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仁龙：藏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近代以来，英国和独立后的印度利用考察、地图测绘、军事入侵等手段不断蚕食中国的藏南地区，炮制所谓“麦克马洪线”、非法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事实上，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麦克马洪线”更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藏南地区历来就是中国领土，其主权归属中国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藏南地区主权归属中国

藏南地区由门隅、珞瑜和察隅三部分组成，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下。

门隅地区是门巴族的世居之地。823年所立之《唐蕃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碑文就提到“门巴”对吐蕃“听命差遣”。藏文文献《红史》记载，松赞干布“划分吐蕃四茹千户所等，将南面的珞、门，西面的象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这些记载说明，吐蕃王朝对门隅、珞瑜地区进行了统治。

17世纪中期，五世达赖喇嘛任命弟子梅惹喇嘛为门隅地区政教首领，将宁玛派寺院达旺寺改属格鲁派，并赋予其委派下级官员、征收赋税等权力。被选定为六世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正是在1683年出生于门隅地区。18世纪，为完善门隅地区行政管理体制，西藏地方政府将门隅地区划分为32个“措”或“定”，在达旺设立“达旺细哲”管理32措、定和达旺的日常事务。1853年，西藏地方政府又赋予错那宗僧、俗两宗本（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官员）管辖门隅地区的权力。门隅地区行政机构除32个措、定外，还设置降喀宗、申隔宗、德让宗和打陇宗，宗本由错那宗和达旺寺任命。

珞瑜地区是我国门巴族和珞巴族聚居地区，北部的上珞瑜以门巴族为主，珞巴族主要分布在南部的下珞瑜地区。17世纪，五世达赖在给梅惹喇嘛的封文中就提到珞瑜地区“亦入我治下”。此时，门巴族、珞巴族与藏族之间的文化、经济交往不断深入。1881年，西藏地方势力波密土王在地东建立地东宗掌管白马岗地区，在南部的阿米、吉刀附近建立嘎朗央宗专门管理珞巴事务，宗本均由其任命。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击败波密土王，改由拉萨色拉寺派出宗本管理珞瑜地区事务，每年派人到珞巴人居住区巡逻、清查户籍，并向珞巴人派差。

察隅地区被察隅河由北向南贯穿。清代初期，察隅河上游隶属察木多呼图克图，雍正年间川藏划界时，赏给达赖喇嘛，设桑昂曲宗。察隅河下游即下察隅地区居住着僜人，清及民国时期的文献称其为“倮罗”。清末改今察隅县北部为科麦县，南部为杂隅县（后改称察隅县）。面对英国对察隅地区的觊觎与入侵，清朝在察隅地区共进行3次标界活动，宣示中国主权。

综上可见，藏南地区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权归属十分明晰。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印度侵占中国藏南地区领土的主要“依据”是所谓“麦克马洪线”。1913—1914年，英国趁中国国内局势混乱之际，策划英国、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参加的西姆拉会议，意图将西藏变为“缓冲国”。由于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反对，谈判破裂，“麦克马洪线”未得到英国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结果也体现在英国官方出版的地图中。

1914年由英属印度测量局绘制出版的“西藏及毗邻地区图”（简称“1914年版地图”）中，中印东段边界线沿喜马拉雅山脚延伸，与中国所提出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走向相似。该图与同样由英属印度测量局绘制出版的1878年“阿萨姆省地图”、1884年“1879—1882年A-K在西藏和蒙古的探险图”（“A-K”是英国培养的间谍班智达的代号）的中印边界线走向也基本相似。“1914年版地图”中的边界线分3种形式进行标绘：由中印不三国边界交汇处向东，经卡门河，至东经93.4°附近，边界线标绘为已定界（demarcated）“—·—”；从东经93.4°附近向东，经西巴霞曲、雅鲁藏布江至丹巴曲（东经95.7°附近），边界线标绘为未标定界（undemarcated）“—×—”；边界线自丹巴曲向东沿察隅河西流后的东西向河道延伸，在东经96.8°附近离开察隅河河道，向东南方向延伸，标绘为未定界“……”。在1919年修订的“西藏及毗邻地区图”中，中印东段边界线的位置与“1914年版地图”相同，但只绘制了西部地区部分界线，即从中印不三国边界交汇处向东，经卡门河，至东经约93.4°处标绘有边界线，以东则没有标绘，边界线形式为已定界“—·—”。

可见，在西姆拉会议后，英方的中印东段边界线画法与19世纪后期相同，边界线仍然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交界地区，与中国主张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走向一致。这说明，此时英方并未承认“麦克马洪线”，同时也证明，印度方面所谓“将近一百年来，印度官方地图一直把国际边界标明得和今天的一样”（指1954年以后印度官方地图中所标绘与“麦克马洪线”走向相似的边界线）是不实之辞。

将地图绘制当作侵略工具

通过篡改、伪造地图侵占别国领土、获取非法利益，是近代殖民侵略者的惯用伎俩。英国及独立后的印度在侵占中国藏南地区时，便利用了这一方式。

早在“麦克马洪线”炮制前的1912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出版的部分地图中，就已出现篡改中印边界线画法的情况。如前英国驻腾越领事、参加西姆拉会议的罗斯（A. Rose），在其1912年发表于《地理杂志》的文章附图“中印边疆文章说明图”和“缅甸—中国边疆图”中，将中印东段边界线改绘到喜马拉雅山山脊。罗斯的所谓“依据”是，珞巴族虽然较少与英国接触，但英国官员曾对这一地区“不时造访”，并且珞巴族表达了“对印度的效忠”，这一说法实属捏造。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也只能到达山脚下，并未深入山区。1911年，英印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在珞瑜地区非法考察时被当地人杀死，英国借机侵入藏南地区。类似地图还有英印勒金布尔副专员本廷克（A. H. W. Bentinck）1913年发表在《地理杂志》上文章的附图“阿波尔远征的地理成果图”，以及1912—1913年英国第二次入侵藏南时担任米什米使团谍报官的贝利（F. M. Bailey）1914年发表在《地理杂志》上文章的附图“1913年摩斯赫德与贝利在东北边疆和西藏的部分路线图”。两幅地图均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在指示地图范围的小比例尺地图中，中印东段边界线的画法与罗斯文中的地图相似，均向北移至喜马拉雅山山脊。

之所以出现篡改中印边界线画法的情况，是因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英属印度东北边疆地方官员不断渲染中国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引起英印高层关注。1910年，英印总督明托提出一条“新外线”，将中印边界线向北推移至山脊。参与英印东北边疆地区事务的地方官员出版和绘制的部分地图，即按照“新外线”的画法进行了修改。但由于英国政府及新上任英印总督反对，“新外线”未被采纳，仍然坚持此前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画法，官方地图中的边界线走向也没有改变。在此后20余年里，“麦克马洪线”并未受到关注，相关地图中的边界线画法亦没有变化。

直到1936年，在英属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高地及周边地区图”（第1版）中，中印东段边界线的画法发生重大变化，被向北推移至喜马拉雅山山脊，但标绘形式仍然为未标定界“—×—”。该变化源于1935年英国植物学家华金栋（Kingdon Ward）闯入藏南地区进行所谓考察，被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发现，并就此向英国提出交涉。这使英国政府再度关注到1914年西姆拉会议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篡改了官方地图中关于中印东段边界线的画法。更可笑的是，英国政府还偷偷修改《艾奇逊条约集》（1929年版）第14卷，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有关“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塞入该条约集，试图以此自欺欺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再次军事入侵中国藏南地区，遭到西藏地方政府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在1946年和1947年多次对英国和印度的侵略行为提出抗议，要求其撤出中国领土。1947年印度独立后，并未停止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步伐，不仅于1951年占领达旺，还于1954年全面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4年，印度测量局绘制出版的“印度政治地图”将中印东段边界线标绘在喜马拉雅山山脊，且边界线形式为已定界。1987年，印度宣布成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对藏南地区的侵占行为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早在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中印两国边界漫长而又未经两国政府划定”，“中国过去的历届政府对于中印东段边境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从未承认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同样没有承认它”。

综上，藏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英国和印度在地图和文献上使用的种种伎俩早已昭然若揭，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关于藏南地区领土归属的质疑，并无任何历史与法理依据。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文章原刊于《历史评论》2025年第2期，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