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坚 潘晓暾：居延西夏至元代宗教建筑遗址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简介】魏坚：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潘晓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中国西北边疆，沿额济纳河至居延泽南北长约300千米、北端东西宽约60—70千米的居延遗址范围内，保存有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遗址40余处，可谓佛塔林立，寺庙众多，是研究我国古代宗教文化的重要区域。本文基于多年来对居延遗址所做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将西夏至元代宗教遗址的分布范围、平面布局、建筑用材等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从宗教建筑与居住遗址的空间分布、佛教建筑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宗教相互融合共存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宗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等问题。

【关键词】宗教建筑遗址西夏元代宗教中国化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章来源】本文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6年第2期。为阅读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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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西北边疆，沿额济纳河至居延泽南北长约300千米、北端东西宽约60—70千米的居延遗址范围内，保存有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遗址40余处，可谓佛塔林立，寺庙众多，是研究我国古代宗教文化的重要区域。该区域地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长期以来既是双方往来征战的前沿，亦是民族交融的重要舞台。在这类多民族聚居区，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超越民族边界的信仰体系，长期在意识领域发挥着凝聚与融合的作用。宗教建筑不仅作为信仰实践的场所，更是其物质文化的实物载体，其空间分布、形制特征与演变，为考察在边疆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学视角。

对居延西夏至元代的宗教进行研究有两个途径：一是借助史料文献。由于元代未修西夏史，有关西夏宗教的传世记载又极为有限，因此对于居延西夏时期宗教的了解只能依靠黑水城地区出土的文献资料。20世纪初“黑水城文书”和20世纪末“黑城文书”的大量出土促使学界对居延西夏至元代宗教的关注点始终集中于对文献的释读与研究方面。虽然相关研究在具体细节上尚有一定分歧，但大体公认藏传佛教与该区域民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汉传佛教因素并存，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是依托该地区保存较好的宗教建筑遗址。作为居延遗址主要分布区域的额济纳旗，地广人稀，在总面积约11.46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适合人类生存的绿洲面积仅3.16万平方公里，这种自然环境使得诸多遗存因后世干扰较少而得以保存，特别是其中的宗教建筑遗址，为研究居延西夏至元代的宗教文化提供了具体而直观的实物资料。但广袤而荒芜的地理条件也增加了系统性调查与发掘的难度，因此对遗址的探索也往往被学界所忽略。

本文基于多年来在额济纳地区调查、发掘工作所获资料，在对既往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西夏至元代宗教建筑遗址的空间分布、平面布局、建筑用材等进行归纳总结，从宗教建筑与居住遗址的空间分布、佛教建筑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以及伊斯兰教建筑的发现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宗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等问题。

二、西夏至元代宗教建筑遗址概况

西夏时期，党项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以佛教为国教的政权之一，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皆虔心崇佛，因而佛教在西夏十分流行。严酷的自然环境与连年战乱，又为佛教在地方社会的传播提供了便捷路径，黑水城地区的佛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发展契机，并深入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中。20世纪初，数千卷册佛经的发现足以充分证明这里佛教信仰之盛，有学者进而提出黑水城应是西夏北部的佛教中心。元代，在统治者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下，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文化发达。此时亦集乃路的佛教，承原黑水城地区佛教根基深厚之余绪，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据黑城出土的汉文文献记载，该地区有普渡寺、圣容寺、如来寺、太黑堂等佛寺。而回回人的到来也为这一地区带来了新的宗教——伊斯兰教。这一时期，亦集乃路各类佛教寺庙、古塔和伊斯兰教的礼拜寺等随处可见。

（一）空间分布

西夏至元代，该地区城址内外的宗教建筑往往并非孤立存在，其周边通常还会分布有其他规模较小的宗教建筑，以及村落和农田等遗址（图1）。

西夏时期的宗教建筑以藏传佛教建筑为主，其分布呈现出以黑水城为中心，以二塔、红庙、绿城小庙等为次中心的扇形分布特点，突出了黑水城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地位。“因为寺庙本身就是信仰、传播佛教的基地，所以这些寺庙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佛教的中心。”其中，黑水城遗址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5千米的荒漠上，地理坐标为东经101°08′42.732 2″，北纬41°46′03.905 0″，城内目前留存有位于西南角的塔殿遗址、城外西北侧举世闻名的“辉煌舍利塔”等。二塔遗址位于黑水城遗址西北约7千米的荒漠戈壁地带，坐标东经101°06′38.306 8″，北纬41°49′32.197 5″，周边分布有五塔遗址和二塔东城址等。红庙遗址位于黑水城遗址东北约13.6千米处的荒漠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101°15′48.319 2″，北纬41°50′58.120 8″，其东北约1.8公里范围内分布有1处村落遗址。绿城小庙遗址位于黑水城东南约11.3千米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01°16′57.70″，北纬41°43′40.60″，自南向北分布有绿城双塔遗址、绿城塔庙遗址和村落遗址等。上述四处佛教文化中心在星罗棋布的佛教建筑和周边的村落中起到了主干作用。

元代亦集乃路见有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建筑遗址，相较于西夏时期而言，分布更为集中，以黑城、五塔、绿城一塔遗址周围居多，上述红庙遗址附近则不见元代遗迹。黑城内除东北部原黑水城内西南角塔殿遗址得以保留外，在城的北部还发现1处寺院遗址。此外，在黑城西北角城墙上分布有5处佛塔、城西南角外见有1处伊斯兰教礼拜寺，城东侧分布有大量居住址。五塔遗址周围见有哈日白兴遗址、一塔遗址、东土塔遗址等。绿城一塔周围则分布有村落及耕作遗址。根据遗址数量判断，佛教仍是亦集乃路居民所信仰的主要宗教。

（二）平面布局

根据布局方式的不同，西夏黑水城地区的佛教建筑可分为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室内塔庙式建筑和独立佛塔建筑三类。其中，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是指在塔、殿相结合的建筑中，佛殿在前，佛塔建于其后，黑水城内西南角塔殿遗址、绿城双塔遗址、红庙遗址、二塔遗址等均属此类，是黑水城地区众多佛教建筑中分布广泛且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佛教建筑布局。此类寺院建筑方向普遍为坐西朝东，佛殿平面均呈纵向的长方形布局。佛殿后以并列的三塔式样进行设计，以二至三座佛塔的形式呈现，且位于寺院中轴线上的佛塔一般体积稍大，而列居两侧的佛塔则相对较小（图2）。室内塔庙式建筑，即塔立于方形佛殿内。目前仅发现绿城塔庙遗址1处。佛塔位于佛殿中部偏后的位置，塔基呈十字折角形，塔的左右后三面有相等宽度的礼拜道（图3）。独立佛塔建筑，如“辉煌舍利塔”、本肯苏海塔遗址和五塔遗址中两座西夏时期的佛塔等。黑水城地区独立佛塔形制大体相同，即十字折角形塔基上覆钟型塔身，呈现出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图4）。

元代，佛教建筑形制较西夏时期有所减少，除黑水城内西南角塔殿遗址继续沿用，新修塔殿类建筑基本不见，仅见有独立寺庙和独立佛塔建筑。其中，独立寺庙建筑，如黑城内佛寺遗址（F6）（图5）、哈日白兴遗址等。平面多呈纵向的长方形布局，佛殿外建有院墙，开间较西夏时期的佛殿偏大，进深基本为3到5间。独立佛塔建筑，除黑城西北隅城墙上耸立的5座覆钵式佛塔外，还见有一塔遗址、五塔遗址东侧的两座小塔和绿城一塔遗址等（图6），均为藏传佛塔形制，相较于西夏时期佛塔，元代佛塔叠涩基座普遍增多，束腰座则相对简化，覆钵塔身略作球状。新出现的两处伊斯兰教建筑分别为黑城西南角外的一处清真寺（图7）和五塔东侧的一处拱北建筑（图8），均坐落于佛教遗址集中分布的区域。

（三）建筑用材

从建筑材料来看，居延西夏至元代佛教建筑往往就地取材，以土坯或砖、木等材料搭构建造。寺庙遗址附近见有窑址、淋灰池等建筑用材遗迹。以红庙遗址为例，其东北约20米处分布有3处砖窑址，呈“品”字形排列，遗址西北约4米处还发现有平面呈长方形的淋灰池。这些遗迹为寺庙建造时的施工场景提供了直观的实物例证。

三、宗教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一）佛教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西夏至元代，藏传佛教始终是该区域民众所信仰的主要宗教，这一事实已经在宗教遗存的数量上得以充分印证。佛教遗址附近往往分布有集中的院落和农田遗址等，仅以黑水城地区的一处佛教中心——红庙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2004年5—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汇同阿拉善盟博物馆和额济纳旗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红庙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1座庙址、2座佛塔、1处僧院房址和3座窑址，明晰了遗址的建筑结构和形制布局，并获得了莲花座佛台、佛像和壁画等一批珍贵文物，确认红庙为一处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寺庙（图9）。

在距红庙遗址东北约1.8千米处有一古村落，分散有5处居住遗址，呈线状自东北朝西南向分布，最近一处距红庙遗址约970米。居址内散布有大量瓷器残片，以黑釉剔花、酱釉、化妆白瓷为主，可辨别器型有碗、罐等生活用具，窑口以磁州窑系为主，不见元代所流行的钧窑、影青等产品。值得一提的是，在1号居址内发现一件化妆白瓷碗底残件，外底墨书，疑似西夏文。据此判断这些居址应为西夏时期的村落。居址附近地表散落有石磨盘、石磙等生产用具，耕地遗迹分布其间（图10）。

上述寺庙与村落的空间分布证明佛教与民众已经在长期的连接中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信众需要佛教所传递的精神思想寻求慰藉，也需要寺院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他们以布施、供养、交租、送子入寺等多种方式给予寺院人力、物资和财力上的补充，以支持和保障佛教的传播发展。特别是在地处西夏北部边疆的黑水城地区，因与腹地交通不便，使得佛教相较于其他地区与民众的关系更加紧密。红庙遗址附近所发现的窑址和淋灰池等建筑用材遗迹，证实其建造过程就地取材，建造主要依靠附近信众这一事实。正是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使佛教寺院不仅作为一个宗教场所而存在，更具备了凝聚与组织世俗社会的潜在能力，从而满足了多民族社会的深层需求。

西夏至元代，额济纳地区是汉族、党项族、藏族、契丹族、蒙古族等多民族聚居区。在黑水城出土文书6342号户籍账的记载中，保留有30户的简明资料，其中有28户信息基本完整，记录有89人，据考证，在这89人中，既有党项族又有汉族。根据户籍信息可知，此时黑水城地区的基层组织姓氏不集中，宗族势力不强，证明“在西夏的农村已经摆脱了以部落、氏族单一姓氏为社会基层单位的束缚，形成了不同姓氏、不同民族的杂居社区。”在这样一种不同民族以地缘聚落形成的社会组织中，需要一个能够突破血缘关系、政治等级和民族属性拘束的力量，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桥梁，使村落成员在心理上达成一种归属感。在这一背景下，佛教成为推动民族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重要媒介。这一事实在黑水城出土的佛经中也有体现，在科兹洛夫和斯坦因于黑水城遗址所获的西夏文佛经中，有部分经文用藏文为之注音，还发现有汉文佛经以藏文为之注释的残叶。充分说明几个民族已经在以佛教为桥梁的文化交往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史料对此亦有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统治者建置亦集乃路总管府之际，元朝官员曾奏请批准借助“西僧”的力量开凿合即渠。所谓“西僧”即原黑水城境内遗留的藏传佛教僧人。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建置使大量蒙古族移居此地，上至总管府的达鲁花赤下至军屯人员和眷属等，形成了新的民族聚居格局。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一方面，使原本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族移民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得以与当地原有的汉族、党项族及其他信众群体迅速结合；另一方面，以“西僧”为代表的佛教势力也积极参与地方开发，在水利兴建等公共事务中发挥组织与凝聚作用，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移民与本地居民在生产生活层面的互动与交流。

（二）佛教建筑见证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佛教在西藏完成本土化后，逐渐向东传播，开启了其持久而深入的中国化历程。本文所涉藏传佛教中国化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藏传佛教东向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历史版图的诸多区域与当地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另一个层面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藏传佛教在诸多民族间的传播和弘扬，成为连接西夏、元、明、清诸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精神纽带。

居延西夏至元代的佛教建筑中，依据形制和史料可辨别的均为藏传佛教建筑，为探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该地区诸多佛教建筑类型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当属前殿后塔式寺院类建筑。以黑水城内西南角塔殿遗址为例。遗址位于黑水城内西南角，坐西朝东。整体由东边的寺庙和西端的佛塔两部分组成（图11），根据现有保存情况来看，东边的寺庙建筑由一进式佛殿和回廊组成，平面呈长方形。佛殿东西长6、南北宽5.2米，墙体厚0.34米。佛殿后墙与佛塔间的廊道宽1.6米，廊道地面铺设方砖，方砖边长34.5、厚6.5厘米。寺庙后为南北并排的三座佛塔，均建于方形台基之上，大塔居中，两小塔在大塔左右对称分布。现三塔皆残，以大塔保存相对较好。大塔方形台基边长2.5、高1米。塔基为十字折角形，基身较高，十字折角形基座自下而上共两层，第一层高25、宽45厘米，折角边长15厘米，第二层高15、宽38厘米，折角边长16厘米，因长时间风蚀仅存一角。南侧小塔台基边长2.5、高1米，塔基直径1.6、残高0.38米。北侧小塔台基边长2.5、高1.15米，塔基直径1.6、残高0.8米。三座佛塔台基均以土坯各自单独垒砌，其中主塔与南侧小塔台基为土坯横纵相间垒砌，两台基间距较小。北侧台基土坯则基本以纵向铺设，与主塔所在台基以填土连接（图12）。据此可以判断，三座塔可能是在不同时段先后建造，当以中间主塔和南侧小塔先建，后据需要，又建了北侧小塔。

上述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中，佛塔均在十字折角形塔基上置覆钵形塔身，学界共识为藏传佛塔。中间一大塔两侧分列小塔的三塔式样作为其突出元素之一，不仅出现于黑水城地区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中，马蹄寺上千佛洞MQK020摩崖舍利塔、榆林窟第4窟文殊与弥勒对坐图和黑水城地区出土的擦擦等西夏时期的佛教遗存中也都有见到，可见其在西夏境内分布较为广泛。据考证，三塔式样的直接来源应为西藏地区，后传入西夏并得以盛行。而以并立的三塔与佛殿相结合形成的塔庙布局形制，最先见于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和古格故城遗址。其中西山坡佛寺遗址的核心建筑即由以佛塔为中心的北院和以佛殿为中心的南院组成，佛寺遗址由多组东向院落构成，南院佛塔遗址则由中间大两侧小的三处六角形砖构塔组成。古格王都扎布让王宫内东北部Ⅸ区发现的方形内院式、以僧房为主的寺院遗址，寺院南侧同样建有中间大两侧小的三塔（图13）。两处遗址中，佛塔与寺庙的布局均是在坐西朝东的纵向寺庙南侧建有三塔，塔在寺庙一侧，与寺庙并不在同一轴线上。根据目前的调查与发掘资料，将三塔置于佛殿正后方，使塔殿整体构成平面呈倒“凸”字形结构的佛教建筑布局，目前仅发现于黑水城地区，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我国时，塔是寺院的中心和灵魂，立塔为寺是汉传佛教寺院的主要特征。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心塔型”佛寺、“前塔后殿型”佛寺成为佛教寺院布局的主流。入唐以后，出现了佛塔并列、塔殿并列、前殿后塔等布局方式，新修或重建的大型寺院中关于塔的记录明显减少，寺院描述侧重于殿堂和院落，佛塔的核心地位逐渐被取代，以佛殿为中心的中轴线对称布局盛行。1038年，党项人建立西夏，始终把佛教视为西夏的第一宗教，以承天寺、宏佛塔为代表的皇家佛教寺院中塔的中心地位依旧保留。而此时官府或民间修建的寺院，则以单座塔院或单座庙院形制居多，并不强调塔的中心地位。但无论塔的位置如何变化，寺院呈对称和中轴线式的布局方式一直保留，这源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本土化的显著特点。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整体布局顺应了同时期中原地区寺庙形制纵向演变和塔的中心地位逐渐降低的发展趋势。在空间组织上，强调三塔与寺庙的整体性和对称性：庙门与庙后主塔位于同一轴线；主塔作为轴线中心，两侧小塔南北对称分布，形成规整的横纵布局。这种以择中、尚中为原则的佛教寺院布局方式，既突出了佛教的庄严与神圣，体现了对佛教的重视，也反映出西夏对“天人合一”“中和为美”的中原文化和儒家伦理的自觉运用与主动借鉴，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藏传佛教于西夏的广泛传播，为它在继其而起的大蒙古国（1206—1271）和元朝（1271—1368）的迅速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佛教建筑作为佛教文化的实物载体也得以保留和延续。元代黑城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做了扩建，黑水城内诸多遗迹被废弃或改建，但原城内西南角的前殿后塔式寺院却得以保留并继续供奉。据统计，城内佛教建筑达10处之多，此塔殿以居新扩建的亦集乃路黑城的中心位置而得以保留，一方面体现出藏传佛教在该地区仍占据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元代统治阶级对西夏佛教建筑理念的认同。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于西夏境内的三塔式样在元代亦得以继续传播，如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与塞外草原之间最重要的关隘——居庸关过街塔、位于云南昆明西郊玉案山上用以埋葬筇竹寺坚玄住持的雪庵宗主塔等。据考证，居庸关云台上的三塔即为元朝政府任用来自河西地区的党项后裔所建。综上，无论是对地域化特征显著的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的沿用，还是对西夏所流行的三塔式样的吸收与再造，都是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具体成果。

下自区域内对佛教建筑的延续，上至统治阶层对帝师制度的继承，可以看出，在西夏至元代的政权交替中，虽然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但藏传佛教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与政治中介角色，是将两个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三）伊斯兰教建筑的发现印证了亦集乃路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

成吉思汗的西征开辟了由蒙古高原腹地直通中亚与西亚的驿路系统。在此背景下，元代亦集乃路上的纳怜道，作为连接甘州与岭北行省的交通枢纽兼具军事与商业双重性质：战时用于传递军情与输送补给，平日则为商旅往来要道。得益于该通道的日趋繁盛，大量回回人徙居于此。在元代统治者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下，伊斯兰教亦随其信众的迁入于亦集乃路传播并扎根。目前发现有黑城礼拜寺和五塔遗址中的拱北两处宗教建筑。

位于黑城西南角城墙外约27.4米处的礼拜寺遗址，四方体建筑上覆盖圆拱穹窿顶，是一处典型的阿拉伯风格的礼拜寺。寺庙坐西朝东，由大门、门廊和礼拜大殿组成。礼拜殿堂上顶为穹窿式，通高约7米，殿门东开，门呈尖拱状，门厅与殿墙连接处用土坯砌出蜂窝状钟乳过渡。南北两壁正中砌有圆窗，西壁正中砌券顶式壁龛即“米哈拉布”。殿内四角砌有七层门楣的角龛，大殿外四角以四根圆柱围绕。寺院整体以土坯垒砌，外表用草泥抹面。附近分布有较多的回回墓地。

五塔遗址是由西端的两座西夏时期佛塔和东端南侧的两座元代覆钵式小塔，以及东端北侧的一处保存较好的元代伊斯兰教拱北组成。其中的拱北建筑位于一处南北向长方形院落中，院内中部有一处大殿遗迹，殿内方形祭坛依稀可见，南北残长约7.5米，东西残宽约7米。拱北位于殿后，处在院落北墙中部靠前的位置，同样为方形建筑覆以圆顶的阿拉伯传统建筑风格。拱北残高2.7米，以17层土坯砌成，其中自下而上16层土坯为立砌，仅顶部一层平砌（图14）。

亦集乃路所发现的两处伊斯兰教建筑均位于佛教建筑集中分布区，外形上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传统风格，但以土坯为主要建筑材料和土坯立砌的构筑方式都具有显著的亦集乃路地区本土化特色。据《册府元龟》记载，自唐永徽二年（651）起，伊斯兰化的波斯（大食）国就不断遣使大唐，这些使者有的在长安定居下来，建起礼拜寺，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建筑尚保留原始建筑风格。“元代以后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出现了一批中阿两种风格合璧的清真寺建筑；明清时期，回族清真寺总体结构已基本演变为中国传统四合院殿堂式。”上述两处伊斯兰教建筑均为传统的阿拉伯风格，因此可以确认其地的伊斯兰教为元代始入。而这一时期佛教在亦集乃路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伊斯兰教作为新入本地的外来宗教，在其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必然会选择佛教为依附对象以寻求发展，因此选址于佛教建筑集中区，这是伊斯兰教寻求在地化的一种有效尝试。

在元代，数以十万计的回回人入华，对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元朝政府专门设置回回哈的司以管理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大小公事。办公地点设于礼拜寺内，管理人员由总教长（谢赫·伊斯兰）和法官（哈的）共同构成。1983年和1984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的考古队在黑城遗址发现的一批元代文书中，有三份文书涉及“回回哈的司”。其中《失林婚书案文卷》是保存较为完整、文字较多的一份文书档案，诉状中称原告阿兀“系本府礼拜寺即奥丁哈的所管”，这一记录直接印证了元代实施的“僧侣自治”宗教管理政策。该政策在保障伊斯兰教自主发展的同时，亦有效满足了穆斯林群体的信仰需求，进而增强了其社会归属感与文化认同。在此背景下，大量回回人得以在当地定居并建立家庭。案卷显示，阿兀之妻失林“元系大都住人张……”，表明她原为居于大都的汉人。阿兀作为回回移民之一，与汉人通婚并繁衍后代，正是元代民族融合的生动个案。

亦集乃路伊斯兰教建筑的发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在马鬃山与巴丹吉林沙漠之间存在一条狭长的绿洲地带，古往今来，得益于祁连山冰雪融水而成的额济纳河的灌溉，该区域成为人口聚集地和农牧业生产区，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往来征战、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这一区域内留有丰富且灿烂的古代文化，这其中，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做出了生动注脚。

根据遗址分布的疏密程度与建筑规制的差异可知，西夏时期黑水城地区的佛教遗存呈现出以黑水城为中心，向二塔、红庙、绿城小庙等遗址所在区域辐射的分布格局；而至元代，宗教建筑遗址的分布则相对集中，除黑城遗址外，仅在五塔、绿城一塔等遗址周围见有宗教建筑遗存。此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时期人口分布与活动空间的差异。在佛教建筑形制方面，西夏时期见有前殿后塔式寺院、室内塔庙式寺院、独立佛塔等多种类型；元代佛教建筑形制则趋于简化，除继续沿用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外，新建佛教建筑仅见独立佛塔与独立寺庙两类。在建造材料上，居延地区宗教建筑体现出传统的地方建筑用材和显著的地域适应性：普遍以土坯为主材，辅以砖、木等材料。

居延长期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地带，逐渐成为多民族交汇与共居的重要区域，元代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多民族杂居的态势。居住址与佛教遗址在空间分布上的紧密关联，清晰地表明，佛教在以地缘为主的杂居社会中，实际承担了跨民族精神文化交流的纽带功能，发挥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重要作用。

居延西夏至元代佛教建筑遗址集中体现了多文化因素的融合与调适，是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有力实证。西夏黑水城地区分布广泛且最具特色的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中，“大塔居中、两小塔侧立”的三塔布局形制直接源于西藏地区。而纵向延伸的庙宇格局与前殿后塔式的整体空间组织，顺应了中原地区寺院形制演变的趋势，反映了佛塔在寺院中核心地位逐渐弱化的历史过程。强调三塔和寺庙的整体性与对称性，则是对中原儒家礼制经典的自觉运用与主动借鉴。可以说，前殿后塔式寺院布局是藏传佛教在黑水城地区经历中国化进程的物质载体。元代，前殿后塔式佛教建筑在亦集乃路的沿用、由西夏遗民主导修建的三塔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体现了藏传佛教作为一种连续的文化力量和精神纽带，在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所起到的连接作用。佛教建筑中所蕴含的藏、汉、西夏等多重文化因素及其在元代的延续与重构，不仅展现了跨民族、跨地域的精神文化交流，更从物质文化层面揭示了藏传佛教在中国多民族社会中逐步调适、融合的历时性进程。而伊斯兰教建筑的发现则印证了元代亦集乃路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

居延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遗址，作为我国宗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且鲜活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更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深厚的历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