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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锐龄：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我识字很早。回想起来，大概4岁开始识字，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能看懂一些文言的笔记小说了。那时候家里穷，买正经书很困难。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人给我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目录，后来又得到一部中华书局图书目录。我看着图书目录，心里很羡慕，目录上的书定价都很贵，有的是几毛钱，有的是几块钱，家里是不会给我那么多钱买书的，就想，要是哪天能买到这些书该有多好啊！我最偏重看的是古典的书，尤其是诗文集和历史方面的书。偶然和同班同学谈起来，有的同学很诧异：“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我就是想找书读，当时翻看那些图书目录，就好像不能到馆子里去吃饭，却拿一个菜单子在那里看着解馋一样。所以对于这些书目，历史、小说方面，就比较熟，谁做了什么集子也特别清楚。
邓锐龄：回忆王森先生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部读书时就知道王森先生大名，先生在东方语文系任教，常常携着一件内装书籍的小包袱在红楼里走来走去，听说他教授梵文，精通佛学，虽然认识，却无缘谈话。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先生分到中央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族学院)研究部，我同年毕业，也服从分配到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因工作需要，想知道清初西藏第五辈达赖喇嘛与蒙古固始汗的关系等问题，一次就贸然到民族学院研究部去拜访请教，他和蔼地接待我并给予详细的解答。8年后，1960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研所)工作，先生也在这所，可以说欣然再遇，我印象里先生面貌神态自此一直没有显著变化，头发浓密，只是白了更多。
才旦卓噶：回忆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多杰才旦 ——一个女儿眼中的父亲今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的日子，也是藏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总干事多杰才旦去世3周年的日子。身为多杰才旦的女儿，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非常感谢《中国藏学》杂志社给我这个机会，借此发文，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哀思。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新时代中国藏学人的光荣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一判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中国藏学人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新特征，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更好地履行“两个服务”的责任，提供了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
刘洪记、孙雨志：从报刊论文资料统计看中国藏学发展从报刊论文资料统计看中国藏学发展
冯智：藏史学的传统研究与时代特征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伴随着藏族历史的诞生和发展，一门古老的学科藏史学也诞生并发展起来。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一大批佛学兼史学的著名大师，留下了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珍贵史籍。他们的著述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藏族社会的历史，也不乏反映藏、汉民族团结，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藏史学的研究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独具一格，各领风骚。藏史学的传统研究及其历史成就，是一定意义上关于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进程的明证，并历史地说明了藏学的发源地在我国藏区，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这一客观真理。
次旺俊美：21世纪西藏藏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本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西藏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如何确定自己的战略地位，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现状，对我区藏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几点初步思考。
西藏白皮书之西藏和平解放60年西藏白皮书之西藏和平解放60年
拉巴平措：中国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今天，我们举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学术报告会，与藏学界的同行和各方面的朋友们共聚一堂，探讨西藏的发展和藏学的有关问题。
吴丰培：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藏学研究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仅就社会科学而言，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外交学等各种专门学科。虽然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藏区来说，刚刚起步，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推动下，必然与其他发达省份齐头并进，争入先进行列。
拉巴平措：中国现代藏学的历程与展望西方人最早提出把对藏族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藏学”，把匈牙利学者乔玛推崇为藏学的鼻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论是从藏族文化内部的不断累积、总结和研究发展方面看，还是从祖国内地不断有学者对藏族和藏族历史文化加以探究和著述方面看，都应当说，青藏高原是藏族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
廖祖桂、张蜀华：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之一。藏民族现在主要聚居于国内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等五省区，此外还有少数侨居于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国或地区。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在同各兄弟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藏族文化。藏族地区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文化，为中国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藏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文化领域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格勒 ：中国藏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纪念导师李有义九十诞辰有感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在一个历史上被称为“化外之域”的偏僻藏族牧区报名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于第二年春天被录取进入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中文班。然而我在大学的椅子还没坐热，全国招考研究生的工作又开始了。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研究生为何物及什么是藏学等，我还是在周围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大胆地报了名。就在成都报名的那天，我第一次听到“李有义”这个名字。万万没有想到，从那时起到现在长达25年，我与李有义导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多杰才旦：西藏学研究刍议西藏社会科学院在党的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积极筹备，即将正式成立。在社会科学阵地上，她只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必将在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下茁壮成长。对于研究西藏学的同行们，这无疑是一个喜讯。
廉湘民：关于中国藏学当代政治研究的思考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当代政治研究，即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藏族社会政治领域的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研究对全面认识藏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推动当代国内藏族社会发展稳定乃至维护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冯智：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兼论藏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藏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综合性学科，以国内外对她普遍关注的程度而言，称她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也并不过分。[①]说她古老，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对藏学的研究，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但无论是历史上藏族学者进行的“闻、思、修(thos bsam sgomgsum)，讲、辩、著(vchad rtsod rtsom gsum)”的实践，或是历史上汉族学者进行的地理性考察、见闻性记录、描述性研究，以及官方的史料编著，都赋予了学与研的内涵，千百年来延续了“藏学”的一些基本内容。说她年轻，是因为藏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提出，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进行过“西藏学”的讨论，之后达成共识，很快为“藏学”所代替，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廉湘民：论藏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评估标准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藏学的影响不可小视。近２０年来，随着我国藏学事业的不断发展，藏学研究队伍的迅速扩大，藏学学科日趋规范，藏学学科理论建设变得日益重要。在我国以及国际藏学界，一些有关藏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在藏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评估方面，就包括这些问题：究竟哪些成果属于藏学研究成果的范畴，如何确定藏学研究成果有价值或没有价值，如何确定藏学研究成果价值的大小。
陈庆英：基础资料整理与藏学研究资料整理工作是藏学研究的基础，其实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如此。藏学研究的资料有几个大的组成部分，最早的藏学研究是在汉文史料、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藏汉文资料是第一手的和根本的资料；现在还要加上外文的资料，但外文资料大部分也是建立在藏汉文资料基础上的，是外国人研究这些资料后的成果。只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和藏族地区发生直接的关系后，他们用外文记载的资料才成为研究他们和藏区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代发展，要高度重视外文资料的利用。我们掌握外文资料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了解外文资料，掌握其研究方法，了解研究动态，有些可以做汉藏文资料的互相补充和印证。
郑堆、慧光：创佛教哲学研究新纪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梵文经典研究”综述梵文贝叶经是古印度人民把佛教等古代重要梵文文献刻写在贝多罗叶上的一种独特文献资料。它是研究印度哲学史、佛教思想以及西藏佛教史等学科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多杰才旦：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6年5月20日成立。这是藏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翘首盼望的一件大事。当时人们预测，它的成立，必将推动我国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过去一年多的实践中，人们高兴地看到它已开始发挥这样的作用。现借《中国藏学》创刊的机会，对我国的藏学研究略作回顾与展望，就教于国内外藏学界，以求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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