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杨娅：康藏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创新实践——兼评石硕教授主编《康藏史》

区域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而对多民族聚居并频繁流动地区的研究，更是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一个独特视角，有着特别的意义，康藏史研究便是这类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典型。

一、康藏地区突出特点

（一）中心与边地的连接地带

“康藏地区”的地理范围主要指位于川西高原、属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包括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两部分，被认为是大自然气韵天成的自然公园和地质博物馆，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生态地带和中国气候垂直带谱以及动植物资源分布谱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是我国重要的天然物种基因库。

康藏地区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其地理上所处的“中心”与“边地”的连接地带，这个“中心”既包括长期作为中原地区和中央王朝核心的地区、汉唐时代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元明清民国时代的北京，又包括西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即四川成都，以及西藏地区的中心拉萨。

以四川成都为中心来看，“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从以西藏拉萨即卫藏（དབུས་གཙང）视角来看，康藏地区属于“康区”（ཁམས།边缘地区）或者朵甘思（མདོ་ཁམས།，“མདོ”即安多，甘思即康“ཁམས”）的范畴，属于“边地”。也是藏文传统地理叙事中“三区”（ཆོལ་ཁ་གསུམ）之一的朵思堆（མདོ་སྟོད།，上朵），与朵思麻（下朵མདོ་སྨད，或安多ཨ་མདོ）和卫藏并举，语言上属于藏语康方言。文化上被描述为与卫藏“法区”（佛法流行地区）和安多“马区”并列的“人区”。也就是说，该地区无论是从内地视角还是西藏地方视角看都是一个边缘地区，是连接一个中心与另一个中心之间的边地。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社会环境，康区人养成了粗犷剽悍、性格外向、尚武好斗的禀赋，以及热衷交际、善于经营的民风，个性鲜明。

（二）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

横断山脉地区自东而西有岷山、邛崃山、贡嘎山、沙鲁里山、芒康山、他念他翁山、伯舒拉岭—高黎贡山7条山脉，山川南北纵贯、东西骈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自北而南穿越这一地带，将高原与川西台地深切，形成一条条几乎平行的深谷。这些河谷北通甘青，南达滇缅。由于河谷内温暖湿润，物产丰盈，海拔又多在1000—2500米间，易于往来行走，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迁徙频仍之地。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氐羌系民族南下和西南地区百越系民族北上，大多走过这里，故被称为“民族走廊”地区，是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人群互动、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为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提供充足动力，是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对西南地区，乃至对南亚、东南亚地区民族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区域。

横断山脉地区条块分割的众多山原和河谷台地，还为途经此地的古代部族在此滞留、定居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环境，直到今天该地区仍是中国各民族聚居杂居区域，除汉族外，还有藏族、彝族、纳西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普米族、白族、布依族等20多个民族在此生活。他们大多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包括藏语支、彝语支和羌语支，其发源地则是今甘青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自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发生分化以来，藏缅语族的先民即沿藏彝走廊南迁，逐渐流布于藏彝走廊及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以及印度东北地区。

与此同时，从祖国内地通往西藏高原地区，乃至南亚、中亚等地区的茶马古道也经过康藏地区，把内地以茶叶等为代表的物品源源不断地运上高原，并在康藏地区形成一个密集的交通网络。内地茶叶输入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农牧地区，形成著名的“茶马古道”，康藏地区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连接纽带。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大道的交通枢纽。清代打箭炉至昌都的南、北两条茶马古道，南道是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系“川藏官道”；北道则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后，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康藏地区在茶马古道上的作用持续凸显。

重重阻隔的横断山脉与条条并列的峡谷，无疑是内地去往西藏地区需要克服的障碍，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茶马古道成为跨越障碍、把祖国内地与西藏地区紧密相连的纽带，康藏地区则是其中重要一环。茶马古道与民族走廊的纵横交错对康藏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格局、生产生活、民族关系、宗教文化，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是认识和研究康藏史不能忽略的事实。

（三）文化与政治特征突出

横断山区有着较为丰富的远古历史文化遗存，发现有云南禄丰古猿化石和元谋猿人化石，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雅砻江下游、金沙江中游、澜沧江上下游等流域也发现了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四川营盘山、刘家寨、麦坪、皈家堡，西藏卡若，云南银梭岛等遗址。这些距今5000至45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是西北与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一方面展现了交往交流交融对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作为边地的康藏地区自古就非蛮荒之地，历史文化底蕴十分厚重。

在中国历史上，康藏地区很早就是纷争之地。《羌戈大战》是羌族民间史诗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它叙述了羌族祖先历尽艰难困苦，与魔兵战，与戈人大战，被迫从西北迁居岷江上游的历史。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同样刻画了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这些都是康藏地区历史上频繁的政治争夺与军事冲突现实的客观反映。隋唐时期，今四川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地区，包括今四川阿坝、甘孜两州和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等，分布着主要由羌人建立的8个地区小政权，号称“西山八国”，即哥邻羌、白狗羌、逋租羌、南水羌、弱水羌、悉董羌、清远羌、咄霸羌等国。他们地处唐和吐蕃两大政权之间，又被称为“两面羌”。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吐蕃合南蛮之众号二十万，三道寇茂州、扶、文、黎、雅等州，连陷郡邑”。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七月，为吐蕃所逼，东女国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唐朝皆授以官职，赐以金帛。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曾将八国内迁的一部分人安置“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

吐蕃的东向拓展带动大批部落和百姓向包括康藏地区在内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地带的迁徙，并开启他们与新徙居地区各族的交流与融合。宋代史书记载：“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10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地理上的分割、众多民族和区域政教势力的相互争夺又相互依存，为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础。

（四）中央与地方博弈的重要区域

历史上康藏地区不仅民族迁徙频繁、区域政权众多、相互纷争不断，而且始终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因此有所谓“治藏必先安康”的说法。晚唐时期，吐蕃发生的属民奴隶起义，最初是869年（藏历土牛年）在康区爆发，后来蔓延到吐蕃全境，成为导致吐蕃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吐蕃分裂割据时期的结束来自诸多元朝对西藏的经营。元太宗窝阔台次子阔端在派遣多尔达（多达那波）经营西藏时，先击败了活跃在康藏地区的白利土司。而元朝在康藏地区长期用兵在史书中也有诸多记载。元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率三路大军进攻大理时，其东路与中路大军又曾穿越康区。在蒙古大军的招抚下，康区许多部落豪酋纷纷归附于元，被授以“玺书及金银符”，令世领其地，是为康区土司制之始。像康区著名的明正土司之先即于此时从木雅投诚，被授予土司之职。

元朝平息西藏地方出现的止贡之变，来自康区勇士立下的赫赫战功。据《直贡法嗣》记载，获知止贡威胁到西藏地方安定时，“皇帝下诏，汉地和中部康区的大军入藏，由阿伊释迦坚赞、主塔尔巴坚赞、国觉喇嘛坚赞、索南坚赞等四将军指挥进攻直贡地区，烧毁了至尊觉巴仁波且所修建的吉祥塔、温（དབོན）和京俄·扎迥所修吉祥塔和不可思议的三佛田。把迥仁波且所建大神庙内的十八大天王像、七吉祥塔等无数所依也烧成灰烬”。

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首领固始汗经略西藏，也是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率蒙古军队自青海入康区，先后击败白利土司与木氏土司，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康藏地区，为掌控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顺治九年（1652），瓦寺第15代土司曲翊伸，将其明代所授印信号纸缴顺治皇帝投诚归顺，清廷授其安抚司职。康熙五十九年（1720），征西藏，土司桑郎温恺随征有功，加宣慰司衔。乾隆二年（1737），加指挥使职衔。乾隆时期数十年间多次用兵大小金川，耗费巨大，死伤人员众多。但是“川边土司弱者慑其威而甘于输纳，强者怙其势而恣为奸横，几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清末民国初年，该地区更是变乱频仍之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巴塘土司与丁林寺上层不仅聚众焚烧法国天主教堂，杀死两名法国传教士，并打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员百余人。朝廷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平息变乱后，赵尔丰留任炉边善后督办，处理巴塘、理塘改土归流事宜。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驻巴塘（今四川巴塘县驻地夏邛镇），“边地在川、滇、甘、藏、青海间，纵横各四五千里，土司居十之五，余地归呼图克图者十之一，清代赏藏者十之一，流为野番者十之三。尔丰改巴塘、里塘地设治，以所部防军五营分驻之”。赵氏“将边地改设行省，编练重兵，建威即可销萌，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西藏清军相继哗变。十三世达赖喇嘛遣藏兵内扰，攻陷硕般多、乍丫、察木多等地。袁世凯调四川都督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兼西征军总司令，率兵西征，康区政局瞬息万变。整个民国时期，康藏地区不仅有西藏与西康之间的多次武装内讧，还有英国侵略势力的介入，局势动荡复杂。

（五）传统与现代激荡交流的场所

康区地处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汇聚地带，多样性是其突出特征，不因循守旧、善于变革也是其特色之一。例如，昌都噶玛寺的建立者、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生于康区哲雪地方（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境内），先后随玛尔巴、塔波拉杰等学习教法。1147年前往康区类乌齐，建噶玛丹萨寺，收徒传法，创建噶玛噶举派。1189年在今拉萨西北的堆龙地方建立楚布寺，后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主寺。噶玛噶举派创立活佛转世制度，都松钦巴被尊称为第一世噶玛巴活佛。止贡噶举派的创始人仁钦贝（1143—1217），也出生于康区的邓柯县（现撤县，其地分入德格、石渠二县），属居热氏家族。仁钦贝25岁前一直在康区活动，后赴藏从帕木竹巴学法，学成后在墨竹工卡建止贡寺，开派授徒，形成止贡噶举派。

清朝中后期，康藏地区出现了有名的“不分宗派运动”，所谓无宗派（又称无偏见，藏语称“利美”，རིས་མེད།），即排斥宗派偏见，标榜各宗兼学，以解决教派冲突和相互排斥问题。同时，也包含对抗当时掌握支配权的格鲁派的用意。其思想上的动机则是根据宁玛派的如来藏思想，以图复兴非格鲁派教理。此运动的代表者主要有宁玛派的绛央钦则旺波、米旁嘉措，噶玛派的工珠云丹嘉措等人，他们均出生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不分宗派运动”的拥护者试图在不同传统之间找到共同点，研究不同教派共同的思想来源，他们还致力于保存民间文学和文献资料，其中一些人对《格萨尔王传》史诗特别感兴趣，使之成为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

清朝晚期的新政，特别是在康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既是一项政治举措，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样推动了新旧思想的碰撞与冲突。近代康藏地区也是西方传教士十分看重并活动较为活跃的区域，是近代西方宗教与藏传佛教、西方外来文化与康藏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地。

康藏地区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的地区，历经红色革命文化的浸染，在红军经过的炉霍、甘孜等地，第一个藏族自治政府便在此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主改革，康藏地区又成为新思想与旧传统激烈较量的场域，康藏地区从来没有置身中国时代潮流之外。

二、康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康藏地区大山与大川连绵的自然地理特征，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纵横交错的格局，多民族聚居杂居又相互交融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文化上多元并存又相互吸收、经济上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地方政局长期动荡复杂却又始终是中央政府经营的重点区域等众多而又突出的特点，决定了康藏史研究必然是具备多学科多视野多维度的研究。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视角

《礼记·王制》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康藏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该地区复杂的地形、重要的交通位置、多民族的交汇互动、多元宗教与文化的碰撞、多样的经济类型并存，以及置身民族走廊的巨大流动性，都使康藏史呈现诸多突出的特点，并具有特殊的区域研究价值。从这一区域视角认识中国历史，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复杂性，还能触摸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并能发现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些规律，甚至能够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1961年，法国著名中国学家石泰安（Stien，R.A.）教授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汉藏走廊古部族》一书，该书聚焦中国甘肃、青海、四川诸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处的古部族群体，运用包括汉文、藏文在内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色族、哲族、董族、东族、珠族、噶族、玛族、木族、白族、达族和高族等古部族的地理方位、历史脉络与部族间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扎实结论：这些古部族实际上都生活在西藏的东南部，但传说中都把他们置于西藏中部，这是由于羌族人向西藏中部迁移的结果，这些部族对吐蕃社会和文明的形成均起过巨大作用。也就是在这本书中，石泰安先生提出了“汉藏走廊”的地理和文化概念。该书由耿昇先生翻译为中文，199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首次出版，更名为《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2013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作为“发现西藏书系”之一出版时，恢复原有名称，即《汉藏走廊古部族》。费孝通先生先后使用了“民族走廊”和“藏彝走廊”等概念，与石泰安细致考证的研究方法和着重点不同，费孝通先生主要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内在动力。

（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藏族历史视角

藏族历史是康藏地区多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藏族历史视角审视研究康藏史，无疑是理解中国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康藏地区是藏族传统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之一，是藏族同西南各民族密切接触交往的地区，康藏地区在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过渡性特点，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交汇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康藏史研究重视从藏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方面来研究历史，包括对藏族在康藏地区的历史活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既可以展现其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和地位，又能够揭示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相互联系、密切交流的区域特点与发展规律。

（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多元视角

康藏地区作为中国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关键区域，其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涵和多元视角。康藏地区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地理空间的多元，即康区是农牧过渡带，也是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在东西方向上，康区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以及西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连接通道和桥梁地区；在南北方向上，则是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发生联系和相互沟通的通道。其次是体现在民族构成上的多元，康区是多民族聚居地，较长时期内藏族是这里的主体民族，但同时也有汉、彝、蒙古、纳西、傈僳、羌、回、普米等多民族混居。多民族文化在此交汇、竞相绽放，又相互吸收借鉴，其中的纳西族、羌族、傈僳族、普米族以及摩梭人部分群众不同程度地信仰藏传佛教，并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方面吸纳藏族文化的诸多元素。最后，还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多元，康区历史上形成了以土司为主的多元政治格局，这些土司受中央王朝册封，其权力在家族内部世代相袭。上述特点，既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条件，又是各民族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全新成果，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持续增强。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谈道“平武藏人”、察隅“僜人”的身份识别余留问题时，首次将走廊视角引入民族研究领域，认为在解决民族识别遇到的各民族“分化融合”过程中“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问题时，走廊将是研究和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一个宝贵的园地”。1982年5月，费孝通先生在武汉座谈会讲话中，对走廊思路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明确提出了“藏彝走廊”等概念，指出走廊地带是多民族交错杂居、交流融合的区域，为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可见，该条走廊以及在此形成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成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重要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研究的整体视角

康藏地区是中国西南内在有着密切联系的多民族聚居与杂居地区，从某一个或者两个民族，乃至多个民族视角进行研究，无疑是基础性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与此同时，这种研究又都会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只有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史观进行研究，才能把握康藏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强调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发，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该视角注重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能够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清晰展现各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同时，可以丰富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多元互动、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规律和内在动力。此外，康藏史研究的中华民族整体视角研究，还可以为更好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底蕴、理论基础和文化根源。

（五）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研究的独特视角

康藏地区作为中国内地与南亚、东南亚的连接点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的屏障和关键枢纽，也是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和治理西藏地方的通道。近代以来，除了面临内部治理的复杂考验之外，也面临来自外部势力渗透的挑战。康藏史研究，从国家安全视角看，它绝不仅仅是历史的简单描述和进程的追溯，而是对国家治理、边疆稳定和文化整合的系统而深刻的总结与反思。

以清朝为例，1727年“卫藏战争”后，清朝通过四路协调进兵的方式，不仅巩固了对康区的控制，还打通了祖国内地与西藏的战略通道，体现了康区作为清朝治藏的核心枢纽的特殊重要性。康区的稳定直接关系西藏的安全，而西藏的安全又关乎整个西南边疆的稳定，这就是“治藏必先安康”。面对康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结构，清朝采取了“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相结合的方式。清朝时期实施土司制度，通过册封地方首领，实现了对康区的间接控制，进而在时机成熟时，进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立流官，逐步将康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这样的措施安排既减少了内部冲突，又增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既体现了对地方多样性的尊重，又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康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既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朝廷治理的难点。清朝通过册封活佛、修建寺庙，不仅缓和了民族、宗教矛盾，还增强了边疆地区僧俗官民的向心力。文化安全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塑造共同的国家认同，康藏地区的多民族、多宗教特性，要求我们在治理中必须注重文化认同和社会稳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质要求。

三、《康藏史》的新探索与启示

由石硕教授主编的《康藏史》，202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该书分“古代卷”“近代卷”两册，共76万余字。《古代卷》展现了7世纪以前康区的历史源流，包括旧石器时代康区的人类活动遗迹、新石器时代康区的大型聚落遗址等，还涉及康区新石器文化与黄河上游的渊源关系。《近代卷》涵盖了外国教会在康区的传教活动与清末教案、清末川藏边务与经营川边的转折、赵尔丰经略川边、北洋政府时期的川边事务、九世班禅返藏与康藏局势演变、康南地区头人势力与社会治理、红军长征途经康区与博巴政府的建立等内容。全书以通史体例，多角度、全方位最大限度地呈现了1949年以前康区历史发展演进的总体面貌和重大历史事件，概述了康区突出的自然地理及多样民族与多元文化密切交流互动的特征，是首部全面、系统勾勒和呈现康区整体历史脉络和概貌的通史类著作，该书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值得关注。

第一，该书是作者长期积累和研究的重要成果。

石硕教授长期耕耘于康藏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版了多部颇有影响的康藏史研究相关著作，包括《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2001）、《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2007）、《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2009）、《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2011）、《青藏高原碉楼研究》（2012）、《康藏历史与文明》（2018年）等。石硕教授本人，以及他同自己学生合作还发表了大量贯通康藏古今历史的学术论文，应该说对康藏史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独到的学术见解。本书的合作者、参与者均是康藏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和后起之秀，其中多数是石硕教授的亲炙弟子，深得石硕教授真传，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与此同时，石硕教授既得地理之便，又做有心之人，长期致力于康藏地区的实地调查和田野访谈工作，深度触及康藏地区复杂的地理和多元民族文化底蕴，加上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入研究以及团队合作，具备了完成这本著作的良好条件。

第二，多元资料、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资料的丰富性是《康藏史》的一大特点，该书既使用了大量的汉文、藏文和英文档案文献，也使用了较为丰富的其他多语种文献资料；既重视正史和官方资料的运用，又不忽略地方资料、报刊资料和民间记载的补充作用；既做文献上的梳理考辨工作，又有田野调查的相互印证；既以历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又有多学科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较好地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而让该书立足于扎实资料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康藏史》从多元资料、多元视角来考察，能够很好地解决康藏区域史和民族史研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多元资料互勘为解决一些复杂问题，甚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突出康藏历史研究的中央政府治理视角。

《康藏史》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比较突出地展示了复杂历史变局中历代中央王朝对康区经营、治理的史实，包括元朝在西藏和康区进行行政区划和派兵平息叛乱，明朝在康区的建政与册封等。关于清朝对康区的经营，《古代卷》用了4章的篇幅来细致探讨，包括多次在康区出兵平叛、川藏道作为主干道角色的上升、清廷治藏中心向康区的转移、结束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统治以及清廷在康北大规模设置土司及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理塘与惠远庙的修建等。《近代卷》又分专章考察了川边经营与川滇边务大臣的筹设、赵尔丰川边经营经验总结及川边新政的实施、北洋政府时期川边局势变化及应对、民国时期康藏冲突及内部纷争、刘文辉主政康区与西康省的建立，直至西康省藏族自治州的建立及和平解放的到来。书中把治理作为非常重要的主线来谈康区历史，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康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是一个治理难点、薄弱点。将治理作为一条主线来呈现，较好地揭示了这段历史的规律性，对于认识“安康”历史实践很有意义。

第四，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线索。

康区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缩影，从史前时代考古资料显示其在西藏与内地之间的纽带角色，吐蕃时期在康区的扩张与控制产生的巨大冲击，再到吐蕃分治时期各民族在康区的相互融合，以及元朝在康区建制用兵，明朝木土司与土默特蒙古的相继介入，清朝内地与康区人员的双向流动等，本身就是对各民族“三交史”的系统呈现。石硕教授曾经将走廊地区的民族概括为五次大的迁徙，即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的迁移，吐蕃向东扩张与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蒙古族南下，明清时期木氏土司和彝族的向北扩张，明清至民国时期汉人的大量迁入。《近代卷》还专列“康区：近代汉藏交流的纽带”，重点叙述了赴藏学法团与康区高僧在内地的讲经传法活动，康区的贸易中介地位与作用，康区的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说服力强，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书中还论述了红军长征经过康区，十八军进藏、经营西藏认识的深化，许多在西藏行之有效的经验智慧，其探索源头不少是来自康区的实践，包括后来设立的十八军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者，如李安宅、于式玉和任乃强等先生，他们在传统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解决复杂问题的对策方案，不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动了汉藏各民族密切交流与团结，更开启了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与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新历程。

第五，深化相关问题研究的新探索新观点。

《康藏史》在学术上作了很多新的探索，比如关于吐蕃对康区的经营、跨区域的民族迁徙、茶马古道、历代中央政府对康区的经营等问题，还有一些专题方面，比如白利问题，书中都以专章作梳理。白利问题比较复杂，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小分歧，可贵的是，书中花费了较多篇幅进行专题论述，还吸收了学界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还有对诸如打箭炉（“打折多”，དར་རྩེ་མདོ།）地名与传说的梳理，对明代多股势力在康区的激烈角力、清朝在康区划界、民国汉藏各民族在康区的全方位密切互动等方面的考察分析，都有一些新的思考和推进。

第六，开启藏族传统区域历史研究的新篇章。

应该说，《康藏史》的完成标志着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三区史”的完成。在传统藏文史书中有所谓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元代设立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藏宣慰司），“卫藏、安多、康”三大地理区域有了新的内涵，既有藏族文化的共性特征，又有区域性的差异。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宗华、李延恺撰写的《安多藏族史略》，是安多地区的区域史。而由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等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则是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历史。在康藏史研究领域，虽然成果不少，但并没有完整论述康藏历史的著作，石硕教授主编的《康藏史》的完成则填补了康藏区域史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三区史”的完成。

综上，《康藏史》无疑是藏族历史研究和康藏区域史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成果，必然对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作为一部学术研究著作，《康藏史》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如：康藏区域概念在本书中的界定问题应该更加明确；康藏史研究还应有一个大背景的简要描述，既包括对不同时代总体政局和政策制度的简明交代，也包括对藏族形成和发展史的总体把握，以及藏族传统三大区域演变轨迹与文化特色异同的相互比较；康藏地区经济、宗教、文化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考察还可以加强；康藏在藏族传统中作为“人区”的具体表现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力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由于是集体著作，各章之间逻辑关联的紧密性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具体细节部分，也有可完善的地方，比如《古代卷》第193页注释3称：“《朗氏家族史》提到的‘彼拉思’与《元史》中记的‘吃剌失思’发音上颇相近。疑‘吃剌失思八班藏卜’是‘彼拉思’其人，只是译法的差异罢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彼拉思”的藏文原文是“ལྷ་གཟིགས་དེ”，即“那个拉思”，“拉思”（ལྷ་གཟིགས）就是朗氏家族的一个支系。而吃剌失思则是藏文“གྲགས”的音译，而“吃剌失思八班藏卜”的藏文是“གྲགས་པ་དཔལ་བཟང་པོ”，两者含义有异，不能等同，希望再版时，包括类似瑕不掩瑜的问题，能够得到补充和完善。

（来源：《中国藏学》2025年第2期，作者张云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