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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湘民：关于中国藏学当代政治研究的思考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当代政治研究，即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藏族社会政治领域的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研究对全面认识藏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推动当代国内藏族社会发展稳定乃至维护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冯智：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兼论藏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藏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综合性学科，以国内外对她普遍关注的程度而言，称她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也并不过分。[①]说她古老，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对藏学的研究，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但无论是历史上藏族学者进行的“闻、思、修(thos bsam sgomgsum)，讲、辩、著(vchad rtsod rtsom gsum)”的实践，或是历史上汉族学者进行的地理性考察、见闻性记录、描述性研究，以及官方的史料编著，都赋予了学与研的内涵，千百年来延续了“藏学”的一些基本内容。说她年轻，是因为藏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提出，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进行过“西藏学”的讨论，之后达成共识，很快为“藏学”所代替，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廉湘民：论藏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评估标准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藏学的影响不可小视。近２０年来，随着我国藏学事业的不断发展，藏学研究队伍的迅速扩大，藏学学科日趋规范，藏学学科理论建设变得日益重要。在我国以及国际藏学界，一些有关藏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在藏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评估方面，就包括这些问题：究竟哪些成果属于藏学研究成果的范畴，如何确定藏学研究成果有价值或没有价值，如何确定藏学研究成果价值的大小。
陈庆英：基础资料整理与藏学研究资料整理工作是藏学研究的基础，其实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如此。藏学研究的资料有几个大的组成部分，最早的藏学研究是在汉文史料、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藏汉文资料是第一手的和根本的资料；现在还要加上外文的资料，但外文资料大部分也是建立在藏汉文资料基础上的，是外国人研究这些资料后的成果。只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和藏族地区发生直接的关系后，他们用外文记载的资料才成为研究他们和藏区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代发展，要高度重视外文资料的利用。我们掌握外文资料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了解外文资料，掌握其研究方法，了解研究动态，有些可以做汉藏文资料的互相补充和印证。
郑堆、慧光：创佛教哲学研究新纪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梵文经典研究”综述梵文贝叶经是古印度人民把佛教等古代重要梵文文献刻写在贝多罗叶上的一种独特文献资料。它是研究印度哲学史、佛教思想以及西藏佛教史等学科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多杰才旦：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6年5月20日成立。这是藏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翘首盼望的一件大事。当时人们预测，它的成立，必将推动我国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过去一年多的实践中，人们高兴地看到它已开始发挥这样的作用。现借《中国藏学》创刊的机会，对我国的藏学研究略作回顾与展望，就教于国内外藏学界，以求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李有义：关于开展西藏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藏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优秀民族之一。藏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璀璨的古代文化。它所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国内是少有的，就是在全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对藏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形成一门西藏学或藏学是当之无愧的。
拉巴平措：中国藏学今昔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的藏学界，迄今对藏学的研究范围还未统一。有人认为藏学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人认为是对藏族一般精神文化或狭隘文化的研究，有人则认为是对藏族及其社会和文化现象及特点的研究。我认为，对于藏族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对其文化、社会的研究，对其过去、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对其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研究等，综合起来就称为藏学研究。藏学既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例如藏医药学、藏传佛教密宗气功的研究就是这样。
邓锐龄：藏学建设四题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藏族文化研究论著的发表和典籍的出版，一直大规模地持续不衰。这就使“藏学”在它的故乡成为一门显学。如果拿目前的这种状况同20世纪30年代国人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对藏族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的成果相比较，则那时的成就犹如在学术领域中的几颗明亮而寥落的辰星，而今日这方面的成绩就好像冉冉上升的朝日。作为一名初学者，对于这样光辉灿烂的景象，只有欢喜赞叹，仔细想来，一门学问得以如此的发展，固然经过了三代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政治形势的要求和人民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动力。长期以来主观方面的努力，因适应了客观方面的需要产生的成果，日积月累，已初步形成了一门科学，则此后这门学问势必在其已有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发展。
沙勿·楚屼鉴泽：论藏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门新兴学科的创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确立对象、界定对象范围、内容的层次和建构理论体系。而这一切又取决于建立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可以这样说，一门学科的方法论则，既是该学科借以建构的基石，又是该学科繁荣和发展的内在冲力之所在。所以，把方法论原则定论为学科的生命，我以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那么，这对藏学这门社会科学中既专门又综合的新兴学科来说也同样如此。
林日杖：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学术研究综述的范式转型李安宅研究近年来获得了较大的进展。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汪洪亮《变动时代的人生与学术：人类学家李安宅评传》（人民出版社，即出）是专深、综合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成果，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套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推进李安宅研究的尝试。中国知网汇集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以中国知网有关李安宅的论著为中心，结合其他来源的成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李安宅研究的现状并对其进行评估。在李安宅研究逐渐兴起的情况下，适时进行总结、回顾、评估，是将李安宅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的一项基础工作。[1]
拉巴平措、郑堆：传承文化落地生根，服务社会深学笃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30周年1986年5月20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国家根据涉藏工作的特殊任务和藏族文化的实际状况成立起来的学术机构，是以我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学术机构，以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为研究对象，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为己任，职责是“两个服务”，即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藏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入推进党和国家涉藏工作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藏学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势力，承担起了更加重大的责任。
陈虹：藏学研究的历史使命藏学是以藏族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同时兼及自然科学部分领域的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的学科。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概述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长期历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伟大而神奇的人类群体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古老悠久而又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其中藏族人民所创造的藏族历史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如今备受世人瞩目的历史悠久的藏族文明就是藏族人民数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吴均：实地考察与藏学研究研究藏学离不开实地考察。如果你是研究藏学的，说到佛教、教派、地缘政治，光凭空口说是不行的，所以说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研究藏学经常是我抄你的，你抄我的，互相抄袭，想实地考察也没有资金、没有机会。当然现在情况好了，比如最近《青海电视报》上刊登的长江、澜沧江江源考察，由于考察人员实地到了那里，效果就非常好。但也有遗憾之处，他们在当地停留的时间较短，对当地地下的文物、资源谈得较少。
杜永彬：中国藏学研究对西藏发展的独特贡献中国藏学兼具学术文化功能和社会政治功能，中国藏学工作者承担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服务，以及弘扬藏族文化、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的使命。
阴海燕：中国现代藏学的确立与发展——写在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现代藏学的确立与发展——写在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
宗喀巴宗喀巴（1357～1419），本名罗桑扎巴，生于今青海湟中县，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著名佛学大师。先后在青海和西藏学法，逐渐自成一家。主张僧人严守戒律，提倡修行循序渐进，先显宗后密宗，先闻思后修习。1409年在拉萨创建格鲁派，其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等名著对格鲁派和其他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御制《喇嘛说》碑乾隆皇帝的御制《喇嘛说》碑位于北京雍和宫，由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组成，刻于1792年。碑文在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的同时，重点阐述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及其弊端，并提出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的革新办法。实践证明，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清以来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藏传佛教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雍正皇帝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此为雍正皇帝颁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内容基本与顺治皇帝颁赐给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印相同。与五世达赖喇嘛金印相比，汉文有一字之差，藏文差异较大，最大差异是新增了蒙古文。在保存至今的清中央政府颁赐给历世达赖喇嘛的印信中，这是最重要的印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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