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喜饶尼玛：西藏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印茶入藏”现象是亚东关研究中极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该现象呈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吊诡之处。贸易和税收的经济分析在理解亚东关问题上存在局限性，某些重要信息因此而被掩盖。从政治经济史视角把微观史研究和宏观大历史研究相融合，是理解和阐释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正确方法。英印看似“主动放弃”“印茶入藏”的现象暴露出一个事实：亚东关“印茶入藏”的角色和命运是殖民主义整体运作逻辑的产物。亚东关“印茶入藏”背后的阴谋生成于殖民主义逻辑，涉及对印茶的殖民、印茶之发展以及茶叶走私等方面。“印茶入藏”背后也隐藏着世界殖民势力瓜分掠夺的特定逻辑。中华文明坚信和奉行和、仁、美美与共等人类共同文明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对全人类，对有效应对殖民主义一类的人类巨大威胁具有重大决定意义。

【关键词】亚东关；印茶；政治经济史；殖民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赵国栋，博士，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二级教授。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5年第1期。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藏茶文化史料搜集、整理研究” （项目编号：21XTQ007）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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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我国西藏共开放了亚东、江孜、噶大克三个通商口岸，其中，亚东关开关最早、历史复杂，产生的影响也复杂多样。从1894年开关至1913年闭关，亚东关运行近20年。英帝国及其殖民地印度政府（下文简称“英印”）与清政府在通过亚东关正式允许“印茶入藏”问题上，展开了长达近3年拉锯式的角力和谈判，最终在入藏时间及税率方面达成了协议。另外，在亚东关存续期间，正是被赋予了商业、政治和军事多重目的的印度茶叶（下文简称“印茶”）向中国西藏大力侵销阶段，印茶的侵销给晚清政府和西藏地方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茶居然没有通过亚东关正式输入中国西藏，这一现象从表象上看颇令人费解，那么亚东关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机制决定了“印茶入藏”问题的形成、演变与最终结局。

梳理亚东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亚东关的传统研究主要关注于亚东关的历史形成问题、开关的交涉问题，亚东关贸易性质、数量、趋势问题，亚东关征税问题，对外国税务司的定性以及对中国的影响问题等。从“印茶入藏”问题视角看，已有研究过于注重清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群体抵御印茶侵入方面，缺乏从英印一方的深度分析，更缺乏对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深层系统分析。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突破传统研究以“抵御印茶入藏”为主线的分析范式，转换研究视角，以事件化动态演变的研究对象背后的历史逻辑为主线索，从政治经济史视角把微观史研究和宏观大历史研究相融合，对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着重讨论和回答三个问题：1.传统研究中从经济视角理解亚东关贸易和税收现象的局限性，并基于此提出运用政治经济史研究的适切性，2.“印茶入藏”问题的形成、谈判过程以及从英印角度印茶未从亚东关正式入藏的内在深层逻辑，3.基于这样的分析进一步探讨殖民主义在一个具体历史事件上的运作逻辑。

基于研究逻辑、研究问题及行文限制，本研究对如何抵御印茶入藏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等方面不做系统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相反，结合本文最后的结论和启示，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团结一致、亲如一家、爱国爱家、追求大同的精神元素和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被赋予世界性重大意义。

一、亚东关史末与研究基点

7世纪之前，亚东县区域北部的帕里一带隶属吐蕃时期的小邦国，其统治中心位于江孜一带。7世纪初，吐蕃王权进一步强盛，在全境内设五茹管理，亚东隶属“茹拉”。进入8世纪，亚东一带仍为吐蕃所辖，并有部分区域成为吐蕃大臣“桂”氏的封地，被称为“上部桂域”。在400多年后，中央政府正式在西藏地方派官设治。西藏地方作为中央政权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由萨迦地方政权辖治。在蒙古汗王固始汗的支持下，明崇祯十五年（1642）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在亚东设立日纳宗（今印属锡金境内），委派官员进行管理。

英帝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续约》（以下简称《续约》），由此，英帝国获得了对锡金的统治权和与西藏通商的权利，西藏地方的通商大门被打开。亚东一带进一步暴露在殖民主义的视野之中。

《续约》第一款规定：“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94年5月1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1894年5月1日（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亚东关正式开关通商，亚东海关设于亚东县下司马镇春丕村。清政府任命官员（税务司）进行管理，其中既有中国人（汉族、藏族均有），也有英国人，乃堆拉山口是主要进出通道。当年3月17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签署亚东关第一号文函，任命戴乐尔为亚东关税务司，要求于5月1日上任。

1913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封闭了亚东海关。在亚东关存在的近20年时间里，其业务是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检验，对货物种类、数量、价值登记造册，按月、季、年进行统计，并将统计数据上报总税务司。闭关之后，西藏地方并未封闭亚东山口，并派人在山口设卡检查，于帕里处对进出口盐、粮、茶叶、羊毛等征税。

亚东关的历史存续虽只有不到20年时间，但作为中国西藏的一部分，其历史是清晰的，存续期间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事件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些历史事件是理解殖民主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视角。可以说，与亚东关相关的历史、事件和蕴藏在其中的价值性是本文分析的根基和出发点。虽然这里呈现出亚东关的简要历史过程，但相关历史事件和丰富的历史信息却无法从中得以直观体现，需要进一步深入解读分析。

二、走出经济分析的局限

自开关时，亚东关执行的是“百货”免税五年，而后再议定税则进行征税，但实际情况是：亚东关从1894年5月1日开关至1914年3月闭关，对所有货品一直未征税，亚东关也成为近代中国唯一不征收关税的海关。关于“印茶一项”，《续约》中约定在“百货”免税的5年内暂不从亚东关入藏，直到百货5年免税期满方可销藏，其税率亦有限制。但5年之后至亚东关闭关，印茶也一直未正式通关入藏。这大致代表了亚东关贸易与税收的整体情况。

亚东开关后，货物贸易种类和贸易量均呈现增加的态势。开关第二年（1895）公布的当年贸易估值约为1050304卢比，约为323170.46—477410.91海关两（当时白银1海关两相关于2.2—3.25卢比）。1906年的贸易额增加了1.2倍多。从季节分布看，每年的第三季额度最小。进口的大宗货物主要有棉货类（含棉布、棉纱、棉花、棉线、棉绒布）、绒货类（绒布）、五金类、杂货类（料珠、钟表、珊瑚、儿茶、颜料、面粉、果类、玉类、火柴、油漆、米、外国食物、粮、烟叶、旱獭皮、雨伞、瓷器等），出口大宗货物主要有：床毡、牛奶干、藏绒布、药材、羊皮、狐皮、羊毛、牦牛尾、马、麝香、绸缎，等等。

从经亚东关实现的进出口总额来说，1894—1898年，从西藏出口入英印的额度均高于输入到西藏的数额，英印方面得到的是较大的赤字；1899—1900年，英印扭转了赤字，出现小副盈余；1901—1902年，英印再次赤字，1903年进出口额相同；1904—1905两年进口量增加较多，英印出现较大盈余；1906年，英印出现小副盈余，但第二年则又陷入赤字；1908—1910三年间，英印均为盈余，但额度不高（见表1）。整体来看，1894—1910年的17年间，从比较视角下的实际额度来说，亚东关的贸易总额并不大（后文会有专门讨论）；进出口额总值比为1:0.97，英印只获得了小副盈余（386794卢比，年均仅2.2万多卢比），这个数字在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掠夺规划中，简直不值一提，甚至是一种羞辱，如果真的是一种羞辱，那么英印为何让这种“羞辱”发生和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呢？

张永帅认为，应从过程性来看待亚东关贸易量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对亚东关贸易增长趋势的判断，所谓的‘增长迅速’，或‘关贸凋敝’，都是不准确的。”亚东关贸易实际上是“徘徊不前”的。从税收角度来说，1895年1月4日“戴乐尔为转额尔钦等商定勘界日期及起始地点照会事致奎焕函”中写道：“本大臣因闻敝处之员云：现在藏印通商，无论进口出口货物到帕克里时，该处照值百抽十征取税银，请贵大臣查考。”这指出了贸易中私下抽税现象的存在，有观点据此认为：“多次征税，大大增加亚东进出口贸易的成本，自然阻碍贸易发展”。笔者以上所列情况和观点表明：不能简单以英印商品向西藏的倾销来界定亚东关的商品进出口，更不能以此为标准为发生在那里的贸易现象定性。

如何看待亚东关贸易和税收量的问题，学界至少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即亚东关的贸易和税收对中国和中国西藏来说都是消极有害的，譬如有观点指出：西藏地方成了英印资本家的自由贸易场所，使中国损失了巨额的税收收入，损害了中国内地省份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发展，使内地商品在与英印货物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国货中只剩下土特产品仍继续在西藏占有一席之地”。按常理，对一个具体海关的运行而言，贸易和税收问题是最显眼最重要的，也最容易受到关注，这一点也导致研究者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角度，但仅仅局限于经济角度的分析可能会掩盖更为重要的信息，后文分析将进一步佐证笔者此观点。这里仅从亚东关作为英帝国殖民主义“情报站”的视角简要阐明。

在“身在局中”的清政府总税务司（掌控清朝海关）英国人赫德眼里，“不收关税的亚东关还有着另外特殊的更大功用”，至少有一个来自英帝国的清晰定位：情报站。亚东关代理税务司韩德森认为，落实“情报站”的任务必须坚定，他在“韩德森为报印督两次秘密致函达赖意欲撇开中国直接与其谈判等事致裴式楷绝密函”中强调：“此信件之内容来源绝密，作为私人情报向阁下报告，切勿正式引用，亦不可向中国官员透露。”另外，作为英国人的亚东关税务司热衷研究汉族官员们的性格、处事以及与藏族人的关系，这在戴乐尔对他的继任者好博逊的众多叮嘱中都有体现。“情报站”的定位与英印在维护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统治秩序、确保英属印度北部政治和军事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扩大跨境贸易作为英印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个目标也是与其结合在一起的，这大致构成了日后英印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个雏形。

这样来看的话，对赫德和韩德森来说，贸易和税收显然并不能构成亚东关的核心问题，那么“情报站”是不是核心呢？对英帝国全球殖民利益争夺来说又是怎样一种定位呢？由于行文所限，这里不再就此进一步探讨，但做出这种追问是必要的，由此可以引出本文从政治经济史逻辑角度所做的分析，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本文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形成的研究结论。笔者后文对“印茶入藏”问题的递进式分析将表明：亚东关问题的实质决定了“情报站”只是它被赋予的一种功能定位；而亚东关被殖民主义赋予的角色也随着英帝国殖民策略的改变而转变，这也决定了与其相关的贸易和税收问题实质的复杂性。

三、谈判角逐与逻辑之问

针对“印茶入藏”谈判本身，微观史分析为我们呈现出了该历史事件及伴生现象的错综复杂性。1893年12月5日，清政府和英帝国达成了《续约》九款，另设“续款”三款，总共12款。《续约》核心的问题就是印茶销藏之问题，耗时近两年的谈判也主要是围绕“印茶一项”展开的。

《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中收集了关于谈判中“印茶一项”的绝大部分电函。笔者对这些电函（包括一般官方函，半官方函，往来申文、批文、札，呈总榷文，备忘录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从中发现：从1892年3月28日升泰给在第一线参与谈判的赫政的第一封密函开始，至1893年6月6日作为清廷总税务司的赫德给赫政的电函为止，围绕“印茶入藏”事项共往返了35份电函，每月平均2.5份，密度相当之高。在这些电函中，有14份涉及“印茶入藏”事件的关键环节，另外21份是对相关内容的探讨与分析，可视作补充。笔者对14份涉“印茶入藏”谈判事件核心电函的具体内容进行解析，提炼出其中的关键信息和关键节点（见表2），要而言之如以下所陈：

由于行文篇幅所限以及重要性相对较弱，笔者不再列出21个补充性函件，已列出的14份核心电函已经具备较强的说服力。从对这14份电函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谈判是艰难的、复杂的，不但在关键处、重点环节，甚至细微之处都在角力。清政府总理衙门、清政府总税务局、西藏地方、商上、亚东关税务司、英印方、印方外交大臣等诸多方面都参与进来，显示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相关利益之重大。最终，以清政府在税率方面做出让步为终结，“三修版折中方案三”被各方正式接受，才形成了《续约》中关于“印茶入藏”的最终表述：“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即使对印茶可正式入藏销售时间以及税率问题达成了一致，不过后来却演变成英印一方“主动放弃”了“印茶入藏”——即使坚决奉行“前进政策”的荣赫鹏郑重地强调：“盖排斥印茶之五年期限今已届满也，印当局此日行动较前坚决，不复如前此年复一年以期待中藏委员前来会晤我代表……”这其中的深层逻辑是什么？该逻辑又是如何形成的？

另外需注意的是，1892年9月24日，清政府驻藏大臣升泰在亚东的仁进冈病亡，此时他正等待英印代表保尔前去谈判。随后，清政府派奎焕任驻藏大臣，继续未结后三款的谈判。奎焕主要倚重总税务司赫德以及其弟赫政进行交涉。赫政在谈判中似乎有些超常的积极，并提出了关于“印茶入藏”问题的折衷方案一和方案二，似乎透露出他的一些特殊动机。不过，电函的细节中并未透露出更多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赫政及其他亚东关主事人在谈判角逐中的表现和定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有研究指出，他们一方面严格听命于总税务司赫德命令，一方面为英帝国侵略扩张服务，一方面为清王朝服务。其他一些观点与此大同小异，譬如强调他们在谈判交涉中“一仆二主”的角色。张永攀把他们这种角色形成的原因归纳为：中国海关税务司的畸形管理体制、民族主义的影响两个方面。实际上，仅就“印茶入藏”问题的具体谈判过程来分析“印茶入藏”问题的实质以及相关亚东关税务司和其他相关参与者的表现和角色，不免显得过于局限。我们可以尝试从这种微观史研究的束缚中走出来做些新的尝试，这样可能有利于揭示出更主要的影响因素。

后文笔者基于这样的思路开展的分析将表明：“印茶入藏”只不过是英帝国殖民主义全球争夺中的一个小棋子，它的角色和命运是殖民主义整体运作逻辑的产物；无论赫德、赫政诸人在谈判和相关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放在一种宏观大历史的视角下看，他们都是历史中人，都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和促动，这一点在印度总督寇松身上表现得也颇为明显。

四、阴谋的生成与演变逻辑

对英印来说，亚东关角色生成与演变存在这样一种轨迹：从把印茶正式入藏销售的希望寄托在亚东关上，态度弥坚，转化至把亚东关当作一种表面的幌子，甚至主动放弃了“印茶入藏”的希望和机会，“放弃了”通过茶叶在西藏攫取政治和经济殖民利益的机会。从时间维度来说，直到1901年4月，印度茶叶协会才向英印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第二年印度孟加拉商会也提交了请愿书，请求废除关于征收印茶入藏的关税条款，而不提按《续约》条款和税率入藏销售印茶的问题。至1903年12月，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随后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即使这样，印茶还是没有经过亚东关正式入藏。后文的研究将表明，这一轨迹的出现实际上与英帝国全球殖民策略有着密切关系。

那么，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生成与转变逻辑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行的？此发问中实际含括了前文所提的英印“主动放弃”“印茶入藏”的深层逻辑问题。要深刻阐明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者暂时走出“印茶入藏”事件本身，把视野放大一些：我们将首先回溯印茶产业问题，它是亚东关“印茶入藏”历史事件的前提，再从这个前提出发探讨殖民策略如何影响了亚东关以及“印茶入藏”的角色。

（一）殖民化的印茶产业

1883年通过侵藏战争撬开西藏边境贸易大门之后，英帝国看到了通过亚东关正式把印茶输入西藏的可能，这让帝国和资本家们兴奋不已。不过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印度能够生产茶叶，而且数量足够多、效率足够高或者成本足够低。据1881年《万国公报》所记，当年运至伦敦的茶叶“竟有五十兆磅之多”，此处“兆”字当指“一百万”，即五千万磅，表明其生产能力之强。如果印茶入藏销售，至少要在与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竞争中具备一定的优势。之所以出现英印在“续约”谈判中始终坚持印茶从亚东关入藏的目标，与英印茶业给他们的信心密不可分。

1.英印茶业之初始

在印度发现茶树，直接刺激了英帝国殖民主义者和那些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们，他们看到了通过印茶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可能。实际上，被发现的那些茶树并不能直接称为“印度茶树”，称为“改良茶树”或许更为恰当，也可以说，没有中国茶树也就没有英印茶产业。在没有接触中国茶业之前，印度并不产茶，或者说目前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印度本就产茶。

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广州把少量的茶籽运回了印度，并种植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种植园中，一些存活了下来。1793年，英国派遣麦卡特尼出使中国，此人又从中国带出了一些茶树苗和茶籽，其中一部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植物园生根发芽。此时，中国茶树在印度已经有了较多的人工种植，虽然还远没有达到量产茶叶的规模，但刺激了一些人在印度寻找茶树的热情。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在印度探寻茶树的热潮。需要注意的是，此热潮是在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力量推动下形成的。1833—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垄断遭受冲击，并由此终结，这导向了披着茶叶贸易外衣的进一步的殖民主义掠夺。1834年1月24日，印度总督威廉·班庭克在印度成立了“茶文化委员会”，该委员会有两项中心任务：其一，论证在阿萨姆发现的“灌木丛”与中国茶树的一致程度，其二，如果这些灌木与中国茶叶接近，那么再论证其在印度扩大种植的可能性。有人提出来：在阿萨姆地区发现的茶树是印度的自有茶树种，并起名“阿萨米卡茶”（Thea Assamica），这着实引起了英印方面的注意。1834年3月，“印度茶树栽培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团专门调查阿萨姆茶的情况，1836年调查团得出结论：那些阿萨姆茶应该是中国茶的变种，在质量上不及中国茶。他们给英印方面了一个建议：推广中国茶树，不要选择阿萨姆茶。与此同时，不断有茶树被发现，1837年，布鲁斯在萨地雅附近的马坦克找到了“野生”茶，1839年又发现了120多处。

为了营造声势，孟加拉农业学会表彰了布鲁斯兄弟在发现阿萨姆茶树中的贡献。印度有茶树的消息和殖民“英雄”们的事迹不断被渲染宣传，在英帝国和它的殖民地广泛流传。1839年1月10日，由阿萨姆茶树原料制作的8箱茶叶在伦敦的拍卖场被全部拍出，《阿萨姆日报》用了这样颇具煽情色彩的文字进行报道：“他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购买阿萨姆茶，无非是一种爱国精神的驱使，他希望通过他的举动鼓励阿萨姆茶业蓬勃发展”。

1851年是印茶质量提升的关键一年。在此之前，印茶的产量不但少，而且质量远不如华茶，但帝国的资本家们并没有放弃。1848—1851年，东印度公司两次与有着植物学家身份的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达成协议，福琼接受了到中国获取优质茶树苗和茶籽，并在印度进行大规模种植的秘密任务。1851年福琼终于成功地把1万多棵上好的茶树苗和无数的茶籽从中国带到印度，同时带去了8名优秀的茶叶技术工人。

19世纪50年代，英帝国资本家们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印度茶业也被视为一项大有前途的“新兴事业”。于是，殖民资本疯狂涌入印度，英帝国的资本家们开始在印度北部和东北区域大量开辟茶园，投入到“印茶事业”之中。1851年，F.S.汉纳在阿萨姆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私有茶园。据不完全统计，到1859年，在阿萨姆、大吉岭等地归属英帝国资本家的私有茶园已经达到50多处。1862年，仅孟加拉副总督名下的茶园面积就达161219英亩，茶园劳工数量达到28149人。

2.印茶产业之发展

自“福琼之盗”成功后，在英帝国的推动下，英印茶产业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一般快速发展。1852年，印茶出口量仅为23.2万磅，34年后的出口数已经达到6725万磅。这一年印度茶叶的总产量也达到了8245.812万磅，平均每英亩的产量为276.5磅。1895年，印度茶园面积突破41万英亩，产量达到1.4亿磅以上，每英亩产量达到345磅。这种增长态势一直到1900年均得到了较好的保持。可见，在亚东关“印茶入藏”谈判角逐过程中，英帝国殖民控制下的印茶生产能力已经相当之强，这给帝国殖民资本带来了无限遐想。

只靠茶园数量无法有效支撑强大的生产能力，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印茶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855年，阿尔弗雷德·萨维治发明了一种茶叶分离机，1860年亨利·莫内发明了拣茶机。1872年，威廉姆·杰克逊的“杰克逊揉茶机”问世，1887年升级版的快速揉捻机问世，仅2年多的时间就售出250多台。随后，装箱机、单动式揉捻机、双动式揉捻机相继出现。这些生产机械的发明创制显然离不开殖民资本对利润无休止地追求，其目标也与印茶产业直接相关，为“印茶入藏”安装了锋利的牙齿。

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茶叶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但能够大幅提升茶叶的生产能力、增加产量，而且还会降低茶叶商品的单价。在杰克逊揉茶机发明之前，印度茶叶的成本大约每磅11便士，到了1913年，制茶成本仅为2.5-3便士。罗克希尔（Rockhill）（1891）和库默（Comber）(1926）以从康定输入西藏的茶叶为例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茶叶价格逐步升高，地理、气候等外部环境因素对茶叶价格的影响颇大。罗森（A.De Rosthorn）于1895年出版了他对四川藏茶的调查成果，他指出，根据斯格定斯（M.Desgodins）的观点，川茶从打箭炉（现在的康定）去巴塘价格大约要翻一倍，到达拉萨时则已经到了4倍，销售价格为每磅11便士。可见，入藏的川茶生产成本已经相对印茶没有了优势，甚至在逐步变为劣势。

与茶叶产量、机械化水平和茶叶生产效率、茶叶生产成本等方面并行的，是大量茶叶公司的设立和运营。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所谓的印度“茶叶公司”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英帝国资本家们的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的茶园位于印度各地，但公司的注册地却是英国。1839-1895年间，在英国注册而茶叶种植园位于印度的规模较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数量至少有61家。这些公司成为印度茶业向海外发展的载体，并成为帝国殖民主义海外掠夺的触角。

（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基于殖民化印茶产业的全力推进，按原初计划，一旦亚东关被成功拿下，那么它将是“印茶入藏”的最主要渠道。做这种计划的原因不仅在于许多大规模的英印茶叶种植园位于亚东附近，而且还在于从亚东可以较为便捷地抵达拉萨和西藏其他重要区域。但是，亚东关只是英帝国殖民主义入藏的一个通道，更是众多选择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才能为真正理解“印茶入藏”谈判以及事后的发展逻辑扫清障碍。

亚东开关之后，贸易总量十分有限，特别是英印方面从那里实现的出口额并不大，1894—1910年的17年间仅为14006329卢比，当时1卢比相当于0.32两白银，那么英印年均出口额为26万两多些。这个数字还不到晚清政府在打箭炉一处征收的入藏茶叶税收的2倍，据罗森（A.De Rosthorn）的调查，打箭炉一年的茶叶贸易净值（不包括利润）可达近58万两，仅此一项就是英印一方通过亚东关全年出口总额的2倍还多。放在英帝国的宏大殖民计划里，这着实是一个尴尬的数字。而且在最初的5年时间里，从印度出口到西藏的商品价值远小于从西藏向印度输入的商品额，特别是1894年，前者还不到后者的一半（见表1）。这一时间点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按《续约》条款，至1899年时印茶已经可以入藏销售了，但此时，英印一方在亚东关得到的是让帝国资本家们难堪的贸易赤字。

不高的贸易额，尤其是贸易赤字的出现提醒英帝国的资本家们：这可能意味着通过亚东关正式向西藏输入印茶的计划更像是一厢情愿的假想。但此时，殖民主义新的侵略渠道已经逐步建立，在资本家们的努力下：大量的茶叶走私网络已经渗透到西藏，走私渠道增加，也达到了一定规模的走私数量，边境区域“无管制”的“直接倾销”给殖民者和资本家们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强的政治和军事野心。相比之下，亚东关可预期的茶叶贸易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了。因为有了庞大的走私网络，亚东关在英帝国殖民策略全局中地位的微妙变化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印茶的战略定位。

实际上，印茶快速发展后，在英帝国支持、组织下的印茶向西藏的走私活动就没有停止过。17世纪，英帝国开始流行茶叶之风，茶叶走私活动随之逐渐“猖獗”。到18世纪，影响颇大的茶叶走私事件频繁发生。高额的茶税是茶叶走私严重而且难以应对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茶叶消费量的增加，征税频率越来越高，征收额度越来越大。1784年的税率为12.5%，1795年达20%，1798年达35%，1803年达到95%，1819年实行两档税率：96%和100%。为了遏制茶叶走私现象，在乔治二世（George II.）时，“茶叶作假”“茶叶走私”相关内容被列入国会法案。1783年，下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仍在强调茶叶走私问题的严重性，但长期仍未有太多改观。基于自身对茶叶走私的“切肤之痛”，从19世纪中期以后，英帝国已在谋划将走私运用于印茶入藏的可能性，“1870年，英印官方着手研究如何将印茶打入西藏。此后，印茶屡屡通过走私途径流入藏地，却无法打开销路。”与此同时先后派了间谍基申·辛格（代号：A-K），领事官员贝伯和霍西进入中国进行考察刺探。当然，“滇省茶商由缅甸、印度运茶到藏销售”情况也刺激了印茶走私入藏的出现，甚至通过向这些茶叶“掺入”印茶以“廉价倾销”等方式使其成为印茶私入的一种手段。1897年《农学报》云：1894-1895年印茶出口外销迅猛，其盈利“不因市价之跌而止，则其得利情形已可想见矣。”盈利受市价影响小表明了什么呢？亦可由此信息中探查走私盈利的存在。克莱门茨（A.J.Clements）系统调查了四川藏茶生产与消费，颇谙藏茶消费之道，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最后他强调：“毫无疑问，与其他货物一样，印茶存在其抵达拉萨的渠道……”表明长期以来印茶入藏并非都是光明正大的。

印茶走私入藏的主要形式至少包括三类：一是正式口岸走私。在亚东关时期，噶大克和亚东均成为走私的重要通道，但走私数量尚难掌握，但当时通过海关存在走私军火、私运银砖等现象，以此来说，对成本已经很低、销藏后利润空间颇大的印茶来说，走私入藏更具吸引力，对此，张荫棠在“致外部电请预筹抵制印茶入藏（6月20日）”中提出了他的担忧：“现闻印商大集公司仿制卢茶运藏零售……”由是观之，出现何藻翔所记“印茶久私运”现象当属正常。我们从一些信息中也可以发现端倪，譬如据印度报纸报道，1906年从噶大克进入西藏的茶叶有32万卢比（一说33万），何藻翔在记录中写道：大吉岭火车站站长告诉他，英军进藏后，印茶由噶大克输入后藏，每日约180扪（每扪重60斤），即10800斤。另有资料载：英印茶商仿照川茶用红、黄纸张包裹砖茶，偷偷向西藏输入了1.2万磅的茶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噶大克相比亚东更受走私者的青睐，“印茶多由噶大克运进”。二是边境倾销。印度茶园主要集中于北部和东北部喜马拉雅山麓，阿萨姆、大吉岭等茶叶主产区均与西藏临近，甚至从山口和山间小路就可以直接相通，这一点似早已被英印关注，荣赫鹏直言：“印茶在邻近西藏之印属山区中产量甚巨”。印茶的产能远高于正常渠道的销售需求，对劣质茶而言更是如此。1922年《时报》引《路透社》消息云：1921年印茶中有775万磅待售，且余1300万磅存栈。英印生产劣质茶叶的时间由来已久，1899年的《湖北商务报》中曾有“印茶日衰”的表述，认为印茶只顾图利，“不顾茶之品味”“惟求制价廉贱”，从而认为其在正走向衰落。搁置其观点不论，此信息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制价廉贱”之茶的目标销售群体是什么？显然，瞄准西藏边境区域的一些族群不可能被排除在外，已显出英印以劣质茶走私侵入的痕迹。一名叫作利斯特（J.L.Lister）的茶商介绍，1906年在阿萨姆当地用茶树的下脚料生产茶叶，并从边境相连处进入西藏，其数量大到难以估计，这些劣质的茶叶被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西藏察隅边境区域的一些族群。至30年代，印度人西日让在当生噶玛（在亚东附近）生产仿制的砖茶和沱茶，生产能力可观，其在噶伦堡设庄销售，并在西藏设有分号，因近亚东，具备渗透倾销之地理条件。三是由代理商私运。英印种植园主和茶商们还积极寻找各种秘密代理商，尤其是汉族商人和藏族商人，由此达到推广印茶的目的。秘密代理具有隐蔽性，难以发现相关的史料记载，不过一些零星记载也提供了蛛丝马迹。华商李文洲在一封信中透露了1901年印度茶叶联合会的职员找他把印茶带到西藏销售的情况；在韩德森的一份函件中也提到该组织通过代理人向西藏人赠送印度茶叶的情况。甚至英印方面官员也参与其中，向西藏地方官员赠送印茶，譬如荣赫鹏记录了怀特拜访两名藏官的情况，随后送上礼物，其中有“印茶两扎”，“彼等似欲反对接受，而座中人悉未理会，于是全部礼物悉被接受。”格桑悦希入印考察后提醒“有仿造砖茶混入销售,尤值注意”，表明代理人现象已经较为普遍，且损害颇大。比如英籍人邦卡巴任大卡相（大吉岭山脚处）专仿制沱茶，于民国三十年之前委托北平商兴记代销，后委托藏商桑都昌代销。虽然此时已是亚东关“印茶入藏”事件之后多年，但亦可以勾勒出之前的情况：此现象绝非无端而生，因为沱茶性似砖茶，西藏是二者最主要消费区域。

虽然学界在印茶走私入藏的数量问题上仍有争论，但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无论数量很大抑或者很少，印茶走私入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其影响也是复杂的。可以推论，茶叶走私现象严重影响到亚东关在英帝国殖民侵略规划中被赋予的最初角色，或者说，最初亚东关被寄予的“印茶入藏”厚望被大大削弱了。五年后“百货”免税期满，亚东关的往来商品仍然执行着免税政策，亚东关实际上形同虚设，“西藏成为英国和印度商品的销售市场，并远及川、滇边”。在这样的“绝好时机”面前，印茶仍旧没有经亚东关正式入藏，茶叶走私实际上为英帝国殖民主义谋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在英帝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策略中，亚东关“印茶入藏”就成了一个用来遮掩的幌子。

五、大历史视角下的殖民分析

前文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主要历史逻辑，但是，在宏观大历史视角下看，“印茶入藏”问题背后仍包含着与之相关的其他丰富信息，仍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时空中的历史逻辑分析，这样助于进一步深入阐明核心问题。

从英帝国和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角度来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774—1894年的商业扩张时期，英帝国以获取原料、倾销商品的商业利益为中心；渗透并控制西藏外围的喜马拉雅山地国家或部落是英印北进西藏政策的前奏；1894—1907年的全球性军事利益争夺，英帝国面临的全球性军事竞争加剧，应对殖民主义内部竞争成为其重要工作之一，这一点影响到其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1907年之后，以维护其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地区性政治军事利益为重点，从亚洲收缩、加紧欧洲备战成为其重要战略计划。这些阶段性特征可视为英帝国在亚东关政策上逻辑演变的更大背景。基于此背景，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展现“印茶入藏”问题背后更多的历史信息，进一步推进对该问题的殖民主义历史大逻辑分析，该分析也一定程度展现了帝国殖民主义的本质：无所不在的趋利本性、变换形态的压迫与剥削、内部的角逐与制衡，从三者中可进一步抽象出殖民主义的“二性”：不公正性和不平等性——这既适用旧殖民主义也适用新殖民主义。

（一）趋利本性：垄断终结与市场重塑

殖民主义是趋利的，这一本性决定了东印度公司对茶叶贸易垄断的命运。英国东印度公司因胡椒而生，却因茶叶而迅速发展。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尤其是对华茶的垄断已经成为英帝国殖民主义进一步攫取利益的阻碍。

1827年，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责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行为对英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各地资本家的集会也开始增多，他们发放传单进行宣传，要求帝国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其中似乎充满着正义的力量，但实际上只是对利益的角逐和瓜分。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期满，此时，它对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已经成为众矢之的。1834年4月1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于被废除。这一事件也让帝国的殖民资本家们放开手脚，纷纷涌向印度，掀起了开辟茶园、投资印度茶业的热潮。在殖民资本涌入印度的同时，英帝国国内的茶叶角逐也变得激烈。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终止之前，除了茶叶的个人消费、以茶待客成为时尚之外，茶叶甚至进入了学校之中，这种状况意味着英国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茶叶消费市场，1833年，英国国库所得茶叶税款为330万英镑，占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英帝国内部的茶叶市场之大、茶叶利润之高可想而知。所以垄断被打破之后，帝国资本家们纷纷抢占国内市场。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茶叶构成也在这一逻辑下发生着改变。

1868年，英帝国本土茶叶消费量的93%来自中国，印度茶叶仅占7%。至1896年，华茶的消费量仅占英帝国总消费量的11%，而印茶已经占据54%，锡兰茶叶占35%。在大力发展殖民化的印茶产业同时，帝国资本家也没有放过在锡兰的茶叶掘利行动，并取得了成功。1866年，以中国武夷茶种生产的锡兰茶叶在伦敦受到欢迎。1873年之后，锡兰开始了茶叶生产的机械化进程。从锡兰茶园面积来说，1895年达到305000英亩，1915年增加至402000英亩。1900年，锡兰的茶叶出口量达到1.5亿磅。成为仅次于印度、中国的第三茶叶大国。亨利·w·凯夫（Henry W. Cave）在其书中骄傲地说：“锡兰伟大的茶产业”“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世界商业贸易对象”。快速崛起的锡兰茶业让资本家们收获颇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帝国殖民资本的趋利本性，这也让英帝国对通过亚东关实现“印茶入藏”的焦虑和纠结得到了某种缓解。

（二）剥削、反抗与策略之变

1.压迫剥削引发的反抗

“印茶入藏”事件逻辑中不仅显示出殖民主义对中国边疆的种种阴谋，也从另一方面揭示出英帝国资本家在印度的压迫和剥削。在商业扩张的阶段，英帝国资本家在印度大肆压榨劳动力，掠夺剩余价值。这些劳工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为了大规模开辟茶园，大量的印度土著人和南亚其他土著人被运往东北部的植茶区域。1860年，在阿萨姆地区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茶叶种植园中的劳工数量已经达到1.2万人左右。1863—1866年，约有84915名劳工被输入到阿萨姆及相邻地区，但至1866年6月底，这些劳工只剩下了49750人，三年时间里死亡了35165人之多。1880—1900年，为了扩大茶叶种植规模，各类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们从包括孟加拉西南部等区域的贫困之地向阿萨姆种植园输送了共约70万名苦力。正是由于殖民压迫和剥削，英帝国在亚东关问题上的精力受到了印度底层民众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一定牵制。1857年，印度爆发了反英大起义，反抗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南亚次大陆在物质、思想和组织上因为殖民统治而得到整合。这成为英帝国在处理海外殖民问题中一个不得不关注的方面。荣赫鹏就表达了通过“印茶入藏”来缓解印度国内的底层反抗问题：“沿藏边一带小山，茶树滋生极繁，既可为英印两方资本之出路，复可供给无数印度工人之生计。”

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着。在锡兰，英帝国的殖民资本采取印度模式大力发展以茶叶为主的种植园经济，由此带来了印度泰米尔人的移民问题。1837年时，从印度南部招募了1万人左右的廉价泰米尔人劳工到锡兰开辟种植园，到了1949年已超过75.8万人。锡兰的种族敌对问题由此被逐步激化。1818年，锡兰爆发了反英大起义，英国殖民当局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僧伽罗人、泰米尔人等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实现锡兰人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目标。随之，政治组织大量出现，1905年，北方省的泰米尔人成立了贾夫纳协会，1917年，僧伽罗佛教徒成立了锡兰改革联盟和锡兰国民协会两个政治组织。被压迫人民的反抗使英帝国殖民统治体系受到冲击，这必然辐射影响到亚东关问题。

2.主导殖民策略的转换

埃尔顿（Lord Elton）在《帝国联邦》（Imperial Commonwealth）一书中指出，1763年之前，英帝国已经形成了对殖民地管控的贸易法律条文，这是一种传统的固化的管理策略。同时，这种管理也并非十分有效，在执行中问题不断，譬如在殖民地的商品走私问题使其税收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艾雷（Willis Airey）(1947)对其研究和观点赞赏有加。1773年10月25日，在北美洲，纽约群众聚集在一起阻止由英国驶来的商船卸下茶叶。一名英国官员在信中写道：“茶叶输入美洲，使全体美洲人民都感到愤怒，纽约、波士顿及费城的老百姓好像都决定不再让茶叶登上美洲大陆。”随后不久便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1775—1783年，由“波士顿倾茶事件”诱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冲击了英帝国的传统殖民策略，此后，其对外殖民政策也相应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不再或减少使用旧殖民体系的直接压榨、掠夺的形式，转变为隐蔽性的掠夺与直接投资相结合的策略。后者也成为英帝国对印度殖民地统治的主要策略。

印度深受英殖民主义之害，“被英国打倒在地，解除了抵抗”，与此同时“英国大工业生产对传统经济、传统社会的破坏和改造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掠夺与投资相结合的殖民策略在本质上是殖民统治和掠夺的进一步升级，花样更多了，也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充满了表象上的欺骗性。马克思就此指出：“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基于殖民策略的转换，在英帝国茶叶资本家们想尽办法从中国西藏谋求不法利益的同时，他们也在花费大量的心思在印度进行搜刮掠夺和大规模投资，欲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这也促使亚东关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显示出某些“诡异”的逻辑。

（三）殖民主义内部角逐

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并非独霸天下。在英国步入工业化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进入19世纪，工业化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寻找、掠夺原材料，以保证自己的市场需求和剩余价值来源。在1887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量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但自此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英帝国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这也导致它逐渐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对印度等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主导权也受到挑战。商业的衰退导致欧洲大陆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英国国内和出口市场出现双重萎缩现象。

1894年之后，英帝国更加注重全球战略利益的争夺，以保证殖民利益，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殖民渗透和掠夺被放在这种全球背景下来处理。此时，俄法两国与英帝国在亚洲的利益争夺加剧，甚至多次处于战争边缘。俄国方面侵占帕米尔，进逼印度西北，并觊觎西藏，法国则西进暹罗，进逼英属缅甸，俄法联盟对英属印度形成了“钳形攻势”。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法联盟同样对英帝国在华势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而后起的德国也加入进来，在南非、西亚都对英国造成了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帝国亟需稳定印度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要缓和与俄法德之间的冲突，而且此前英国已关注到俄国盯上了印度的茶叶，“欲采办印度之茶”，从中获利。为此，在对“印茶入藏”问题上，英帝国的决策免不了烙有绥靖思维的印记。1898年，39岁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成为最年轻的印度总督。1903年1月8日，他向内阁提出派遣武装使团入藏实施其建立“缓冲国”的计划，被英帝国内阁拒绝之后仍然固执己见，并于1903年派军侵入西藏，并逼签了非法的《拉萨条约》。他认为，只要俄国势力不介入西藏事务，那么实施其“前进政策”可以迫使中国和西藏地方政府履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续约》的义务，也可以使英国能够在西藏获得支配性优势。此时英帝国正寻求与俄国的协调，以应对德国的挑战。同时，英国内自由党内阁取代了保守党内阁，并加快了与俄国的和解步伐。寇松的行动无疑引发了俄国的强烈不满。英政府对寇松“不合时宜”的做法亦颇为不悦，“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帝国内阁之间的分歧也就日渐明显”，很快，寇松即卸任印度总督。

1898—1905年，在寇松作为印度总督期间，“印茶入藏”问题已经被较深地卷入复杂的帝国主义内部的角逐之中。在寇松看来，“印茶入藏”实际上是作为军事策略的辅助手段的，不过，从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战略来说，“表面上”放一放“印茶入藏”是其应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挑战的一部分。

余论与结语

面对一味从微观史学角度进行的殖民主义研究，有学者强调应警惕研究迟钝化，从而忽视全球视域的趋势。本研究表明：针对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特别是印茶一直未从亚东关正式进入西藏的问题，微观史下的经济贸易解释研究遗留下了较多的待解问题；基于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微观史阐释，并融合宏观大历史视角的分析，可以助益我们更为深入地洞察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本质和其背后的逻辑理路；把微观史与宏观大历史研究视角相融合，这一研究方法对具体的微观事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另外，这里需要补充探讨一个问题，即除了各种社会力量团结一致抵御“印茶入藏”之外的晚清政府处境与应对问题，从中体现出在殖民主义阴影笼罩下的“晚清危机”。19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已经疲态尽显，岌岌可危。这使得它无论在边疆治理还是应对外部殖民主义侵略等方面都力不从心。基于这种背景，清廷在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处理上似乎困难重重。

洋务运动并没有给晚清政府带来彻底的改变，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成为检验洋务运动的一次大考。洋务运动的挫败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国家与民族存亡的焦虑，激发了民族情绪与爱国热情，一些知识分子呼吁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上的“维新”声音占据了主导。不过，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的维新运动以一场官场政变而收场，很快归于失败。此时，正值亚东关“百货免税五年”将期满之际，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已经很难分身顾及亚东关的征税以及茶叶问题了。

19世纪的80—90年代，有报刊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印茶生产和快速发展的消息，其中《字林沪报》《益闻录》是主要力量。从可查阅资料看，《字林沪报》自1882年便持续关注，“印茶销数”（1882年8月17日第2版）、“印茶旺极”（1887年10月26日第3版）、“印茶弥旺”（1888年10月5日第2版）成为其关键词。彼时，“振兴华茶”的呼声已经出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在陕西布政司李有棻的主持下，《秦中书局汇报》创刊，并在不到两年的存在时间内（1897年至1899年秋）连续刊载了《论中国茶叶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文章，文中尤其强调改革华茶产业，推进机器制茶的重要性。不过这样的呼声少而且十分微弱。1907年，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名为《电务改订藏茶税章以抵禁印茶》的消息，云“……将运茶入藏税则酌量改订，去其苛扰。务使华茶畅销，藉以抵制印茶之入口……”以改订税则抵制印茶。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强调大力发展边茶，改良茶业，建立新式茶叶公司和茶行业协会等主张才大量出现。1924年名为《整顿出口华茶之建议——总商会请茶业自设检查所》的短文写道：“特函茶业会馆，请该业自设检查所。俾出口茶质藉此改良。而国家商业亦可得以保全。”但是，清末民国历史表明，欲仅仅通过知识分子呼吁和茶业范围内的举措来实现“华茶振兴”，只是一种美好的憧憬。

擦亮历史之镜，需要我们更积极主动地运用微观史与宏观大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来深入解读具体的历史事件，防止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局限于表象之中，或者结论的解释力不足。通过对英帝国殖民主义相关逻辑的历史性解读，本文认为，面对复杂多变、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应当而且需要达成并强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打破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不平等给世界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困扰，共同努力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唯有此才可以化解和应对如同殖民主义一样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让人类社会通过一道道磨难，变得更为坚韧，朝向更好的未来。但显然，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中华文明坚信和奉行和、仁、美美与共等人类共同文明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对全人类，对有效应对殖民主义一类的人类巨大威胁具有重大决定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重塑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