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成：北京历史上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历史上，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经历了高僧云集、寺院棋布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自元代藏传佛教传入以来，便成为中原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中心，藏传佛教高僧频繁往来，藏传佛教寺院不断涌现。历经元、明、清三代发展，北京计有大小藏传佛教寺院近百座，在与汉传佛教交流的同时，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城金藏·大方便佛报恩经》。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刻元重修燕京大宝集寺藏本。该刻本于元初传到西藏萨迦寺，后来在萨迦寺被发现，反映了汉藏佛教经典的交融。

一、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推动了汉藏佛教佛事活动的相互吸纳

元朝国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汉藏佛教在北京发展较快。据《元史·释老传》记载，元代北京一年之中藏传佛教佛事活动主要有30余种。为在此弘扬藏传佛教，八思巴等人采取了结合汉传佛教和北京传统文化的方式宣教弘法。如当时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游皇城”活动以及西镇国寺举行的游佛活动，宣政院所辖360余座汉藏佛教寺院僧人均参加，汉藏佛教的佛像、法器、圣物、音乐舞蹈等交织融合于一体，成为一年一度京城百姓以佛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活动，对于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增进汉藏佛教文化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游皇城的队伍中还有关羽神像与藏传佛教的白伞盖佛像一起互动，体现了汉藏佛教信仰的交流，也为关羽成为藏传佛教护法神创造了条件。

明永乐时期（1403—1424）藏传佛教金刚法舞传入北京。据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当时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都供奉西番佛像，由近侍司掌灯烛香火，万寿圣节及正旦、中元日于番、汉经厂内悬幡设帐以“做好事”外，还要在隆德殿内“跳步叱”（即“金刚驱魔神舞”或“金刚神舞”，俗称“打鬼”）。清代雍和宫改庙初期，汉藏佛教僧人共处寺内，其交往交融更为密切。

历史上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还吸收了汉传佛教寺院的重要佛事活动如腊八舍粥等。依我国汉传佛教徒说法，腊月初八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的纪念日。

但藏传佛教以藏历或农历四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称佛吉祥日，举行纪念活动。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后，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吸收了汉传佛教过腊八节的传统，举行舍粥等活动。历史上，在腊月初八的早晨，西黄寺、雍和宫等著名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大锅将腊八粥熬好，首先供佛，然后众僧上殿举行法会。法会结束后，便开始舍粥。

（二）推动了汉藏佛教寺院建筑的相互交融

藏传佛教寺院大多采用以主殿为中心来布局整个寺院的模式。主殿通常为措钦大殿（即集会大殿或大经堂）或乌策大殿。与早期的方形主殿相比，后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尤其是从13世纪开始，流行外移转经道，增建经堂、后室、侧室、门庭的做法，从而将措钦大殿发展成为长方形。到15世纪以后，还出现了在主殿左右扩建佛殿的形制。主殿随着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日益壮大，僧人数量的增加，早期以供奉诸佛菩萨为主要目的的措钦大殿逐步演变为僧人学习、集会和供奉诸佛菩萨的重要修习场所。其他佛殿、扎仓、寺院管理机构、僧舍、佛塔和围墙等建筑以措钦大殿为中心向外扩展。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后，随着汉藏佛教的交融，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吸收了汉传佛教寺院传统的“伽蓝七堂”的布局形式，同时也保留一些藏传佛教的建筑形式，如萨迦派寺院的角楼建筑等。

（三）推动了汉藏佛教经典的相互融合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至元十七年（1280），诏令敕镂板印造八思巴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以使天下僧人奉行密宗戒律。忽必烈还曾令僧人翻译《药师坛法仪轨》等藏文经典，以弘传其学。八思巴的著名弟子沙罗巴曾受命居住大庆寿寺，并担任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翻译，被忽必烈赐号“大辩广智”，并命其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经典，所译经典主要有《彰所知论》《药师琉璃光王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佛说金刚陀罗尼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等。

元代大都能仁寺的创建者必兰纳识里是元朝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精通佛教三藏及多种语言。他用蒙古文翻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元史·释老传》）最令人注目的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二十四年（1288）间，元世祖敕令召集汉、藏、畏兀儿等民族大德僧人学士于大都大兴教寺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异同，完成了汉藏文大藏经总录的校勘及编修，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汉藏两种文字大藏经佛经经目进行勘比研讨，首次廓清了两种文字大藏经间“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并且了解到彼此文词广异而义理修同，将彼此间之“缺”“多”“稍少”“大同”等一一标出，分记于1644部经目后。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为后世汉藏文大藏经对勘奠定了基础。

元代大都宝集寺本是汉传佛教寺院，被元朝政府指定为书写“藏文大藏经”的场所，寺内有藏传佛教僧人或精通藏文的高僧书写藏文经典，因此，该寺成为汉藏佛教共有的寺院。该寺曾保存有著名的《赵城金藏》，被称为“宝集寺本”。元初宝集寺本《赵城金藏》传到了西藏萨迦寺，后来在萨迦寺被发现，反映了汉藏佛教经典的交融。

明代汉传佛教界的译经活动主要是将重要的藏密经典译为汉文。参与此项工作的不仅有藏、汉文兼通的汉传佛教高僧，例如明初高僧智光等，还有汉、藏文兼通的藏传佛教高僧，如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等人。如元代八思巴所著《大乘要道密集》等在明初被译为汉文。班丹扎释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藏传密乘经典《喜金刚甘露海坛场修习观仪》《无量寿佛九佛中围坛场法仪》《大轮金刚手坛场法仪》等也被译为汉文。北京房山云居寺保存一部分明正统时期的藏文佛经，即是以《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为主的五种藏文佛经，共一千余卷，是明代汉藏地区罕见之藏版印本，颇为珍贵。《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原是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年）的佛教译作。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北宋时期古印度僧人赴中原传法时滞留西夏，按当地规范将梵文佛经先译为西夏文，再转译为藏文、汉文。

清代乾隆七年（1742），在工布查布主持下，在北京将一些藏文经典译为汉文，主要包括《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等。稍后，阿旺扎什将《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译成汉文。嘎布楚萨木丹达尔吉将《极乐愿文》等译成汉文。乾隆年间慈度寺高僧崇梵静觉国师琢漾珞瓒重新修订并重刻汉藏对照《药师七佛供养仪轨经》，后几经校改删补，三刻该经，终于使其“番汉尽皆符合”。

（四）推动了汉藏佛教艺术的相互借鉴和吸收

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后，随着汉藏佛教艺术的交融，不仅佛教造像艺术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形成了创新的艺术形式，如元代“大都风格”造像、明代“永宣造像”、清代宫廷造像或“紫金琍玛造像”等，极大推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同时，诸如清代“京画”风格唐卡，被认为是清代北京汉藏佛教绘画的艺术巅峰，极大丰富了中国佛教绘画艺术。

（五）推动了汉藏佛教崇拜对象的融合

随着汉藏佛教文化的互动，一些中原地区的历史人物也位列藏传佛教的神尊。例如，清乾隆年间通过雍和宫改庙，藏传佛教界将三国时期关公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系列，改庙后举行“烧线亭子”活动以祭祀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父子。

二、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

（一）为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元代的驻京帝师制度、明代的驻京法王制度和清代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等，对在蒙藏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高僧活佛封以各种职衔，令其驻锡于北京，听命于皇帝，服务于朝廷。充分发挥他们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作用，使其出使地方，宣化政策，安抚民众，消弭纷争，在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为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发挥了文化纽带作用

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在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文化纽带作用。通过汉藏佛教交流，不仅使藏传佛教文化在北京得到弘扬和发展，也使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建筑、雕塑、绘画、印刷艺术，以及哲学思想、风俗习惯、宗教音乐和宗教舞蹈等传入北京，并成为北京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汉藏高僧等的交流互动，中原地区的文化也通过佛教文化广泛传播到蒙藏地区，与蒙藏地区的文化深度融合，在多方面、多领域凝聚和浓缩了多民族文化资源，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

（三）为巩固和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了积极贡献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途径。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汉藏佛教与中华文化深入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从元代以来，作为政治中心，北京成为各族人民瞩目和向往的胜地。伴随着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蒙藏地方的政教首领和僧俗群众频繁往来于北京和边疆之间，切实促进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爱，使中华民族意识深入人心，进一步促进边疆人民与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连，水乳交融，巩固和壮大了自古一家的生动局面。同时，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切实密切了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四）为巩固和推动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途径

历史上，北京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为巩固和推进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途径。一方面，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切实推动了中国佛教与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相适应、相结合，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表现出有别于外来宗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另一方面，汉藏佛教的交融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佛教各派别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而且推动了中国佛教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和创新，既吸收中原文明，也吸收边疆文化，与元明清不同的社会时代相适应，支撑了历史上中国佛教的时代化发展和进步，不断提升佛教中国化水平。

【作者】李德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研究员。

【来源】微信号“微言宗教”，原文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