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俨思：江苏出土明代嘎乌中的汉藏文化元素浅析

沐昂侧室夫人邢妙仙墓出土的嘎乌两面图案。

嘎乌为藏语音译，是藏传佛教信众随身佩戴的一种用于辟邪、祈求平安吉祥的护身盒式法器，一般挂于胸前。嘎乌的材质和尺寸多样，盒中通常供奉佛像或圣物。关于嘎乌的起源尚无定论，随着17世纪“珍宝服饰”习俗确立，嘎乌开始广泛流行。“珍宝服饰”是一种根据明代帕竹地方政权的穿戴习俗制作而成的西藏礼仪服饰，嘎乌是其中的重要配件。目前西藏的明代嘎乌实物较为罕见，而在江苏南京、常州的三座明代墓葬中出土的嘎乌为我们探寻其发展历程以及明代汉藏文化间的密切交往情况提供了线索。

一、嘎乌出土情况

明代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推崇影响了藩王、朝廷官员等上层人士的信仰。目前所见的带有藏传佛教文化元素的墓葬大多为明代藩王或官员的墓葬。在江苏南京、常州的三座明代墓葬中出土的嘎乌有三件，其中两件为南京沐氏家族墓葬出土。南京沐氏家族是明太祖养子沐英及后代，沐氏家族爵禄世袭，虽长期镇守云南，但多归葬南京将军山的祖坟。

其中一件嘎乌出自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沐昂侧室夫人邢妙仙墓。该金盒边长8.3厘米，厚1.7厘米，盒上方两端有孔，可与一条长128厘米的金链相连，金链两端为圆环，顶部有可开合的U型扣。金盒内部中空，可抽拉打开。盒外部一面的四角饰金刚杵头形装饰，中间为一圆环，内有全跏趺坐于覆莲上的阿弥陀佛，双手施禅定印，螺发，肉髻，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纹褶皱自然，背后有毫光。另一面四角为如意云纹，中间自外向内有三重圆环，依次装饰有火焰纹、莲花纹与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兰札体梵文种子字“纥哩”。盒侧面为一圈如意云纹装饰。

另一件嘎乌出自明成化十年（1474）沐斌夫人梅妙灯墓。该金盒边长8.5厘米，厚1.8厘米，盒上方两端各有一竖向圆环，金链两端有S形扣与金盒上的圆环相连。金盒内部中空，口沿三边有插槽，盒盖可抽拉打开。盒外部一面的四角为如意云纹，上嵌红蓝宝石、绿松石。中间为一圆环，内为六瓣莲花，每个花瓣和花芯均嵌红蓝宝石。另一面与第一件嘎乌类似，四角为如意云纹，自外向内依次为莲花及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兰札体梵文种子字“纥哩”。盒侧面为一圈缠枝莲花纹装饰。以上两个金盒大部分的图案均为捶揲制成。

第三件嘎乌出自江苏常州和平新村工地明墓。该银盒长8.3厘米，宽8.5厘米，同为抽屉式结构。盒上方两端各有一圆环，链子两端有S形扣与银盒上的圆环相连。银盒一面由连珠纹隔成九个格子，正中一格为“寿”字，其余为“八宝”图案。另一面与上述两个金盒形制相似，不同之处是环绕莲花的大圈由连珠纹组成，中心的种子字“纥哩”右侧上方多了一个点划。盒侧面四周为立体的花朵装饰。

这三件嘎乌的设计十分相似，仅材质和部分细节有所区别。南京沐氏家族墓葬出土的这两件嘎乌在发掘时出土位置均为棺床中部，且墓葬未被盗扰，因此可以推断金盒在墓主人下葬时很可能佩戴在胸前。

二、嘎乌纹饰分析

这三件嘎乌最大的共同点是有一面的四角为如意云纹，中间为六瓣莲花，花瓣内为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花芯处为兰札体梵文种子字“纥哩”。下文为叙述方便将此面称为A面，另一面的图案各有不同，称为B面。

嘎乌A面的如意云纹是明清时期内地绘画或器物上一种常见的装饰图案。如意由灵芝形状演化而来，象征吉祥长寿，后来被西藏唐卡绘画所吸收。莲花是佛教中最常出现的图像之一，在各地佛教文化中均十分常见，而莲花中的兰札体梵文则是元代以来受到西藏文化影响，内地开始流行的梵文字体。六字真言更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咒语，属于佛教密宗莲花部，缘起于莲花生大师祈往极乐世界所唱的六字圣歌，后来成为观音菩萨的明咒。中间的兰札体梵文“纥哩”是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的种子字。在五方佛信仰中，阿弥陀佛为西方莲花部部主，观音菩萨同属莲花部，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大菩萨，因此具有相同的种子字。这种将兰札体梵文种子字写在莲花中的作法在明代使用或敕造的器物上十分常见。但这三件嘎乌上的兰札体梵文的书写与明代较为标准的样式有所不同。以种子字“纥哩”为例，不同之处主要是辅音字母h与r相接时一般将r简化为一斜向上的笔划，接在辅音h左侧竖划末端，但这三件嘎乌均将字母r写作折角，接在字母h左侧竖划中段。止音ḥ上部本应为一横，或呈倒三角形，但嘎乌上均写成弯月形，还有一例在弯月上加了一点，这似乎是与另一个常见的种子字“唵”混淆了。

嘎乌B面出现的装饰元素主要包括阿弥陀佛像、宝石、“八宝”图案和汉字“寿”。其中阿弥陀佛的梵语意为“无量”，阿弥陀佛即无量佛，“无量”一词包含“光明无量”和“寿数无量”两种涵义，但嘎乌上的佛像仅施禅定印，没有其他明显的特征，因此不易辨认究竟是“无量光佛”还是“无量寿佛”。佛像身后的毫光最早可追溯到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壁画中，在宋代的佛经刻本、寺庙壁画、金代寺庙雕像、西夏石窟壁画中都可见到，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寺庙壁画风格。在永乐皇帝赐给五世噶玛巴的《五世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长卷中充满了对这种风格毫光的描绘。后来随着长卷等内地绘画风格的大量传入，五色毫光在西藏绘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嵌宝石的嘎乌仅有一件，以红、蓝宝石为主，仅左上角嵌一枚绿松石，可能是受西藏文化的影响。“八宝”图案又称为八瑞相，是佛教中常见的符号，也是藏传佛教艺术中重要的符号。由白伞、双鱼、宝瓶、莲花、法轮、胜利幢、法螺、吉祥结组成。汉字“寿”则体现了内地广泛流行的“福寿”元素，在一些文章中因为嘎乌上出现的“寿”字及“纥哩”的不规范书写，而将“纥哩”认为是“福”字。

通过以上对这三件嘎乌出土情况和纹饰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融合了汉藏风格的创新。虽然“纥哩”等兰札体梵文的写法并不十分标准，但当我们将其与“寿”字、“八宝”图案、阿弥陀佛像、如意云纹等具有祈求长寿含义的图像结合时，就可以看出这是内地工匠将“福寿”这一汉式风格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嘎乌和梵语咒语结合，进行了一种多文化融合的再创造。这三件明代嘎乌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受到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为祈求“福寿”而制作使用的一种融合了汉藏文化元素的藏传佛教器物，为我们提供了明代嘎乌的实物例证，同时揭示了明代上层人士宗教生活和墓葬文化的情景。

（来源：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原载于《中国宗教》2025年第8期，作者王俨思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