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龙：新时代清史研究应构建本土化叙事

新时代清史研究承载着诠释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这一立场需通过本土化叙事，厘清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轨迹。

一是把握历史话语权。清朝通过平定割据、抵御外侵、整合边疆等历史实践完成统一格局，维护了领土主权，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更以“中外一体”的政治话语重构了疆域格局。从清前期维护主权的中俄边界条约到晚期应对殖民侵略的外交抗争，清朝在国家建构中展现的主权意识，客观上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国际法权观念。同时，当西方理论强套“民族国家”概念，忽视中华文明国家建构的内在理路时，新时代清史研究需坚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本立场，揭露一切割裂中国历史、解构国家主权的错误论调。

二是重估清代历史得失。对边疆治理，既要看军事整合的强制手段，也要关注“因俗而治”的灵活举措；对经济政策，既要批判其保守性，也应承认“自主限关”下的广州贸易活力；对满汉关系，既要直面文化冲突的代价，也要重视民族融合的进程；对文化政策，既要辨析文化政策的得失，也要重估文化整理的意义。

三是汲取治国历史经验。经济改革时的财政调适，政治建设时的制度创新，应对危机时的策略选择，都折射出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复杂图景。更具意义的是，关系当前民族、边疆治理等重大命题，均可从清代治理实践中找到借鉴。如金瓶掣签制度的宗教规范，至今仍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法理依据；《蒙古律例》等的治理规范，亦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历史参照；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派驻藏大臣等，是清朝中央直接管辖边疆的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智慧，深刻体现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并为当代中国处理民族、边疆、主权等核心议题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

清朝所处的时代，正值全球秩序剧变重构的历史节点，面临着“抗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从《尼布楚条约》的“中国”主权宣示，到《皇舆全览图》的疆域意识；从《南京条约》的“被动”条约外交，到轮船招商局的贸易尝试；从总理衙门开启的近代外交机制，到总税务司构建的海关管理体系……清朝始终在古今中西的纠葛中进行着文明调适，扮演着能动角色。这种历史特质要求研究者既要承认“中西碰撞”是近代转型的关键线索，又要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探寻清朝与周边国家共生互动的复杂关联。

一方面，海外清史研究有方法论启示。早期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通过圣谕等向欧洲传递清朝治理智慧，伏尔泰据此盛赞中国为最接近“和平和富裕”的国家；德国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亦暗含陷阱。以“新清史”为例，其方法论偏差在于：过度突出满文史料而割裂与汉文文本的整体关联；滥用“族群”、“帝国”理论套嵌清代历史；标榜“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而否定满汉文化的双向融合；将清朝视为“征服王朝”或“内亚帝国”而割裂其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新时代清史研究须以全面的史料、相宜的理论和整体的视野为标尺，构建契合清代历史实际的叙事框架，并以对话姿态引领国际学术潮流。传教士描述北京“兴盛繁荣”的第一感觉是对“停滞论”的有力反证；“洋船出入”的记载便可还原东南沿海的开放实践，回应“封闭论”。这种研究路径既承续朴学考据的优良传统，又融入全球叙事的宏阔视野。清史研究应超越国家边界，以历史真实消解认知偏见，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对抗，构建新时代中国清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展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题《清史研究的本土叙事与现实维度》，摘自《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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