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光良、侯广彦：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研究的科学问题

【内容摘要】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前沿与焦点，这与人类对于世界屋脊的极端高寒缺氧环境的适应密不可分。目前关于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原最早人类活动时间与地点、史前人类在高原的进军与扩散历程、高原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极端环境与人类活动、高原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人类在高原的定居历程与高原新石器聚落分布与环境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但目前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

【作者简介】侯光良，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自然地理研究。侯广彦，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心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研究。

【文章来源】《高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项目编号：23XMZ042）阶段性成果。

青藏高原在第四纪强烈抬升隆起为全球最高、最年轻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积达250万平方千米。世界最高的海拔与巨大的体量，使得它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极端环境：高海拔、缺氧、低温、干燥、辐射强、大风和多变的气候等。高原上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植被以高山草甸、草原和荒漠为主，植被生产力相对较低，但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由于诸多限制因素，人类活动相对较弱。早期人类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光辉人性的体现。人类面对极端环境积极调整行为与生存模式进行适应的能力，以及人类自身机体与基因对于极端环境及其环境改变的响应与适应的能力，具有很高的学术与研究价值，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聚焦的科学问题

（一）青藏高原最早人类活动时间与地点

传统上认为人类进军青藏高原的时间应该比较晚，但20世纪中后期，在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定日县苏热、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申扎县珠洛勒、班戈县各听、日土县扎布和多格则，以及青海柴达木盆地小柴旦、长江源头可可西里、沱沱河沿、昆仑山北麓的三岔口等发现有打制石器，表明人类对高原的征服在旧石器晚期时代已经开始，因此人类对高原的征服比预想的要复杂。

由于高原强烈的外力侵蚀，使得大部分早期遗存受到破坏，石器等人类遗物多直接暴露地表，缺乏地层堆积，对于年代判断造成困难。从石器打制技术来看，显然打制石器早于细石器与磨制石器，但是三种类型石器使用时段有相互重合的阶段，单凭石器类型进行时代推断难免出现问题，尤其是在青藏高原这一特殊区域。例如小柴旦遗址先前根据石片打制工艺及其地貌、地层堆积特征推测为距今3万年。

进入21世纪，由于调查区域的扩展，强度的提高，及技术的深入，重新梳理了一些早期发现的遗存。新发现更是层出不穷，在高原东北缘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发现了不少打制细石器地点，包括江西沟、黑马河、娄拉水库、晏台东、拉才等，它们的年代集中于15—11.5cal.kaB.P.，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高原较早的人类活动，而青藏高原东北缘也成为高原发现较早人类活动和较为集中的热点地区。从石器技术和地理位置来看，高原东北缘人类活动和黄土高原无疑存在密切联系。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也发现一些较老的石器类型，而且该地区分布有打制石器地点，不排除高原西部是人类早期进入高原的另外一条通道。甚至在高原腹地，最新的Chusang遗存年代早到12.67—8.2cal.kaB.P.，这对目前青藏高原人类进军与占据模式提出很大挑战。而且基因研究显示，青藏高原早期人群的基因具有复杂的遗存结构，是高度遗传混合族群，包括90%左右的现代智人谱系，甚至包括6%的古人类谱系；高原人群遗传起源可以追溯至5万年左右，暗示有多种不同人群曾经踏足高原，并在此交融。以上不同发现表明青藏高原有可能有更早的人类活动，包括末次冰盛期前的人类活动。

（二）史前人类在高原的进军与扩散历程

年代在集中末次冰消期（14.7—11.5cal.kaB.P.）和全新世大暖期（9—6cal.kaB.P.）。在高原海拔4000米主体区域的青海南部高原边缘也发现全新世伊始人类活动证据，而到高原腹部地带的昆仑山野牛沟一带也发现了7.5cal.kaB.P.，甚至在高原北缘与塔里木盆地交接的地方也发现了7.6—7.0cal.kaB.P.的人类活动遗存。因此在全新世中期的大暖期，细石器遗存不仅占据了高原东北缘的河湟谷地（海拔1600—2500米），例如8cal.kaBP左右的沙隆卡遗址，还占据了共和盆地（2600—3500米），例如7.6cal.kaB.P.的拉乙亥遗址。甚至到达高原腹地昆仑山野牛沟、玉树治多参雄尕塑以及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6.6cal.kaB.P.的中坝10—1遗址。因此细石器遗存是高原分布最为广泛的史前遗存，甚至在现今藏北高原的无人区也发现不少细石器遗存，说明当时的自然环境较现在为佳。

（三）高原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目前青藏高原发现旧石器与细石器地点达到百余处，虽然经过科学定年和研究的遗存数量有限，但是这些研究为整个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勾勒了大致框架。据此推测人类在高原东北部扩张的时空演变过程，末次冰消期人类在海拔3000—4000米高原东北缘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等区域活动，全新世初期扩张至海拔4000米高原主体，全新世大暖期向高原腹地深入。而上述三个人类活动阶段与末次冰消期环境的改善、全新世伊始的气候迅速转暖和全新世暖期盛期的到来等重大气候变化阶段密切相关。

末次冰盛期（LGM），与冰期严酷的气候相适应，黄土高原黄土堆积，属于温带草原景观。温带草原可以支撑狩猎采集经济，在甘肃下王家、苏苗塬头发现了末次冰盛期（24—18cal.kaB.P.）的人类遗存，说明末次冰盛期虽然气候寒冷，但在黄土高原西部仍有人类活动。当时青藏高原环境较为恶劣，青藏高原气温较今低6℃—9℃，年均降水可能只有不到现代的一半；高原多年冻土分布范围比现在大40%左右，高原上大部分湖泊萎缩，高原盆地内沙地盛行，严酷的自然环境应不利于人类在高原的活动。基因证据表明，晚更新世晚期可能已有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但在末次冰盛期时期人类活动变得非常微弱。

随着末次冰盛期结束，相对暖湿末次冰消期的到来，人类活动开始在高原活跃起来，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青海湖区在14.1cal.kaB.P.孢粉总浓度提高，植被由末次冰盛期时期的荒漠草原演变为疏林草原，麻黄含量下降，乔木植被主要有冷杉、云杉，零星出现桦，反映出该时段湖区植被状况较好，草原环境成为狩猎采集人群进军青藏高原的环境动力。

显然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中垂直地带性显著，故随着气候的回暖，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并非转瞬之间地完成转化，需要一个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从边缘到腹心的演化过程。因此随着全新世间冰期的到来，环境迅速改善，高原植被带等自然环境整体上移，人类活动也扩张到高原海拔4000米的主体地区，在青海玛沁下大武遗址发现了11.2cal.kaB.P.狩猎人群留下的细石器遗迹。在其后的全新世中期大暖期，大致在8.5—6cal.kaB.P.，环境状况总体优于现代。尤其在暖期盛期的7.6—7.0cal.kaB.P.，当时青藏高原气温高出现代2℃—3℃；降水量也较现代高，沉错湖区降水较现代高100毫米，Yidun湖高出现代100—120毫米，现今为高寒荒漠的羌塘高原及可可西里地区，在暖期盛期也发育了高山草甸。全新世大暖期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高原腹地也适宜细石器狩猎者的生存，因此在高原腹地通天河发现了8.1cal.kaB.P.（参雄尕塑）、昆仑山口发现了7.6cal.kaB.P.（野牛沟）、高原西南部仲巴地区等人类遗存，由于此时环境达到了自末次冰盛期以来的最佳时期，人类活动也在高原得到极大扩张，甚至在现今无人区的可可西里、藏北高原等也有不少细石器的遗存，推测应该是全新世大暖期盛期时的产物。

全新世6—4cal.kaB.P.，东亚季风虽有衰弱，但仍强于现代，丰沛的降水推动了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繁荣，青藏高原东北缘的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东部的卡若文化也开始迅速兴起。这些早期新石器居民迅速占据了高原东北缘大部分和东部部分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并大力发展粟黍旱作农业，而4cal.kaB.P.之后的西北干旱化，则导致了农业中粟黍下降，大麦等上升，畜牧业比重上升的经济方式。

（四）高原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

在7—6cal.kaB.P.前后，来自黄土高原的新石器文化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缘河湟谷地，与生活在高海拔的细石器狩猎采集者发生了文化交流。高原细石器狩猎采集者学会了制陶、农作物的加工与利用，甚至包括种植，并由此可能实现了定居，高原史前文化整体结束了旧石器时代，迈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高原东北缘河湟谷地发现了十余处6—5.3cal.kaB.P.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从陶器看，这属于典型的仰韶庙底沟类型，但其中包含了较多的细石器工具，可以反映出文化主流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新石器农业成分，但其中细石器成分显然受到了高原狩猎者、采集者的影响。

基因研究也显示：线粒体DNA分析显示，生活在高原上的现代藏族人群与中国北方人群有近的亲缘关系，二者有较早的共同祖先，其分离时间大致在6ka前后，甚至确定二者的源群体在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人群，高原人群在6cal.kaB.P.后有较明显的扩张与增加。基因证据也表明现代高原人98％左右的母系遗传组份可以追溯至全新世以来迁入青藏高原的中国北方人群，但高原人也存在特殊的新组份——单倍型类群M16，这可能是晚更新世进入高原人群的遗传标记，这揭示了新石器时期的青藏高原人类很可能接受了当地旧石器人类的文化影响甚至是他们的遗传组份。基因证据和考古证据很好的吻合，记录了高原新旧石器时代农业种植者与狩猎、采集者交融与扩散。

（五）极端环境与人类活动

极端环境变化包括自然界中气候极端事件、气象灾害与地质灾害事件等。4.8cal.kaB.P.气候干旱事件导致河湟谷地马家窑文化发生退缩，4cal.kaB.P.造成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原始农业衰落。

青藏高原地震活动活跃，在民和马厂垣遗址周围发现多处黄土地裂缝分布区，确定为古地震与暴雨山洪泥流事件的沉积记录，通过综合OSL年代结果、地层关系等，提出区域地震山洪发生在马家窑时期的4.9cal.kaB.P.。

在喇家遗址广泛发现了古地震留下的证据，包括地裂缝、砂管和地面形变等，而大地震对喇家大型齐家文化遗址造成极大破坏。有研究者提出：地震引发了其盆地上游积石峡的山体滑坡，在黄河上形成堰塞湖，湖体溃决，导致盆地内史前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而该洪水事件与中国史前大禹治水的时间相吻合，提出黄河上游洪水事件支持中国上古时代的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除此之外，在官亭盆地也发现了青铜时代广泛发生洪水的证据，对盆地内史前聚落的演变与迁移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盆地内马家窑文化聚落主要分布在二级阶地，由于齐家文化之后，洪水事件的增多，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先民随洪水的变化而在2—3级阶地之间居住。

（六）人类在高原的定居历程

高原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期的打制—细石器地点，遗迹多表现出面积小、较为分散，堆积简单、类型单一等特点，遗物多为火塘、石器、碎骨等遗物，推测应为狩猎采集者临时、小型的宿营地，不排除一些地点（例如江西沟2号、151遗址、娄拉水库遗址）为季节性居住、占据时间较长的区域性中心营地，但直到全新世中期的7.6cal.kaB.P.，拉乙亥遗址仍表现出反复使用、季节性占据的大流动、常迁徙的生存模式，没有发现定居的证据。

从新石器仰韶庙底沟先民率先在河湟谷地实现定居，马家窑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河湟谷地安营扎寨，形成定居的聚落遗址，遗址密集，而且遍及河湟谷地沿河地带。4kaB.P.之后全球范围内气温开始下降，进入相对干冷的晚全新世。4kaB.P.东西方交流比较活跃，是大麦、小麦、家畜羊和青铜冶炼技术等由西亚传入东亚的关键时期。在气候变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齐家先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有二，一是调整为耐干旱的millet为主种植结构，二是加大了畜牧业比重。适当的应对策略，使得齐家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约在3.6kaB.P.的卡约文化，羊的饲养、牦牛的驯化，畜牧业地位的奠定，以及耐寒的大麦的种植，意味着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可以向高达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

（七）高原新石器聚落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高原东北缘河谷地带分布非常密集，聚落的选择受制于地理环境。利用ArcGIS分析发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唐汪文化与辛店文化时期的聚落多集中在海拔2000—2200米区域，该区域在是全新世中期河湟谷地水热条件优良的森林与草原植被过渡地带。齐家文化之后的青铜时代，进一步向较高海拔山区与较低海拔河谷地带扩展生存空间，且聚落空间上趋于分散。

二、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关系研究存在的问题

青藏高原是拥有250万平方千米土地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其面积辽阔，自然环境较为复杂，因此人类活动面貌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尽管目前青藏高原旧石器—中石器时代的研究有所进展，但是该时段的人类活动、人群迁徙、文化扩散、相互联系、文化面貌等诸多科学问题，仍不明了。更多的是单一遗址的发现，而不能连成线或者面，无法系统回答上述问题。有研究者利用目前不多的证据来试图讨论该问题，例如提出西藏古人类发生三次迁移，第一次在50—10kaB.P.，由藏南一带迁移至藏北，第二次发生在全新世中期的6—3.6kaB.P.，史前人类由藏北东迁至昌都一带，第三次迁移发生在晚全新世，从昌都、林芝一带迁往拉萨、山南一带，气候变化是导致这种迁移的主要原因；在高原东北缘晚更新世以来，史前人类有3次向高原东北缘扩张的历程，第一次发生在40—30kaB.P.暖湿的气候背景下，第二次发生在晚冰期—全新世早期气候和环境不断好转的背景下，第三次在全新世大暖期6—4kaB.P.，三次扩展均与环境演变关系密切。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年代可以追溯到全新世初期11.5kaB.P.，这些小石器和细石器是把黄河中上游的文化传统带入了川西高原。按照以上研究，青藏高原史前文化之间存在人群、文化等方面紧密联系，前后之间、彼此之间存在源流与演变关系。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强度提高，规模加大，并逐步实现定居。人类活动遗迹较多地保留在地层中，因此对高原新石器时代社会状况与面貌有较前期更多的了解。大致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整个青藏高原社会面貌还是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可以分为6大区域，它们依次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发育有文化面貌非常繁盛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受马家窑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土新石器宗日文化，高原东部有卡若文化，西藏中部腹心地带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曲贡文化，藏东南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林芝星云、居木等新石器类型，藏北及藏西细石器、岩画及含部分陶器的狩猎型游牧文化。

这6个区域类型不仅构成了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总体面貌，也是新石器时代高原史前发生区域分异的重要体现，即高原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形成不同的文化面貌。但这些文化类型之间既有各自的特点而相互区别，也存在诸多共性，且表现出强烈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虽然目前对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分区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这些以区域为分异规律的文化类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环境在文化分异与史前文化变迁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分布在高原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之间有何种联系，如何跨区进行文化交流，相互之间如何作用与影响，诸如此类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挖掘。有研究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提出甘青地区仰韶—马家窑新石器文化，在6kaB.P.通过横断山地河谷向南扩散，受此影响，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化，昌都卡若文化也由此产生发展。

因此，青藏高原史前文化（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区系还不明了，尤其是旧石器与中石器时代基本未知，史前文化框架未完整建立，许多区域文化性质尚不清楚，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关系不明确，其文化发展的脉络尚未建立与明晰。高原作为独特的地理单元，环境因素成为人类活动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环境对史前文化演化及区域分异中的作用研究不足。

三、研究展望

早期人类迁移扩散通道近些年引起科学界的关注，青藏高原由于其高耸的海拔、极端的环境，一般认为是人类活动的地理障碍，但科学发现证实在晚更新世晚期人类已经在高原活动。人类在高原活动，必定会进行高原内部区域之间密切的迁徙与交流，以及高原与周边相邻区域的交流与渗透。霍巍提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与外界曾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且在长期的生产与交流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换商品类型和较为固定的交通路线。史前时期西藏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提出西藏史前交通的“双层三线”概念框架，“双层”，即以高原内部自身形成的交通网络为内层，以高原和周邻地区的交通线路为外层；所谓“三线”，即以高原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三个主要方向形成三条主要的交通路线，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在高原上，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以一定区域为中心的文化分区，各文化分区之间必然存在物质、精神与文化上的交流，这种交流需要一定的交通线路才能开展实施。例如藏东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存在较为显著的共同文化因素。马家窑文化以彩陶、粟作农业而著称，并有瓮棺葬俗，在高原东部横断山河谷地带年代较早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卡若遗址、丹巴罕额依遗址、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以及大渡河中游狮子山遗址中均普遍发现了彩陶，甚至发现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粟作农业和瓮棺葬，推测二者是通过横断山河谷的藏彝走廊实现人群迁移或者文化交流的。当然青藏高原文化与物质交流不仅仅发生在高原内部，也发生在高原与周边区域。高原东北部的青海、东南部的四川、云南，西藏南部和西部均可能与北亚与中亚大草原、南亚，甚至西亚与欧洲有交流，高原东北部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具有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而交通线路无疑与河流、山脉、地形、植被等自然地理因子有关，同时也受制于聚落、资源的分布等人文地理因子。因此交通线路是文化分区、自然与人文地理因子的综合反映。地理学，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在线路的探索上将发挥巨大作用，是地理学的优势与强项。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引发了丝绸之路的研究热，东西方文化交流再次成为研究热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生时间、交流路径、交流内容、对后世重大的影响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青藏高原位于亚洲的中部，是连接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与北亚甚至欧洲的大枢纽，各种文化得以在此交融共生。因此，青藏高原在东西方、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分区和相互之间作用影响的研究与梳理，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青藏高原及西部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阵地，需要充分发掘高原的历史积累，提炼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精神内涵，使优秀历史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与理论力量，同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