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王沂暖:藏学泰斗 学人楷模

发布时间:2021-11-07 16:20:00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张广裕 | 责任编辑:曹川川

王沂暖(1907—1998),汉族,字春沐,笔名春冰,原名王克仁,1907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石头嘴子村。长期从事藏文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代著名翻译家、藏学家、格萨尔学家。1931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九•一八”事变后任教于设在北京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1938年赴成都,入西陲文化院任编辑,开始学习藏文并参加《藏汉大辞典》的初编工作。1942年到重庆北碚任汉藏教理院讲师。1950年9月受兰州大学之聘,任该校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西北民族学院任副教授,1979年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佛教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第一届理事等职。1998年在兰州逝世,享年91岁。

藏学泰斗 学人楷模

——王沂暖教授学术事迹

文 /张广裕

费孝通教授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谈及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时说: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王沂暖先生,虽然比潘光旦先生小几岁,但也算是那一代的很多人之一,而且王沂暖先生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自述》中说:“在一师读书的时候,深受国文老师李一真先生的影响。李一真崇奉孔子,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刘宗周,号蕺山,学宗慎独,明儒学案中载有他的蕺山学案。受老师的影响,我常读蕺山学案,也尊崇慎独学说。慎独之说,出于《中庸》。莫现乎危,莫显采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愧于屋漏,内省不疚,这便是慎独之实质。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将'必慎其独,行己有耻'定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为我做人要做个正人君子打下了基础。”正是这种做人的态度,使他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了一种应有的高度。

流亡西南,结缘藏学

王沂暖先生,1907年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之初,在家乡一所中学教书。1936年,由于日寇的入侵,他随工作的学校由北南迁,从华北到武汉等地,最后到达四川,在成都的西陲文化院谋得一份工作,“烽火辽东惊梦断,漂流冀北江南,而今草草又西川”就是他当时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的写照。

西陲文化院是北京大学老师私立的一个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术机构,主要工作是汉、藏经文对照,摘录词条,编纂汉藏辞典和藏文文献翻译以及康藏历史文化与社会研究。西陲文化院有很多藏文文献,为了能够读懂这些文献,从事有关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方面的学术研究,王沂暖先生开始自学藏文。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学会了藏语,并能够阅读和翻译藏文文献。为了收集资料,1940年他和同仁一起到西康的康松扎寺调研,每天只吃酥油糌粑,由于营养失衡,半年后他们的皮肤都变得灰白,用他在《自述》中的话说"真是面无人色了”。后来,西陲文化院由于经费问题,无法继续。他又在重庆汉藏教理院谋得一份讲师的工作。由于汉藏教理院只管吃饭,不发薪水,一家人的生活难以维持,他只好离职,直至靠朋友帮助在农行找了份工作,生活才安定下来。得这份工作之前,他的生活不时地陷入困顿之中:“钱币贬值,百物飞涨,我每月收入只100元,五口之家实难维持。”“有时吃不上饭,便买包谷两穗充饥。”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沂暖、张怡荪先生等一起编写了《汉藏大辞典》,在这本辞典的编写过程中,王沂暖先生由于既懂藏语,又深谙佛学和藏文化,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本辞书,经过汉、藏学人的共同努力,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引起了藏学界的轰动。这本辞书在藏语辞典中至今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编纂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还是内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以及释义的准确性和详尽方面,其他相关辞书,如达斯主编的《藏英词典》、耶克斯主编的《藏英词典》都无法相比。在流亡西南期间,也结识了任乃强等一批著名藏学家,开阔了视野,为他后来的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孜孜以求,成绩斐然

索飒在《语言的情感价值与译者的角色》一文中说:“一个现代的翻译一般来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技术性翻译背后,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实际上,很多职业翻译也都在从事文化介绍工作。”王沂暖先生就是一个重要的藏文化介绍者,正如他在《自述》中总结的那样,自己从事藏汉文的翻译工作,出书也不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整理和翻译《格萨尔王传》,到1998年去世,他共翻译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门岭大战》《降伏妖魔》《安定三界》和《赛马七宝》等20多部著作,20万余诗行,400多万字,是全国至今翻译《格萨尔王传》最多的藏学家。除了翻译著名藏族英雄诗史《格萨尔王传》外,他还翻译了《印度佛教史》《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的一生》和《西藏王臣记》等藏学文化典籍,以及六世达赖的《仓央嘉措情歌》 《西藏短诗集》《玉树藏族民歌选》和藏族寓言故事集《猴鸟的故事》等文学著作和《朗萨姑娘》《智美更登》《卓娃桑姆》和 《顿月顿珠》等藏族戏剧文稿。为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等文学作品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汉语文献资料。

王沂暖先生翻译《格萨尔》等作品的准则和艺术水平,何天慧曾在《忠实、通顺、艺术——学习王沂暖教授翻译格萨尔的经验》中有过专门论述。他的翻译准则就是以直译为基本方法,兼顾意译,将直译和意译辩证地统一于《格萨尔》翻译中。把 《格萨尔》翻译成“科学本”是他的翻译标准和要求,不随意改变和增减内容,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题材。但是由于藏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语言词汇和文法结构与汉语言的传统差别很大,翻译中也充分注重汉语表达和汉文诗歌的特点。忠实、通顺和艺术可以说是王沂暖先生翻译的《格萨尔》和其他藏学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特征。其得益于他对中国汉语言文学和诗词精湛细腻的表达能力,藏族历史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深刻了解,藏语文的深厚功底,以及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近年来,有学人对王沂暖先生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润色和重译,藏族作家才旺瑙乳对这些重译和润色的《仓央嘉措情歌》提出了是误读还是亵渎的问题,足见王沂暖先生的译作学力之深厚,表达之准确。

王沂暖教授除了翻译之外,还对格萨尔和其他藏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蒙文〈格萨尔王传〉的翻译与藏文原本》《关于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部数与行数》 《格萨尔与岭》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深受业内专家称道。

他用语言学知识和丰富的藏、汉文历史资料,还原了格萨尔的原型。以《宋史》中的"欺南陵温篯逋”为切入点,旁征博引,提出了格萨尔原型就是唃厮啰的观点。在他之前,我国著名的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啰与格萨尔的经历相同。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白歌乐和蒙古国的达木丁苏,白歌乐提出"唃厮啰是格萨尔的字译的变音”。而王沂暖提出"格萨尔是唃厮啰的字译的变音”就更合情合理一些。提出了"陵,就是岭国格萨尔的岭的同音字,即格萨尔的领地;篯逋就是赞普”。解释了《宋史吐蕃传》中的关于唃厮啰的描述"唃厮啰者,绪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篯逋”,这也与《安置三界》中称格萨尔王为“陵温本波”吻合上。岭是格萨尔所属的国家,在什么地方,一直以来,人们对格萨尔中"岭”的问题比较困惑。唃厮啰政权建立在安多地区,而安多地区对gling(岭)的发音是"lang”,看似没什么关系。但王沂暖用语言学的资料证实了唃厮啰时期"gling”这个发音的存在。证据是青海首府西宁,是藏语“zi ling”的汉语音译;土族格萨尔是从藏语格萨尔译制过去的,土族格萨尔中也读"ling”;成书十世纪初的《开蒙要训》中有汉藏对音“陵”注音为"lieng”。在唃厮啰时代以后,安多地区才把gling字读成lang,发生了音变。王沂暖首先提出了《格萨尔王传》可以划分为分章本和分部本的划分办法。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的一生按照章回体写在一本书里,文体也可能受汉语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影响,和藏文书籍旧例不同,把分章和小标题放在前面而不是后面。分部本是把每一章或者一个故事情节扩展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分部,如把格萨尔的婚恋扩展成《迎娶珠姆》或《赛马》。理清了藏文《格萨尔王传》与蒙文《格斯尔王传》的关系。认为部分蒙文《格斯尔王传》是从藏文《格萨尔王传》翻译过去的,另一部分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作而成的。原因是木丁苏伦介绍的蒙文《格斯尔王》的版本中,两卷本的《领格斯尔》中有很多夹注,并附有藏文原文。

他认为《诗镜论》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由于贵族僧侣追捧,影响藏族文学创作达六七百年。特别注重修辞华丽、形式唯美的"宁阿”体和朴素自然、通俗易懂的民间诗风,形成显明的对照。从文学理论到实践创作,《诗镜论》对藏族文学的影响都不能忽视。同时,他根据藏语"宁阿”的释意,提出《诗镜论》应该译为《修辞论文镜》,或简译作《文镜论》,似乎较为合适些。藏语"宁俄”一词,是“美妙文雅的言辞”的意思,同时"宁阿”这一命名,包括有诗、文和诗文合体三种文体在内,不仅仅指诗歌一种文体而言。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时期一位杰出的藏王,他积极推动汉、藏关系的发展,由于他卓越的历史贡献,后人对他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他的平生仍然有很多争议。一直以来,关于他的享年、生年和卒年就有多种说法。王沂暖根据《红史》《智者喜筵史》《蒙古源流》《善逝教法史》《唐会要》《西藏王统妃》 《白史》、敦煌藏史残卷《吐蕃历史文书》《唐书吐蕃传》等汉、藏和蒙文历史典籍,用丰富而翔实的历史史料,研究出了较为确切的结论,即松赞干布享年58岁,生于癸丑年(公元593),卒于庚戌年(公元650)。

王沂暖对西藏宗教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教派、输入情况、佛学思想、密宗无上瑜伽部、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以及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研究,虽然专门的论著没有像对《格萨尔王传》的研究那么多,但是,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其他研究者也很有启迪。他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理清了各教派的关系和演进理路,认为佛教从释迦牟尼创立以来,逐步发展为小乘与大乘佛教,小乘分为十八派,大乘分为“空”、“有”两宗,后又分为“显”、“密”两宗,密宗逐步发展,内部又分为无上瑜伽、瑜伽、行和事四部。藏传佛教属于密宗,是和小乘、大乘、显宗糅合在一起的,但核心是密宗,为了和日本的密宗(东密)区分,把藏传佛教称之为“西密”。在论及佛教“苦”、“集“、“灭”,“道”四谛说时,他说释迦牟尼用八圣道、三十七道品用来消灭世界的苦,认为"世界是乐的”。他认为藏传佛教的“缘起说”是有道理的,“我们一个人也是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条件才能成”。但他对“缘生无性” (缘生的东西没有自性)持否定态度“我们说缘生有性,我们人有自己的个性,我是独立的”。

1992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暖教授主编的《藏汉佛学词典》,这本词典共收录词条二万多,部分是从其他相关辞书中选择的,部分是藏传佛教典籍中选择的。对人们了解和研究藏传佛教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本《藏汉佛学词典》也获得了省部级嘉奖。王沂暖教授在编纂藏学辞书的同时,也积极地思考和探索更合理更科学的编纂方法,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藏文字典的编排顺序,对传统藏文字典编排有了很大的改进。其基本方法就是:变两轮为一轮,只分为一层字、二层字和三层字。查阅时只记住分的是一层字、二层字、三层字。找哪一层字就马上翻到哪一层去找,没有前加字的在前边,有前加字的在后边。容易掌握,翻查方便。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藏族文学史略》是王沂暖教授在教学过程中一边教一边写出来的。《史略》原作分十章,约二十多万字,成书于"文革”以前。“文革”结束后,与唐景福教授合作,对原稿作了大量的补充和整理,编订成一本藏族文学史教学方面的优秀教材。这本《藏族文学史略》涵盖了藏族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在古代,藏、汉文化交流比较频繁,藏族文学艺术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所以书中对汉族文学也有所涉猎。佛教是藏民族的主要信仰,几乎影响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藏族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翻译和吸收了大量的印度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通过本土化以后,融入了藏族文学,成为藏族文学的一部分。写出这样一本文学书,除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外,还需要渊博的藏学知识。

这本《藏族文学史略》有“略”的含义,但有一条主线是“史”。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观点对藏族古代文学作品从思想和艺术的角度做了大量评论,是"略”、“史”和''论”的结合。《史略》对藏族历史上的主要文学作品都作了介绍,并按古代、中世和近代的时间顺序,把不同形式、不同文体和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加以排列和归纳,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深得同行和学生们的认可。他非常推崇贡噶坚赞的散文,认为他的散文通俗易懂,别有风致,近于之前的博杂瓦和仲敦巴,和之后的宗喀巴和索南坚赞。他的诗风早期虽然受《诗镜论》宁阿体的影响,但还继承了过去质朴通俗的文风。如他的"致西藏僧俗人等书",此文虽质朴无华,但却富有感召力和说服力,对祖国统一西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论及《米拉日巴传》的时候,他说这本书是宣传佛教的,但是米拉日巴对一些僧人披着僧衣做一些沽名钓誉,剥削人民,大肆敛财,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他是宗教上的改良主义者,反对权贵阶层欺凌低层人民。从艺术上来讲这本书语言通俗,错落有致,脉络清晰,善于用民间谚语和俗语来阐述事理。对人物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是藏族传记文学的典范。《诗镜论》从印度传入西藏后,被多吉绛粲译成藏文,书中的文学理论和诗歌修辞技巧对当时西藏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层贵族和僧侣对此追捧成风。辞藻华丽的“宁阿”体格律诗,就成为僧侣和贵族最喜欢用的一种文体。但王沂暖在《史略》中说:这些诗总的来说文学价值不高,有些形式几乎成文字游戏。

王沂暖先生博学多才,精通藏、汉双语,又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对佛学、藏族文化与历史、诗词都有很深的造诣。早年在兰州大学讲授过藏文文法、藏文翻译、佛教概论三门课程,这些课程都没有现成教材,先生边教边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非常欢迎。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西北民族学院藏语系任教,先后讲授过《藏族文学史》《藏语语法》《古藏文》《翻译概论》等课程。同时他编写了《藏族文学史略》《藏语语法》《翻译概论》 《佛学概论》《藏族历史讲授提纲》《翻译论文集》《藏族历史、文学概况》等教材和辅助教材。

“文革”以后,格萨尔研究被平反,西北民族学院成立了格萨尔研究室,王沂暖教授主持工作,他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格萨尔翻译与研究者,这些年轻学者现已成为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中坚力量。

教授不善辞令,育人中没有说教,身体力行,在工作和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大家风范和高尚品质给学生以师范和榜样。车得驷曾在一篇纪念老师王沂暖教授的文章中用“健康的人生、简朴的生活”来形容他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说他不沾烟酒,生活简单,心态平和,精神饱满,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格萨尔翻译、藏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中。注重体育锻炼,85岁以前一直登皋兰山。

以诗明志,爱国忧民

王沂暖先生出版诗词集《王沂暖诗词选》《王沂暖诗词选二集》两本,收入了由1929—1990年创作的1170多首诗词。对他的诗词,学界评论很高,“尊作自具独特风格,不随人俯仰,在诗坛新旧风格嬗变中,属于突破藩篱者。”“大作是史诗是诗史,思想之深沉若杜甫,文笔之酣畅近陆游,堪与少陵之史诗、放翁之剑南诗抄媲美。”他自已觉得:"出语比较贴切自然,颇少缛饰造作,遇事有感,因情起兴,如是而已。于诗我酷爱工部,兼及放翁;于词我最喜坡仙,兼及稼轩、后主。于意境,对前贤'不隔'之谈,’气韵生动'、’羚羊挂角'之论颇为心折。于诗人修养,认为作为诗人,应是有品德、有思想的人,应是热爱祖国的人,千万不能随入文人无行的泥坑,“诗必穷而后工”。他的诗是经过山河破碎、民族垂危、流浪天涯海角、失家、生活极度困厄——是经过了严峻的考验而产生的。他早期的诗词更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后,在流亡入关的途中写道“蛇豕西来凌上国,望南云,午夜离乡邑,愁重叠,恨堆积”。十年乱离,当可以归乡时,父母已经过世。“燕台犹记送东还,短发萧萧两鬓斑,世乱更堪生死别,西风吹泪过榆关。”在漂泊与动荡中,先生还遭受了丧妻与丧子之痛,“一缕芳魂呼不起,儿啼声杂女啼声',“东望招魂处,群山一片青”,“伤心怕见群儿戏,兄弟同行差一肩”。

结语

王沂暖是我国著名藏学家、格萨尔研究专家、民族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兰州大学和西北民学院工作,投身于藏语文教学、格萨尔翻译和藏学研究,直至1998年病逝。虽然他成果累累,但从不骄傲;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藏族文化教育事业。由于王沂暖先生在格萨尔翻译及藏学研究等领域内杰出的贡献,被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多次授予嘉奖,事迹被写入《中国名人大辞典》等辞书。

本文选自《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作者张广裕,1968年生,男,藏族,甘肃天祝县人,四川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学、民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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