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兰：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的整理者和研究者

吴元丰老师（二排左二）、郭美兰老师（二排左三）

一、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者、译编者

郭美兰就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前身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已30余年,她的本职工作是从事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工作。参加整理过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内阁满文题本、内务府满文档案等，参加或主持过《满文老档》等满文档案的编译，《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等汉文档案史料的编辑。自1986年8月始，至2010年10月，共出版了她或合译、合编，或独自翻译主编的满、汉文档案集23种，计122册。在其参加或主持译编的满文档案集中，又以西藏和藏族，新疆和卫拉特蒙古的满文档案译编为工作重点，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果中涉西藏和藏族历史的档案汇集有：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汇编》7册,合译；

《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1册，独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西藏与藏族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1册，合译；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独译；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1册，独译；

《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1册，合编；

《清末十三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合编；

研究者深知，上述这些档案汇集的利用对于西藏地区和藏民族研究的深化所具有的价值。成果中涉新疆和卫拉特蒙古历史的档案汇集则有：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3册，合译；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2册,独译。

上述两种大型满文档案汉译后的汇集对于研究清代卫拉特蒙古历史和蒙藏关系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在此做些简介。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所收藏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满文《夷使档》，现存《夷使档》共十八册，其中有四册因内容重复剔除外，本汇集收辑的档案共十四册、608件，所有档案逐件撰拟汉文标题,编制目录，均为首次影印翻译出版。

《夷使档》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是专门记载清政府与准噶尔部交往历史的原始档案，反映准噶尔部17次遣使赴京师朝觐、纳贡、和议、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等一系列活动。治卫拉特蒙古史者深知，“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是清政府与噶尔丹策零大战额尔德尼召之后，举歼达瓦齐前与准噶尔和平交往时期，目前对这二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因资料有限，尚较模糊，论著对此段历史涉猎不多。满文《夷使档》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所记录的清政府与准噶尔贸易来往及和平交往等方面的内容，映现出清政府针对准噶尔部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准噶尔部对清王朝在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依赖关系。”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第一编清代前期新疆的社会经济，论及准噶尔汗国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结构，如能系统利用本汇集的满文档案，一定会更充实、出彩。《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所收辑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现存《熬茶档》共七册,其中三册因内容重复剔除外，本汇集收辑的档案共4册，正附件共232件，所有档案逐件撰拟汉文标题，编制目录，均为首次影印翻译出版。原件如有残缺，译者根据上下文意补充完整，并加标括号，可见译者的学术动力和严谨学风。

熬茶，是指在藏传佛教寺庙发放布施。清代熬茶，通常由熬茶者向众喇嘛发放银两等，众喇嘛则为之唪经祈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汇抄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十三年(1748)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往来文书而成的专档。这一期间,准噶尔部三次派使熬茶，第一次是乾隆五年至乾隆六年(1741),第二次是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九年(1744),第三次是乾隆十二年(1747)到乾隆十三年(1748〉。准噶尔熬茶使在三次熬茶过程中，第一次是至西宁半道返回，只有后两次深入西藏腹地，完成了所担负的熬茶使命。《熬茶档》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是，三次获准熬茶的始末；

二是，拓展边卡,加强防务；

三是，委派官员,分工负责；

四是，筹措牲畜，接济粮草；

五是，招商贸易,伴送熬茶；

六是，结放经费，嘉奖抚恤。

《熬茶档》因藏置深阁，加之能使满文档案原件的研究者鲜，以往尚未被学界利用，因此，开发利用《熬茶档》,我们几乎可以拿档案内容还原在清廷视角中折射的历史原貌，无疑对推进准噶尔蒙古及西北、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实大有帮助。

二、清代满文档案的研究者

如郭美兰自述，“档案馆不同于专门的研究机构，档案馆有特定的日常工作，研究只能作为档案工作者的一种业余爱好”。让人们惊喜和钦佩的是作者这种“业余爱好”自1985年以来持续了近30年，为学界和读者奉献了近50篇论文和学术评述。

综观作者的研究工作，大体可归纳为如下特色：

一是，从内容看,主要围绕档案、边疆、民族及社会热点问题，而尤以卫拉特蒙古和新疆、北疆地区历史，西藏和藏族历史为主,也兼及清代宫廷史；

二是，从形式看，可分为史地探微、档案评述、随笔谈谈；

三是，从所利用史料看，大多以学界鲜有利用的满文档案为主，又兼及相关汉文档案和诸多文献。

上述特色读者从收人《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一书43篇论文中可细味体察。这里我只想从两篇研究评述卫拉特蒙古档案和历史的论文:《清宫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和《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谈点读后感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即涉足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而土尔扈特历史是我研究重点。研究之始，我们即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满文档案，并邀集北京和新疆的满文专家着手整理和汉译有关卫拉特蒙古满文档案，其中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文档案资料，是研究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我们从已汉译的409件满文土尔扈特档和70件满文月折档中选出145件，按时间先后为序，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986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我参与了对已汉译的满文档案的选编、拟题、编注和通稿工作，并与汪玉明先生合撰了《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述略》以代序言。正是由于参加了上述学术工作，使我有机会细读了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邦前后的满文档案，记述之祥尽，大大补充了有关汉文档案记载的缺失。由此，我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撰写了《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安置》、《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再论渥巴锡》，《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以及《罗卜藏扎尔桑史事述叙》诸文。由于史实详实，为深人分析土尔扈特蒙古东归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有了可能，上述研究成果也收人我与马汝珩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和我与成崇德共同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两书之中。但是作为细读过已译成汉文有关土尔扈特满文档案的研究者，深知土尔扈特满文档案中还蕴藏着更多尚不为今人所知的史实和历史细节，对已出版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也有待大大补实内容。故读了作者所撰两篇论文，深感亲切。《清宫珍藏土尔扈特档案及其重要价值》一文中指出：“现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有关土尔扈特历史档案约有3800余件，绝大部分以满文书写，其时间起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止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述档案的史料价值，作者用如下三句话做了概括：“回归前的档案弥足珍贵”，“回归安置档案全面系统”，“回归后的档案数量颇巨”。同时，作者还坦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书的三点不足:“一是，辑录的档案数量少，仅为145件，与3800件的总量比较，触动的只是冰山的一角；二是，时间段短，仅收录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的档案;三是，收录档案种类单调，同一时期的起居注、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均未收录”。所言极是，可谓切中要害。当然，这里不足的出现，并非我们之所愿，而是当时条件所限而不可为也，因此如作者所言：“要想深人研究土尔扈特历史，当务之急应加强档案的开发利用”。值得庆幸的是，当前有关土尔扈特满文档案的整理、汉译也有长足前进，而此项工作的实践者正是郭美兰和她的夫君吴元丰先生！

郭美兰不仅辛勤劳作埋首土尔扈特满文档案的译编，还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即是一篇值得重视的力作。这篇文章对安置渥巴锡部众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起因、经过及其意义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而这一内容正是我当年论及同一论题时因资料不足而一笔带过之处。

关于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郭美兰还根据她长期的学术积累，撰写了多篇知识普及性文章，诸如:《迎着太阳回归的部族》、《土尔扈特回归记》、《东归英雄后人的述说》等。另外，我有幸与郭美兰一起参与承德避暑山庄策划的“土尔扈特东归展”的学术策划工作，以及作为访谈专家参与大型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土尔扈特回归”一集的制作。

三、学术生涯于人们的启迪

郭美兰学术生涯正值壮年，加之又有三十余年档案史料的积累，学术前程无可限量。综观其三十余年研究实践的经验，于有志于研究者的启迪，试做分析。

—曰勤奋。

郭美兰任职于国家机关，不同于工作于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自由支配时间相对充裕,对一位天天上班，又为人妻为人母的女同胞，在三十余年时间里或参与或主持完成23种122册档案文献的汉译和编选，又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45篇论文(其中4篇尚未发表）,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量！勤奋出成绩，此为启迪之一。

二曰实事求是。

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是指研究切人点的选择要符合自己实际，方法上要符合学术规律。所谓研究切入点的选择要符合自己实际，是指郭美兰熟练掌握满语文，又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得便捷充分利用满文档案天时地利之便，她又抓住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西北边疆具有不同于他人的感性认识之利，所以将研究的切人点选择在充分利用未曾为研究者利用过的满文档案，研究新疆、西北和北部边疆，以及西藏和藏族历史。

所谓方法上要符合学术规律，是指无论在档案整理上还是研究展开上，既然都是一项学术工作，那就严格遵循学术规律办事。如郭美兰自己总结的她在从事档案整理编译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轨迹，即：参加初译或审校;独立完成选材、翻译、定稿；主持编译项目，负责选题、选材、翮译、定稿、排版。而她的研究选题的选择大都也是在掌握了档案内部的规律，了解档案反映的内容后，厚积薄发，才撰文加以介绍和评议。如《清宫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就是在査阅诸多满汉文档案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五世达赖喇嘛人觐述论》等篇论文，均获益于编译有关西藏及藏族之档案。还有是在学术考察中注重当地古迹，以及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后在档案中寻找相关的原始记录，尤其是发挥自己通晓满文的特长，在满文档案中发现线索,着力解决历史之谜，诸如《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等。实事求是出成绩，此为启迪之二。

总之，勤奋与实事求是应是一切成功人士所以能成功的两大法宝，郭美兰以她自身的学术实践证明了这一补素的真理，并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活例。

我虽虚长美兰女士二十来岁，但同在边疆历史研究这块沃土上耕耘了几十年，彼此不仅相识，而是相知的。故在本文结束之时，还想提寄望两端： 

其一，希望能译编更多的专题满文档案汇集。满文档案是边疆史、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真正能熟练利用满文档案的中国学者毕竟还是少数。因此，这是一项有利深化边疆史、清史研究的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作。

其二，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力作闻世。如前所述，正处研究者壮年的美兰女士，在研究既要发挥依托满汉文档案一事一释，一事一论，以小见大的特色;也应有宏篇大论的研究构思,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来源：马大正，《西部蒙古论坛》201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