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来、何洁：我的康藏研究之路 ——任新建先生访谈录

［摘要］访谈者围绕任新建先生如何走上康藏研究之路展开提问，任先生深情回忆了家庭环境、求学经历及二十多年藏区工作经历对其从事康藏研究的影响，并就他如何开展康藏研究及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论著、学术活动、治学心得等进行了回顾与介绍。

［关键词］任新建；康藏研究；访谈；治学心得

任新建（1937—），藏族，又名泽旺夺吉，四川康定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康藏重点学科首席专家。笔者于2018年10月10日、2019年5月5日先后两次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先生家中就其如何走上康藏研究之路进行了专题采访。 

访谈者：任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能采访您。我们知道您父亲任乃强先生是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之一，您母亲是民国时期瞻对土司的外甥女，您有得天独厚从事康藏研究的家庭条件，您是不是从小就确定了要像您父亲一样长大当一名学者呢？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及求学经历吗？

任新建：我出生于康定，父亲任乃强当时正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便给我取名新建，以为西康建省纪念。母亲罗哲情错给我取名泽旺夺吉（福寿金刚），希望我一辈子福寿安康。

由于家里藏书比较丰富，历史和康藏文化的书籍特别多，加上父母的熏陶，故我少年即喜欢看文史类书籍，对康藏历史文化尤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历史、地理科代表。记得解放初，有一天，作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维舟一同在成都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刘将其捐为西南民族学院筹建初址）考察建校情况，在大厅里王维舟摸着我的头说，“你母亲是藏族，父亲又是康藏专家，条件太好了，等学校建起来了，你一定要来这里读书，毕业后再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去深造。”按理说，这应该是我求学的最好道路了。但是后来我去参军了。

1953年初，朝鲜战争还没停战，我便有了参军的冲动，恰逢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炮兵技术学校（后改为军械工程学院）来成都招考，我就悄悄去报名了，直到被录取后才告诉了家里。事已至此，父亲只好支持我去参军。

军校是按苏联炮兵工程学院的教程和管理模式教学，有一些苏联教官当顾问，我所学的专业是武器设计与制造，但按“培养知识全面新军官”的要求，学习的知识比较广泛，共开设了20多门课程，从理论到实际操作都有。其中的地形地理学、金属学、战略学、自动工程等课程，对开阔我的视野和我后来从事研究有不少帮助。学校很重视体育和耐受力的培育，我的身体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后来在高原能爬山、走长路，应该说与军校对我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虽然学的是工科，但我仍喜欢看文史类的书，如批判俞平伯等的《红楼梦》研究时，我把前人研究《红楼梦》的相关著作找来看了个遍，进行比较，记忆很深，《红楼梦》的大多数回目和诗词我至今记得。后来对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争论，我虽在藏区也很积极地参与，还不揣冒昧地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文化大革命”前对李秀成自白的批判时，我也把相关史料找来详细查看。那时还谈不上研究，只是喜欢历史，有一种想找到历史真相的爱好而已。

访谈者：您从南京军校毕业以后就到藏区了，您能谈谈在藏区的工作经历和感受吗？

任新建：1955年年底，我们这一期因战备需要，提前毕业。我成绩较好，被授予上等学员，分配到西藏军区。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我们最初准备从青藏线进藏，但到兰州后才知这条线还没有兵站、旅店，必须自带帐篷、炊具、食物。于是改道成都，由川藏路入藏。在成都待了几天，家里想留我过春节，但西藏军区驻川办已安排好车了，便在春节前动身进藏。当时，天很冷，十多个人，坐一辆美国造大卡车，用背包当座位，大家紧挤在一起，一天下来，双脚都麻木了。那时川藏公路通车不久，道路狭窄崎岖，刚够一辆大卡车通行，遇到对面来车，就得小心翼翼地错车，从成都到拉萨走了11天。

我们于1956年春节前夕到达拉萨，住在军区招待所的帐篷里。那里离阿沛·阿旺晋美家很近，每天夜里看到他家房顶周围点一圈灯，彻夜明亮，感到十分奇怪，打听才知是为病人在祈祷。不久“传召”大会开始，拉萨人山人海，都是穿红色袈裟的喇嘛，我们很想去看看究竟，但军人要有通行证才能上街。我们只在“传召”大会快结束时才获准上街参观，最后一天才看到了完整的“送鬼”仪式。仪式很盛大，很震撼。后来，我被分到驻扎松宗的154团，这个团是进军西藏的先遣队。我们曾经在中印边界的亚东、帕里驻过一段时间，听老同志讲了很多印军在那里的情况。不久我调到扎木53师师部，任集训队教员，教火炮构造与调校。因当时刚换上新式火炮装备，干部还不熟悉，故需集训排以上干部。集训结束后，我被留在师部任军械修理所所长兼技师。因工作中有几项革新与创造，我曾被选为西藏军区出席全军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五个代表之一（后来因为交通问题，我们五个人都没去参加大会，由在京出差的军区军械主任代为出席了）。

我住的松宗、扎木都属波密地区，气候温和，出产丰富，我们部队种的莲花白、萝卜有的重达40多斤一个，三四月份漫山遍野都是桃花、杏花，远远望去真的是灿若云霞，美不胜收。我由衷地感到西藏是一块蕴藏丰富的宝地。在扎木经常可见翻越金珠拉大山来交换物资的珞巴、门巴人，买到那里产的香蕉、西瓜、鸡爪米等。我与几个经常到波密的珞巴人接触过，通过翻译了解到门、珞的一些情况，很感兴趣。我还多次去拉萨出差，还到过日喀则、山南、昌都和林芝各地。在师部期间，我看了许多有关西藏的书和调查报告，还参加过一次社会调查，目睹了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的面貌，看到普通藏民的贫困与上层贵族生活的豪奢；还参观过藏军的训练，亲历了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和1957年拉萨“传召”大会的盛况，因而我对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情况有很深的印象。

在松宗时，我们团换下的旧废武器是借松宗寺的一间库房堆放的，我和一个警卫班被派驻在那儿。当时才出学校，对藏传佛教一切都不懂，天天看着喇嘛念经作法事和老乡拜佛磕长头，只觉得好奇，时常向他们问那些塑像叫什么名，是什么菩萨？这是我第一次与藏传佛教近距离接触。

1957年，我团调到四川甘孜参加平叛。我先后参加了康北地区的石渠、色达、甘孜、德格等地和康南地区的理塘、雅江等地的平叛工作。不过没上前线，主要随前进指挥所行动。每到一地，驻扎下来后，就和地方的同志一起做宣传政策、招抚叛属工作。1958年，在理塘住了近一年，参加了地方的民主改革工作。在此期间，看了很多和藏区相关的文史书和资料，如《理塘志略》《巴塘志略》《甘孜图志》《康区土司和寺庙调查资料》等，并对照《西康图经》，考察了当地的山川与民俗文化。1959年，康北平叛期间，我参加了石渠、色达牧区的招抚叛属工作，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受部落法的约束而参加叛乱的。从招抚叛属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牧区社会的特点，了解到部落法等习惯传统对人们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的深层影响。其间曾在色达的大则寺住了3个多月。此寺是著名的红教大寺，佛像、壁画很精致，文物保存很完好，尤其是常人难见的密宗护法神殿，塑像众多，造型生动，令我大开眼界。为了弄清这些神像的身份和造型含义，我向一位喇嘛请教过许多次。不过当时找不到有关书籍，他讲的仍让我半懂不懂。回到甘孜，我就到处托人找书，但只找到李安宅先生关于拉卜楞寺护法神介绍的文章，大概了解了这些造像的象征意义。但李先生讲的是黄教（格鲁派）的护法神，而红教（宁玛派）的还要多许多，后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才在康定金刚寺一位老喇嘛处讨教到那些红教护法神的名称和象征意义。

1962年，我转业到甘孜州工业交通局。正值困难时期，州里每年要抽调大量的干部下乡去做基层工作。我在局里算年轻力壮的，本身业务又不多，所以每次都被抽到乡下去。这样连续四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每年都是春天下去，年底才返回康定。那时下乡去都是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要组织生产、安排救济、了解诉求，晚上还要给他们上课，或传达上面文件精神，天天与老乡生活在一起。这几年，我先后在新龙、甘孜、炉霍、道孚、丹巴等县的农村、牧场、寺庙、乡镇工作生活。1963年，我在新龙县的皮擦乡；1964年，在甘孜县的寺庙里；1965年，在炉霍、道孚间的半农半牧区阿拉沟；1966年，在丹巴的巴底乡，都是直接下到村子或寺庙里。当时物质与交通条件差，乡下到城里要走很久，我们的生活完全与老乡一样。与老乡在一起相处久了，了解比较深了，语言也基本通了，感情就很亲切融洽。每次我们离开时，都要流泪，舍不得，老乡都要送很远很远的。

在甘孜时，我被分配到寺庙组，住在“霍尔十三大寺”之首的甘孜寺中，和一个老喇嘛同住在一起大半年，第一次近距离和喇嘛接触。寺庙在半山腰上，那个老喇嘛，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去山脚下背水,给佛像前的净水碗换上清水。他相信启明星出来的第一桶水才是最纯净的，才能被供奉在佛前。我看见他平时总是把礼佛用的净水碗、酥油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擦拭，擦得锃亮，仿佛把他全部信念和寄托都融入到里面去了。每当看到他的那份虔诚，都令我心中感动不已，从他身上让我感到对宗教信仰于藏族的重要，有了深切的认知和思考。后来我向有关部门提出的一些建议，能受到重视，大概都是因为我曾经与喇嘛同在一个屋檐下，贴身了解过他们真实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吧。

“文化大革命”中，有很长一段时期没工作可做,给了我很好的看书机会。我找了很多关于历史文化和康藏的书籍来读。特别是《资治通鉴》,因受毛主席读了十几遍之说的影响,我也仔细地通读了几遍,并作了些摘录和心得批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抽调到甘孜州革委宣传组（部）,负责报纸工作。有机会在部里和报社图书室看到许多书籍,包括许多当时难以看到的典籍和内部书刊、资料等,使我眼界开阔了许多。这期间我开始就康藏历史文化，写一些随笔、杂谈类的小文章，大多发表在《甘孜报》上。

回头来看，在西藏和四川甘孜的二十多年经历，尤其是下乡进寺，亲身感知民间社会生活和宗教文化的这段经历，对于我的学术生涯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积累。后来之所以能进入藏学研究，我想除了父亲的教导影响外，还因为这些经历使我对藏区、对藏族，产生了特别的亲切感，对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那么多的神秘之境有了浓厚兴趣，渴望去进一步了解它、认识它的缘故吧。

访谈者：您是什么时候跟着您父亲学习，成为他的学术助手的呢？

任新建：我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在身边，我从小就受到他的耳濡目染。我爱好文史、嗜好京戏的习性都是受他的影响而成的。对藏区风貌、民族文化认识的启蒙，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初中起我住校，与父亲接触少了些。后来我去了西藏、四川甘孜，更是一年才见到一次。但通信还是很多的，信中他常给我讲些藏区史地和民俗情况，要我留意观察。记得我在波密时，他要我注意珞巴人的情况，拍照片给他；在理塘时，他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理塘风物，说在二郎湾崖上有巨大的藏文“六字真言”石刻等古迹，要我去看看；在道孚时，写信给我说怎样针对道孚的气候，建防霜田，发展当地种植业……总之都在培养我对藏区的认知和兴趣。

1975年，政策稍宽，父亲境遇略有改善，从南充乡下回到成都家中，继续学术研究，整理完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三稿。此时父亲已年过八十，急需一名学术助手。我向甘孜州领导反映，父亲在甘孜也有一定知名度，领导同意我调到驻成都办事处，一年只需回甘孜一两次，其余时间就常驻成都家里，作为父亲的学术助手。办事处工作不多，我每天有很多时间与父亲在一起，帮他整理文稿，查找资料，向他学习讨教，也常和他讨论自己的心得。

我不是历史地理和民族学科班出身，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但我的经历比较丰富，在藏区田野实地考察比较多，有较多的感性认识，而这是研究藏学和民族学的重要条件，所以父亲认为我底子还不错，要我重在补充理论基础，让我结合自己的感性积累跟他进行系统学习。父亲首先要我多读书，系统学习文献典籍，我把二十五史中涉及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和有关族群的史料反复研读了很多遍，还读了唐以来国内外有关的典籍和文论，包括藏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宗教、史地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论著。在了解了基本理论和前人研究情况后，再结合自己之前的感性认知，相互印证，就有了一种豁然开悟的感觉。通过这一段学习，不但充实了研究的基础，还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见地。

父亲教我，有种特别的方法：父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清楚说出某本书在书架的具体位置，要查的内容在书的哪章、哪节。我按着父亲的指示去查这本书，每查一次就会对那些章节内容留下很深印象。父亲也会适时点拨，但他不会逐字逐句为我解读，而是让我自己领悟消化。实在搞不懂的再去问他。父亲要求我读书要博，不但读正史还要读杂史，尤其是一些博学者写的笔记，如《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封氏见闻录》等，另外还读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地理书籍。为了提高我文言文水平，他要我好好读读《聊斋志异》。他认为聊斋状物叙事极为生动，文笔高超，读来感人，可在读故事中学习使用文言文。

那时，父亲的好朋友，社会学家李安宅先生、藏学家刘立千先生,以及历史学家徐中舒、邓少琴、唐家弘、吴天墀等先生，都赋闲在家。他们经常到我家聚谈，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我有幸得以聆听学术大师们的真知灼见，也不时向他们求教一些繁难的专业问题。父亲叫我跟李安宅先生学习社会学，跟刘立千先生学习藏传佛教和藏文，徐中舒先生则常给我讲一些古文字知识。我每星期去他们家一两次求学，他们都很耐心地教导我，有时反复地讲多遍，务必要我弄清楚，记下来。他们精深的学养和许多独到的观点，令我受益匪浅。关于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学术大家的情况，将来有机会再向你们作详细介绍。

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超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文化人，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父亲广博的学识极为赞扬。杨超感叹父亲的学术衣钵无人继承，着实可惜，想让我传承下来。我此前与杨超有过数次交谈，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也了解我过去二十多年在藏区的工作经历和跟父亲学习、做助手的情况，便亲自批示，把我从甘孜调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这点我至今想起来都为之动容。

从1975年到父亲身边学习，到1989年父亲去世，14年间，我在父亲的教导影响下，对藏学、民族史逐渐有了真正的了解和认识，才开始走上藏学与民族史研究的道路。父亲的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和学术追求也一直影响着我的学术道路。父亲希望我能传承他的学术事业，我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是我的学养和奋斗精神远不及他，与他的期望差距仍非常大，这一直是我的内疚和遗憾。

访谈者：您身上流淌着汉藏两个民族的血液，是名副其实的“团结族”，您这种血缘身份对您从事康藏研究、从汉藏两种文化背景来理解康巴文化有何帮助吗？

任新建：我心里从来没有汉藏民族畛域，从我父亲与母亲身上感受到的始终是汉藏一家。我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愿意离开家乡，跟父亲到成都来生活，说明她那时就相信汉藏民族之间是可以交融的。父亲创办康藏研究社时，母亲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专门接待从康区来的藏族同胞，在成都有什么困难，我母亲都会代表康藏研究社给他们无偿的帮助。我家有一间大屋，专门供来蓉藏胞暂住。我3岁离开康定，在内地长大、学习。18岁到西藏，然后到康区，直到1984年正式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藏区生活了将近30年时间。我对藏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觉得藏区的人和物都很亲切，感觉到藏汉彼此之间是一种兄弟亲情。所以从事藏学研究之后，我心里对那种夸大汉藏差异，挑拨或分裂汉藏民族关系的东西十分反感，觉得有义务有责任要在这个方面尽自己的一点力量。你们可以发现，我的许多文章，如《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康巴文化形成历史与地理背景》《藏族茶文化论析》等文，都在阐述论证藏汉同源、文化交融、经济依存的问题。我写这些没有功利动机，也不是政治动机，纯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感，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汉藏团结和藏区的繁荣发展做一点事情而已。

访谈者：四川作为康藏的核心区域和“康藏研究”的开拓奠基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人脉、文脉。进入新世纪，在您的积极推动下，建立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您能介绍一下“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成立前后的相关情况吗？

任新建：1984年，我正式调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四川省社科院）。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参加了四川省社科院的很多研究工作。1981年，四川省社科院与西藏社科院联合组织“川边（康藏）历史资料整理工作组”，聘请我父亲担任主编，我作为组员，参加康藏文献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这期间我查阅了一千多万字的档案资料，翻遍了几乎全部的前人有关康藏的文献著作，这对我后来的研究有着极大助益。通过这些档案文献资料，使我对若干康藏历史事件有了进一步了解。到1983年，我协助父亲完成了300多万字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草稿），并整理出版了《艽野尘梦》等书。1984年，四川省社科院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康藏研究硕士点，我父亲和张毅担任导师，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康藏专门史的硕士研究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杜永彬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很有成就。我任助教并旁听，也受益良多。

我到四川省社科院以后的定位很明确，即把父亲的衣钵继承下去，把康藏研究开展起来。当时历史所下设古代史、近现代史两个研究室，1987年，在贾大泉任所长期间，在我的提议下，历史所成立了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由我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的定位是从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康藏地区。

1988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干事扩大会，邀请四川代表团参会，院里派我和贾大泉参加。杨岭多吉以省政协副主席身份做四川团的团长，他委托我写了发言稿介绍四川藏学研究情况。散会后，大家意识到四川也需要建立个相应机构，把力量整合起来研究。所以，我一方面积极打报告，请求在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得到了贾大泉所长的支持和院领导的批准。1994年，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成立。另一方面与省内一些学者商议，联合各单位发起建立四川藏学学会，推举杨岭多吉为会长。我们这个康藏研究中心，是想继承父辈当年办康藏研究社的传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最早成立的专门藏学机构。

2000年，四川省委要求加强关于藏区发展与稳定的研究。我协调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研究机构，在得到天宝、罗通达、杨岭多吉等老领导和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后，在我院成立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中心整合了社科院各所的力量，并聘请了省内外的几十位专家担任客座研究员。我发起成立中心的设想是由省社科院牵头，建立一个康藏研究的平台，以课题为纽带，联络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一起为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言献策。中心的定位是专注四川藏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发展稳定的研究，立足于基础和现实相结合。中心建立以后我们完成了一些课题，如“富民安康规划”等，同时带动了院内外的一大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民族地区。

访谈者：从您父亲开始，对于藏区黄金开发问题就非常关注，您在2003年出版了学术专著《雪域黄金：西藏黄金的历史与地理》，对中国藏区开采与使用黄金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考证，您的这本著作还受到法国藏学家、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前喜马拉雅研究所所长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关注，您能介绍一下这本著作的撰写过程及与布尔努瓦夫人的交往情况吗？

任新建：我父亲于1977年写了篇《青康藏高原采金刍议》的建议，交给省委书记杨超。杨超交给副总理王震，王震看后非常重视，亲笔给父亲来了一封信。后来国家专门成立了一支勘查黄金的武警部队，川滇藏青各地都掀起了采金热。

我也一直比较关注藏区的黄金问题。在甘孜工业和交通局工作时，曾到全州8个黄金生产队去调研过，对情况很熟悉。给父亲做助手后，又帮助他收集到一些黄金资料。我父亲原来研究藏区黄金的时候，主要是看档案材料，地区也主要在西康，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深入展开研究。父亲去世后，我觉得有这个责任按照他的思路继续研究下去。我以前的矿冶知识和工作考察经历，使我有一定基础，加之家里有很多资料、旧地图可供参考，我便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到西藏和四省藏区，去实地考察，收集档案、文献资料，特别是方志和文史资料。我还访问了一些老金夫子和采金专家，然后才开始撰写这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受到法国藏学家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前喜马拉雅研究所所长布尔努瓦夫人的关注。她在1983年写了《西藏的黄金与银币》一书，这本书在欧美很有影响。但她只到过西藏一次，没有来过康区，我整理的材料中有很多是康区的，她很感兴趣，经耿昇先生介绍认识后，我们就开始通信交流。布尔努瓦夫人把她保存的以前传教士关于古代黄金考察的资料，都无私地给我了。她还为我复制了欧洲人绘的西藏古地图，把她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如她对西藏“蚂蚁金”传说的研究，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也经常就写出的稿子与她交流，四年期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封信。

写《雪域黄金》，我主要想从历史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来进行研究，这样既可以和现实对照，也可以把历史上一些迷茫不清的矿区梳理、挖掘出来。比如色拉寺后山产金的问题，虽然过去的记载零零星星有一些，但是都不清楚，我查了很多资料进行对比。再如考证崩纳藏布金矿，最初我在日本山县初男撰写的《西藏通览》中，看到在藏北有一个金矿的记载，但是具体在哪里不太清楚，名字也不清楚，我考证了好久，最后确定金矿应该在崩纳藏布。我从布尔努瓦夫人给我寄送的材料中，发现了印度特务辛格来西藏偷采黄金时，正好到了藏北一带。后来听说武警黄金支队在藏北勘探金矿，我又去找，请他们把在崩纳藏布地区发现的废旧采金洞照片给我看，通过比较，证实这个地方历史上的确曾有黄金开采。这样就从国外的资料、以前的汉文资料和现有考察的资料三个方面证实了《西藏通览》中说的藏北那个金矿即崩纳藏布金矿，反过来也证实了辛格来过这里探测和偷采黄金的事。

另外，对“蚂蚁金”我也进行了详细考证。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在印度的北方，有个地方有大量的金穴，被像狐狸大小的蚂蚁一样的凶猛野兽守卫着，白天太阳很热，守金的蚂蚁在洞内睡觉，可以乘机去偷采，只要在太阳下山之前离开就没有问题。偷采者想了一个办法，用母骆驼去运金，将小骆驼拴在家里。到了太阳快下山时，小骆驼嗷嗷待哺，母骆驼就会拼命跑回家喂奶，速度极快，逃过“金蚂蚁”的追击。欧洲人认为这个印度北方的产金地就是西藏，所以欧洲自古就传说西藏有很多黄金。布尔努瓦夫人也对这些“蚂蚁金”作了许多考证，她认为可能是种怪兽。结合布尔努瓦夫人的考证，加上我实地去考察过藏区挖金的情况，我认为“蚂蚁金”更可能是指采金的藏族工人。因为采金在穴下，采金工人要趴在地上采金，藏族人采金穿一件黑皮袄，或将一块牛皮衣套在身上以缓磨擦，为了安全通常会在腰部系上一根绳子，这从远处高山看来，就像一只巨型蚂蚁。他们守着金，不让外人来抢，所以被形容为凶猛。当然希罗多德记载的是一个两千年前的传说，难以完全相信。我不敢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只是想以此说明许多文献上迷离的地方，须靠实地考察，才有可能找到答案，有所发现。

我在写《雪域黄金》的时候，最困难的就在古今中外藏汉地名的辨别对照。为此我在家里贴了一张航拍的十万分之一西藏地图，将过去的采金点和现在的采金点进行比对，天天在那里做注释、对照，三年中，视力下降了很多。西藏地名考释起来很困难，西方的资料较多些，主要是传教士探险家记载的资料。因为传教士都是受过专门训练，记载相对比较准确，不过有些地名翻译出来以后，字音已经有很大差异、很不准确，考证起来很困难。我就用一些可以确定的地名为支点，来对其他不确定的地点进行考证。比如色曲，藏语就是金河的意思，我把色曲河两岸排查一遍，就发现色曲河沿线有很多产金点，历史上的金矿就在那里，如色尔巴这个民国时的大金矿就在这条河旁，沿河两岸可见许多采金洞。通过研究藏区采金的历史地理，我发现凡是历史上开采砂金的地方，现在基本上都还有丰富的金矿。为什么呢？这就要运用自然科学地质、地理的一些道理了。砂金是沉积矿，是原始的岩金崩裂后，变成的细屑，冲入水里，被水搬运，在一些弯道回水的地方会沉积下来，日积月累，就形成了砂金矿。一段时间淘完以后，只要上游的金源不断，隔了几十年以后，这里仍然会有沉积。比如松潘的漳腊金矿就是这样，民国时期有两万人开采，出产几十万两，后来衰弱了，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经勘探，该地还有9吨多的黄金储量。

实际上，通过历史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研究，都可能找出黄金。如有关东女国的记载中，可知当时人们佩戴金花，人去世以后要用金屑和尸骨装在坛子里一起埋葬，这些都说明东女国产金，金子比较多。所以《雪域黄金》出版后，甘肃省地质调查队的两个人专门跑来找这本书，一些采金企业也在求阅，认为这中间有很多启示和线索。

布尔努瓦夫人很支持我写这本书，是因为她感觉到这个地区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东西。《雪域黄金》出版的时候，布尔努瓦夫人破例欣然作了一篇长序。她想把书翻译到欧洲，要我授权她进行翻译。我就给她发了一个授权书，授权她翻译法文本并出版。她总共翻译了三年多的时间，两年多将书稿翻译好，最后一年是搞索引。索引中涉及很多地名的拼法，她很恼火，让我帮助，我这方面也不行，她只好慢慢弄。后来她就得病了，治疗一年多回来后又搞，过了半年多就去世了。她生病前，已联系好日内瓦一家出版社。她病逝后，出版社愿意继续出版，还召集了几个人对书稿的索引进行完善。但她两个女儿跟出版商要价很高，出版商只好不出了，她的女儿把稿子也拿走了。后来我找了朋友去联系，也没有解决。至今还未能出版，我也没有办法，等待吧。现在国内学者藏学方面的书籍，被国际藏学家翻译介绍出去的还很少。这件事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访谈者：您继承任乃强先生家学，注重使用地理历史学方法，着重从地理环境特点入手对康藏历史文化现象与问题进行分析，发表了《“朵甘思”考略》《东女国地望考辨》等一系列有创见的文章，您能介绍一下您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及研究过程吗？

任新建：我在写《雪域黄金》及《“朵甘思”考略》《东女国地望考辨》等文章的时候，都是使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基本都是继承我父亲的方法，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我父亲教我的时候，曾说过：“地理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在民族地区研究上更应该如此。”过去我们在康藏研究方面，在地理、历史方面研究得少一些，所以我就想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康藏地区作些研究。我写《“朵甘思”考略》，只是一个初试，还不很成熟，有些地方还比较粗糙，还没有深入下去，当时主要是想抛砖引玉，因为有些地方还不能确定，我只是想把这个梳理一下，想从历史地理变迁中看出藏区社会变迁及行政设治的变化。

《东女国地望考辨》这篇文章，最初是我《雪域黄金》这本书里的一章，因为我发现东女国出黄金而开始研究的。研究东女国就要先确定东女国的位置在哪里。我发现过去的研究，包括我父亲都认为东女国在昌都这一带地区，因为昌都地区有一些史料支撑，昌都有条大河，像东女国的康延川。但是，我在康区的几年实地考察，发现在大渡河到雅砻江之间，母系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后来我和《中国国家地理》总编单之蔷说，这是一条母系文化带。现在发现道孚到雅江的鲜水河谷中的扎巴，是母系社会，实行走婚。扎巴向北沿牦牛沟到丹巴，虽然没有走婚了，但还保存有很多母系社会的遗风遗俗，如像顶幙衫和抢帕子，就是走婚的前戏。抢帕子就是在月圆之日或者节日期间，青年男女聚会，男子如果有心仪的姑娘，就会去抢她的帕子，抢到以后，如果女的同意，男子就可以把姑娘牵走，如果女的不同意，就会把帕子要回来，这种风俗，丹巴一直到现在都还保存有。在扎巴，这就是走婚的前奏，不过不一定是抢帕子，女方身上的佩饰都可以抢，成功以后，就开始走婚了。丹巴现在为什么没有走婚了呢？因为丹巴是五路总口，乾隆打金川以后，改土为屯，汉文化等其他文化影响多了，原来走婚的风俗就不行了，只保留了走婚的前戏，作为青年相恋的方式。

大渡河到雅砻江之间的母系文化带很长，走婚在多个地方仍然存在。从大小金川下来，从东北向西南，不仅扎巴有，木里有个乡现在仍是走婚的，再下去到泸沽湖也是走婚，所以单之蔷问能不能将这一条线称为“女性文化带”，我说叫做“母系文化带”较好。

现在金川和丹巴都在争夺“东女国”的名号。我考证东女国是以现在的丹巴为中心，是据《新唐书·东女国传》记东女国之境“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东南属雅州，隔罗女蛮、白狼夷”。古字汝、女通用，罗女蛮即罗汝蛮。今石棉、九龙一带的“西番”人，即自称“罗汝”。因为，唐代从雅州到道孚、丹巴的大道是要经过石棉、九龙一带的，所以说“界隔罗女蛮”。另外，《东女国传》记载，东女国“岩险四缭”，和今天丹巴的地形非常契合。所以用历史地理方法，依区位和地形特征，我把丹巴定为东女国中心就有依据了。史载东女国“南北22天程，东西9天程”，以此推算，应该北至金川，南至木里一带都是东女国的地盘，这与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个母系文化带，在地域上基本重合。后来金川县提出金川是东女国故都，并邀请我去支持这一观点，我告诉他们，在丹巴至道孚一带是中心区域，金川也是东女国的区域。

另外，在考察中我还发现一个证据：这一条母系文化带上的神山，都是女神神山，如丹巴墨尔多山是女神山，木里的巴登娜姆是女神山等，这就和母系文化中的女性崇拜结合起来了。这样互证，更证明历史上这里的确是一个母系部落世界。杨超曾给我题字“探幽索微”。从东女国地望的探索中，我觉得在康藏研究中，的确还有许多等待我们去发掘、去发现的东西。

访谈者：您在《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康藏的历史关系》一文，首次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对康巴与卫藏历史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梳理，您能谈谈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吗？

任新建：这篇文章是我有感于有些人常弄不清康巴与西藏的差异，而且我们反驳达赖集团的“大藏区”，也需要举出一些史实来，所以我就想梳理一下康、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关系？我从几个维度来分析：第一，从历史地理看，康和藏在古代就是属于不同的区域。第二，从文化上看，二者是有区别的，康巴文化多元多样，而且具有交融复合的特征。第三，从行政历史上看，二者从来隶属不同。第四，从宗教上看，西藏是一派独尊，康巴是兼收并蓄，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信仰共存。第五，从民族族源上看，康巴处横断山走廊，族源复杂、族群众多。我想说明，康和藏在地理上有关联，在民族认同与宗教上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在行政上绝无关系，在文化、族源上有着很多差异，“大藏区”在政治和历史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在学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在《中国藏学》上发表后，我的朋友韦刚鼓励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及时。但是我自己认为这篇文章，只是简明地、提纲挈领地梳理了脉络，还是比较浅显的，还可以作更深入的探索和论述。

访谈者：我们知道，一直以来，藏学研究主要围绕卫藏展开，康区和安多研究虽不断跟进，但仍不如卫藏。2006年，您和李绍明老师合作撰写了《康巴学简论》，积极主张将康巴学定位为藏学中的分支或二级学科，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积极倡导建立“康巴学”呢？

任新建：康藏研究在四川开展得很早，我父亲、李安宅、张怡荪、谢国安、刘立千等一大批藏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对康巴地区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四川又是康巴藏区的核心区域和康藏研究的发源地。不过，受“大藏区”提法的影响，国际上很多人士对康巴的概念并不清楚，以为康巴是西藏的一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需要解答康巴到底是什么？康巴文化是什么？康区的特殊性在哪儿？对这些问题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都进行一些阐述，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理论的需要。

首先，从地理、文化上看，康巴地区有很多特色区域。我总结了康巴的几个特色：一是在地理上，它位于横断山区，因为横断山区江河支流纵横，将横断山区就像切棋盘一样，切割为许多深谷高岭和一块块不连贯的山原、台地，在一个峡谷中间形成了很多族群，众多族群通过民族走廊迁徙，选择某些谷地居下，在那里生根，因而这一地区保存了很多古代族群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因为这个原因，康巴文化的地域性很强，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小区域。因此，康区是所有藏区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二是在文化上，康巴由于文化多元共存，交往中彼此之间又存在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相互吸纳，因此康巴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很强，复合性也很突出。另外因为康区界于内地与西藏之间，是汉藏文化进行沟通的桥梁地区，使得不同文化都在这个区域汇集，彼此之间必然是相互学习、互相吸收，所以文化的交融性也很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区域是中华民族多元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典型区域。

第二，从经济方面看，康区又是非常贫瘠，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区域，是发展的洼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更应加强对康巴的研究。最近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也专门把我省三州的贫困问题提了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地区长期是发展的洼地，需要加强研究。

第三，在政治意义方面，这个地方是治藏安康的依托，是反分裂斗争的前沿，这个地方的稳定关系着藏区长治久安。加强稳定的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要抓住人心，那么怎么来抓住人心？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比如我们可以研究怎样发扬康区民族团结的历史底蕴，以此来增进老百姓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解决一些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怎样让康区蕴藏的文化资源发挥最大作用，怎样让康区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都是需要重点加强的研究方向。所以我们提出要深化对康区的研究，让研究和现实结合得更紧密。

以前我同李绍明、杜永彬都讨论过康巴学的问题。2004年9月，在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和甘孜州组织的首届“康巴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杜永彬率先将“康巴学”的概念提了出来。但是“康巴学”是什么？它的学科定位、学科特点是什么？“康巴学”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建立“康巴学”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如何建立“康巴学”？这一系列问题都还不清楚。大家认为应该由我们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牵头写篇文章。当时委托我和李绍明来写，李绍明又委托我主笔，我写完以后，李绍明又从民族学的角度加了一段论述，这篇文章作为提出建立“康巴学”的纲领性文章发表出来，后来又有很多学者陆续写了些阐发的文章。

访谈者：您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探幽索微，有不少新的创见，在对策建议、实践运用方面，也有不少开拓性的成果，您能介绍一下这部分成果的相关情况吗？

任新建：从资政方面讲，2002年我和韦刚联合写了一篇研究报告《21世纪治藏方略》（以下简称《方略》），主要内容可以用“兴东固西，扼南阻北，依托两点，建好三线”16个字概括，这个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认可。我写这个报告是希望从战略的、前瞻的角度，从历史到现实的剖析，为藏区的长治久安提供一些方略。在对策建议方面，我还写了《关于发掘利用我省藏区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反分裂生动教材的建议》《关于坚持治藏方略，构建主动治理机制的建议》等多个对策报四川省委省政府，都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和采纳。

我在甘孜调查中发现，虽然藏区有丰富的林木和矿产资源，但生态十分脆弱。以前的大肆开采，并没有为广大藏民脱贫致富带来实际效果，反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生态灾害。显然，依靠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粗放模式不适合藏区，藏区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藏区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即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深藏在民间的纷繁多彩的藏族文化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发掘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才是藏区最优的发展道路。早在1999年四川省邀请世界旅游组织为旅游发展作规划时就提出了把甘孜打造成“康巴文化的旅游目的地”。但康巴文化如何定性？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它的独特性是什么？没有明确的定义。2000年，我受甘孜州委托编制《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巴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我组织邀请了省内相关专家学者，组成一个团队，分三路对甘孜州的康东、康北、康南三大旅游片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写出了四川省第一本也是全国第一本州级文化旅游规划。在《规划》中我专门写了一章，第一次论证和定义了“康巴文化”，对康巴文化的基本内涵、资源特色，以及康巴文化在发展甘孜州旅游产业中的地位等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评价，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康巴“三州一地”的认同。我以为发展文化旅游，把康巴文化转化为文化旅游资源，不仅是解决经济问题，也是为群众加速脱贫，同时也能增进民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和开阔他们的眼界。此后我又主持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甘孜藏族自治州小康建设战略规划》等多个课题研究。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促进四川藏区的发展。

我刚完成的著作《四川藏区史》是省“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这个课题能引起省里重视也有很多特殊原因。我们修了《四川通史》《巴蜀文化通史》，但二者对四川藏区涉及不多。四川藏区在过去有很大部分隶属于西康省，所以我一开始想命名为“西康史”，觉得不大合适；也想过用“康巴史”，那就需要把西藏的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包括进来，而把本省的阿坝州排除出去了，所以最后就叫《四川藏区史》，包括现在的阿坝、甘孜和凉山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以期从学术上填补四川（含西康省）地方史的空白。

访谈者：您的康藏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视野广阔，包含了对康巴历史、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和文化特点、历史地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民族关系等众多方面的研究，您能给我们后学谈谈您在从事康藏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治学心得吗？

任新建：我的学术研究谈不上丰富，也算不上视野广阔，只不过写得杂一些，只算是初窥学术殿堂而已。这几十年间多少有些个人感受和思考，要说心得，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搞藏学研究要多学习，要广收博采，触类旁通。藏学涉及的范围很广，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学科，有很多地方需要互相融通，才能有所发现，因此需要开阔知识面，做“杂家”。我们现在之所以把藏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加以研究，就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民族宗教的特殊性、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比如我们研究康巴地区，它虽也是藏族聚居区，但与其他藏族聚居区在历史发展上、行政区划上有所不同，除了在宗教上较为一致外，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如果单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就较局限，必须综合地理学、人类学，结合四川、云南、青海周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具备氐羌研究、民族走廊研究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深入。藏学研究需要有发散性思维，需要打开学门，学习本专业之外的有关东西，加以贯通，往往会有醍醐灌顶式的启发。

第二个感受是要注意地理因素的影响。地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区域与民族的文化及生存方式。地理环境和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发展繁衍、社会组织结构有非常重大的关系。以色达为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地理环境决定的特殊生产生活方式，色达长期未被纳入行政管辖之中，历史上一直是部落社会，其部落名叫瓦须（又作瓦述、瓦修），由“一顶白篷，四根主拉绳”组成（意为瓦须骨系由四大干支组成），分为本支18部，分支25部，小支32部，以游牧为生。1950年甘孜州解放后，色达仍为“化外之域”，后派工作组去做工作，争取到部落头人来投，1955年才建成县。我去色达考察，发现色达1950年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原来部落所在来划分区、乡、村的，即县域是一个大部落，区是原来一个本支部落地方，乡即是原分支一个部落，村即一小部落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建制，而不对它重新进行划分呢？原来因为草场承载有限，依部落法，各部落划有草场区域，不得越界。一旦界线被打破，就会发生无休止的互斗战争。所以划区乡时不能立即变动。这个例子说明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结构。清末赵尔丰花了那么大精力实行“改土归流”，依然不断遭到土司的武力反抗，中间也有很多地理因素在起作用。

第三个感受是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田野考察和文献的比较、互证。因为民族地区的资料、史料很少，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互相抵牾，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多读、多看、多比较。比如丹巴的房顶上的四个墙角有尖形建筑，外面还敷一层泥巴，呈塔形，丹巴话（嘉绒语）称为“来乌则”。后来我在道孚扎巴地区考察时，发现扎巴的房顶四角与之类似，不过不敷泥，全部用石头叠砌而成，扎巴话称为“来—则”，少了中间一个鼻音“乌”而已，说明嘉绒的碉房与扎巴的碉房，不仅在造型与象征上相同，名称上也一样，二者必有渊源。对照唐书中东女国的记载，二者都在东女国的境域内，从而可知扎巴现仍保存的母系氏族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即东女国文化之遗存。我在写《雪域黄金》一书时，还对藏药中的“佐塔”炼制方法作了一些研究。我查到德格炼“佐塔”和青海炼“佐塔”几个资料，完全一样。青海有个活佛说他研究了40年，把失传了600年的“佐塔”冶炼技术重新找到了。实际上，“佐塔”冶炼技术在德格并未失传，一直在传承。德格的“佐塔”冶炼是很神秘的，“佐塔”原料以水银为主，炼时加“八金八石”为辅，两三个人关着门，秘炼七七四十九天。期间务必不得让妇女接近，不得开炉观看。炼时鼓风煽扇，技术关键在辟毒和掌握火候。我觉得这颇似道教的炼丹，把古代道家的炼丹术资料找来对比，发现二者几乎完全是一回事，可以说“佐塔”的炼制，是深受道家炼丹术的影响，它的炼制方法、方式、使用的材料乃至禁忌等与道家炼丹术都如出一辙，其药的功效也有些类似。只不过，藏药中“佐塔”是呈粉状，是把它和其他药加在一起使用；而道家的金丹则做成丸药，单独服用。藏药中使用的“佐塔”量少，吃了不会中毒；而道家金丹却常要了人的命。再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佐塔”之所以与道家金丹有渊源并不奇怪，因为唐代以来道教就盛行炼丹。早在吐蕃时，道教的许多东西就传入藏区了。既然道家占卜术等被藏族文化吸收了，其炼丹术被藏药吸收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藏文化虽然有自己的独特性，但藏文化与汉文化的确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在互相交流融合。

前面说的这些感受或心得，我想可以归结为几句话：藏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和学科，如果仅运用传统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是远不够的，仅依靠文献也是不够的，要注重实地考察，要善于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才能探幽索微，去伪存真，有所发现，找到其联系与差异。要想运用比较研究，就必须要扩大视野，要广学博纳，要做“杂家”，把藏学研究和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敦煌学、神话学等结合起来，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不断焕发其学术生命力与社会价值。

最后，我认为藏学研究的方向要坚持经世致用，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观点。学问如果不能用于社会，就是空学问。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一定要对社会有所益、有所用。现在藏区最需要解决的是发展和稳定问题，经世致用的研究符合藏区和国家需要、符合人民利益。我觉得在藏学界应该大力提倡。

今天说的这些，不过是个人的一点感受和浅见，难免有错谬和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访谈者：谢谢任老师接受采访，今天的访谈让我们受益匪浅，收获很多。辛苦您了!

任新建主要成果目录

一、著作〔含编著〕[1]

《雪域黄金——西藏黄金的历史与地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康巴历史与文化》，巴蜀书社，2014年。

《四川藏区史》（政治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复兴康定——康定历史文化记忆重构》（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合著），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10年。

《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合著），巴蜀书社，2002年。

《康巴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主撰），甘孜州政府出版，2002年。

《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编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李安宅藏学文论选集》（编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编注），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任乃强藏学文集》（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任乃强先生纪念文集——任乃强与康藏研究》（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

《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主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五册），合著，巴蜀书社，2018年。

二、论文

《四川黄金开采》，《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

《明正土司考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藏学——一门新兴的国际热门学科》，《历史知识》1986年第1期。

《论清代的瞻对问题》，《四川历史研究文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论清末川军入藏和十三世达赖外逃》，《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

《朵甘思考略》，合著，《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文成公主经由何道入藏》，《历史大观园》1989年第5期。

《记法国作家、藏学家大卫·尼尔》，《文史杂志》1989年第6期。

《康藏与中原地区早期交往试探》，合著，《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儒学与藏族文化》，《文史杂志》1990年第5期。

《论清代治藏政策》，《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年。

《张澜1933年出川考察述略》，《天府新论》1992年第4期。

《三苗、三危考辨》，《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

《漫话藏族酒俗》，《文史杂志》1992年第3期。

《康定鱼通新发现怀远将军墓考》，《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

《青稞酒与藏族酒文化》，《首届国际酒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

《近代四川藏区黄金开采》，《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论藏传佛教中破瓦法的心理效应》，《宗教学研究》1993年3—4期。

《八邦寺藏历代印诰考释》，《边政月刊》（台湾）1994年第2期。

《藏族茶文化论析》，《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两岸蒙古学藏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1995年。

《白狼、白兰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2期。

《论康区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藏学研究（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

《我国老一辈藏学家谢国安》，合著，《四川藏学研究》（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

《明蜀僖王陵藏式石刻考释》，《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

《从八邦寺文物看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兴衰》，《西藏研究》1995年第4期。

《汉藏民族走廊中的石文化》，《历史月刊》（台湾），1995年。

《略论汉、唐的铸币与通货膨胀》，《中国历代反通货膨胀思想与策略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藏传佛教与酒》，《西藏民俗》1996年第2期。

《康藏研究社介绍》，《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藏密源流及其特点》，《首届国际藏密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

《藏密东传与贡噶上师》，《藏密功学术研究》，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6年。

《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主寺》，《巴黎国际宗教遗迹圣迹崇拜研讨会论文集》（台湾），1996年。

《藏彝民族走廊的民族历史文化特点》，《海峡两岸民族问题研究》（台湾），1996年。

《藏传佛教与茶》，《西藏民俗》1997年第1期。

《从饮食看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提升民族大省地位落实安康治藏战略》，《行政区划改变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文化冲突：西部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区域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论康藏的历史关系》，《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

《任乃强与〈格萨尔〉》，《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藏学学刊》2005年。

《藏族饮茶历史小考》，《中国西藏》2005年第5期。

《康巴学简论》，合著，《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发现〈格萨尔〉》,合著，《中国西部》2007年C5期。

《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S2期。

《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

《蚕丛、后稷与广都农耕文明》，《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S2期。

《康藏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

《康巴文化与“香格里拉”旅游》，《四川藏学研究》（十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

《任乃强先生对西康建省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0期。

《中国土司史上的一个典范——汶川瓦寺土司》，《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

《清末民初的康藏地区经营》，《第二届康藏文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11年。

《传承巴蜀优秀文化建设西部文化强省——挖掘康巴文化的思想价值》，《光明日报》2012年3月31日。

《茶马古道与茶马古道文化》，《边茶藏马——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藏彝走廊的缩影——九龙 》，《九龙“藏彝走廊”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茶马古道”与松潘》,《松潘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尹昌衡西征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作用》，《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建会30周年精选学术文库》，民族出版社，2014年。

《东女国考辩》，《康巴历史与文化》，巴蜀书社，2014年。

《藏羌彝民族走廊多元经济文化互动融合的缩影——康定》, 《西部五省区社科院“民族走廊：互动融合与发展”学术会议论文集》,2014年。

《“锅庄”词义探析》，合著，《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色达部落史·序》，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

《西线工程可能面对的文化冲突问题研究》，合著，《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论炉霍历史文化特点及在康巴文化中的地位》, 《炉霍霍尔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是稳藏、兴藏的重要基石》，《绿色天府》2016年第4期。

《一本别开生面的〈诗经〉研究著作——周诗新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11月18日。

《从昭觉寺看藏汉文化内在融通性》，《首届圆悟国师暨禅茶一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

《木雅热冈西部“民族走廊”的轴心》，《藏羌彝走廊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

［采访者简介］苏东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洁，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康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成都 610072）

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