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杰：康熙《御制论地理水源文》对西藏的认知与话语

【内容摘要】西藏包括卫、藏、阿里及康区部分地区。康熙末年清军“驱准保藏”后不久，康熙皇帝从地理水源、佛教意象、《禹贡》知识和史传记载等角度入手，全面论证了西藏与中原在地理、历史方面的联系，此即《御制论地理水源文》。康熙皇帝借助《禹贡》地理知识系统和佛教传说，视卫、藏、康为上古三危之地，纳入九州，丰富了西藏作为中国整体疆域一部分的认知与话语。

【作者简介】吴晓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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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向大学士、学士、九卿等发上谕，论述其对地理水源、佛教、《禹贡》、史传记载诸问题的认识，此谕传至抚远大将军胤禵处，命其晓谕前线将士，后又被传抄、收录于多部方志、游记中，称为《御制论地理水源文》。

目前学界关于《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研究，多聚焦于文中“朕于地理，从幼留心”一段，以此论证康熙皇帝对河源探索的喜好，抑或是康熙皇帝对地理知识兴趣浓厚。黄博论及清代中外西藏阿里地理知识时，援引《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关于阿里地区山川河流的介绍，认为“康熙皇帝对阿里自然地理的认识，用现代西藏自然地理知识来衡量，可谓真伪混杂，正误参半。但在信息与交通都极为落后的18世纪前期，他能道出阿里山川江河的大致情况，已是相当不易了”。马子木着眼于《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对河源和西藏源流的论述，认为康熙皇帝关于河源的论述，是试图通过自然地理的一体性、臣属部族的多元性以阐扬清代“大一统”的政治构造；而“三危说”，则是进一步从经学论域作出的新的诠解。龚正通过厘清“三危说”自清前期直至民国时期的变化轨迹，探究背后西藏观念、边疆观念、国族观念的变化。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多围绕各自主题，仅就《御制论地理水源文》部分内容进行探讨，马子木、龚正虽论及康熙皇帝作《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目的，但均以清代士人的地理知识为考察重点。

实际上，《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是在清军“驱准保藏”胜利的背景下创作的。“驱准保藏”是清朝治藏史上的重要转折，此前清朝主要通过册封和派官员协理等方式治理西藏。“驱准保藏”后，清朝派兵驻藏，并改革西藏政务，结束了和硕特汗廷对西藏的统治，清朝也借此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考虑到奏折邸报传递时间，康熙皇帝当于收获捷报后不久便作《御制论地理水源文》，并传谕群臣和前线将士。《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除了以往学界所关注的地理水源问题，还包括康熙皇帝对佛教、《禹贡》等问题的探讨，因《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本身是以西藏为中心所作的，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康熙皇帝用以阐述其对西藏作为中国整体疆域构成部分的认知。若仅就其部分内容进行讨论，显然无法全面理解康熙皇帝的深层意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文本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考察康熙皇帝西藏认知的知识来源与结构，进而探讨其试图阐明的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话语体系。

一、《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所见康熙皇帝对西藏的认知

《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主要涵盖了康熙皇帝对地理水源、佛教、《禹贡》、史传记载等问题的认识，内容主要围绕地理认识展开。

（一）地理水源

《御制论地理水源文》起首为康熙皇帝总论：

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

以上所述体现了康熙皇帝对全国地理的重视。实际上康熙皇帝对全国山川、河源、边地的考察早已开始，其遣人遍历各地山川，绘制舆图，同时开展《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和全国舆图的绘制。《大清一统志》纂修之初，康熙皇帝便要求纂修人员“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在此后的纂修过程中又时常督导检查，多次派人至各地考察。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在传教士协助下，全国舆图的绘制工作也正式开始，康熙五十六年（1717）绘成全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康熙皇帝谕称：“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皇舆全览图》绘成时，西藏未平，未能全部绘入，故在清军入藏后，康熙皇帝谕示前线将士“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正具奏”，要求考察当地山川，并将其“番汉”名号一一对应。

紧接着康熙皇帝指出，“大概中国诸水，皆发源于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干内外，其源委可得而缕析也”，并分别介绍了黄河、岷江、金沙江、汉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今瑞丽江）的源头及诸水流经之地、名称变化等。黄河河源自古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康熙四十三年（1704），侍卫拉锡等人受康熙皇帝派遣考察黄河之源，历时近半年，返京后绘图呈御览，其呈报之图文即为此处黄河河源之说的直接来源。可见，诸河源之说是康熙皇帝在此前派人考察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认识得出的结论。如《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指出澜沧江、潞江/怒江、龙川江均流入缅国（今缅甸），便认为“此诸水在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干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以今天的地理知识来看，澜沧江最终流入南海，而潞江和龙川江则注入印度洋，可见在康熙皇帝的认识中，南流出境之地均属南海范围。当然受到地理环境和周边局势等因素的制约，很多地方难以深入考察，以上诸说难免会有错误，如文中将雅砻江误当作岷江。同时，文中提及山川地名，均将不同族群之称呼逐一列出，相互对照，这也符合康熙皇帝“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之要求。这一部分看似只是康熙皇帝对多年来地理考察成果的叙述，实则是借此阐明西藏与中原在地理方面的联系。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其为代表的“中国诸水”的源头都位于青藏高原，从而为进一步论证西藏与中原在自然地理上密不可分做了铺垫。随后介绍了西藏的河流情况：

又，云南边境有槟榔江者。其源发自阿里之冈底斯东，达木朱喀巴卜山，译言马口也。有泉流出，为雅鲁藏布江。从南折东流，经藏危地，过日噶、公噶儿城旁，合噶尔诏母伦江，又南流经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壁关入缅国。而冈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皮木达赖，又流入郎噶脑儿，两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冈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译言狮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东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与冈底斯西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会。马卜家喀巴卜者，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可克国，为冈噶母伦江，即佛法所谓恒河也。《佛国记》载魏法显顺恒河入南海，至山东之渤海入口，应即此水矣。

此处所言马口、象口、狮子口、孔雀口，又称“四河源”，地处阿里地区。马口即藏文rta mchog kha，bab，音译即为达木朱喀巴卜，流出马泉河。马泉河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向东流经今日喀则（即日噶）和拉萨贡嘎（即公噶儿），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处南流，进入印度后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实则与云南槟榔江并无联系。槟榔江发源于云南腾冲，为大盈江支流，出铁壁关后流入缅甸，称伊洛瓦底江。象口即藏文glang chen kha，bab，音译即为郎千喀巴卜，流出象泉河，向西穿过喜马拉雅山后流入印度河。狮子口即藏文seng ge kha，bab，音译即为僧格喀巴卜，流出狮泉河，发源于冈底斯山北麓，向西北注入印度河。孔雀口即藏文rma bya kha，bab，音译即为马卜家喀巴卜，流出孔雀河，向东南进入印度，注入恒河。厄纳忒可克国即印度，这是一个满蒙同源词（满文enetkek、蒙古文enedkeg）。然以今观之，象泉河与狮泉河均为印度河上游支流，二者之干流合流后，并未向东与孔雀河汇合，而是向南注入阿拉伯海；而孔雀河与马泉河之干流合流后，最终注入孟加拉湾。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延伸，山形零乱，脉络复杂，人烟稀少。想要了解发源于此地诸河的情况殊为不易，康熙皇帝能有上述认识已经十分难得。

在“驱准保藏”之前，清朝并不能对和硕特统治下的西藏进行直接治理，那么康熙皇帝对西藏地理的认识来源于何处？长期以来，康熙皇帝密切关注西北和西藏事务，积极搜集相关信息，建立了边疆情报网。虽然这些情报以政治、军事为主，鲜少涉及地理方面，但是在“驱准保藏”的准备过程中，清朝还是通过贸易、派遣密探和问讯投附人员等途径，对西藏及其周边情况有了一定了解。而最为重要的是康熙年间的两次入藏测绘。首先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侍郎赫寿曾受命入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从而得见西藏情形。赫寿返京后，将其见闻上禀，于康熙五十年（1711）将所绘地图交付主持《皇舆全览图》绘制工作的法国耶稣会会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审阅，以便编入该全览图；由于图中无经纬度，雷氏认为此图与毗邻各图难以拼接，故弃而未用，以致《皇舆全览图》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绘成时，未能呈现西藏全貌。为弥补这一缺失，喇嘛楚儿沁藏布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于当年受命进藏测绘。《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圣祖仁皇帝五十六年，诏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胜住等，遍历西海、西藏所在，量测星野，图画地形，于江河诸水无不尽得其源委。复命廷臣详考名实，载之职方，传信万世。”楚儿沁藏布等人在西藏的测绘活动主要围绕冈底斯山一带进行，历时数月。就在其基本完成冈底斯山测绘时，由于准噶尔军队进入西藏，这一活动被迫中止。此次测绘极大地增进了康熙皇帝对西藏地理的认识，其成果很快便由康熙皇帝交付耶稣会士，补入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舆全览图》增订版，还以上谕的形式发布，可见康熙皇帝对此非常满意。然而测绘工作的中断，直接导致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对“四口”河流流向的记述出现了偏差。

（二）佛教意象

通过对西藏的实地测绘，康熙皇帝对冈底斯山也有了进一步认识，而冈底斯山的“四口”又与佛教相关：

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犹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

“阿耨达”为梵语，阿耨达山即须弥山，佛教认为阿耨达池或阿耨达山是阎浮提（南赡部洲）的地理中心。有学者认为，“随着佛教东传和中国化，须弥山作为佛教知识谱系中的圣山，承接了中国早期神话序列中的昆仑山传统，其所蕴含的时空观、宇宙观与中国上古《山海经》以来形成的神异传统加以融合，形成了以西域和昆仑山为中心的地理意象指代，昆仑山和须弥山的地理意象出现了合一趋势”。昆仑山是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的圣山，《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在佛教译经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将汉地纳入佛教地理系统之中，佛教的“阿耨达山说”与旧有的“昆仑中心说”逐渐结合，人们认为佛教的阿耨达山即昆仑山。随着这一观念的世俗化和普及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书亦载此说，影响广泛。

早在吐蕃时期，佛教阿耨达山、阿耨达池的信仰传入西藏，并与当地冈底斯山、玛旁雍错“神山圣湖”的信仰结合。冈底斯山在藏文化中被视为“众山水之根”，因而康熙皇帝在汉地观念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将冈底斯山纳入这一体系，使其与阿耨达山/昆仑山重塑为一。基于清朝对西藏情报的搜集，以及驻京藏传佛教活佛的渊博学识，康熙皇帝很可能早已得知冈底斯山与佛教阿耨达山的联系。

冈底斯山前有二湖，即今玛旁雍错、拉昂错，此二湖被与瑶池联系在一起。瑶池位于昆仑山，是汉地神话中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随着昆仑山与阿耨达山意象的结合，瑶池与阿耨达池融为一体，黄河也被认为是源自阿耨达池。佛教有阿耨达池流出四水的说法，《大唐西域记》记载：

则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陁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

“阿那婆答多池”，即阿耨达池。更早的《楼炭经》《大智度论》《俱舍论》《长阿含经》等佛教经典对此均有记载，但在“四口”名称和方位上略有差别。对比上引《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西藏阿里的马口、象口、狮子口、孔雀口，汉地佛教中的“牛口/银牛口”被“孔雀口”所取代，“四口”的方位也有出入。《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称因“四河”所出山口形似马、象、狮子、孔雀而得名，此说在西藏早已流传，同样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此外，《山海经》亦载有“四水”出于昆仑山，“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这与佛教阿耨达池流出“四水”的说法颇为类似。佛教传入后，汉地、印度（天竺）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非常丰富。

《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提到与佛教相关的还有普陀山：

又梵书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财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谓观音见身之地。释氏之书，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为据也。

补怛洛迦来源于梵文potalaka，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汉译作普陀山，藏语作布塔拉山，亦即布达拉山，这实际上是佛教在印度、汉地和西藏传播的产物。《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所述三座普陀山，其中关于印度普陀山的记载亦见于《大唐西域记》，“秣剌耶山东有布呾落迦山，山径危险，岩谷奇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与《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所述非常相似。汉地普陀山的传说与善财童子有关，《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讲述善财童子参访53位善知识，最终成佛的故事，其中第28参便是其前往补怛洛迦参访观音菩萨。书中载：“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华严经》的唐代译本，是佛教在汉地传播和译介过程中形成的。西藏的布塔拉山即今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17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重建布达拉宫的过程中，完成了红山与“布达拉”的整合，并将达赖喇嘛塑造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得到信众的广泛认可。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汉地和西藏都出现了观音菩萨见身之地，而最先将三座普陀山结合起来的便是康熙皇帝。早在作《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之前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御书《御制南海普陀山普济禅寺碑记》云：“稽考梵书，补陀罗迦山有三。一居厄纳忒黑，一居忒白忒，一居南海，即是山也。”纳忒黑即厄纳忒可克，忒白忒即土伯特。康熙皇帝本人可以同时获取汉藏佛教知识，使其了解到佛教典籍中的“补怛洛迦”在中原和西藏的发展与在地化，最终整合形成了“普陀山有三”之说，佛教起源于印度，故印度普陀山也被其认为是“真普陀”。

（三）《禹贡》知识

随后康熙皇帝提出了卫、藏、康三地即《禹贡》古三危之地的新说：

《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之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喇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

“三危”为上古地名，关于其地位于何处，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晋杜预的瓜州（敦煌）说。康熙皇帝首先摒弃前人的认识，认为三危并非山名，而是指代地区。卫（dbus）又称前藏，藏（gtsang）则指后藏，元明时期两地多被合称“乌斯藏”或“乌思藏”，清初起称“卫藏”，喀木即康（khams）。清代“危”与“卫”同音，康熙皇帝借此将二者联系起来，从而将卫、藏、康视作三危。

《禹贡》中与三危地望相关的是黑水。哈喇乌苏即喀喇乌苏，上文论及河源时，康熙皇帝指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在作《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前两年，康熙皇帝曾派兵第一次入藏驱逐准噶尔军，双方在喀喇乌苏交战，清军全军覆没。直到“驱准保藏”之前，喀喇乌苏一直是清、准双方在西藏角逐的前沿，可以说康熙皇帝对喀喇乌苏之名是较为熟悉的。康熙皇帝通晓满文、蒙古文，在蒙古文中“喀喇”或“哈喇”释为“黑”，“乌苏”则意为“水”，故喀喇乌苏可意译为“黑水”。而蒙古人对此河的称呼来源于藏人，藏人原本将其称为那曲，意为“黑色的河流”。因此，此河在藏语、蒙古语两种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含义，康熙皇帝将其与汉文语境下的黑水联系起来，也就顺理成章。此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即怒江之上游，入云南为潞江，流入缅甸后最终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亦符合《禹贡》黑水“入于南海”之说。所以，康熙皇帝将其指为《禹贡》之黑水，是基于《禹贡》的记载，并结合自身地理知识提出的。

《尚书·禹贡》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意即三危、昆仑等地可以居住和生活，西方也就安定了。关于三危的解释亦见于《尚书·舜典》，舜帝处置“四罪”，将不用王命的三苗西迁至三危，使天下归服，四方安定。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之三危，取《禹贡》之说，即意指平定西藏，恢复秩序，人民从此安居乐业，更有进而安定西域的期望。雍正皇帝对此有准确的认识，在为其父所建圣德神功碑文中称：“堂堂天兵，何幽不到。底定三危，恩同再造。瑶池之水，昆仑之冈。穷域绝漠，越海踰洋。书传所记，咸我昄章。敷天率土，无不来王。”当然，康熙皇帝关于三危和黑水地望新说的提出并不仅限于此。姚大力指出，黑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位于中国极西之地的一条南流之水。因此，随着地理知识的扩大，黑水的位置也被不断西移。王明珂亦提出，以“三危”“黑水”等空间符号表示本地居于华夏边缘的本质，这是将本地置于华夏之时间与空间起始之中。随着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化，三危和黑水的位置也在西部边疆的广大地域内不断变动，三危即或成为西部边裔之地的代称。清朝入关定鼎天下，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唯西部准噶尔部长期为患，此次平定西藏，则西藏即为清朝西部边裔之地，亦即三危。按《禹贡》之说，三危虽为三苗之地，然亦在九州之内，则西藏自古就在九州范围之内，这便是“危”“卫”同音之外更深层次的经学依据，也是康熙皇帝将三危与西藏联系起来的基础。

（四）史传记载

最后，康熙皇帝援引前朝史事加以论证：

至于诸番名号，虽与史传不同，而亦有可据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像。明成化中，乌斯藏大宝法王来朝，辞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返，留其仪仗于佛庙。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见之。此载于《明实录》者。

“土伯特”是清朝对西藏的称呼，即唐朝时的吐蕃，然康熙皇帝将吐蕃误作突厥。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亲，即此处所述之事。“招”（jo bo）为藏语音译，又作“召”“诏”，有至尊、尊者之义，引申为佛（如来），又有寺庙之义，清代史料中多指代拉萨地区，后来也泛指西藏。关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的佛像，汉文史料未载，而在《红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等藏文典籍中多有叙述，当时该佛像供奉于拉萨大昭寺，康熙皇帝的这一认识应是来源于藏人或是入藏官兵的呈报。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乌斯藏大宝法王曾两次遣人入觐，然并未亲至，且未有明朝遣内监护行之事。有明一代，大宝法王仅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入朝。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遣内监侯显往乌思藏迎尚师哈立麻。哈立麻，为明人音译，本作噶玛（karma），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自创始人噶玛·都松钦巴后，历代活佛均以噶玛命名。此哈立麻即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哈立麻至南京入觐。次年正月，“赐尚师哈立麻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哈立麻受赐并带回的仪仗、牙仗、瓜、骨朵、幡幢等即为仪卫所用卤簿仪仗之物。三月，尚师哈立麻被封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永乐六年（1408）四月，“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金、彩币、佛像等物，仍遣中官护送”。按此，则《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所云大宝法王来朝、辞归、半驾卤簿、内监护行诸事均有史为证，但在时间上康熙皇帝将明成祖永乐年间误作明宪宗成化年间。

康熙皇帝所述史传中的西藏，涉及唐、明两代，虽称有唐时佛像和《明实录》记载为证，但其本人很可能是凭借记忆进行转述，并未核查史料，以致出现错误。

二、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书写意图与影响

从《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全部内容来看，大致包括了四个方面：其一，地理河源部分主要源于康熙皇帝派人对全国山川的考察，特别是公布了楚儿沁藏布等人对西藏进行实地测绘的最新成果；其二，基于其个人兼备的汉藏佛教知识与地理的结合；其三，根据《禹贡》知识提出的三危、黑水新说；其四，援引唐、明史事，论述西藏与中原的联系。其中虽难免有个别错误，却是康熙皇帝基于地理考察和个人丰富知识积累对西藏认知的全面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在《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多次提到《禹贡》，不难看出其对此书颇为重视。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舆全览图》绘成，康熙皇帝谕示内阁学士蒋廷锡：“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以至瑶池阿耨绝域之国，黄流黑水发源之地，皆琛赆所宾贡，版舆所隶属。”从其将《皇舆全览图》与《禹贡》所载相合的认识，以及“危藏”“普陀山有三”等认识看来，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之认识早已形成，而非因定藏之事临时起意，“驱准保藏”的胜利为其阐发对西藏的地理认知提供了契机。

除《御制论地理水源文》外，康熙皇帝另作《七询》云：“俯瑶池之浩荡，陟普陀之岧嶤。渡金沙而拔帜，定三危以鸣铙。是则域绝梯航，名遗图史，昔阻殊方，今为同轨。”该词不仅对《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作了高度概括，还道出了康熙皇帝“驱准保藏”的意图，即“殊方同轨”。因此，相较于《御制平定西藏碑文》结语提到的“除逆抚顺，绥众兴教”官方话术，“殊方同轨”更能代表康熙皇帝的深层目的，这也是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从多个方面论证西藏归属的根源所在。

“驱准保藏”之后，清朝既要在军事和宗教上消除准噶尔对西藏的影响，又要从认知上将西藏纳入王朝国家，以宣扬“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说，这便是作《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主要目的。对此，康熙皇帝首先从自然地理方面入手，通过阐述多年来派人对全国山川的考察成果，指明了西藏和中原在地理水源方面的联系。其次由于西藏山川与佛教的关联，康熙皇帝着眼于佛教和《山海经》等上古神话传说两方面，将西藏冈底斯山传说与汉地昆仑山传说、佛教阿耨达山传说重塑为一，通过“四口”（四水）、瑶池（二湖）以及“普陀山有三”等意象的关联，以佛教为媒介将西藏与汉地的传说整合起来，则所谓圣山实则为一，既符合传统的天下观，也通过对多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便于清朝范围内的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和传播。随后基于《禹贡》记载，提出卫、藏、康即古三危，喀喇乌苏即黑水的新说，进一步论证西藏在传统《禹贡》天下体系中的方位。最后征引唐、明两代故事，证明西藏自古以来便与中原交往密切。由此看来，康熙皇帝从地理、历史的角度全面论证了西藏与中原自古以来的关系，可谓环环相扣，条理清晰。

《禹贡》所建立的以九州为中心，外围为五服的地理知识系统，代表了中国早期的天下观念。这一观念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同时又有可塑性强的特点。甚至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禹贡》又与佛经结合产生了新的解释。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之初，便同时受到印度和汉地佛教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汉地和西藏的佛教地理知识系统基于佛教的初始传说，各自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三种地理知识系统虽有差别，但早已相互影响，这就为康熙皇帝的地理嫁接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文殊菩萨的传说为各地佛教所共有，蒙藏上层称清帝为“文殊师利皇帝”，在汉地同样可以有合理的解释。而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一带，人迹罕至，更遑论对其产生正确的地理认知并传至汉地，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基于以上原因，加之康熙皇帝将地理考察、史传记载与上古典籍、佛教意象相结合，考证结论也与《禹贡》等书所载看似契合，使其《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的诸说既显出合理性。随着西藏的平定及西北舆地发展等原因，清朝统治者和士人的目光都转向西北地区，《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也就长期流传，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康熙皇帝以谕旨的形式颁示群臣和前线将士，使得《御制论地理水源文》迅速传播，时人的目光开始聚焦于西藏，此后所作的西藏相关诸书均受其影响。此《御制论地理水源文》除载于《清圣祖实录》外，又被全文收录于雍正《云南通志》、雍正《四川通志》、乾隆《雅州府志》、《东华录》、《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卫藏通志》等官修史志，《藏纪概》《熙朝新语》《康輶纪行》《西藏图考》等私人著述中也有征引。

《御制论地理水源文》关于地理水源、冈底斯山/昆仑山的知识被《大清一统志》《西域考古录》等地理志书所吸收，而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其中对三危、黑水的论证。康熙皇帝新说提出后，考据学者纷纷加入论争，由此引发了清朝持续百年的讨论。附和者如汤奕瑞在对《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解时，引用《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新说，认为“黑水三危实有其地，纷纷之说妄矣”。全祖望亦赞曰：“三危即今西域之三藏，番僧实苗民之裔，圣谕兼取证于佛经，其博也。”《西藏赋》称：“今考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察木多为康，布达拉为卫，札什伦布为藏，合三地为三危，又名三藏。”谨慎者如齐召南、戴震，他们承认喀喇乌苏（怒江）即黑水，三危在其沿岸，但未敢径直比定为卫、藏、康三地。李荣陛、黄懋材等虽认可三危即指卫、藏、康三地，但认为雅鲁藏布江才是黑水。民国时期的学者任乃强指出：“三藏非古三危，清世祖以其三部，而有危字，遂妄指为《禹贡》三危。当时王公大臣，阿意承旨，莫敢疑难，遂成一时天经地义之解释。嘉乾间学者，如魏源、盛绳祖等，明知其非，亦莫敢驳。”不可否认，康熙皇帝的权威以及官方的推动使新说得以广泛传播，但是从清代考据学者的讨论来看，他们也并非一味地迎合上意。实际上，康熙皇帝对三危与三藏、黑水与喀喇乌苏（那曲）的比定，并不是在《禹贡》知识体系下的随意发挥，而是结合自身具备的汉、蒙古、藏多民族相关知识提出的。清代考据学者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始终仅围绕《禹贡》进行讨论，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康熙皇帝论证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学理。

就《禹贡》研究，无论是专门的地理著作，还是涉及地理知识的材料都已经非常丰富，同时对早期地理知识的解释也不断出现，历代对“三危”的解释和考证便是实例。但就西藏而言，清朝所获取的地理知识和材料非常匮乏，一直到楚儿沁藏布进藏测绘方才有了极大的突破和进步。实际上，清朝皇帝、普通官员、士人对西藏的认识存在不对等的情况。清朝皇帝通过边疆情报网络可以获取最新的知识，但并未将其传播开来，传统史地著作成为普通官员、士人的主要知识来源，如此清朝内部便存在两套相对独立的西藏知识体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皇帝，不仅能够获得最新的边疆情报，了解全国地理考察的成果，还对藏文化和蒙古文化有所涉猎，所以《御制论地理水源文》虽然罕见地将最新的西藏测绘成果公之于众，但是由于知识的不对等，普通士人依然难以全面领悟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对西藏归属的论证，仅仅纠结于对部分内容的探讨。

结语

《御制论地理水源文》是康熙皇帝基于全国地理考察、汉藏佛教知识、《禹贡》知识、史传记载等对西藏与中原关系的系统阐述，论证了西藏在地理、历史上自古以来便与中原密不可分，丰富了西藏作为中国整体疆域一部分的认知与话语。当然，《御制论地理水源文》的书写主要服务于康熙皇帝的政治目的，其所阐述的诸多观点无论准确与否，无一不体现其政治意图。即康熙皇帝试图借助《禹贡》地理知识系统，从佛教和汉地上古传说入手，将西藏与汉地的圣山信仰重塑为一，从认知上论证了西藏为中国整体疆域的一部分。虽然《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中有个别错误，也未能被时人完全理解，但是由于康熙皇帝的特殊身份，《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一经发布便产生了深刻影响，引起了清人对西藏及其与中原联系的关注和讨论，西藏作为国家疆域一部分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