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布旺丹：以诗证史 史诗互证——格萨尔狮龙宫殿地理、历史与文化密码的解读与阐释

摘要：作为和格萨尔史诗主人公渊源深厚的重要建筑，绒戈狮龙宫殿蕴含着格萨尔文化独有的历史记忆与基本文化信息，藏于其中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密码，为我们破译史诗中诸多湮没不彰的特定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提供了独特路径，也为我们进一步破解一系列学术悬案——包括史诗主人公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身份、身世与大致生活年代，生前业绩以及其后世历史，岭部落的中心地理位置与迁徙图谱，提供了有力佐证。历经近千年的风云沧桑，它早已超越了一般建筑的意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扮演了独特角色，曾为维护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巩固边疆稳定，对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外文明的对话互鉴，以及现当代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格萨尔；狮龙宫殿；地理图谱；历史演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在以往对格萨尔文化的研究中，涉及建筑内容的主题相对较为匮乏。但在《格萨尔》史诗中任何时候均无法绕开的一个命题便是格萨尔王的“狮龙宫殿”。“狮龙宫殿”是《格萨尔》史诗中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作为与史诗主人公密切相关的重要建筑体，它和史诗的其他媒介，包括书面和图像文本一样，传达着格萨尔文化特定的历史记忆和基本的文化信息，甚至蕴含着格萨尔艺人及其说唱文本等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历史文化密码，对当下史诗的活态传承赋予了无穷的生命活力。在格萨尔研究领域，狮龙宫殿主人格萨尔的身世问题一直被视为学术“悬案”。以往“在《格萨尔》史诗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是关于文学虚构或文学建构的观点，另一种是关于历史学（缘起于真实历史）的观点，两种观点各执一端”  。这一学术悬案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狮龙宫殿作为一个历史遗迹的讨论是否有效。根据研究发现，“关于文学虚构的观点在世界史诗或古典主义诗学史上，没有同类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其合理性。相反，作为宏大的叙事，任何史诗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和纯主观臆造的，必定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或文化基础”  。另外，对这一学术命题，在以往藏族史书中做了大量的肯定性阐述，学界也对此有过正面的回应和论述，认为格萨尔生活在北宋时期，根据藏文史书记载，他生于1038年，卒于1119年。在经过专家学者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四川省委宣传部也于2019年将格萨尔列为四川省第二批历史名人。笔者亦曾撰写《原初意义上的〈格萨尔〉历史叙事》一文，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此不赘述。鉴于此，格萨尔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学术上已经被基本证实，成为公论。狮龙宫殿的现存遗址又反过来印证了这一学术结论的正确性。换句话说，面对学术界对史诗主人公身世问题产生虚实两种对立观点的情形，狮龙宫殿的遗存为史诗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型”的学术观点进一步提供了支撑和背书。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史诗主人公最直接的历史佐证。因此，对于狮龙宫殿这一特殊文化符号的深入理解和认识，以及对其地理、历史与文化密码的解析，对于解开格萨尔研究领域的这一学术悬案，阐释史诗主人公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身份、身世与大致生活年代，生前业绩以及其后世历史，岭部落的中心地理位置及其迁徙图谱，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狮龙宫殿在后来数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几经变迁，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通过对其进行全面整体的了解，可以进一步领略过往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迹曾为维护中央与地方关系、巩固边疆稳定，对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外文明的对话互鉴，以及对现当代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一、狮龙宫殿的历史地理图谱

“狮龙宫殿”，亦译作“狮虎龙宫”，藏语称“森周达泽”（སེང་འབྲུག་སྟག་རྩེ།），可释为“狮龙虎盘踞之顶”。史诗中把它作为格萨尔王的宫殿，从格萨尔登上岭国王位，到岭国重大的议事活动，再到后来每次出征凯旋后的庆祝活动，均在该宫殿举行，它是岭国的地理坐标和重要的都城中心。尽管其地位之显赫显而易见，但是关于其具体地点和建造的历史在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在史诗文本中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描述。根据现存的遗迹，狮龙宫殿共有3处：一是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俄支乡附近；一是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境内；还有一处在西藏昌都市的芒康地区。专家认为，格萨尔曾生活在青藏高原牧业文明腹地的三江源地区，因逐水草而居，在相应的环境建造宫殿合乎情理。因此，此3处均被认定为他的宫殿，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除了德格俄支地区是格萨尔诞生地外，其他两处也是他一生中开疆拓土的战略要地。其中，位于达日县的狮龙宫殿在当下影响最大。但笔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最早修建的应是位于德格县俄支乡境内的狮龙宫殿。刘安全先生认为，这座宫殿“既不是格萨尔王的神力所化，也不是格萨尔王所修，而是在格萨尔王没有称王之前就存在”  。其他两处是格萨尔王后来建造的。笔者也基本认同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探讨此狮龙宫殿是不是最早修建，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确定它修建于宋元时代，与格萨尔生活的年代相吻合；二是要在学理上证明它即格萨尔的狮龙宫殿。现今的狮龙宫殿坐落在俄支乡境内的绒戈山（རྫོང་གྲགས་དཔལ་གྱི་རི་བོ།）上，昔日的狮龙宫殿如今被“绒戈寺”（རྫོང་མགོ་དགོན།）替代，从远处望去依稀可以领略到昔日宫殿的风采。笔者曾于2019年、2025年、2026年多次到访此地进行考察调研，对狮龙宫殿的地理、历史与文化诸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经过翻阅大量资料，认为无论从文献所记载的地理位置，还是作为藏族传统城堡的形制特点，再到史诗文本所描述的关于狮龙宫殿的结构特点，以及它后来在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政治和文化角色看，该城堡无疑是最初建造的那一座狮龙宫殿，为了便于区别，将在下文称其为“绒戈狮龙宫殿”。

首先，从“岭”或“岭国”的地理位置看，关于“岭”的地理位置在相关文献中出现过几种虽叙述角度不同但内涵相近的说法：根据石泰安先生的考证，“岭”位于玉树和打箭炉（康定）之间的广大区域。毛尔盖·桑木旦又进一步说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的色莫岗境内”。松巴堪布在《问答》中认为：“格萨尔生地是朵康上部，在黄河、金沙江、雅砻江三水环绕的地带……所居的部落，是德格地方的邓和林两大部落的林部。”  关于此，《安多政教史》有记载：“黄河上游的朵康地方，都是岭主格萨尔统治的地方”  。“所谓‘朵康’就是朵堆和康两个地区。朵堆包括巴颜喀拉山南北地带和黄河源头地区。”  这些文献或研究中均将“岭”的位置基本锁定在巴颜喀拉山南北地带和黄河源头地区，即包括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玛沁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称多、玉树等朵堆地区，以及包括西藏昌都地区的昌都、贡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邓柯、德格、色达县等地区，这些地区属于现今广义上的“三江源地区”。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唐代吐蕃地图（公元820年）中明显标记了“灵”地，它进一步把“岭”的中心位置设定在邓柯（今石渠县洛须镇周围）和岭仓（今德格境内）。

自唐代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对岭地的称谓发音基本保持一致，但写法略有区别，如宋代称“灵域”或“白岭地”，元代称“灵卡”，明代称“灵藏”，清代称“岭葱”。不管怎样，“岭地”的核心区域就在德格境内。在史诗文本中又更进一步描述了格萨尔王诞生的具体地点：“若不知道这地方，吉色雅的岔口在这里。两河并流哗哗永不停，两山对峙好像双箭羽。两岸草坪坦荡如铺毡，地处青蛙似的山岩前。”吉色雅格（སྐྱིད་སོས་ཡག་གི།）是藏语音译，它位于今天德格县阿须乡政府所在地西北角1公里处。它本指两河一江，即“吉”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左边的吉河沟，“色”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西侧的色河沟，“雅格”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东侧的雅砻江（这些称呼沿用至今）。吉色雅格，即取这两河一江之首字音为名。因此，在阿须草原仍矗立着格萨尔纪念堂。据说，格萨尔去世后，岭国民众十分怀念他，为他树碑、立幡、修庙。1262年，由格萨尔王之兄嘉察协噶的玄孙阿耀绷甲主持在格萨尔出生地阿须草原修建了格萨尔王庙，该庙后来一直由狮龙宫殿的岭葱家族派人管理。绒戈狮龙宫殿则位于其西面的俄支乡境内（现绒戈寺所在地），沿215国道行驶有90公里，步道直线距离仅40公里。同时，正如扎西加措、土却多杰在《果洛宗谱》中所说：“色莫岗范围内居住着‘岭国’的上、中、下三个万户部落”  。“色莫岗”就坐落在现今绒戈狮龙宫殿的东面约10公里的地方。综上所述，从地理位置上讲，绒戈狮龙宫殿的具体方位在文献记载和史诗文本中所描述的格萨尔王诞生地的基本地理范围之内。

其次，从城堡形制布局与结构特点来看，它非常符合藏族传统城堡的特点，尤其符合宋元两代（格萨尔生活的年代）藏族城堡艺术的特征。传统的藏族城堡最早起源于吐蕃时期，当时被称为“宗堡”，雍布拉康、青瓦达孜堡就是吐蕃早期典型宗堡式建筑。帕竹地方政权（14世纪）大规模推行“宗”制度，把军事城堡改造成为地方行政机构，设“宗本”管理。格萨尔史诗中的“宗”在沿用这一概念和传统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含义，它不仅具有城堡的含义，同时也成为史诗稳定的叙事范式和单位，譬如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如前所述，作为城堡和宫殿，它坐落于绒戈山上，在藏文文献中称之为“宗扎贝吉日窝”，简称“绒戈”，意为“宗之首”，“绒戈”是“宗果”之异音，可以理解为格萨尔王的第一座“宗”。绒戈山海拔3670米，整体呈东西走向，面积60007平方米。原宫殿依山势而建，最高山脊处为狮龙宫殿主建筑（图1）。西侧为瞭望台，主殿东侧紧邻经堂，经堂东北角为后来赞善王住处，经堂南侧是东方紫茶城（指珠姆茶城，འབྲུག་མོའི་ཇ་མཁར་རིང་མོ།或ཇ་མཁར་སྨུག་པོ།）及厨房。经堂、赞善王住处和东方紫茶城各有一座门址相通，这里应是王宫主人日常起居生活、处理政务的重要通道，也是遗址的重要防御区域。厨房再往南50米便是马场和柴房，与赞善王住处东侧相邻的是“御医房”，“御医房”不远处的东南角是“大臣”住处。

宫殿山脚下绕山体流淌着娘曲河（ཉང་ཆུ།）形成“几”字形（图2）。东北侧是绒娘村，其西侧是俄支寺，昔日狮龙宫殿的附属建筑便坐落于此。在史诗中，格萨尔对狮龙宫殿是这样描述的：“大家放眼往前看，观看前面好景致。雍措秀茂湖上方，有座天神变幻城。名叫森周达泽堡，是我格萨尔王宫。上层白海螺建造，三怙主（རིག་གསུམ་མགོན་པོ།）供屋顶。名叫虚空六神堡，显密经典里面存。中层黄金来建造，取名狮龙虎戏宫（应为“狮龙宫殿”的误译）。内有格萨尔我住室，唤做四时欢喜林。三百六十座宝库，九欲宝藏放其中。底层松耳石修筑，取名松石摩尼城。内有千柱大会堂，是六部落议事厅。福运四门畜圈里，万头牛羊能纳容。”它是一座兼具居住、理政、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式建筑，尽管如今这座城堡式的宫殿已成为寺庙的栖息地，经后世修缮重建，但依旧保留着原始宫殿的诸多特征：山顶核心堡区、山腰外城（围墙）、山下聚落或城堡附属建筑，同时也在城堡的周围依稀可以看到往昔建筑的遗痕，包括围墙、碉楼的墙体，夯土台、门址、扩墙、建筑基址等，似乎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那么，这一宫殿究竟是否建于格萨尔时代（宋代）呢？无独有偶，西藏昌都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绒戈狮龙宫殿修建于宋代的历史事实。这座同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城堡遗址与狮龙宫殿的遗存无论在海拔、建筑年代、建筑环境、建筑布局、特征、功能方面均极为相近，可互为印证。首先，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于2008年首次被发现，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于2019年、2022年再次进行调查。根据口述史调查、采集瓦片形制及碳十四测年结果，初步确定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建于宋元时期，早于1444年建造的强巴林寺，与狮龙宫殿的建筑年代基本吻合。其次，在建筑选址上，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也选址于澜沧江“几”字形拐弯处山体末端，地处海拔3250—3351米区域。再次，建筑构造上，该遗址同样居高扼险、视线开阔，充分利用山体末端地势抬升的地形优势及西北—东南走向山脊横亘起伏的地貌特点，随形就势，依山而建，夯土为城。在建筑形式和构造上，与狮龙宫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图3）。最后，在建筑布局上，由高居山顶的内城及盘踞山腰的东、南两个外城组成。内城雄踞山顶，将山顶制高点纳入城址范围，并在数条山脊汇合处夯筑有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再沿山脊修筑有围墙、碉楼和隔墙等防御设施。东外城占据遗址东侧两条山脊，东临高崖，南为陡坎，顺山脊修筑围墙，围墙内、外建有碉楼，城内地势北部坡度较大，相对陡峭，南部较缓和呈台状，此处东、西部分别有通往山下和南外城的门址。南外城占据山腰大部分区域，北、东面分别与内城、东外城相接，西依断崖而建，南筑横墙，围墙内侧沿线修筑碉楼。它与在绒戈山所呈现的由山脊、山腰、山下三部分组成的狮龙宫殿建筑布局遥相呼应，且在建筑风格上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这一建筑布局风格应为宋元时期青藏高原城堡建筑主要特征之一。

最后，从遗物与文物角度看，狮龙宫殿遗址发现的琉璃瓦当和其他文物进一步证明了其修建年代在宋元时期。2026年，在狮龙宫殿遗址的东方紫茶城和山下附近均发现了部分琉璃瓦当脊饰、瓦当、滴水等（图4），推测当时宫殿院墙顶部有瓦顶，瓦当上有佛塔形制。

尤其是琉璃文物佛塔纹瓦当和琉璃瓦当脊饰与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发现的琉璃瓦当、筒瓦极为相似（图5）。根据对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发现的琉璃瓦当、筒瓦、滴水等建筑构件的研究，文物专家认为它们整体属于宋元时期的风格。

佛塔纹瓦当主要发现于西藏地区宋元时期的寺庙遗址，如山南丹萨梯寺（建于1159年）、日喀则夏鲁寺（元代）等，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也采集有佛塔纹瓦当（西夏），此外，瓦当上的佛塔形制与北京元代妙应寺佛塔（1271—1279）较为接近。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初步判断该遗址的年代为宋元时期。另外，西藏文物鉴定中心主任、文博研究专家索南航旦认为，绒戈狮龙宫殿现存的若干文物均可追溯到宋元时期，尤其是佛塔形制的瓦当和五股金刚杵的锻造年代当可推至宋代，甚至宋代以前。具体情况将在下文叙述。

那么，这一城堡跟格萨尔狮龙宫殿到底是否有联系呢？确切地讲，它是否就是格萨尔王曾经的狮龙宫殿呢？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尽管刘安全先生认为狮龙宫殿遗址就在今天的俄支乡，但其具体地点被指在位于绒戈寺西侧的俄支寺，认为俄支寺即狮龙宫殿的原址。对这一说法笔者持不同意见。严格讲，狮龙宫殿并非一个独立的单体宫殿，而是特色鲜明、结构错落、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主体建筑在绒戈山上，而俄支寺坐落在绒戈山西侧2公里的平台上，无论从环境、布局、特征还是功能等方面来看，都不具备城堡应有的独立条件。刘安全先生的记述更说明了这一事实，他说，“我去俄支考察时，一位同志把我带到松石九梁大宝帐遗址处，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格萨尔王的森周达泽宗。当时，我对‘宗’的理解也不很清楚，后来，我认真翻阅查看一些相关的史书资料，对‘宗’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宗，含堡垒、要塞、山寨、城堡之意。古代藏族部落间经常发生内部冲突，各个部落为了保卫自身安全，在寨子外面修建坚固的城堡抵御外侵，这种城堡就叫‘宗’。史诗中的卡切宗、百热宗，实际上就是卡切城堡、百热城堡，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区域。而森周达泽宗，是一座大都城，格萨尔王的松石九梁大宝帐，只是这座都城中的一栋房屋，是岭国文官武将开会的地方”  。此记述也进一步说明了一些人印象中位于俄支寺的“狮龙宫殿旧址”是一种误会，其实俄支寺及其周围并不具备建立狮龙宫殿应有的各项条件。另外，在《姜岭大战》中姜国王子玉拉托杰对狮龙宫殿是这样描述的：“从东面看，这宫殿是白色的，就像月光映照在海螺上面；从南面看，这宫殿是黄色的，如同阳光映照在金山上面；从西面看，这宫殿是红色的，好似紫铜熔在炉膛里一般；从北面看，这宫殿是蓝色的，犹如碧玉放在海水中一般”。乍一听，也不难理解这是对一座伫立在山脊上的宫殿的描述（图6）。

从现有的宫殿遗存分析，绒戈狮龙宫殿最初可能只有山脊的几组建筑，但后来随着格萨尔王及其家族势力的日益强大，逐渐扩充到山下的俄支寺周围。因此，它便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复合体建筑。由原来以狮龙宫殿主殿［后被作为扎拉泽杰城堡（དགྲ་ལྷའི་མཁར་རྫོང་།）和珠姆茶城（འབྲུག་མོའི་ཇ་མཁར་རིང་མོ།）］为中心的狮龙宫殿，后来发展到俄支寺周围，在俄支寺的西、南、北三面分别扩建了狮龙宫殿的附属建筑，分别包括西面的东顺尕茂（སྟོང་ཤོང་དཀར་མོ།）、东面的松石九梁大宝帐（གཡུ་སྦྲ་མཐིང་ཤོག་གོང་དགུ།）与北面的郭仓喀雅（རྒོད་ཚང་ཁ་གཡར།）。需要强调的是，狮龙宫殿的主体建筑在绒戈山上，而不是在俄支寺，俄支寺除了承担当时灵藏的寺庙之功能外，仅仅作为狮龙宫殿附属建筑的落脚地而已。这一点刘安全先生在其著作中也有图标列出。另外，据说在附近的仁青顶村还有一处遗址，作为当时的配套建筑，如今还可发现遗址的一些瓦砾和建筑残片，可见当时狮龙宫殿规模之宏大。据说，清朝时期的一次大地震对狮龙宫殿建筑造成了严重破坏，唯一幸存下来的是当时宫殿内的护法大殿。

根据希尔噶（ཤེས་དགའ།）先生所著《历辈岭仓王业绩探赜》（གླིང་ཚང་ཆོས་རྒྱལ་རིམ་བྱོན་གྱི་མཛད་རྗེས་འཚོལ་བ།），历代岭仓王在绒戈山上曾先后修建桑珠孜宫、狮龙宫殿、绒戈宫、宗扎贝吉颇章、颇章喇萨玛等。可见，绒戈狮龙宫殿数百年间几经更名，几易其主，最终成为岭仓土司的官寨。据《大伏藏师秋吉林巴传记吉祥妙音支分详释》，宁玛派伏藏师秋吉林巴曾来到岭国绒戈宫，在与王臣畅叙时提到绒戈旧宫殿的重新修缮事宜，有臣子质疑岭仓王有多个宫殿，重建宫殿纯属劳民伤财。秋吉林巴便起身走到宫殿侧面的一处地方并示意从此处开挖，不一会儿从开挖处掘出一具犹如酒壶大小的人的首级。于是，秋吉林巴说此乃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旧址，众王臣且观此首级，（格萨尔大王）所降服的四大魔王便以此种方式镇伏在此处。若不兴建宫殿及其所依（供品设施），就会蛊惑雪域，招致不祥。我有此前辈之授记。岭仓土司旺钦曲炯遂遵大师之教言，全面重建狮龙宫殿及其供品设施。任乃强先生也认为：“格萨尔王都松竹达则（狮龙宫殿）在今邓柯县第三区俄慈（俄支）林葱官寨。”  ；狮龙宫殿附近的百姓中也流传着诸多关于狮龙宫殿的传说：岭仓绒戈王宫则系岭国诸宗堡之首，也是岭格萨尔王狮龙宫殿的所在地，故名“绒戈”（城堡之首），此处自格萨尔王以来岭国王系从未中断，故又称“岭仓五百净土”（གླིང་ཚང་ལྔ་བརྒྱའི་ཞིང་ཁམས།），关于狮龙宫殿的王系在岭仓家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据刘安全先生观点，岭仓家族曾有两套家谱。一套存在阿须草原的格萨尔王庙内，民国时在混乱中丢失；另一套由岭仓家族自存于狮龙宫殿，后也被遗失。但20世纪90年代由岭仓后裔牛麦回忆口述，并经人整理的岭仓家谱，取名《岭王朝的简说海螺妙音》。尽管该家谱中岭仓家族的代数和人名不全，但对于研究狮龙宫殿主人格萨尔及其后人的血统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对现存不同语种历史文献的考察，发现这样一个情形，即在格萨尔为主的岭仓家族由按血统分类的世系（གདུང་རྒྱུད།）和按王统分类的王系（དཔོན་རྒྱུད།）两大脉络组成。根据目前获得的资料，对这两种系统计算的结论有两种说法。其中，岭仓家族的血统体系由开天辟地说起，一直到目前还在世的后裔阿旺彭措刀登，已历经68代。王统应自格萨尔（当第43代世系）开始，到阿旺彭措刀登。按照刘安全先生的说法，血统体系至今已经历了68代，而岭仓的希尔噶先生认为血统体系至今已经历66代，关于王系代数二者持相同说法，均认为至今已经历26代。但在上述家谱中将血统系和王统系混在一起加以描述。根据《岭王朝的简说海螺妙音》，由第38代曲潘纳波把整个岭域分为上岭、中岭、下岭。它们也叫长支、中支、幼支三部落。到了岭王朝43代格萨尔称王后，统一了岭域三部落，建立了“岭国”。将岭国的都城以狮龙宫殿为中心建在“绒戈山”及其周围。

二、狮龙宫殿历史的演进

绒戈狮龙宫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沿革和变迁。它的变迁始终与格萨尔和格萨尔家族的兴衰相伴随。自1038年格萨尔出生起，到明代末的1644年止，这606年间是岭仓家族的兴盛期，也是狮龙宫殿历史上的鼎盛期。根据史诗文本，在格萨尔归天之后，将岭国的王位交给了其侄子（兄嘉察协噶之子）扎拉泽杰，其当为岭仓第44代王，绒戈狮龙宫殿便成了扎拉泽杰的城堡。在岭仓家族中，从第38代世系曲潘纳波到第44代世系扎拉泽杰便是史诗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曲潘纳波以上的世系人物只出现在家谱中，其中很多带有神话人物的色彩。第47代岭仓王仁青多吉（格萨尔第三代孙）开始，元朝以俄支为治地中心，设置“朵甘思都元帅府”，辖多康大片区域，岭仓家族被封置都元帅、经历、镇抚等官。从此，开启了岭仓家族历史的新纪元。

岭仓自元代以来，深受萨迦地方势力的影响。因此，也引起了当时元朝廷的重视。公元13世纪，经八思巴举荐，元朝廷加封岭仓籍僧人功嘉噶剌思（？—1303）为国师，1295年奉诏住大护国仁王寺，1303年卒，追号“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明洪武四年（1371）在岭仓诏置朵甘卫指挥使司。洪武七年（1374），朝廷升朵甘卫指挥使司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增设朵甘卫宣慰司，封置招讨司6个，万户4个，千户17个，诏赐了招讨司、同知、宣慰使司、巡检、赞善王、国师等世袭土官、僧官，洪武二十一年（1388），封坚藏扎巴（坚藏劄思巴）为武略将军，朵甘都卫管军副千户。德格县档案馆保存了当时明洪武年间朝廷颁发的这份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凡诸施设，期在安民。是以四夷之长，有能抚其众而悦天心者，莫不因其慕义与之爵赏，以福斯民。曩者，西蕃效顺，为置朵甘都卫，以管其长，便绥镇一方，安辑众庶。今复遣使修贡请官，如其请，特以坚藏劄思巴为武略将军、朵甘都卫管军副千户，尔兵曹如敕，毋怠。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十八

水字壹佰陆拾捌号

皇考相同盖无洗改

这是岭仓家族一直以来以绒戈狮龙宫殿为活动中心，仿照萨迦派昆氏家族，家族内分别推举一僧一俗，共同管理家族政教的开始。后来明朝时期，继续沿袭这一规制。永乐四年（1406）朝廷派遣使臣，册封灵藏的著思巴儿监藏为灵藏灌顶国师；同时任命札思木的头目撒力加监藏为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切禄奔和薛儿加两人为都指挥同知。分别赐给他们诰命文书、成套衣料和锦缎绮罗。永乐四年五月，著思巴儿监藏先被封灌顶国师，永乐五年（1407）三月再加封赞善王。这是明廷对藏地“多封众建”政策的一种重要举措，即同一道遣使令，既封僧官（灵藏灌顶国师），又升武职（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同知），僧俗并封、各给诰命。撒力加监藏升都指挥使，意味着他成为朵甘卫行都司（治今四川甘孜德格一带）的最高长官。灵藏（同“岭仓”）在地理上属朵甘范围，所以灵藏赞善王与朵甘卫行都司长期是僧俗并立、互相配合的关系——赞善王管宗教、朝贡，都指挥使管军事、驿站。从此，绒戈狮龙宫殿成为岭仓“赞善王”的官邸。

永乐五年三月丁卯（1407年4月20日），朝廷封馆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封灵藏灌顶国师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他们原有的“灌顶国师”名号都保留不变，朝廷都赐给金印和诰命文书。同时谕令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会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以及川卜千户所、必里卫、朵甘卫、陇答卫三卫，川藏等簇，重新设置驿站，以便西域使臣往来通行，并命令洮州、河州、西宁三卫调拨官军和马匹供给他们使用。又赐给阐化王等人锦缎绮罗和衣服。任命馆觉头目南葛监藏、阿屑领占二人都为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阿卓南葛领占和灵藏头目锁南干屑为都指挥佥事；玉隆监藏、沙加藏卜、王隆星吉为都指挥佥事；且汪加为卫镇抚。赐给都指挥使撒力加监藏、都指挥同知切禄奔和薛儿加、陇答卫指挥使巴鲁印信、诰命、白银、彩缎、钞币、成套衣料以及茶叶等，各有等差。南葛监藏是剌兀监藏的儿子；剌兀监藏在洪武年间率先入朝进贡，被授为朵甘卫都指挥使，去世后由其弟著思巴儿监藏暂时代理其职务。《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0载：“戊戌封亦攀丹为撒里畏吾儿安定王。亦攀丹者，卜颜帖木儿之孙。洪武中，卜颜帖木儿来朝，特置安定卫，俾统治其众。后亦攀丹之父撒儿只失加为其兄所杀，其众溃散，亦攀丹流寓灵藏。至是率众来朝，故封之，俾还治本地，赐印诰及彩币衣服等物。”  “亦攀丹流寓灵藏”——说明在永乐十一年（1413）前后，灵藏已经是甘青交界的一个稳定、安全的地方，连撒里畏吾儿（裕固族先民）的王室后裔被杀后都逃到那里寄居。这足以证明，灵藏地区在明初已深度纳入明朝边卫体系。从地理上看，灵藏确实是连接甘青、通往乌思藏的咽喉——安定卫在柴达木/敦煌方向，灵藏在河湟方向，两地之间有通道相连。到永乐十七年（1419），灵藏赞善王已被纳入明朝“五大王和一大国师”的乌思藏核心朝贡集团，与阐化、阐教、辅教、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并列受赐，地位进一步得到稳固。此时，绒戈狮龙宫殿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幅提升，正处在权力和地位的鼎盛时期。

公元15世纪前半叶，绒戈狮龙宫殿地位又有了新的提升。据藏文史料称：（岭仓）土司·桑杰嘉称（《明实录》称“星吉尔坚藏”）为第50代岭仓后代。自彼起，明朝皇帝（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册封历代岭王为“土司”，并赐名号、印信。其在位时，迎请第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与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至岭地，广作供养。皇帝授其“转轮王”称号，赐金印、诏书，政教二权并隆。《金塔·多康唯一庄严目录》载：“桑杰嘉称时，迎请八思巴与噶玛拔希，奉为顶上福田，供品不断，皇帝降旨，授以政教高位，权势显赫。”  其子土司·森格嘉参，为第51代岭仓后代。彼迎请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与第四世章嘉若必多杰到岭域，亲作供养。并奉永乐皇帝之命进京，获赐金印、诏书，授“赞善王”藏名“德勒顿巴嘉布”，总揽多康政教大权。此王迎请法王噶玛巴三世自然金刚与四世游戏金刚（即上下二世）至岭仓地区，举行盛大承侍供养。明朝皇帝通过谕旨与委任状，授予岭仓地区高位，政教事业极为发达。据《金塔·多康唯一庄严目录》载：“森格嘉赞时期，大明永乐皇帝迎请法王噶玛巴如来，供奉承侍，并奏请赴汉地。皇帝赐予管理多康地区政教之金印，封号‘赞善王’，赐予特殊诰命，政教高位无与伦比。”

明正统十三年（1448），在岭仓家族第50代松吉降称时，白玉境内萨玛地方元朝廷的“多麦东本”索郎仁青的后裔博塔·扎西生根，在更庆一带占领土地，修建汤甲经堂，自称为第一代德格甲波（“德格王”意）。从此，岭仓家族开始由盛而衰，加之德格家族不断蚕食岭仓家族辖地，朝廷也就重“德”而轻“岭”。这样，在多康岭这块土地上，岭仓家族每况愈下。清雍正六年（1728），岭仓土司贡布岭钦归顺清廷。次年，清廷授予贡布岭钦“岭葱安抚司”职，颁给印信号纸，其依然住牧狮龙宫殿——岭仓官寨。

18世纪中叶，岭仓家族试图反抗德格家族对其辖区的蚕食以求扩张，遭到第15代德格土司洛珠降错的武装打击。此后，岭仓土司逐渐臣服于德格土司。宣统二年（1910），赵尔丰将德格土司辖区的岭仓属俄支、上扎柯（今阿须区、温拖区）两块“飞地”，以及高日长官司、春科土司辖区地改划为登科府。宣统三年（1911）五月，“岭葱安抚司”登真曲吉迫于大势，呈交自请改流奏折。清廷以“输诚归化者优奖”，改岭葱安抚司为“把总世袭，月发俸银六两”。1918年，藏军控制德格、邓柯后，岭仓家族随德格土司一起在原辖区恢复土司统治。德格家族以联姻的方式，将土司尼麦泽汪邓登之姐呷戎曲珍嫁与岭仓司彭错格列燃登，使岭仓族实际上成为德格家族所能左右的一支地方土首势力。1932年8月，川康边防军和青海军队收复邓柯，西康政务委员会重建邓柯县政权机构，委任岭仓司彭错格列燃登为邓柯县土兵营长。1936年，尼麦泽汪邓登（又名大吉多德）任博巴中央政府（中央红军帮助成立的博巴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将土司之子益西罗卜安置为邓柯县长。1956—1959年，邓柯县开展民主改革和“四反”运动，彻底废除了岭仓家族在俄支、阿须、温拖等地的土司统治。因此，昔日的狮龙宫殿和岭仓官寨也逐渐被现今的绒戈寺所替代。

三、狮龙宫殿：作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

绒戈狮龙宫殿并非仅仅是一个建筑体系，它更是一个蕴藏大量文物、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巨大宝藏。绒戈狮龙宫殿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化上又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生态链条。以狮龙宫殿为中心，与绒戈寺、俄支寺（འགུ་ཟི་དགོན།）、阿须草原的格萨尔庙（后被改为格萨尔纪念堂）、玉树达纳寺、嘉察的银水生铁山城堡（དངུལ་ཆུ་ཁྲོ་རྫོང་།）、丹玛六山东沟城（འདན་མའི་མཁར་རྫོང་ཤར་ལུང་རི་དྲུག）形成互为关联、一脉相承的文物和文化上的生态链条。

由于绒戈寺继承了狮龙宫殿和岭仓土司的大部分家业，至今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在2025年9—10月的两次考察期间，文物专家对现存绒戈寺的文物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鉴定。其中文物主要包括文献、唐卡、丝织品、佛像及各类法器、面具、服饰等类型。另外还有少量生活器具和其他文物。

文献类 此处所涉及的文献并不只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纸本或木刻版的书籍。就绒戈寺所藏文献而言，还有历史较为悠久的木刻版，数量有数百块之多。还有明弘治四年（1491）的皇帝敕谕，以及一些丝织品上的文字，都属于文献的范畴。绒戈寺所藏数量最大的一类，是德格印经院刊刻的《甘珠尔》。德格版《甘珠尔》是在赛多班禅（1700—1775）时期由德格土司迷旺·登巴泽仁（1678—1739）主持雕刻，刊刻工作在德格县更庆寺完成。此版是以理塘版变体为基础，加补布顿仁钦珠编订的《甘珠尔目录》中的经卷编成的。现在绒戈寺存有108函，根据文献记载原应为103函，其中夹入了几函新印的《甘珠尔》。另外，在原来的德格《甘珠尔》第1页上本有德格土司的印章，但该页现已遗失，有待今后进一步仔细翻检核对。在民间，理塘版《甘珠尔》是目前发现的藏地最早的《甘珠尔》刻本。据目前所见记载，德格《甘珠尔》是依据理塘版为底本进行刊刻的。绒戈寺所藏《甘珠尔》是德格版的首部印刷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绒戈狮龙宫还保存着金汁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也属稀世珍品。

另外，岭仓王旺钦曲炯（ཡབ་རྗེ་དབང་ཆེན་ཆོས་སྐྱོང་།）和岭仓居美图登降央扎巴（གླིང་བློན་འགྱུར་མེད་ཐུབ་བསྟན་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གས་པ།）二人对格萨尔文化的传承传播功不可没，他们分别创作了至今家喻户晓的4部格萨尔文本。其中前者创作了《天界篇》，后者创作了《玛域占领史》和《诞生篇》。另外还有《赛马称王》，由他先绘制唐卡，后世以此为蓝本才创作出《赛马称王·七珍宝》的书面文本和口头文本。史称《赛马称王》先有“画”后有“书”。岭仓家族宫殿中至今还珍藏着《赛马称王·七珍宝》《诞生篇》《玛域封地》印刻版和由居美图登降央扎巴所绘制的唐卡和岭仓王旺钦曲炯的手稿。印刻木板是后来岭仓土司家自己出资雕刻。《赛马称王·七珍宝》的手稿版本对研究格萨尔文化、社会、历史有重要价值，完全可以称之为绒戈狮龙宫的“镇馆之宝”。作者岭臣·居美图登降央扎巴是在麦彭仁波切和岭氏家族的授意下写了3部著作，因为它的手稿与后期刊刻本之间存在可直接对比的证据。据文献记载，《赛马七珍宝》有德格岭仓版木刻本，并存在两个异本：一是甘肃版《赛马称王》，一是青海版《赛马称王》。青海版中提到了“扎陵湖、鄂陵湖、卓陵湖”，并记载“觉如”被叔父晁通（又译作超同、超通）冠以“格萨尔”之名，登上“岭国的王位”，而这一内容在德格版本中并未出现。这对于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绒戈狮龙宫所藏的这些格萨尔手稿，对于早期《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同治四年（1865）的皇帝敕谕（图7）。

此外，寺中还保存有200余块《七宝藏》雕版木板，其中部分已经不完整，有些遭到焚毁。还有一些精美的丝织品，上面绣有文字或图案的内容，包括中原地区的戏曲形象、月宫兔爷等传统题材。它们大部分都是为中央朝廷所赐予，其上图案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当然，绒戈寺所藏的老照片、瓦当，以及石刻上的文字也均应视为绒戈狮龙宫殿所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今后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挖掘。

佛像及各类法器 在绒戈宫所藏众多的法器中，专家认为最有价值的首先是“宋元款金刚杵”（图8），其中包括“天铁金刚杵”。

所谓“天铁”，有的为自然形成，有的为雷击后形成的金属器物，再经人工加工制成金刚杵。传统观念认为，天铁具有极高的坚固性且不易生锈，但目前对于天铁的形成机制，尚缺乏明确的科学检测结论。从材质特征来看，其坚硬、不生锈的特性十分明显。综合判断，这类天铁金刚杵的年代可确定在宋元时期，大致为11至13世纪。其次是宣德款金铜铙钹，其上有“大明”二字，铭文非常清晰。专家认为，以往所见钹或铙，多为“宣德年制”，而此件中“大明”二字书写极为规整，属于典型的明代字体，应当为大明宣德款器物。与四川甘孜州博物馆所藏宣德五年（1430）款铙钹可以比较，其阴刻楷体铭文“大明宣德五年加金银造”，另一侧錾刻双龙戏宝焰纹饰，宝焰内圈镌楷体“寿”字。现今存世有明代纪年款铙钹数量不多，三峡博物馆将类似铙钹列为一级文物。因此，浙江大学谢继胜教授认为，绒戈寺所藏这类铙钹保存状况良好，来源清楚，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此外还有宣德款刻字摧破金刚金铜像，摧破金刚宋元之际在中原地区流传，在现存明代金铜佛像中数量并不多。从传承脉络来看，在宋元时期，中原地区已有《金刚摧碎陀罗尼》的流传；萨迦派大师中也有汉译本《金刚摧碎陀罗尼》一卷，以及沙罗巴译本《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杭州飞来峰石窟中也保存有摧破金刚造。因此，绒戈寺所藏摧破金刚像，承袭了宋元以来的传统。“大明宣德年造”的款识应为后期錾刻，但其实际年代应与宣德时期相差不远，可能在永乐至宣德年间或略早。此外，还有一件阿閦佛造像，年代大约在14世纪至15世纪初，即元末明初；另有一件四臂观音像，年代约在15世纪，其造像上嵌有大量珠宝。这类镶嵌珠宝的造像风格，与丹萨梯体系中流行的镶嵌风格密切相关。再者是绒戈寺所藏的金刚橛。金刚橛的样式多样，结构也较为复杂，年代上判断明清时期均有，可能与摧破金刚或寺院相关法事仪轨的使用有关。绒戈寺收藏的金刚橛数量相对较多，这一点尤其值得学界关注。

丝织品类 在绒戈宫藏品中，较为特殊的是丝织品数量较为丰富，且整体品质较高。其中既包括将龙袍改制为宗教法物的实例，也有专门定制、用于宝座的宝盖等。这一点与其他宫殿和寺庙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规模较小的寺庙中拥有如此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丝织品，实属少见。还发现多件龙袍被改制为宗教法物，尤以清乾隆年间的制品为代表。目前绒戈寺仍在使用的乾隆年龙袍共有3件，其中一件为缂丝，一件为刺绣，整体品质极高。这些织物在织法、纹样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绒戈狮龙宫藏品中，有多套宝座上所使用的织锦，很可能为定制品；其中缂丝制品为乾隆年制，带有十二章纹以及龙纹、云纹，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其规格等级亦相对较高。其中还有部分弘治年间（1488年以后）所赐的丝织品，都极具文物价值。由于明弘治时期，岭仓在朝廷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信任，并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不但获得了“赞善王”的封号，还得到了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和“土司”的名号。因此，宫中收藏如此多明代的丝织品和器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唐卡类 馆藏唐卡数量较多，总共展出60多件（套），整体品质较高。主要年代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其中也包括16—17世纪的大成就者及莲花生像等，属于年代较早的一部分。另外有多幅为典型的勉唐派作品（图9）。

另有一组唐卡出自敏珠林寺体系，作者为德达林巴·久美多吉，其绘画风格中带有明显的宫廷气息，布达拉宫中亦保存有类似风格的作品，工艺极为精美。此外，还有数件黑唐，即黑底描金唐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绘制本尊以达摩西（达玛西）为主，绘制水准较高，数量也较为集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列。这批黑唐作品是寺院收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绒戈寺所藏唐卡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原装裱形式。虽然也有后期重新装裱的情况，但仍有部分唐卡保存了当时的原装裱。它有助于我们理解17世纪前后西藏唐卡的装裱样式，包括所使用的织物类型及具体使用方式。现存唐卡中，能够保留原装裱的已经相当少见，因此，这也是绒戈寺唐卡的重要价值所在。

面具与服饰类 寺院还收藏有多件羌姆面具及相关服饰。羌姆面具的年代大致在17世纪，其中有一件嘎巴拉大黑天面具，制作极为精细，属非常稀有之物（图10）。

与之配套的羌姆服饰保存数量也较多，部分服饰呈现出类似龙袍的形制，或经过改制后作为羌姆法舞服饰使用。保存了清代不同时期江南织造的纺织品实物，它们将藏式寺院三色与中原地区龙袍图像完美融合。有些仍保留早期模仿宋代或元代样式的特征，在清代服饰仍然保留宋元时代的样式较为罕见。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红地彩织海水江崖云龙纹锦织成椅披，红地彩织太平有象纹织金锦织成料，乾隆中晚期的黄地缂丝海水江崖云龙纹制成袍料（片）、杏黄色缎绣海水江崖云龙纹龙袍（拼接）都是朝廷的赏赐物（图11）。

因此，这批织物及羌姆服饰，应当视为寺院收藏中极为重要的一组文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瓦件。经过对瓦片，尤其是边缘连珠纹饰和摩擦痕迹的仔细观察，发现部分瓦件中部还出现了藏文“阿”字纹样。几乎绒戈狮龙宫的所有人员都提到，在绒戈寺一带，有些石头上自然显现“阿”字，也有螺号中自然显现“阿”字的情况，“阿”字可以视为绒戈寺的一个重要特征。据介绍，这些瓦当是在珠姆茶城遗址中发现的，其中包括两个瓦当。此外，还有擦擦以及佛塔形制的遗物。从整体形制和工艺判断，应属于地方割据时期的遗存，年代至少早于元代，因此在时间上与格萨尔时代较为接近。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发现，狮龙宫殿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除了绒戈狮龙宫殿外，还有大量文物散落在阿须格萨尔庙、玉树达纳寺等地方，都应当视为绒戈狮龙宫殿文物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俄支寺和绒戈狮龙宫殿同为岭仓的重要建筑，二者在文化和文物层面本身就具有天然的联系。笔者也曾到过俄支寺考察，其中保存了岭仓家族部分文物，包括被认为格萨尔曾用过的“生铁铸大黑天像”（ཁྲོ་ཡི་ལས་མགོན་ནག་པོ།），自现绿松石度母像（གཡུ་ཡི་སྒྲོལ་མ་རང་བྱོན།），珊瑚阿弥陀佛像（བྱུ་རུའི་འོད་དཔག་མེད།）等。另外，位于阿须草原的格萨尔庙，现改名为格萨尔纪念堂。内供格萨尔王及其三十员大将、珠姆等主要王妃雕塑。该庙于1262年由岭仓第4代王（按照王系计算）阿耀绷甲修建。之后，在第7代土司格批刀达时期，又对其进行了扩建，将原本较为简易的格萨尔庙，扩建为一座三层建筑，并派遣岭仓家族成员专门负责管理。因此，岭仓家族的大量文物也集中保存于该庙之中。此外还有玉树的达纳寺、嘉察的城堡、石渠的丹玛等遗址都在文物和文化层面与绒戈狮龙宫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达纳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是格萨尔王创建的岭仓家寺。2006年达纳寺建筑和格萨尔王及大将灵塔群被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曾保存有黑纸金粉写的岭国大德传记30部，格萨尔麾下大将传记30部，八十位岭国英雄传记，用矿物质和绿松石写成的共计有两万多部。尚有武器铠甲、法物、珍宝等大量的稀世文物，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文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烧毁。据记载，这些文物源于岭仓狮龙宫殿，在岭仓王第47代仁青多吉时，为超度其父，从达纳寺迎请成就者“桑杰耶巴”至岭仓绒戈狮龙宫，广做佛事，深修密法，敬献金制“千尊佛像”等无数珍贵供品，大量文物因此被转移至达纳寺。据《蒋贡康楚佛教史》载：“耶巴尊者于南耶窟、北达那等地建道场，历代岭王皆献供品，今仍藏于达那寺。”岭寺老僧香曲多杰所撰《南达那文物目录志》记载：“塔那寺内，有岭仓地区殿堂四座：格萨尔金部殿、金塔殿、寝宫青铜殿等，藏印汉各式佛像四千余尊；岭仓地区亲传法宝、金书经函万余部；金书《甘珠尔》二万五千函、佛塔一百五十座。此等法宝非由外地迎请，皆自然飞来。我亲睹其事，非虚言也。”  除此之外，位于德格县城东南角的嘉察银水生铁山城堡、位于洛须镇附近的丹玛六山东沟城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文物，与绒戈狮龙宫殿形成呼应。

绒戈狮龙宫殿既是格萨尔历史叙事的活态记忆中心，也是中华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历史见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岭仓成为国内外格萨尔学者最瞩目的焦点。先后有多位著名学人来到此地考察调研，形成一批影响国内外的学术成果，为格萨尔文化的传播和我国不同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西方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互鉴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女学者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于20世纪初独自跨越欧亚大陆，穿越青藏高原，来到今天的俄支地方，在德格俄支岭仓土司家中住了40天，收集了大量关于格萨尔的故事，之后回国写成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时隔12年，她于1943年，经苏联西伯利亚再一次深入四川西部的德格、邓柯、俄支一带实地调查，回国后，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增订和补充，再次印刷出版，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格萨尔叙事编译本，是西方世界了解格萨尔文化的开山之作。之后，法国东方学家石泰安沿着大卫·妮尔的足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考察，其间收集了大量的《格萨尔》文本，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于1959年出版了《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一书，并获得博士学位，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以《格萨尔》史诗为题材撰写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术论文，对《格萨尔》史诗的现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也有学者不断深入岭仓进行学术调研，开创了格萨尔学术的新风尚。任乃强先生是我国最早用汉文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格萨尔》史诗的藏学家，被誉为“格萨尔学”研究的奠基人。而“藏三国”正是他对这部伟大史诗的早期称呼。20世纪40年代，他先后发表了《关于“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和《关于格萨到中国的事》3篇重要论文。这些文章对史诗的性质、历史背景、艺术特点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被视为中国《格萨尔》研究的奠基之作。任乃强先生不仅是“藏三国”这个生动名称的提出者，也是将这部藏族史诗瑰宝引入国内学术视野的第一人，更是我国现代格萨尔学术研究的开拓者。

四、结 语

综上，绒戈狮龙宫殿作为《格萨尔》史诗叙事落地的物质载体，绝非单纯的建筑实体，而是镌刻着岭部落千年演进脉络的历史物证。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研究路径，从文献到口碑资料、再到文物和地望，通过层层解码其地理区位、历史层累与文化内涵，证明了格萨尔这样一个人物真实存在的历史并非空穴来风，如同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金色迈锡尼，以及涅斯托尔（Nestor）的沙色皮洛斯（sandy pylos），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也是以苏美尔早期王朝初期的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的，甚至吉尔伽美什本人也被考古证实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乌鲁克第一王朝的君主一样，为求证格萨尔的历史原型、生存时代、岭国核心疆域变迁、部族迁徙轨迹等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议题提供了实物参照，也让散落于史诗文本中的碎片化历史记忆得以与地方遗存相互印证、彼此补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狮龙宫殿历经朝代更迭与时代变迁，先后承载着地方政教治理、边疆安定维系、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重使命，既是中央与地方维系政治联结的重要枢纽，也是藏族文化向外传播、多元文明对话交融的文化桥梁。步入当代，这座古老建筑依旧延续着格萨尔文化的活态传承，持续滋养着史诗的口头传统与非遗实践。对狮龙宫殿地理、历史与文化密码的深度阐释，既是对格萨尔史诗历史底蕴的再度挖掘，也是对康巴地方历史脉络、民族交往史的系统梳理，更为新时代格萨尔文化的保护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根基与文化支撑。

【作者简介】诺布旺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尔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6年第3期。为阅读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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