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九世班禅一生心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地方发展,深刻认识到教育滞后是造成边疆积弱、易受外侮的根源之一。为此,九世班禅不断深化对内地先进教育理念的了解,同时反思蒙藏教育的不足,积极谋划西藏地方教育的发展,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然而由于自身与时代的局限性,九世班禅对蒙藏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佛法”为中心、难以完全吸收内地先进教育理念的问题。九世班禅有关蒙藏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体现了其对蒙藏教育事业的关怀,是民国时期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同推动边疆教育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缩影,对今天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九世班禅;蒙藏教育;汉藏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李广,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6年第2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建构国家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950—1965)”(项目编号:23BDJ089)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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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教育作为中央政府维护蒙藏地方安定、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其重要性日渐为蒙藏地方有识之士所重视。当前,学界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部分学者聚焦于民国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教育政策、实践活动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教育政策演变、实践活动兴衰等所反映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而对民国时期蒙藏地方代表人士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档案、报刊资料对民国时期蒙藏地方代表人士——九世班禅有关蒙藏教育的实践情况进行梳理,尝试探讨九世班禅的教育观念及其与中央政府教育理念的冲突与调适,以期学界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教育的全面理解。
一、九世班禅开展蒙藏教育的原因
1923年,九世班禅面对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排挤,为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仓促出走内地。此时,正值国内各地军阀混战、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错综复杂之际,初到内地的九世班禅,面对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其日常生活中的相关事务与对外活动多由随从人员完成,但随员中仅有数人通晓汉藏双语且多被派往北京等地负责联络工作,剩余人员大部分不懂汉语。因此,培养具备汉藏双语能力的专业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九世班禅晋京(北京)途经太原时,请求阎锡山派人为随员教授汉语。对此请求,阎锡山派遣翁教授前往九世班禅驻地教导属员“注音字母”。因教学需要,翁教授将两份由山西省编写的“通俗国文课本”、国语会所出版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教科书”赠送给班禅随员。其中亦有一份专门给班禅的翻译人员,以便“翻阅实习”之用的参考书。此举乃九世班禅开展蒙藏教育活动的开端,但并未解决根本之需。之后不久,九世班禅及其随员晋京,并在北京驻锡。此时,九世班禅与内地军阀政要的交往活动日益增多,但随员并不能满足沟通交流时的翻译需求。对此,《益世报》报道九世班禅在北京的活动时,仍直言班禅随员多“不通汉语,不识汉文”。可见,九世班禅在太原进行的临时语言培训未能解决其日常生活与人员往来的沟通困境,反而随着随员、附属机构以及往来活动的增多而愈发突出,培养精通汉藏语工作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汉藏语翻译人员供需不足,国内蒙藏教育的滞后性,迫使九世班禅亲自参与到蒙藏学员的教育培养实践中。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4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期间,因国家内忧外患等原因,蒙藏教育总体上处于“尚无规划”的状态。当时地方仅有寥寥数个蒙藏教育机构,而中央唯一一所北京蒙藏学院也因北洋政府废除官费制而被迫暂停招生。因此,九世班禅初到内地时不得不依靠已有关系送蒙藏随员入学当地学校,以期改变汉藏双语人才不足的窘况,但多以失败告终。国民政府成立后,蒙藏教育发展滞后的情况有所改变。政府将教育视为促进蒙藏地方发展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国民政府针对蒙藏教育拟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以求促进蒙藏教育的发展,但其中部分政策和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与蒙藏地方的实际需求、蒙藏地方代表人士的意愿出入较大。在蒙藏教育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府在中央仅于数所高级院校开设特别班以招收蒙藏学员,在地方则缺乏专门性的蒙藏学校,以致于当时蒙藏学员入学率较低。此外,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在具体的教学上皆侧重于以现代学科培养已接受过基础教育的蒙藏学员。面对此种情况,九世班禅积极将有关蒙藏教育的相关问题以及自己对蒙藏教育的规划向中央“条陈”,以图实现其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西藏地方发展的目的。
九世班禅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己任,随着在内地活动频次的增多,他深刻认识到现代教育对西藏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对教育促进民族团结、地方发展作用的认识与理解也日益加深,遂产生了通过教育沟通“华藏两族”的想法。早在1927年,九世班禅即派弟子罗桑倾批上呈中央请求创办华藏经教院时,就主张教育“关系华藏两族前途极为重大”。这是九世班禅就教育与民族团结关系的最早论述,其明确表明了教育对沟通汉藏两族的重要作用。1934年7月1日,为了促进内地人士对其创办“上海蒙藏学院”的支持,班禅在北上内蒙古之前专门在其行辕宴请“海内名流方外高僧”,称“先总理(孙中山)常谓,要使民族团结,先需沟通文化,蒙藏学院是造就人材、了解言语文字、打破隔阂的先锋”。这是九世班禅对教育与民族团结的具体阐释,其中吸收了孙中山有关教育与民族团结的论述,足见九世班禅对培养“促进民族团结”之人才的重视。九世班禅还曾直言教育能够“沟通文化”“增进民族感情”。至此,九世班禅对教育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35年,九世班禅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创刊号上直言:“团结五大民族,巩固边防之种种工作,其能顺利成功与否,则与人民之智识程度,有至大之关系……提高各民族之智识及文化程度……望今后极力发展教育。”九世班禅深刻认识到教育对提高各民族智识、增进民族团结以及巩固边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其积极提倡发展蒙藏教育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受新式教育,并对西藏传统寺院教育进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九世班禅对于蒙藏教育的思考经历了从单纯强调西藏地方传统教育到主动将传统教育与现代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演变过程。由于九世班禅的身份原因,其有关蒙藏教育的主张不可避免地受到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影响,但随着其在内地活动的日益增多而有所改变。在来到内地之前,九世班禅试图发展“汉藏合璧”为主的经院教育,且专注于汉藏语言翻译教学。九世班禅甚至认为现代科学教育的基础在于经院教育。1932年,九世班禅在一次演讲中称西藏地方文化不发达的原因是“西藏因宗教关系,其文化只求纵的增进高度,而未有横的普遍底发展”,直言佛经“内藏可分哲学、心理……医药、技术等,为现代各种科学之根基”,并称回藏后“希望中央选派一批意志纯洁有志边事之士,前往西藏研究佛经,返回内地,弘扬佛法沟通政教”。虽然九世班禅对现代科学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但随着对内地教育了解的日益加深及不断反思,逐渐认识到西藏地方教育未能普遍发展的原因,且对“现代各种学科”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1934年,九世班禅主导创办的“上海蒙藏学校”旨在招收“丛林”人士,提高学员蒙藏文水平。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上海蒙藏学校按照学校教育模式教授学员蒙藏文外,还涉及了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至此表明,九世班禅已开始吸收内地新式教育的经验,并将之应用在实践中。1935年,九世班禅在提交给国民政府的《返藏计划书》中明确指出,其回藏后将“饬各宗及兴办小学,教授藏文,以养其读书习惯,再进而加授中文及科学常识,按期选派青年留学内地,以资深造”。这表明九世班禅对在西藏发展现代教育有了较为深刻的构思,以及对“科学常识”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九世班禅的蒙藏教育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并影响了其对西藏地方教育发展的规划。
九世班禅根据西藏地方实际,并在借鉴、吸收内地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由依托藏传佛教寺院教育转到倡导双向互动的“互派学员”与“普及教育”的新路径上。九世班禅在其所拟定的“华藏经教院”组织大纲中主张把内地的各种书籍翻译成藏文,并在西藏地方传播。这无疑是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早期关于如何实现西藏地方教育发展的重要设想,其中提及将内地的各种书籍翻译为藏文,但对这些书籍如何在汉藏文化教育中发挥作用并未形成深刻的认识与具体的方法。随着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时间的延长,通过积极主动地参观各类学校、文化团体以吸收内地先进教育经验,对汉藏教育的差距以及如何发展汉藏教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正是基于对西藏地方教育的反思与对内地教育经验的借鉴,九世班禅在相关演讲中明确提出通过“互派学子”“普及教育”来发展西藏地方教育。在发展蒙藏教育过程中,九世班禅充分意识到蒙藏地方人士自身的责任以及中央“统筹”开发与建设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并将两者充分结合以达到实现“蒙藏人民生活”改善、蒙藏社会进步、蒙藏文化发扬的最终目的。1935年,九世班禅于《返藏计划书》中专门将有关西藏地方教育发展的计划条陈中央,期望中央“早日统筹一整个开发与建设计划,以及施行教育的一贯方针”的明证。尽管九世班禅关于西藏地方教育的呼吁与措施未能完全落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教育发展的规划。
总之,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面对汉藏双语人才匮乏、蒙藏教育滞后的现实困境,始终以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西藏地方发展为己任,在坚持藏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观念、积极吸收内地社会教育经验的同时,希望发挥蒙藏地方人士的自身能动性,努力推动蒙藏教育发展。
二、九世班禅开展蒙藏教育的实践
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对蒙藏教育发展状况有了一系列思考。虽然其实践活动的表现形式与目的不尽相同,但贯穿于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始终,亦是九世班禅促进民族团结、汉藏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送蒙藏学子入学、创办补习学校,提高蒙藏人民智识
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虽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但始终心系教育,多次派遣藏族学员到内地学习先进文化。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之初,就认识到汉藏双语人才短缺的情况,并试图通过派遣学子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汉藏双语人才的培养。九世班禅晋京后,为了克服随从人员的交流障碍,一方面令其行辕聘请金醒吾老先生教藏族青年学汉语,一方面谋求创办学校以提升随员汉语水平。1925年,九世班禅送随员进入北京香山慈幼院,接受两年“语文、数学”教育,学成后去往山西北方军官学校、山西法校(山西法政专门学堂)以及沈阳等地的学校求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九世班禅积极与国民政府沟通,一方面试图在附属办事处创办汉语补习学校,另一方面则继续通过个人关系选派蒙藏子弟进入内地学校学习。1928年,班禅驻西宁办公处代表胡生贵、黄元龙在九世班禅的指示下呈请甘肃省政府,请求于“职处附设中初学校两处,以凭造就人材而期发展教育”,二人直言发展教育能够促进当地蒙藏人民“智识”的统一。1929年11月,九世班禅还曾送十余位藏族子弟前往山西无线电学校和山西北方军官学校学习。1930年,班禅驻京办事处再次请求创办“补习学校”,以安排蒙藏学子入校学习。此提议与国民政府制定的发展蒙藏教育计划不谋而合,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得以按照国民政府蒙藏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教育部所定的课程标准,在其附属办事处成功创办汉藏合璧且注重汉语教学的补习学校。此后,许多追随九世班禅前往内地的藏族随从多在此校学习后,再前往相关学校求学或直接服务于九世班禅。此外,九世班禅还专门为追随其前来内地、因水土不服而离世的学生举办追悼会;招待华侨蒙藏特别班中的蒙藏学生,致以恳切训词;给新青海图书馆、甘肃拉卜楞寺藏民文化教育促进会附设图书馆捐款,展示了其对蒙藏教育的关怀与鼓励。
(二)发展“汉藏合璧”式教育,弘扬佛法沟通政教
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核心目的是“弘扬佛法,沟通政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九世班禅积极与内地人士联合创办“汉藏合璧”式学校,1927年7月18日,《申报》刊载班禅意图在上海创办华藏学校。这是目前所见有关九世班禅与内地人士创办华藏学校的最早报道。7月22日,有报道称班禅派遣教员赴沪“接洽筹办华藏学校事宜”。九世班禅在“华藏经教院”的教学上,除主张“招收学员授以藏文藏语,关于西藏之梵音经典暨各项规律”外,还倡导将汉语文的“经传、历史、地理暨各种现行法令译成西藏文字,翻印成书流传藏土”。在学员的招收上,九世班禅主张集合“中国精研佛学之诸寺大德及各方居士”。由此可见,九世班禅此时所主张发展的“华藏教育”是以宗教教育为主、兼及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九世班禅的这一请求被北洋政府以未有空庙的理由拒绝,此次创办活动以失败告终。此后直至1932年,九世班禅再次指令罗桑倾批向国民政府呈文:“拟设蒙藏学院,培养蒙藏人才。”对此请求,国民政府仅备案而未付出行动。可见,此时国民政府对发展以宗教教育为主、私人开办蒙藏学校的行为并不支持。尽管有关罗桑倾批呈文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其身为九世班禅弟子以及此前递交的“华藏经教院”呈文来看,其主张创办的“蒙藏学院”很可能仍以宗教教育为主。
1934年,随着“开发西北”热潮的兴起,一些社会名流和学者们提出了“团结边疆民族,沟通边疆文化”的口号。在此背景下,游历于上海的九世班禅和屈映光、王云五等30余名佛教居士商谈,拟在上海成立蒙藏学院。6月17日,蒙藏学院举行正式筹备会议,确定于是年秋招生。九世班禅为了蒙藏学院的顺利开办,再次请求内地人士的支持,并派驻京代表罗桑坚赞、李静愚来沪协助一切相关事宜。在九世班禅返藏停留塔尔寺期间,当得知“上海蒙藏学院”缺少资金后,积极筹措办学基金。上海蒙藏学院成立之前,拟招收内地“丛林”人士研究佛经,而在实际的招生中则接收了一大批受过中初教育的学员。在课程设置上,由佛经研究改为学习藏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尽管如此,“上海蒙藏学院”在藏语文实际教学过程中,仍选取佛教典籍为教材来进行授课。此后,上海蒙藏学院因经费问题仅招收一届学生,便由佛教居士团体(菩提学会)接管。时人高度评价上海蒙藏学院,称其培养蒙藏学子“成绩颇显”,并认为此私立“上海蒙藏学校”能够“与中央党部(国民党)所办之北平蒙藏学校、教育部所办之南京蒙藏学校”鼎足而立。
(三)积极参观学校等教育机构,学习先进教育经验
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深刻意识到西藏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帮助。为了增进对内地教育的理解与促进西藏地方教育的发展,九世班禅不仅积极关注内地教育、参观各类学校,还在各种场合积极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持与帮助。如1931年5月,九世班禅在军需学校发表演讲直言:“西藏的教育不如内地……本人常常乐意得到一些参观各种学校的机会……作一种良好的参考,藉此振兴教育……希望能于回西藏以后,有同样的学校,建设起来。”1932年,九世班禅晋京(南京)时曾称:“藉以观光中原文化,及各省之近代式底建设,以为他日建设西藏之借镜。”1934年6月,他在暨南大学的演讲中称:“不久即拟回到西藏,将来想参照内地教育方针,在西藏也开始兴办起来。”九世班禅的发言表明其对西藏地方教育与内地教育间的差距有着清楚的认识,产生以内地教育经验来发展西藏地方教育的想法,客观上为西藏地方教育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促进了汉藏教育的交往交流。
三、九世班禅开展蒙藏教育活动的作用与意义
九世班禅以教育促进民族团结、加快地方发展的反思及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不仅是民国时期蒙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民国时期蒙藏地方人士主动发展蒙藏教育、维护民族团结的典范。这一实践活动亦为沟通汉蒙藏各族、推进蒙藏地方发展,培养了一批精通汉藏双语且具备现代性知识的专业人才,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教育的规划。
(一)为民国时期汉藏人员往来与蒙藏教育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九世班禅以“语言文字之贯通”为华藏两族意求融洽之前提,积极提升随员汉语水平。在内地活动期间,经过专门培养的蒙藏学生“不特发音正确、词句亦流利”,且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与职务。从九世班禅“附设补习学校”“上海蒙藏学校”毕业的学生,皆是能较为熟练掌握汉藏双语的新式人才,对蒙藏地方教育的发展、蒙藏地方人民智识的提高以及汉蒙藏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九世班禅在内地开展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增进了其对内地教育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为西藏地方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促进西藏地方教育的发展,九世班禅积极呼吁互派学子,并愿意给予“竭力辅助”。这不仅是九世班禅为实现西藏地方教育发展所选择的新路径,更是为之努力的重要表现。1934年,九世班禅在南京参观蒙藏政治训练班时,除直言希望学生毕业后本着中央、学校的意愿前往蒙藏地方宣传中央政策与关怀外,还希望学生求学过程中对“宗教也要稍稍研究”,到蒙藏地方后“以蒙藏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九世班禅作为蒙藏地方代表人士之一,其在发展蒙藏教育过程中,始终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并高度重视蒙藏地方民众的利益与诉求。总之,无论是“互派学子”还是“普及教育”,皆是九世班禅在结合西藏地方实情与吸收内地先进经验基础上,为实现西藏地方教育发展而作出的新选择,是蒙藏地方人士主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融合的重要尝试,为新式教育观念在蒙藏地方的传播、抵制英印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教育渗透以及打破蒙藏地方传统精英教育等贡献了力量。
(三)影响了属员与国民政府有关西藏地方教育的实践与认知
属员作为九世班禅的代表,在其影响下积极参与有关蒙藏的教育活动中,并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之贯通”对汉藏往来、蒙藏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中,罗桑坚赞作为班禅的代表之一,积极参与蒙藏委员会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全国第二次教育会议等活动,担任“蒙藏教育组专门委员”,为民国政府蒙藏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建议。此外,罗桑坚赞在勖勉藏族青年学生“要努力用功勿荒学业,要为大众服务而求学……为国家尽忠”时,尤其强调“汉人不通藏语,藏人不识汉文”是“中藏互亲之缺憾”,这不仅与九世班禅所提倡的“语言文字之贯通”的观点相一致,更是蒙藏地方人士积极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表现。
九世班禅作为蒙藏地方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有关西藏地方教育发展的设想,代表了部分地方人士对蒙藏教育的理解与认识,并进一步影响着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教育的规划与实践。在发展蒙藏教育上,九世班禅始终将国家统筹规划与蒙藏地方具体情况相结合,积极向中央政府报告发展蒙藏教育的规划,国民政府拟“在后藏札什仑布及其他相当地点设立小学五所,即由教育部派员前往筹设,课程及编制不必尽与内地相同,应参酌西藏宗教及社会情形,另订教学之标准,循序渐进,灌输本党主义及科学知识,并特别注重国文、国语。一俟办有成效,再行设法推广”。虽然这个计划与九世班禅关于西藏地方教育的规划有所出入,但其中明确提出在西藏地方发展教育“课程及编制不必尽与内地相同,应参酌西藏宗教及社会情形,另订教学之标准”。这既表明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教育规划的尊重与调和,也体现了九世班禅对国民政府制定西藏地方教育发展规划的影响。与此同时,九世班禅选派有志人士前往西藏研究佛经的设想,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于1937年制定的《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12条中也有所体现。《办法》中提到“计划每年补助汉﹑藏僧各两名,汉僧由佛教总会于6月前保送该会考核,合格者补助生活费80元;藏僧则由西藏地方政府遴选,可得生活费120元﹐游学时间以5年为限”。此后,九世班禅返藏途中逝世,有关西藏地方教育的规划未能全部实现,但其在西藏地方创办小学、教授中文以及派遣学子等设想,于此后国民政府所拟定的“推进蒙藏回教育之意见”、吴忠信提出的“推进西藏教育计划”以及拉萨小学等有关办学措施中皆有所体现。
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以来始终以促进西藏地方发展与民族团结为己任,为此与内地人士一道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教育作为其众多活动中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活动一道为汉藏文化交流、西藏地方发展以及民族团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九世班禅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根据自身现实需求、蒙藏教育发展状况以及对蒙藏教育的认知,始终如一地重视蒙藏教育、主动学习内地先进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并试图唤起国人对蒙藏教育的重视。此外,九世班禅在制定有关西藏地方教育规划时,统筹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以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教育之本。这一系列活动,客观上提高了蒙藏人民的认知,促进了民族团结,也为西藏地方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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