、季节性迁徙，发展到永久性定居，从而开启了人类拓殖这片高原的历史性篇章？其三，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人类对于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怀抱何种态度，产生了哪些原始的观念、思想和信仰？其四，正是因为西藏文化的独特性，西藏早期文明的产生及其进程与祖国中原地区及其他相邻地区是何种关系？我们应当如何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来观察和看待西藏早期文化史？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西藏早期社会的文献记载极其罕见。即使在一些后期形成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教法史”中，有关西藏早期人类的诞生、西藏先民的生活与信仰等方面的相关记载也非常有限，很难从中“沙海沥金”，搜寻到有价值的史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西藏早期文化史的撰写，只能从考古材料中去收集、利用科学证据。但是，这个过程并非轻而易举的。因为相较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而言，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得最晚，虽然我们目前可以将西方学者主导的西藏考古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地面展开的调查，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则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才真正在西藏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应以西藏东部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发掘作为起点。近年来，西藏考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资料不断丰富增加，这为西藏文化史早期卷的书写无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考古材料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不容置疑，但其局限性显著：首先，材料多为局部、零散的人类活动遗存，难以完整复原历史；其次，考古材料是有缺环的，很难仅仅利用西藏高原不同地区发现的考古材料去构建一部完整的早期文化史的历史链条。再次，在有关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态、婚姻关系、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领域，还很难直接利用考古材料对此加以阐述。

所以，研究西藏早期文化史，所能利用的资料和运用的研究手段应该是多元的。大体而言，我们既要运用科学发掘和调查所获有关与西藏人类早期活动有关的、尽可能丰富、全面的考古资料作为核心史料和叙事基础，同时也要充分从西藏古史传说和记载当中吸取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历史的素地”，与考古材料相互比较，从中得出合理的阐释。同时，当代民族学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应为我们所学习借鉴，以人类学的观察方法和视野对历史上在这片高原活动过的古代民族进行“回溯式”的鸟瞰。通过信息的收集、筛选、整合、阐释，来书写一部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西藏早期文化史。必须承认，即使如此，本来应当正面阐述的西藏早期文化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实际上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并不能一一加以回应，而只能就目前考古材料已经能够揭示其主体面貌的一些方面展开讨论，起到开拓性的作用，以待将来持续性地将这项研究进行下去。

三、西藏早期文化史的若干重大问题

基于考古发现来书写的西藏早期文化史，将会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那么，近年来西藏考古的重要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哪些重要的线索，让我们能够思考、探索和解决一些相关的重大问题呢？下面，试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人类早期进入和拓殖高原的时空序列

如前所述，由于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形成的低氧气、低生物产量等特点，对于人类而言显然也是最具生存挑战性的地区，所以才有“人类生命的禁区”这样的称呼。那么，人类是何时、又是从何处首先进入这片平均海拔高度达到3000米以上的地区？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科学证据？这是近年来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人类出现长期驻留在这片高原，才有了人类因生存繁衍而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活动，为我们遗留下来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的遗产。

曾经一度有学者推测，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原曾经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A.W.Grabau）、中国考古学家童恩正、贾兰坡先生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人类最为可能的起源地一是非洲、一是亚洲，而中国西南地区存在着促进从猿到人转变的有利条件，在人类起源阶段这一时期自然界产生的变化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从第三纪开始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由于上新世之后喜马拉雅山大幅度的升起，阻碍了印度洋季风的北上，对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我国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向大陆性转化，逐渐变得干冷，森林减退，广袤的草原出现。这种生态及动植物资源的改变，促使原本生活在森林之中的古猿被迫走向地面，以适应新的环境资源和新的觅食方式，从而逐步引起了机体的改变，迈出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童恩正先生强调说：“尽管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但是就常理推测，由于喜马拉雅山及其邻近地区受的影响要直接一些，因此这一情况发生在本地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

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青藏高原地质、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不断开展，学术界对于青藏高原自更新世末的冰期造成的“大冰盖理论”的流行等各种原因，人们似乎不再认为青藏高原是人类的起源地，而将关注点逐渐转移到“迁徙学说”上来，即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并非诞生于青藏高原，而是从它处移居到此的。那么，人类是何时迁徙、移居到这片高原、又是如何（通过何种路径、采取何种方式、是一次性还是多次性等等）迁徙到这片高原的？

1.“三步曲”理论的提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的展开，首先是地质学家们注意到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在一些高原湖泊的岸边台地的地表采到旧石器和细石器。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学者进入到高原地区开展调查，相继发现了更多的旧石器和细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西藏境内就记录了200多个石器地点，其中海拔最高的地点达到5200米。不过，由于这些地点均为地面采集（简称为表采），对于这些石器遗存的性质、年代、功能等都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根据这些已有的资料，学术界也开始了对于人类进入高原时空问题的关注。

在人类迁徙移居到青藏高原的诸多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在21世纪初期由中美考古学家们共同提出的“三步曲”理论。这个理论的创始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们。他们根据21世纪初期双方联合对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若干地点和遗存的考察，认为第一步：在距今5万—2.5万年间，活动范围很大的“食物搜寻者”（foragers）开始“漫游”（random Walk）到低于海拔3000米的草原地带，亦即聚集在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进行狩猎和采集。第二步：在距今2.5万—1万年，亦即末次盛冰期之后，食物种类扩大了的“搜寻者”开始在海拔3000—4000米的地区建造固定的居所以供临时的、短期的和用于特殊目的的搜寻基地。第三步：距今1万年之后，以驯养动物为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牧人为了寻找牧草开始全方位和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000米的高原地区。

如果按照这个“三步曲”的设想，那么人类最早进入到青藏高原的年代不早于5万年前，而最终定居在高原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1万年前。这个理论也被学术界称之为“三级跳”理论，即第一跳是原始人类的某些支系从平原谷地漫游到高原边沿地带；第二跳是从高原的一定通道进入到高原的部分地区，即海拔低于3000米的地带，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第三跳则是从海拔低于3000米的地带进入到海拔3000—4000米的高原腹地，逐渐从低地向高地迁徙过渡。

2.考古新发现带来的新挑战

对于学术界提出的这个“三步曲”或称“三级跳”理论，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280米的甘加盆地白石崖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头骨化石。虽然这块头骨化石已经丧失了考古学背景，但研究人员对化石中的碳酸盐结核进行了光释光（OSL）测年，结果为16万年。根据化石形态和从臼齿中提取的古蛋白质鉴定，这些化石被归属于“丹尼索瓦人”。在青藏高原发现距今16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被称之为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因为这一发现将高原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了中更新世，也揭示出具有高原人群基因特征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最早出现在青藏高原的远古人类，也首次将丹尼索瓦人的空间分布首次从西伯利亚地区扩展到青藏高原，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丹尼索瓦人研究和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研究的“双重重大突破”。

另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是西藏高原北部尼阿底遗址的科学发掘。这项工作是2013—2018年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组织开展的。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色林错湖盆地，海拔高达4600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考古发现的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据石器组合、地层堆积和年代学数据，发掘者认为遗址的第三层是最早和最主要的原生堆积，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万—3万年。

这两个重大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首先从年代学上对“三步曲”理论提出了挑战。人类进入到高原的时间表被大大提前。其后不久，在青藏高原东麓的四川省境内川西北高原又调查发现了稻城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年代为15万年—22万年前。遗址中发现了具有手斧因素的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组合成的“三件套”，从而再次让世人对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路线和方式等问题引发热议，意味着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018年，在西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革吉县狮泉河左岸，考古调查发现了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这也是西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古人类洞穴遗址。这处遗址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河平面104米，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截至2023年，梅龙达普遗址共发掘10个探方，在一号洞和二号洞不同部位揭露出三套文化遗存，分别代表了由早至晚三期人类占据洞穴的历史。其中，第一期遗存主要集中在一号洞中后部，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初步测年数据显示该期遗存早于距今5.3万年，发掘者进而推测“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万年左右”。第二期遗存出土于二号洞，出土有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植物遗存等，工具修理精致，类型丰富，种类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等，年代不晚于距今4.5万年。第三期遗存出土于一号洞洞口，出土有石制品、陶片和动物碎骨等。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物中有骨柄石刃刀、骨针、青铜小件器物等，主文化层距今4000—3000年。

梅龙达普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洞穴遗址。由于这处遗存保留了多期人类活动遗存，为探讨远古人群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演化徙居模式等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既往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都是露天营地，而梅龙达普作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多次利用过的洞穴遗址，意义非凡。从一号洞穴和二号洞穴三个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存可以推测，早在距今10万—5万年前、距今4.5万年前以及距今4000—3000年前等关键时段，人类已经踏上青藏高原腹地，并学会寻找和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居所，为长期定居而非季节性“游猎”和采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上述新的考古进展，让人们对西方学者假想的“三步曲”理论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一是人类进入高原的路线看来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局部地区（如青藏高原与黄河河套相连接的东北方向），过去“三部曲”所设想的人类最初进入高原的空间过于局限在青海与黄河上游地带，现在看来西藏西部和东部横断山脉也应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去进一步寻找线索。二是人类进入到高原腹地的时间，现在看来也要大大提前，至少在距今5万年前后高原上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采集狩猎人群，并最终定居于高原的局部地区，而并非“三部曲”理论所设定的距今1万年这个时间点。

3.从采集狩猎到逐步定居的过渡：“续旧石器时代”

所谓“续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是指在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特别是从大约距今14000年前到距今3000年前，细石器文化中的细石叶技术从中国北部传播到几乎整个青藏高原，根据细石叶技术的特征，可大致将其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的石器组合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同时还有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某些遗址中显示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但对植物的使用证据有限，这个时期有学者称其为“续旧石器时代”。

目前在青藏高原所发现的多个包含细石叶地点在内的地点被归纳入这个时期。测年表明，其中最早者（如江西沟1号遗址）可上溯到距今15000—13000年前；而大部分地点的年代集中在距今8000—7000年前左右（如拉乙亥、参雄嘎朔遗址等）。这个时期明显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在人类生存模式和资源利用方面体现出从采集狩猎向着定居农业逐渐过渡的特征。其中一些营地可能是临时性的狩猎营地，可供人们短暂停留；而另有一些属于大型营地，可能属于大本营；还有一些则可能是石器制造的加工地点。这个时期青藏高原的人群迁移的范围大大拓展，在低地和高原之间可能发生过长距离的季节性迁移，有学者称其为“旧石器时代觅食系统的多个站点”。但是，在一些遗址当中，例如江西沟2号遗址（距今9100—5950年）的上层，在细石器之外，还发现了动物骨骼和陶器，预示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可能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的扩张有关。

属于这个时期的西藏西部夏达错遗址位于海拔4683米的湖边二级台地，最主要的人类活动集中于距今8900—8500年，遗址中发现大量细石器和动物骨骼，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便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手斧类的石器，2020年和2023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工作首次确认了这处遗址属于具有原始堆积的湖泊采集狩猎者居址。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五枚穿孔石针，显示出高原高寒条件下人类已经学习运用缝织衣物的方法来抵御严寒，也暗示着人类在高原的长时段居住成为一种可能。

上述遗址所代表的“续旧石器时代”的下限可能持续到距今大约6000年前，并在其后开始向具有早期农业产生的新石器时代过渡。有学者用“原始农业扩散理论”来预测青藏高原早期农业的产生：“可以初步认为，随着青藏高原周围低地的早期农业定居点在6000年—5000年前左右的出现和扩大，青藏高原周围低地的狩猎采集者可能已经接触到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技术，如种植农作物的驯养动物。在广阔而多样的生态环境中，随着青藏高原进入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和游牧者开始密集交往。”从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上分析，这个推测应当是合理的。因为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象进入到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可以从原始的狩猎采集人群通过对植物的选择和培育产生出早期农业，自然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而通过与外部农业人群的接触和交流，从高原外部引进早期农业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

（二）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农业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人类从不稳定的采集和狩猎，发展到定居与植物栽培、动物驯养，从而开启了一场“新石器时代革命”。那么，西藏早期人类是否也同样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如果有过，那么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区域，人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运用何种方式实现了这一重大的转换？这是西藏早期文化史上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以昌都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拉萨曲贡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等最具代表性。通过这些考古遗址，我们可以从中探讨一些关键性的环节。

首先，可以确认青藏高原的原始农业不是原生的，而是从外部传播而来的。这是由青藏高原主体部分严酷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昌都卡若遗址最初发现了粟（小米），后来又发现过小麦。这两类作物的来源问题虽然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主流的观点认为它们都是从外部传入的。与昌都卡若遗址相邻近的黄河上游以及藏东横断山脉地带，如甘青地区和川西北高原、滇西北高原，都分布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这些人群有可能随着向高原地区的迁徙移动，从而将这些作物传入到青藏高原，他们是高原上最早出现的农人。早年卡若遗址的发掘者童恩正先生就认为“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等文化传播而来。”考古植物学证据表明，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卡若遗址已经建立起粟作农业；距今3500年左右，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少量小麦，标志着麦作农业的传入。至于这些作物传入的途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典型的“低地农业”向着高海拔地区扩散的结果，尤其是粟作农业，大约在距今6000—5000年前，在青藏高原的周围低地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定居点，这些农人随着土地拓殖的不断扩张，从低地逐渐踏上了高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高原周边从事采集和狩猎的高原人群，也可能通过交换等方式接触到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技术，如栽培农作物和驯育动物，促使其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河谷地带降低了流动性，而朝着定居的农业聚落发展。这种双向互动事实上都有可能发生。

其次，可以确认高原农业的植物组合模式的变化。如果说距今5000年前的昌都卡若遗址是以粟作农业为主，那么从拉萨曲贡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从距今3400年前到距今3000年前，更靠近西藏高原腹心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已经转向了青稞（大麦）、小麦等麦类作物。目前学术界对于麦类作物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争论很多，多数学者认为大麦和小麦均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的西亚近东“新月沃土地带”，并在其后不断朝向东方和南方扩散。从青藏高原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大约在距今3000年之后，以邦嘎遗址为代表，曾经长期作为主要食物品种的小米逐渐从高原人类的食物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麦为主的作物结构。考古学者还注意到，在邦嘎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的石磨盘，这表明大麦可能被磨成了粉食用，“这不禁让人想到今天在青藏高原最流行的独特的麦作的粉食传统——糌粑（炒过的大麦磨粉与水或酥油茶混合）。这种粉食传统很可能是与西南亚的农作物和驯化的动物一起传入青藏高原的”。不少学者注意到，在喜马拉雅高原，大麦（青稞）成为最主要的谷物，而这一生活方式上的特点也是西藏早期文化史上的特色之一：“藏民的饮食特色，以及生活在现代中国西部、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与藏族密切相关的其他民族的特色饮食，和亚洲其他地方、欧洲的饮食传统都相去甚远。大麦（青稞）差不多是每一餐的主角，藏族人的主食是用青稞粉、牦牛酥油、酸奶渣和糖制成的青稞饼‘甲布惹’（gyabrag）。青稞也是祭祀地方神明、供奉藏族神佛的祭品。”

其三，可以确认伴随着农作物的产生，家畜的驯养也随之产生。卡若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骨骼目前看来似乎都是狩猎的对象，是否已有家畜的驯养还没有证据。从曲贡遗址发掘报告披露的情况来看，“曲贡人在农作之余，还驯养着大量家畜。由出土动物遗骸的鉴定结果得知，曲贡人的家畜品种有牦牛、绵羊和狗。牦牛和绵羊的数量较大，其骨骼在遗址各处堆积中都有发现。曲贡人驯养的家牦牛牛角较细，个体也较小，这是现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家牦牛证据。现今分布在亚洲中部的牦牛，都源于西藏地区，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说是源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河谷地区。”有学者认为曲贡和邦嘎遗址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在河谷附近的高山牧场上放牧，主要驯养的动物是绵羊和山羊，可能还有黄牛和牦牛以及它们的杂交种犏牛。曲贡遗址中出土的家猪数量极少，发掘者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曲贡先民已经能够饲养家猪，这一方面可能反映出曲贡先民当时主要以放牧牛羊为主，另一方面也可能和高原自然条件相关，地处高原地带的曲贡遗址，当地农业生产的剩余量还未达到能够养家猪的程度，不同于内地以饲养家猪为主的农业经济，反映出西藏与内地在农业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

总之，上述这些考古证据表明，距今3000年之后，高原先民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高原作物和动物驯养混杂而成的农牧业比重不断增加，为人类永久性地定居高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意义极为深远。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来自黄河上游、长江上游以甘青地区为中心以及横断山脉滇西北高原、川西北高原的人群与文化，对于青藏高原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在青藏高原东麓以及西藏腹心地带、藏南谷地显示出很高的关联度。早年主持卡若遗址考古发掘的童恩正先生就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它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综合而形成的。”西藏最初的原始农业现在看来最早也是发生在这个区域，和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最为密切的；甚至西藏早期的农业人群的来源，和原来的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也值得从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个方面来加以进一步的考察，他们究竟是从原来的狩猎采集者演变成为农人？还是在不断地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低地的农人踏上高原，带来了河谷地带和山地的农业？都是我们将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三）西藏早期文明诞生的历程及其特点

从世界上文明起源的一般规律来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社会开始步入复杂化的进程，从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包括从农业、牧业这两大生产体系当中出现了手工业，有了专门的工匠集团，社会的贫富差别开始加剧，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为阶级分化、阶级对立提供了前提条件。继之而来的，就是“早期国家”的诞生，最后由早期国家发展进入到成熟形态的国家。

所谓“早期国家”这个概念，是国际学术界近年来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既可指代人类政治组织的一种类型，也可以指代在人类历史上正在朝着成熟的国家形态迈进的某个文明发展阶段，与本文所论的“早期文明”之间或可等同。如同谢维扬先生所言：“早期国家研究在定义上就比单纯地提国家起源研究更能够体现一种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研究的完整的构思，从而增加这种研究的深度和对历史的说明力。事实上，当人们在与成熟的国家社会的对比中概括出早期国家这一形态时，他们必须会对一些民族或地区历史上的一整个时期的发展得出许多有趣的认识。”

运用“早期国家”这个概念来观察和思考西藏早期社会和早期文明，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各民族历史的早期发展情况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进入“成熟国家”和文明的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例如，我国的中原地区是已知的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发生了国家进程的地区，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进程同中原地区“酋邦”的发展相互衔接，并且显示出高于同时期其他地区政治组织发展的水平，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国家和文明发展完整的进程。但正因为如此，也曾经出现过简单比附中原地区的情况，以某些考古学发现的单项物质遗存如文字、铜器、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标志”的作法。然而，如同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以文字论，那要晚到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成立才有藏文文字的创立，如以此作为标志，则西藏文明的产生要晚到公元7世纪以后。如果以金属器而论，则早在距今3600年前便已经有了铜器的制作和使用，那么是否意味着距今3600年前西藏高原已经进入到早期文明阶段？如果以城市论，西藏高原上真正意义上城市的出现大约要晚到吐蕃时代以后。而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在西藏高原始终未曾出现。因此，我们如何去衡量西藏早期社会发展的水平？又如何认定西藏高原何时开始进入到文明时代？这些物化的标志很显然并非是唯一的标准。”这个质疑是完全正确的。以距离西藏高原最近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为例，三星堆文明虽然在距今3200—3000年之前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业，也有了由城墙围合起来的都城，但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三星堆已是中国大地上诞生的早期国家之一。

西藏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与祖国黄河、长江流域所经历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进程是相似的，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却并非完全同步，显示出极强的区域性特点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进入到“早期国家”这一节点上，与西南地区的巴蜀、滇、夜郎等“西南夷君主”建立的“王国”有些相似，这在西藏古史中称其为“小邦”时期。这个阶段其国家化的程度远不能与中原夏、商、周王国相比较，各“小邦”之内所能控制的地域、人群、资源都极为有限，其政治组织的发展也很不充分，国家制度的建立可能都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之上，这个情况要一直到了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因此，西藏早期文明史难以避免的也会涉及对于西藏早期文明诞生的历程及其发展的讨论，尽管这在目前文献资料匮乏、考古资料也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有相当的难度，但其意义却是十分重要的。西藏自古以来作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疆域政治的角度而言，正是因为早在中原地区的先秦时代，这里已经出现了早期文明和国家，而且从其一开始便在国家化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这无疑对于我们深化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国家和民族的形成过程的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西藏早期文明史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绝非仅限于上文所论及的这几个方面。如何从物质、精神、社会制度等各个层面和思考维度提出问题、构建话语和阐释体系，将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去扎实开展研究，以期有所创新和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