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寅春：王忠嗣神道碑涉蕃史料再钩沉

【摘要】唐代名将王忠嗣神道碑为研究唐蕃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此学界虽有关注，但很多问题都没有厘清。本文以神道碑为中心，进一步考察了开元二年唐蕃陇右之战的前因后果，此战因吐蕃劫掠监牧马匹而引发了唐廷的强力反击，前锋王海宾自朔方驰援陇右，突袭吐蕃，为薛讷大军创造了机会。通过细绎文本，可知王忠嗣的郁标川之战旨在策应李祎攻拔石堡城，是石堡城之战的一部分。此战后，王忠嗣并没有升任“右丞相”，所谓“因为右丞相”或是指萧嵩。杜希望持节河西，王忠嗣得以“佐戎关陇，分镇河湟”，第二次立功河湟。

【关键词 】王忠嗣；王忠嗣神道碑；元载；唐蕃关系

王忠嗣（706－750）为唐代名将，一度执掌河西、陇右、河东、朔方等四镇兵权，以阻遏吐蕃扩张。但因为在攻取石堡城一事上与唐玄宗有分歧，天宝六载（747）十一月贬为汉阳郡太守，七载（748）转汉东太守，八载（749）暴卒，年仅四十五岁。王忠嗣去世十七年后，女婿元载为其撰神道碑，题“唐故朔方河东河西陇右节度御史大夫赠兵部尚书太子太师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王忠嗣碑》），载其生平甚详，补正两《唐书》本传之处甚多。《金石萃编》《十七史商榷》《〈王忠嗣碑〉所见吐蕃史料钩沉》《王忠嗣研究》等对神道碑中所涉吐蕃史料多有论及。然笔者在研读该碑时，发现学界对该碑的释读还有不少遗漏和缺憾，有进一步钩沉的必要。

一“盛秋临坰牧”——唐蕃开元二年陇右之战的再考察

武周后期，唐蕃都面临着内部权力更替的挑战，加之长期征战带来的压力，促使唐蕃双方由对峙走向和亲。中宗景龙四年（710）正月，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吐蕃“自是频岁贡献”，唐蕃关系再次趋于平静。睿宗即位后，虽有李知古、张玄表等试探性军事行动，但随即册封金城公主为长公主，以九曲之地为汤沐邑，进一步缓和唐蕃关系。及至玄宗即位，唐蕃双方都完成了内部权力更替，唐蕃关系又出现新变数。自先天元年（712）起，吐蕃年年遣使朝贡，至开元二年（714）五月，吐蕃要求唐蕃划界，订立盟书。唐遣解琬与吐蕃商谈划界事宜，“敕解琬赉神龙二年吐蕃誓文，与达延定界”。玄宗以“神龙二年吐蕃誓文”作为划界依据，显然是否定了神龙二年（706）以后中宗、睿宗等与吐蕃达成的相关协议，尤其是九曲之地的归属。杨矩的自杀，恐怕正是因九曲之地之故，是唐蕃关系变化的牺牲品。

开元二年五月，解琬奉命与吐蕃宰相坌达延划界，解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果如解琬所言，八月“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十月，吐蕃复寇渭源”。此即《王忠嗣碑》所言“盛秋临坰牧，秃发举卅万众东逾狄道……践围西使，驱掠马牛”。秃发即吐蕃，《旧唐书·吐蕃传》：“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在元载看来，吐蕃族源出于南凉秃发氏，也即“羌源说”。此说影响深远，不仅《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皆采用，清代驻藏大臣和瑛《西藏赋》亦采信此说。

吐蕃在开元二年开启陇右战局，将战略目标指向唐朝监牧马匹。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无疑是最核心的战略物资，也是游牧民族恣意劫掠农耕民族最重要的凭仗。唐朝建立之初，苦于战马不足，遂在陇右开办马场，繁殖马匹。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谓：“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世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元和郡县图志》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新唐书·兵志》亦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王忠嗣碑》载开元二年“盛秋临坰牧，秃发举卅万众东逾狄道……践围西使，驱掠马牛……扫国马而西归”指明了吐蕃此役的目的即在于虏掠唐朝陇右诸监马匹等战略物资，断绝唐朝经略边疆的根本。《郭知运》神道碑亦谓：“开元二年，吐蕃入陇右，掠垌牧。”《旧唐书·郭知运传》：“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新唐书·郭知运传》：“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寇渭源，盗牧马。”《旧唐书·吐蕃传》：“开元二年秋，吐蕃大将蚠达焉、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唐玄宗褒赠王海宾诏令中，亦称“犬羊为寇，牧圉罹灾”。可知开元二年吐蕃发起的陇右之战，其战略目标指向了陇右监牧马匹。

从唐廷方面的应对来看，亦可印证双方争夺的重点即在监牧马匹。吐蕃进犯，唐玄宗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杜宾客开元二年夏以左监门将军随薛讷征契丹，以曾谏言主帅得以在兵败后获免。此时作为副将再次随薛讷防御吐蕃，当与杜宾客既是旧将又有识见不无关系。郭知运则为伊州刺史、伊吾军使，“开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于北庭……其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郭知运一战成名，故率伊吾军支援陇右；战后出任鄯州都督、陇右防御使，则是负责善后，协调诸军加强对吐蕃的防御。安思顺时为临洮军使，战后升任洮州刺史、莫门军使，当是陇右本土军事力量的代表。王晙则为太仆少卿，《旧唐书》本传谓：“景龙末，累转为桂州都督……再转鸿胪大卿，充朔方军副大总管……后转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军，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则吐蕃发起陇右之战时，王晙已经是陇右群牧使。王晙以群牧使身份，兼任薛讷副将，共同应对吐蕃进犯，显然其所监领的马场受到吐蕃攻击，且损失不小。《旧唐书·郭知运传》在言及郭知运出兵陇右时，径言“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亦可知郭知运奉命驰援陇右，主要原因正在于吐蕃“掠监牧马而去”。此役中，王海宾为陇右防御使薛讷先锋，其职务则是“防御群牧使”，也与马政有关，当是既要作为先锋征战，又要兼顾夺回监牧马匹的管理等事务，可知朝廷及军事主管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已经周全考虑了监牧马的问题。

从此战的结果来看，唐廷亦是以夺回被掠牧马为胜利标志。《旧唐书·王晙传》载：“（王晙）与讷合军，掩其余众，追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尽收所掠牧马而还。”可知作为群牧使，王晙参战的目的便是收回“所掠牧马”。《旧唐书·吐蕃传》谓此战“尽收得所掠羊马”，《册府元龟》谓“尽收其所掠羊马”，可见“收其所掠羊马”是唐朝最重要的斩获。又，《册府元龟》载此战“斩首一万七千级，获马七万七千匹，羊牛四万头”，《新唐书·吐蕃传》谓“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此战中，吐蕃发兵十万，损兵一万七千，而唐军战获马匹却高达七万七千，远超正常战获，显然此战获中包括了吐蕃“盛秋临坰牧”时“所掠牧马”。

开元二年，吐蕃用兵陇右，唐玄宗起用薛讷为陇右防御使并积极筹备御驾亲征，唐蕃间缘于金城公主和亲所带来的短暂平静被彻底打破。此战之所以能引起唐玄宗御驾亲征的想法，关键在于吐蕃劫掠了陇右监牧，击中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命门。薛讷不负所命，大破吐蕃，实现了既定战略任务，“尽收其所掠羊马”，故唐玄宗不再御驾亲征，并对薛讷诸将大肆封赏。

二“苍黄颠仆，落于戎手”——王海宾之死再梳理

开元二年陇右之战，大将王海宾战殁武阶驿，诏赠金吾卫大将军，并将王海宾之子收入后宫抚养，赐名王忠嗣。《册府元龟》载：“王海宾，为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闻。玄宗开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以薛讷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御之，以海宾为先锋。及贼至渭川西界武阶驿，苦战胜之，杀获甚众。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海宾没于阵……帝闻而怜之，诏赠左金吾大将军。”又谓：“十月，帝以王海宾单骑赴难，勇冠群帅，及临洮之役，轻敌致陷，身殁功存，诚节尤著，乃诏赠左金吾卫大将军。”则王海宾之殁，起因在于“轻敌致陷”，关键在于“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

对于王海宾缘何“轻敌致陷”，《王忠嗣碑》则归因于另一位名将郭知运，谓“郭知运节制陇右，委稼啖寇，婴城不动”，导致吐蕃军队“践围西使，驱掠马牛”。消息传来，王海宾激于义愤，带着不满千人的队伍，“雷动飙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贼营。纵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戮，横溃宵驰。终夜追奔，迟明会食。剿归师于壕口，歼困兽于达毗”。《旧唐书·郭知运传》：“（开元二年）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知运与薛讷、王晙等掎角击败之，拜知运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则开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陇右，劫掠群牧，唐玄宗“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此时，薛讷、杜宾客自长安赶赴陇右，郭知运自伊吾驰援陇右，王晙率群牧使残兵、安思顺率临洮军游弋战场，此即所谓掎角之势。《旧唐书·王晙传》载：“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军，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贼营于大来谷口……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至武阶谷，去大来谷二十里，为贼所隔。晙率兵迎讷之军，贼置兵于两军之间，连亘数十里，晙夜出壮士衔枚击之，贼又大溃。乃与讷合军，掩其余众，追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尽收所掠牧马而还。”这正是王晙与薛讷成掎角之势的明证。此时，郭知运自西北向东南行军，与薛讷、王晙将组成更完美的掎角之势，合围吐蕃军队。但郭知运“委稼啖寇，婴城不动”，有可能影响到武阶驿的决战。王海宾作为薛讷前锋大将，“雷动飙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贼营”，连夜急行军，突袭吐蕃大营，最终战殁。王海宾的突袭行动，毋庸置疑，是得到陇右防御使薛讷军令，其战略意义在于拖住吐蕃大军，为大军合围争取时间和时机。《册府元龟》中所谓“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或是郭知运等将领的“委稼啖寇，婴城不动”；而唐玄宗诏书中所谓“轻敌致陷”，或是在粉饰诸将的龃龉，委过于亡人。

对于王海宾的战殁，史书多一笔带过，《王忠嗣碑》则谓：“苍黄颠仆，落于戎手。”“苍黄”即仓皇，匆促慌张的意思；“颠仆”即跌倒、跌落，则王海宾“突掩贼营”，在与吐蕃军队交锋中，不慎跌倒，被吐蕃俘获而殉职。唐玄宗在褒赠王海宾时，谓其“轻敌致陷”，以致“身殁功存”，但其“诚节尤著”，则朝廷褒赞王海宾除了“单骑赴难，勇冠群帅”外，更看重的是其“诚节尤著”。忠贞不贰是为诚，矢志不渝是为节，王海宾“诚节尤著”，则其“致陷”之际，当即“落于戎手”，不过王海宾守节不变，最终杀身成仁。有唐一代，战死沙场的将军不胜枚举，然英雄之后“养于禁中”并赐名者，寥寥无几。王海宾之子王忠嗣，“起复拜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养于禁中”，与王海宾“诚节尤著”不无关系。

三“爟火照平凉，羽书惊朔塞”——王海宾行军路线再发微

《王忠嗣碑》载：“开元二年七月，以骑士屯萧关。盛秋临坰牧，秃发举卅万众东逾狄道……爟火照平凉，羽书惊朔塞。公召将校计事……乃拔勇简材，轻赍益马。有气敢往，不满千人。雷动飙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贼营。”“爟火”即烽火，传递军情的烟火，与下句的“羽书”互文，借指军情；“朔塞”即朔北边塞，借指北方边境，“平凉”“朔塞”也是互文，借指王海宾所部驻扎之地，这与杨炯《从军行》诗中“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一样的道理，称军情传递到平凉一带。此时的平凉，是唐蕃之战的大后方，陇右的军事行动还不会冲击到平凉。这与“安史之乱”后，吐蕃尽有河西、陇右之地，平凉成为唐蕃交战的主战区截然不同。同时，“平凉”此时还只是原州所属诸县之一，与“朔塞”对举，大小失衡，略显不当；不过，“平凉”还可借指十六国时期所置“平凉郡”，与“朔塞”对举更为合理。

王海宾时任丰安军使，隶属关内道，是应对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袭扰的战备力量。丰安军驻地在灵州，《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条载：“丰安军，灵武郡西黄河外一百八十余里，万岁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新唐书·郭元振传》载：“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筑丰安、定远城，兵得保顿。”李宗俊据此考证丰安军的治所，万岁通天元年（696）初置时在灵州鸣沙县丰安城，神龙二年因突厥默啜进犯而城废，先天元年郭元振复在灵州西境黄河外新筑丰安城，其地当在今宁夏银川市闽宁镇或甘城子，为定远军之后的补苴防线。王海宾以丰安军使的身份，出任陇右防御使薛讷的先锋，则当是自丰安军治所出发，奔赴陇右前线，以支援陇右。此亦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庚申诏令中所言“宜取朔方后军兵及前年朝堂应募捷儿等，总十万人，群牧马四万匹，于秦州、成、兰、渭等州界，遂便屯集教练”，所谓“朔方后军兵”当即王海宾等部。征调朔方军兵驰援陇右，在初盛唐时期并不鲜见。王忠嗣便曾总督朔方、河东、陇右、河西四镇兵马，以应对吐蕃的北扩。

碑载王海宾于“开元二年七月，以骑士屯萧关”，这里的“萧关”当即关中四关之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东南。《元和郡县图志》“原州”条载平高县有“萧关故城，在县东南三十里”。唐代原州治所平高县，今属宁夏固原市。王海宾率军自丰安城出发，行至萧关，准备赴援陇右。

此时，陇右形势更加紧急，王海宾“召将校计事……乃拔勇简材，轻赍益马。有气敢往，不满千人”。经过一番战前动员，王海宾简拔“有气敢往”者“不满千人”。王海宾“以骑士屯萧关”，则其自丰安城出发时所率当为骑兵，再次“拔勇简材”，所得“不满千人”。丰安军“管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此“不满千人”当已经是丰安军骑兵精锐的极限。

从萧关出发，王海宾率所部“雷动飙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贼营”。“自辰徂亥”，当是自辰日至亥日，共八天；“垂六百里”，亦是萧关至临洮的距离。《元和郡县图志》载原州四至，“正西微南至临洮军六百二十里”，萧关在原州治所平高县城“东南三十里”，与“垂六百里”恰相吻合。王海宾作为防御使薛讷先锋，率军奔波六百余里，突袭吐蕃大营，其战略意义便在于牵制吐蕃大军，为薛讷等大军的合围赢得时机。

四“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标川”——王忠嗣对蕃首战考

王忠嗣成年后，以中郎将身份，随萧嵩奔赴河西，唐玄宗“虞其夭阏”，“但使通知四夷事，饱习军阵容。不得先启行，无令当一队”；“如诏三年”，及至萧嵩“将入觐京师，改辕张掖”，王忠嗣方才获得领兵出征的机会，率“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标川”，取得其对蕃首战的胜利。关于郁标川之战，《旧唐书》本传未曾言及，《新唐书》本传则参照《王忠嗣碑》进行了改写，《十七史商榷》谓此乃“忠嗣立功之始”，《〈王忠嗣碑〉所见吐蕃史料钩沉》则考察了郁标川方位及作战目的。

郁标川之战当在开元十七年（729）。碑载王忠嗣随萧嵩赴边后，“枕戈假寐，如诏三年”，及至萧嵩“将入觐京师，改辕张掖”，方才主动请缨，遂有郁标川之战。开元十五年（727）闰九月二十三日，河西节度使王君㚟被回纥部袭杀，“河、陇震骇”，萧嵩临危受命，同月出任河西节度使、兼判凉州事；十六年（728），加平章事；十七年，兼中书令。碑称“如诏三年”，“徐公将入觐京师”，则萧嵩归京当在十七年，此后则遥领河西节度。萧嵩归京前夕，王忠嗣请命“无以归报，愿一甘心”，终于得到一次实战的机会。

郁标川之战当是萧嵩主政河西时诸多战役的一环，是十七年战事的组成部分。检《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开元十七年，唐蕃在河陇一带仅有两次大的军事行动。《资治通鉴》载：“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祎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城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祎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唐玄宗调李祎到河湟地区，“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石堡城，李祎坚持“引兵深入”，则河西、陇右诸军断不能作壁上观，除派兵直接参加石堡城之战外，也需要阻断、牵制吐蕃对石堡城的支援。大同军在瓜州西南，瓜州都督张守珪与沙州刺史贾师顺在李祎攻石堡城之前，合兵进击大同军，其战略意义无疑是在吸引、牵制吐蕃军力，为李祎攻打石堡城创造条件。既然唐军在石堡城西部有军事行动，以策应石堡城之战，那么在石堡城东边，唐军也应该有类似的军事行动。王忠嗣所参加的郁标川之战，位置恰好在石堡城东南方向。汤开建据《太白阴经》所载，谓“郁标当即郁标川一带……疑郁标即在唐廓州之境，由廓州西北上可至唐鄯城”。徐伟等进一步申说，谓郁标川在河州西南，即今青海省东南部尖扎县一带，并谓王忠嗣由张掖长途奔袭郁标川应与九曲之地有关，意在夺取九曲之地。王忠嗣的郁标川之战的确与九曲有关，但其战略目标并非夺取九曲之地，而在于牵制九曲之地的吐蕃力量，使石堡城之敌孤立无援，拱卫李祎攻打石堡城之时的左翼安全。

李祎攻占石堡城之后，置振武军，“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这是开元以来，唐蕃之战中唐军最重要的胜利之一，迫使吐蕃不得不战略收缩，直接促成了开元二十一年（733）的赤岭划界。《旧唐书·吐蕃传》谓：“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又率兵赴陇右，拔其石堡城，斩首四百余级，生擒二百余口，遂于石堡城置振武军，仍献其俘囚于太庙。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此战中，李祎、萧嵩等战功居多，六月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节度使，九月谗言李祎的宰相宇文融贬为汝州刺史，正是对李祎、萧嵩等在石堡城之战中功绩的褒奖。攻击大同军的张守珪、贾师顺同样也得到唐玄宗的褒奖，“守珪及思顺并宜赐紫，其立功人……量功分赏”。王忠嗣因郁标川之战的胜利，“上益叹息，诏令凯旋”“奖授执金吾”。

五“上亦多元戎，因为右丞相”——王忠嗣授右丞相辨

郁标川之战后，唐玄宗论功行赏，《王忠嗣碑》谓：“太常稽宪度，奖授执金吾。上亦多元戎，因为右丞相。仍令图写，置于座隅。自兹厥后，恒当重任。”对于“右丞相”一事，《十七史商榷》颇有微词，谓：“此时忠嗣初立战功，官职尚卑，《旧》但言为萧、祎部曲，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源男，兼检校代州都督，并不言有深入斩获事，《新》虽据碑采添破赞普郁标川事，然加官惟将军、男爵、都督三者与《旧》同，余并略去。碑乃侈言其得右丞相。考开元元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唐制，仆射不同平章事不得为宰相，俗人见‘丞相’字，便误认作宰相，诚可笑；但忠嗣此时即为丞相，恐无此事，两传皆不取，而元载，忠嗣之婿，记事不宜不实，此当阙疑。”

细绎碑文，王鸣盛对“因为右丞相”一事，恐有误解。《王忠嗣碑》在叙述“太常稽宪度，奖授执金吾”后，对于王忠嗣个人的论功行赏已经完成，“因为右丞相”当与此无涉。一则，如王鸣盛所言“此时忠嗣初立战功，官职尚卑”，晋升河西讨击副使、清源男已经是重赏，断不可能由一个战场见习生直接提拔为宰相、仆射等高级官员。二则，在“因为右丞相”之前还有一句“上亦多元戎”，这是“因为右丞相”的关键。元载在叙述王忠嗣随萧嵩在河西征战并因功“奖授执金吾”后，插入“上亦多元戎”一句，显然“亦”字所领并不是王忠嗣之事，而是“元戎”之事。同时，“多”字本意为数量大，引申为重视、推崇等义。《汉书·灌夫传》“士亦以此多之”，颜师古注“犹重之”。此时的王忠嗣还只是“萧、祎部曲”，则所谓“上亦多元戎”，当是说唐玄宗更加器重“元戎”，而非器重王忠嗣。也就是说，元载所谓“因为右丞相”，是说萧嵩、李祎辈“因为右丞相”，而非王忠嗣“因为右丞相”；之所以说“上亦多元戎”，则是因为萧嵩等元戎不负玄宗“但使通知四夷事，饱习军阵容。不得先启行，无令当一队”的嘱托，在很好地看顾王忠嗣的同时，也让王忠嗣得到了有效锻炼，获取了战功。

如此，元载在碑文中并非“侈言其得右丞相”，而是“侈言”萧嵩晋为右丞相、中书令等与看顾王忠嗣有直接关系。

六“佐戎关陇，分镇河湟”——王忠嗣第二次立功河西

《王忠嗣碑》载：“初佐戎关陇，分镇河湟。一之岁，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垒，烧积聚。二之岁，开九曲，夺三桥，梁洪河，溯西海。摐雷鼓，勇士厉，指蹴振耀，傍徨塞裔。开元之末，拥旄汾代；天宝之始，兼统朔方。”王鸣盛谓此段“束上启下”“皆过峡语，前数句是结束上文，后四句是起下文。‘佐戎关陇’即指从萧嵩事，‘分镇河湟’即指杜希望荐追赴河西事，‘拔新城’……正追赴河西时事”。

细绎碑文，此段实际上非“过峡语”，亦非“束上起下”。王忠嗣在萧嵩帐前听用三年，学习了知识与本领，萧嵩入京之前，王忠嗣终于得到一次实战机会并取得郁标川之战的胜利。随之“幕府上功，贰师奏状。上益叹息，诏令凯旋。天子御勤政楼，亲阅军实。太常稽宪度，奖授执金吾……自兹厥后，恒当重任”。其下所罗列“赵承先之败于怒皆”“杜希望之辑盐泉”“信安王之临辽碣”等事，皆为“恒当重任”之例证，与“初佐戎关陇，分镇河湟”并无直接关系。同时，“从事萧嵩事”在此前已经有详细的叙述，且乃“自兹厥后，恒当重任”的原因，从行文简约上来看，亦不必再重复。

实际上，此段当是另起一段，言“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诏追忠嗣赴河西”事。《旧唐书·王忠嗣传》谓杜希望任河西节度使并召王忠嗣赴任河西，河西或为陇右之讹。孙逖《授杜希望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制》中谓杜希望时任“持节都督鄯州诸军事、兼鄯州刺史、陇右节度副使、仍知经略支度营田等留后事”，《旧唐书·玄宗纪》称“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罗城”，《唐会要》载“威戎军，置在鄯州界，开元二十六年五月，杜希望收吐蕃新城，置此军”，结合碑中“佐戎关陇”之语，则可知《旧唐书·王忠嗣传》中“河西节度使杜希望”的表述有误，当是陇右节度使，则王忠嗣诏赴亦是陇右。

王忠嗣在杜希望帐下，第一年“拔新城，走莽布”，第二年“开九曲，夺三桥”，接连取得重大胜利，这也是杜希望由“太仆少卿同正员”晋为“鸿胪卿”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王忠嗣传》正是在叙述王忠嗣从杜希望“拔新城”后，谓其“以功最，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这也正是《王忠嗣碑》中所言“开元之末，拥旄汾代；天宝之始，兼统朔方”的具体经过，二者恰可以互相参证。此后，《王忠嗣碑》复以大量笔墨，着力刻画王忠嗣兼领朔方节度、河东节度时的诸多战绩，为其调任河西、陇右张本。

王忠嗣随杜希望“佐戎关陇，分镇河湟”，这是其第二次立功河西。第一次随萧嵩入河西，三年后携郁标川大胜的战功入朝，“自兹厥后，恒当重任”，“二十一年再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源男，兼检校代州都督”，此亦《王忠嗣碑》所谓“开元之末，拥旄汾代”。《旧唐书》所载“河西讨击副使”，当为“河东讨击副使”之误，王忠嗣既然兼任代州都督，则其当在河东节度任职，而非河西节度。

结语

王忠嗣去世十七年后，其女婿元载为其撰写神道碑，用文学的手法叙述了其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限于体例、身份等约束，碑文中自然不乏溢美之词。然细绎碑文，元载亦不乏“实录”传统，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再现了开元、天宝年间关乎唐蕃关系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全面研究唐蕃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深入整理、研究该碑文，将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史料体系。

【作者简介】严寅春（1976- ），男，山西洪洞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边疆文献整理与研究。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阅读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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