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尼玛：抗战时期藏传佛教高僧的爱国实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期，一批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僧人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战之中。他们认为，中国抗战是为了止息战争，是自卫的、和平的，是为保卫中国人民以及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战的。他们与各族各界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团结合作，以组织抗议、前线慰问、物资支援、祈福法会等多种方式投身抗战洪流。他们的爱国实践既延续了藏民族反帝传统，又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战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光辉的印记。

一、藏传佛教界组织抗日团体

康藏旅京同乡的率先行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侵华战争。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藏传佛教僧人，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1931年9月27日，十三世达赖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等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并举行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还专门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紧急行动起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其时，诺那呼图克图的通电颇为感人：“警耗传来，我等痛怆至极，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髦无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蒙藏回族慰问团的前线之行。1938年，蒙古、藏、回等民族代表发起组织“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该团代表中有十三世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阿汪坚赞，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等。该团一方面慰劳前线抗战将士，表示蒙藏回各族对抗战将士之崇敬；另一方面也间接向国际社会说明敌方一贯分化中华民族的奸计之失败。藏传佛教高僧贡觉仲尼在大会上以藏语公开表示：“拉萨是佛教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20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表现。”正如当时的《申报》所说：“暴敌此次侵略我国，除了用飞机大炮以外，最毒辣的手段，还是离间我们的民族。过去军阀时代十几年的内战，都是暴日在中间拨弄，'九一八'以后，这种阴谋更加紧了。哪里知道卢沟桥的炮声，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蒙藏回族的联合！”代表团通电全国同胞曰：“我边疆人民，无宗教族系之别。咸凛然于国家人民之绝对同其命运，及国内诸民族之绝对不可分，以为惟有一致团结，牺牲奋斗，方可以达卫国保民之目的。当今长期抗战，需要发动全国一切力量之时，深望中央今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边疆人民更多加指导，尽力扶持；并望全国各界同胞，同加注意。边疆民力之发扬，即中华国力之增厚，我边疆诸族，定能永远后援国军，保卫国土，则可为全国同胞欣告者也。”代表团向前线将士献三色缎制旗16面，旗上各民族文字连在一起，非常别致，凸显各民族间血浓于水。

发布团结宣言。1941年2月，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再次组成。藏族代表中有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阿旺坚赞、贡觉仲尼、罗桑坚赞等。他们参与联署的《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方将士书》（即《告前方将士书》）让人热血澎湃：“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一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虽隔天涯，其实近若比邻，你们的影子，无时不在我们的心中浮起，而历久愈明，此在我们之间，还能说有些微的距离吗？”其中“手足枝叶”的比喻，“合则两利，离则俱伤”的警示，都无不让人感叹。《告前方将士书》最后“中华万岁”的呐喊，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二、九世班禅：藏传佛教界抗日代表

九世班禅始终认为“诸有智者，皆以譬喻而得解，国家譬则林树，人民譬则众鸟由空下翔，共集于一林一树之间，必其林树蔚然深秀，根本坚固，而后众鸟之栖止始安。否则，风雨一至，树拔林摧，众鸟皆将靡所托身矣”。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九世班禅想到内蒙古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多方诱惑，危机四伏，后患可虞，当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赴内蒙古各地宣传抗日救国。许多人担心此去凶多吉少，劝其勿往。但他恐改变行期“贻敌人以离间之机，引起蒙地民众之疑惑”，毅然前往，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古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

1932年3月23日，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百灵庙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全国民众“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他还召集了千名僧人诵经。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企图染指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他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离辕较远者，或派人游说；或分函告诫，令饬各地蒙军加意防范，严守疆地……幸各王公深感大义，先后复函，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弥战祸于无形。”此电充分表达了九世班禅的抗日救国热忱。

这期间，他“不敢辞却劳苦，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民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乃派代表来京”。

由于九世班禅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他深明大义，严词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这期间，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重病中的九世班禅还想到康定召集高僧启建法会，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他在圆寂的前几天，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在弥留之际，仍不忘积极宣传抗日，发布了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呼吁“大家要认清，这回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谁战败了，谁就是战胜者的奴隶呀！”他还特别指示“至宣化使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给中央，共济国难”，并积极倡议西陲所有蒙藏僧俗民众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九世班禅圆寂后，班禅行辕继续完成班禅大师的爱国意愿，组织慰问团前往抗日前线。1939年3月，班禅行辕致电国民政府主席：“倭寇犯华，极尽残暴，幸赖钧座福威济世，人天共惩，敌锋屡挫，大义早张。民等远在西陲，一致同仇，誓竭所能，以利抗建。”同时，致电行政院院长，再次表达抗战必胜之信念。同日，他们在致蒙藏委员会的电文中称：“暴日侵凌，举国同仇，正义感召，胜利必操。同人护灵边陲，愧乏驰报，惟遵先大师遗志，拥护中央，团结边民，奠安后方，以抒西顾，誓竭所能，以利抗战……并往前方慰劳抗战将士，抚问伤兵难胞。随奉医药费五千元，慰劳费各定，艳日由甘首途，商恳钧会派员指导，以资遵循。此间亦即遣人分赴三藏各寺供养，虞诵大经，追荐忠烈，祈祷胜利，聊尽愚忱。”他们以实际行动续写了九世班禅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的续章。

三、藏传佛教界发出抗战呼声

在九世班禅的影响下，藏传佛教僧人也纷纷发声，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

十三世达赖得知日寇进犯后，立即命令西藏各大寺庙十余万喇嘛同为抗战胜利祈祷，“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他圆寂之后，热振呼图克图“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歧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

1938年9月，喜饶嘉措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士书》：“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时至今日，除了抗战，别无他法，即使剩了最后一人，最后寸土，我们也抗战到底，决不能片刻停止。”他还提出《请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加抗战力量案》，要求加强对边民的宣传和引导，以加强边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众顾及“国家军事急需要兵力甚殷”，提出应于康藏各地早日实行政令征集兵员，在国家民族需要寺僧之时亦愿拿起枪杆。

四川理塘喇嘛寺堪布火竹香根于讽诵经典之余，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获最后胜利，劝导藏汉民众一致拥护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四川道孚县灵雀寺堪布发表《告五族同胞书》：“想我地大物博，数千年来文明之中华大国，将被蚕食沦亡。事急矣，不宜再争权夺利，因循待毙。甚望五族男女同胞，废除私见，挽回颓败习气，亲诚互助，实遵先总理遗教，刷新政治，洗雪宿耻，使国富民强，庶几可矣……国难犹殷，仍未敢苟安一时，于礼佛诵经静修外，则训导全体喇嘛，发奋为雄，以图将来效命国家，区区愚忱，愿我同胞共鉴之。”

四、藏传佛教界为抗战捐献物资

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上演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组曲。那些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的民众也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其中不乏藏传佛教僧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广大藏族僧俗群众因与前线遥隔千山万水，难以前往。但是，他们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安危，密切地注视着抗日战争的进展，通过特殊的方式支援抗战。

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慷慨捐助前线抗日将士医药费三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两万元。抗战前夕，九世班禅还曾数次捐赠战马数百匹。同年11月8日，他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再次捐款两千元。为了祈祷抗战胜利，他还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九世班禅捐款捐物，无形中动员和鼓舞了各民族民众为反侵略战争尽自己微薄之力。

1938年夏，青禳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等人在西康发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并组织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抗日将士代表团”。他们到重庆后，立即将募捐的金银首饰（银质饰物40斤零10两5钱，金质饰物6件，纱洋85元4角，大洋1元，小洋11元）一并献出，以应抗战之需。四川白玉噶拖喇嘛寺呼图克图“闻我前方将士喋血抗战，值兹严寒天气，尤能一致用命，实为钦仰。特献赠棉衣，捐款藏洋一百元，用表国民职责”。

1939年入藏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离开拉萨前，一些僧俗民众捐献了自织的110多匹氆氇，委托他们制成背心，带到前方分送抗日将士。这些氆氇质料、花纹极其特殊，可制成背心400多件，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表示遥远后方之西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

1939年初，“甘肃祁连山藏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以顾嘉堪布为首征集慰劳品、慰劳金，前往劳军，特制锦旗两帧，向前线抗战将士表达敬意。

这期间，西藏的广大僧俗群众纷纷自愿前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并托办事处转达西藏民众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他们时刻惦记着抗日前线的将士，尽自己的全力捐献款物，来支援抗日战争。

嘉木样活佛命甘肃拉卜楞代表团捐献牛一百头、羊千只劳军。另外还募集价值五万余元的万张羊皮捐给前线战士。1943年底，“拉卜楞一零八寺代表团”再次前往重庆，他们捐献30架战斗机（每架银圆3万元，合计90万元）之壮举更是轰动一时，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爱国抗日运动之典范。

捐献钱物不但对抗战是急需的，而且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推进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而这与当时藏传佛教界中的有识之士率先垂范、奔走呼吁是分不开的。

当抗战烽火燃遍中华大地，藏传佛教高僧以特殊的担当，在广袤边疆与抗日前线之间架起了精神与物质的桥梁。他们不仅是藏传佛教界反帝爱国斗争的代表，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精神的重要注脚。他们将爱国情怀与宗教信仰完美统一，用号召力凝聚抗战力量，让雪域高原的爱国呼声汇入全国救亡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信仰从来都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而“爱国爱教”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血脉的实践担当。

（来源：微言宗教，原刊于《中国宗教》2025年第7期，作者喜饶尼玛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二级教授，西藏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