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懋：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看赵尔丰的文学形象变迁

【内容摘要】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出发，通过比较《反正前后》、新旧两版《大波》《艽野尘梦》《赵尔丰：雪域将星梦》《血路》《瞻对》等作品中赵尔丰的形象，指出八十年来，其主流从“四川人民的敌人”变为“有作为的爱国者”，又变为“被历史浪潮吞没的过客”，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作家现代史认识的中心从革命转向现代化造成的。在作品中塑造立体而不是美化的赵尔丰形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将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赵尔丰形象；《反正前后》；《大波》；《雪域将星梦》；《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昌懋，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

【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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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作为历史人物的赵尔丰的评价问题，徐君论之甚详。概言之，民国经边论政者面对康区的纷乱时局，对赵尔丰时代多有褒扬；民主改革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赵氏被定性为垂死挣扎的封建王朝卫道士。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赵尔丰及其在川边的作为有批判有肯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肯定赵氏，从他的事功发掘正面遗产逐渐成为研究者努力的主流。

近三十年来对赵尔丰的评价所发生的变化反映出，评价赵氏等近现代史人物时的中心问题，从人物与革命的关系转变为人物与民族国家塑造以及现代化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学研究中，更通过文学文本中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而广泛、灵活地展现出来。然而，从文学形象塑造角度来系统分析赵尔丰评价之变化的研究还未曾出现。本文拟对此稍作梳理。

二、郭沫若《反正前后》与李劼人两版《大波》中的赵尔丰形象

郭沫若与李劼人辛亥时是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的同学。郭氏于1929年出版《反正前后》。李斌指出：“郭沫若写作这两部自传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在思想转变后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革命的认识。”此书以阶级史观来论说人、事，而淡化了郭氏在“反正前后”时的强烈民族主义思想。文中首次提到赵尔丰时说：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本来是一位武将出身，从前在四川的什么地方剿匪，硬把一村的人都烧杀干净了，那是有名的事实（中略）。他后来去经营西藏很有点功劳，大约也就是利用他的杀人的本领去威骇震压了那些未脱原始性的西藏人的。”

在这里，郭氏对赵尔丰康藏经营的态度存在某种过渡性：既因同遭赵氏“震压”而流露出对“西藏人”的同情，又以为他们“未脱原始性”，似乎正因此，威压之才特别有效。所谓“很有点功劳”，非常暧昧，可作反讽或正说两解。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郭氏思想中具有“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极普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而1929年时，郭氏对于少数民族态度的转变和松动，恰恰是从体认他们同样是赵尔丰等封建官僚的受害者出发的。1958年此文收入《沫若文集》第6卷时，郭氏又做了一些修订；相应段落作：“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驻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兄弟民族”认同的成立在与同遭赵尔丰的杀戮和镇压中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在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郭沫若思想中的发展和成熟创造了条件。

此外，写到赵与川省士绅议定“独立”时，郭似乎与赵取同理心，“他矢尽了忠诚，乐得一个屠户的美名，到这时恐怕也不免有知己寥落之感吧”，不过，郭氏此处扬赵更大的用意在批评主导反正一事的川省辛亥人物：“立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于赵尔丰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矣，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四川当年新兴势力的指导者们，实在是断难容恕。”前文的褒扬因此也就是假言（“立在反动的立场上”）的，郭氏的根本用意仍在依据其1929年持有的历史观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与虚假性。

这种分析也同样适用于郭对赵尔丰之死的描写：“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的称呼）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便是这位蛮丫头了。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像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拉了下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自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砍了下来(中略）。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她这位异民族（1958年版改为‘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的封建势力的末路，也点缀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这是在借“惋惜”赵氏批评尹昌衡等人物，借“蛮丫头”的形象讥讽旧官绅们缺乏所谓“忠义”。不过，这位“蛮丫头”，从此也将在后世涉及赵尔丰的作品中一再出场。

辛亥年时，李劼人曾以学生代表资格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相比郭氏，李当时离风暴中心更近。当事人的身份与历史家的眼光，使李劼人笔下1937版《大波》中的赵尔丰与上文提及的四川人截止其时集体记忆中的赵尔丰关系密切，而较少出自作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所作的涂抹。1949年后，李劼人一直在修改《大波》，但直到1961年去世也没能完成。张义奇指出：“只要对比阅读过两种版本的人，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改写’，而完全是‘重写’。甚至可视为两部作品。”

在两版《大波》中，赵本人出场前，都先由他人对话中讲述：赵在川边首战时，先令男宠小戴带队试探，早知其不能胜；败后，杀男宠立威，于是军士服从听命，再攻即成。这既交代他狡诈残忍、寡恩少情的性格：而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描写赵尔丰的男宠，又是对赵氏男性气质的某种反讽；而赵氏对男宠的工具性态度，也与新时期的文学文本中，赵氏对侍女的所谓“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旧版《大波》中赵尔丰本人出场时，有大段对其心态和性格的描写：“又因为从做道台起，所驾驭的全是什么都不行而只知畏威的倮猡蛮子等，所以除他自己以及身边一小部分人，认为是神明华胄外，其他的全不在他先生的眼内，纵然挤得进他的尊眼，也比不过比西康的蛮子，建昌的倮猡高一篾片而已。何况乎四川人又确乎有川蛮子之称（中略）有川猴子之称（中略）。他既把四川人像那样的认识了……俨然养成了一种海外天子的气概。”此后赵又对师爷说：“四川人的性格哪儿及得湖南人？（中略）我不信四川人就会闹得成事。”“只有采诸葛公在刘璋昏庸以后治蜀以严的办法。”而对侄子和儿子说：“四川人总没有蛮子浑吧，蛮子还惧怯咱们赵家哩！……砍他百十个，自然就平静了。”

这些描写的特点是：一、将赵尔丰在川督任内执行的强硬政策与他对四川人的蔑视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视为被形势所推动。二、将赵尔丰对四川人的歧视和他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联系起来理解；即使川省内地的汉族人，也不过比川边的藏族、彝族“高一篾片”，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到底是边省，沾染了不少的夷风”。“神明华胄”、四川内地人和四川少数民族，是这里的赵尔丰心目中清晰的同心圆结构。这种结构，将四川汉族和四川少数民族同样放置在被歧视、被压迫的位置上。可以说，旧版《大波》中的赵尔丰形象就是“四川各族人民的敌人”，而他进入这种角色的思想基础，又正是同心圆式的传统族群和地缘认知，即“国野之分”与“华夷之辨”。而在新版《大波》中，对应情节里绝大多数表现赵氏对川省汉族和少数民族蔑视的描写都被删除；赵氏同样向心腹、子侄讲述了一番治蜀以严的道理，但腔调温和得多，只有引诸葛亮在刘璋后治蜀以严的例子与旧版基本相同。

两版《大波》中，对于赵尔丰在决定川省独立前后的作为也略有不同。在旧版中，对赵氏与四川士绅代表商议独立的过程之描写比新版少很多。在新版第三部中，于288—296页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赵尔丰与绅士会商四川独立事，他讲到武昌起义时，说“这真是天降鞠凶，我们当臣子的，还有什么话可说！”“满面恓惶，从垮眼角上，居然挂下了两行热泪。只不知道他这泪，是为清朝而垂呢。或是为他自己而垂？没人问他，他自己也未表白，当然遂成为无从稽考的疑案！”作者虽然语带讥嘲，但并不意在确认赵氏此处流泪的虚伪，与旧版中把赵氏在川省独立前后的操作斥为“作戏”形成对比；赵对朝廷的忠贞与无奈这里都得到了某种承认；在这里的相关描写中，旧版中赵尔丰更像经过精细打算才做出独立决定，而新版中，他的想法似乎更能体现某种一般性的“旧制度卫道士”形象。

而旧版《大波》中，写到赵氏之死时，提及了他的丫头来龙。“赵尔丰一个极爱宠的大丫头，名字叫做来龙的，便迎面一手枪。”她被砍死。此时，躲在床下的赵尔丰才爬出来，怒斥对方，被抓。赵氏被抓在这里全无英雄气概，他的躲藏与他的丫头的慷慨赴死倒是形成了对比。最后赵氏被“软抬”着到尹昌衡面前，这种描写显然有讽刺色彩；然而一见到尹昌衡，作者的讽刺对象就悄然挪移了，此时的赵尔丰“挺然立着”，不再发软，并问自己犯了什么罪。尹却答不出；堂上堂下喊“杀了就是，还问他做啥”，结果“自然这是群众的公意，赵尔丰便被拉到大门外”。尹氏显然被表现得心虚气短；全靠“群众”撑着。最后，赵氏“盘膝坐在地上道：“就这样砍罢！跪是不行的！”这里显然意在反讽，在杀赵一事上起了主导作用的尹氏，不算是这场革命应该享受胜利的人。

任军说：“旧版大波中，作者……将更多的文字用于描写各色人物对待保路运动的态度，写保路运动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新版则更多地关注于‘事件’本身的起因经过，许多人物在其中，只是充当了‘行动元’的功能……从真实历史人物来说……新版在容量增加以后，并没有比旧版在刻画力度上优胜许多。”这种分析是非常准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新版中赵尔丰形象的模糊化，也部分来自某种阶级话语的强化；赵氏的罪恶被更多地理解成是统治阶级在时代潮流面前拼死挣扎造成的，而不主要来自他个人对四川各族人民的情感倾向；此外，减少赵尔丰对四川人蔑视心理的描写，也有助于淡化四川辛亥前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地方意识所起的作用，而靠拢其时官方“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性。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旧版《大波》对赵尔丰的评价其实比新版更低；赵尔丰的形象从“四川人的敌人”变成了“阶级敌人”，把赵尔丰的罪行概括成他的阶级本性，其实使得他的形象没有之前“可恶”，然而也就没有之前立体。

三、《艽野尘梦》与《雪域将星梦》中的赵尔丰形象

赵尔丰进军西藏的亲历者，后成为故乡湘西军阀的陈渠珍在1936年首次出版自叙小说《艽野尘梦》。《艽野尘梦》是90年代前极少数刻画赵尔丰正面形象的文学文本之一，许多近年来对赵氏正面刻画的作品中的情节和描写，都来自此书。

小说中，作者未见赵尔丰其人前，就在与藏军的接触中以其威名吓阻对手：“余素稔藏人畏尔丰若天人”，于是告知对方赵尔丰已到，使藏官决定撤退。这段情节完全被田闻一氏的《雪域将星梦》采用。而后在第三章中，又通过将边军与川军对比，描写赵尔丰之能：“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起军官兵体力甚强。”

见过边军后，是对赵尔丰外貌的集中描写：“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之，状貌与曩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潞国精神，恐无此矍铄也。”其白发老者形象，为90年代后的相关书写承继；而不畏寒冷，驱驰马上，更见其英武。只是此时赵氏年纪其实不到65岁而非“七旬”，陈氏写其年老正是为衬托其气壮。之后，作者写赵氏因擅以其名义行事而一度要将自己军法从事，极言其威严与令行禁止，又以随后的赦免写其通情恤下：“尔丰盛怒立帐中，责予贪功冒险，损威辱师之罪，将置予于法。”“钦帅性如烈火”“候甚久，尔丰始出见。诫予曰：‘汝冒险深入，尚饶胆气，故畀汝要职。今后益当努力，否则吾又杀汝也。’言次，目炯炯，使人望而生畏。”

书中，以浓墨重彩写所娶藏族次妻西原事。西原是营官加瓜彭措侄女，她“年约十五六，貌虽中姿，而矫健敏捷，连拔五竿。”在所谓“一戏之言”下被许配给陈渠珍，随陈部撤离后，其父母“磔而死”，娶藏族妇女为妻而留下之人全家被杀。这些情节都被田闻一采纳于《雪域将星梦》中，唯西原父母改为来龙父母。最后，西原支撑陈氏抵达西安，但却在西安病死。任乃强认为：“西原二字，自四川土音读之，不似藏族妇女名字。疑为是于归后，陈氏所命之汉名也。”由是观之，“西原”的形象，到底是出于“藏族妇女性格”，还是和她的名字一样，出自陈氏的某种改造和勾描，我们也恐怕不得而知了。

田闻一描写赵尔丰的小说《赵尔丰：雪域将星梦》于1997年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又于2005年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再版。他自任在“新历史小说”衰落的90年代继承其事业，“发掘四川重大的题材、重要的人物，然后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这些人物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刻画典型人物”。不过，田氏意识到，对赵尔丰来说，“这个人物根本无多的史料可查”。那么，他是如何在缺乏材料的条件下塑造更立体的赵尔丰形象且坚持“历史真实”呢？“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来全面审视这个人物，结论应该不是这样（指‘赵尔丰是镇压辛亥革命的刽子手’，笔者注）。（中略）真正让我爆发写作灵感的还是其中人性化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两大方法，即一、以市场经济发展、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现的今天的“时代高度”来提高赵氏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二、以作者特定世界观下对“人性”的理解来蠡测赵氏的所思所言。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规约，保证了作者对民族关系有基本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种以今度古，美化人物的风险。

在小说中，赵氏的出场，以积极关爱属下是否受冻为起始，令属下觉得他“分明是个知疼知热的和善老人”，这与阿来在《瞻对》中引用相关历史文献对赵氏屠戮属下的行为构成鲜明对比。书中赵氏说：“老夫每天黎明即起，舞剑、洗冷水浴，看康藏靖边书籍，就是在作这方面准备”。看来他早就以安康定边为职志。在本书中，赵氏的正面品质甚多，其中神情的坚毅、身姿的挺拔、行动的果敢、赏罚的分明等，多数是沿用了《艽野尘梦》中的相关书写，少数则是如作家所说，根据“人性”来设想的，例如一双“明亮、有力”的“豹眼”，本书中，赵尔丰的“豹眼”至少出现了八次。而除一般性的英雄品质外，田氏又特别赋予赵尔丰形象三个显著的、不同于前人描写的特点。

第一，是把赵尔丰“四川化”，让赵氏从旧版《大波》中“四川人民的敌人”变成了《雪域将星梦》中四川人民的“归化者”。书中他说：“来川不久，他就学着说四川话，他觉得川话有趣也有味。”包括这一次，文中出现赵尔丰讲四川话（赵尔丰的话里有方言词，或叙述者交代赵尔丰说的是四川话）的情况，至少有14次。作者还强调，赵氏学习川话不只是工具性的目的，更是对四川话“有趣也有味”的优越性的真切认同。而且，直到被尹昌衡设计抓获，死到临头，赵氏面对着围观并要求杀死自己的四川民众，还在用四川话暴怒地斥责尹氏：“你装了老子的桶子！”（你骗了我），可见在本书中，赵氏对四川话寄予的认同之深切。

在书中，作者还多次强调赵尔丰适应四川的饮食。先是借长官锡良之口说出：“我知道你来四川后，养成了几个嗜好……爱吃川菜，爱听川戏，爱说川话，爱喝川汤。”又在描写赵的一餐时，说赵要吃“川味缠丝兔、四川乡间烟熏腊肉”，最后“饮泸州大曲”。此外，书中赵氏还热衷于改良四川菜品、通四川曲艺；听了“讨口子”唱词后，赵说：“四川人真幽默呀。”不仅能够欣赏，他甚至还能表演：“高兴时大帅不过哼几句川戏戏文而已。”

书中赵氏对四川的认同，不仅停留在上述的语言文化层次，更进入到对四川土地与自然的热爱：“成都一带，川西平原确实不一般，文化底蕴深厚，连放牛娃也能唱出如此意味深长的山歌！”“四川真是地大物博啊！”赵氏在田闻一笔下，不但不像旧版《大波》中那样对四川人充满蔑视，而且还似乎决心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从里到外的四川人，甚至在被尹昌衡以四川人民的名义杀死时，也无怨无悔。

本书中赵尔丰形象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田在赵身上，投射了超前的现代意识。赵氏在书中，在进藏后对属下的第一次训话中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藏区。我们务必以身作则，入乡随俗。首先就是要学会吃牛羊肉、酥油糌粑；万道险关阻碍在我们面前，第一道要跨越的就是生活关。我初次喝酥油茶也不习惯，差点吐了。勉强喝下一口，即觉胸膈发呕。而时间久了，也就惯了，喝起来别有风味，如饮甘露。”这与在《艽野尘梦》中，陈渠珍提及过“勉呷一口，即觉胸膈作逆，气结而不能下，自认罚金，不敢再饮矣”的酥油茶饮用体验相比，前半一致而后半正相反。在田氏书中，赵氏饮用酥油茶的描写，至少又出现了2次。

作者一再表现赵尔丰和他身边的其他官僚拥有某种成熟的爱国意识，例如“川督锡良和临危就任的建昌道赵尔丰……是两个清末年间卓具才识，具有浓烈爱国主义意识的政治家。”作者还反复列举赵氏政绩，例如说他兴学“时间不长，行辕所在地巴塘已成为康藏地区文化最发达地，人才辈出。”按文中时空，赵氏刚刚在当地兴学半年，怎么能看出“人才辈出”？这说明，作者假1905年时人物之口提出的评价是站在1997年的立场上发出的。更有趣的是，作者笔下，赵尔丰被抓后对尹昌衡说：“若不是我赵尔丰在康藏艰苦卓绝奋战七年，今天中国雄鸡版图已缺一角矣。”在1912年年初，赵尔丰怎么可能会认为中国的版图是“雄鸡”形状呢？

此外，书中的赵尔丰在面对康藏本地官员和寺庙喇嘛时，多次与其辩论而折服之，例如：“赵尔丰博学多识，能言善辩……黄宁寺堪布大喇嘛简直被逼到了死角。”和喇嘛们辩论，恐怕既不是赵氏所能胜任，更非赵氏所可能重视。他还向喇嘛们发出这样的警告：“本官尊重民族宗教。但是，如果一旦发现寺庙涉政，特别是，谁竟敢与朝廷离心离德的西藏达赖集团勾扯，那就不要怪本官手下无情！”赵氏在川边和一些寺庙间的战斗，并不能证明，他具备某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意识。我们也无法想象，在清末的康区，可能存在完全不涉政的、或与当时的拉萨毫无“勾扯”的寺庙。在这里，田闻一显然是按照今天涉藏地区干部应该具有的政策和理论水平来塑造赵尔丰；同时根据今天涉藏地区的形势，来指认当时康藏边区的主要社会矛盾的根源。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桑披寺是西藏反动上层打进新生康巴地区一根楔子，是达赖集团对朝廷权威的挑战”。所谓“反动上层”，不可能是清末时赵氏对西藏当局势力的认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作者赋予赵尔丰进军西藏以自觉的“解救藏族人民”的意识：“赵尔丰知道，在康藏，一般藏民为上层当牛做马，生活很惨。”然而，这种“救民水火”的意识，恐怕也并非赵氏所可能自觉。

第三，是田闻一花费前所未有的笔墨描写赵氏的藏族小妾来龙，以侧写赵尔丰的男性魅力。在田氏本书中，来龙是“江孜之战的英雄”、因噶厦下令不再抵抗英军而还乡的藏军军官之女。其父母邀请赵氏赴家宴，家宴上来龙出场，展示了跳舞、枪法等技能，其情形与《艽野尘梦》中西原之出场类似，赵本不好色，夫人多次劝说纳妾都不从，但“本官志在康藏，正想向尔等随时问询当地风俗民情，还想学学藏语，来龙来了，这就好了。她正好当本官这方面的老师。”来龙的反应是：“小女能服侍大帅，是我们尼玛家的光荣。”

上文注释中提及，赵尔丰在进藏期间，曾要求部下官兵有家室者，不可在藏另娶。不过，在本书中，却把尔丰在藏纳妾视为美谈，田氏借时任川督的尔丰兄尔巽之口说：“汉藏通婚，移风易俗，由你这个康藏大臣率先垂范，岂不是一桩美事？”来龙最突出的特点是“忠实”。她一共对赵尔丰做出四次永不离开他的表态，其中第四次是赵尔丰被捕前，让她逃跑时，她做出的最后选择，其依据是“我们藏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可对天！”而第二次表态时，她甚至说：“钦帅呀，来龙孤陋寡闻，对山外的花花世界也没有兴趣……姆妈、阿爸将我送钦帅以奉巾栉，我就生是钦帅的人，死是钦帅的鬼。钦帅走到哪里，来龙跟到哪里。”这样的“忠实”已经远远超出《艽野尘梦》里的西原，而到了完全放弃任何“个体”的自主意识的程度。

来龙与西原形象最明显的区别则在于，西原只有“中人之姿”，而田闻一却极力写来龙作为欲望对象多么魅惑。除了正写其美貌外，他还特别喜欢借其他男性之眼来证明来龙魅力的可信性：在赵尔丰主持的三位军人娶当地藏女的婚礼上，“无数双眼睛……射向跟在钦帅身后，军中早有传名，可惜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帅‘使女’来龙姑娘身上”。而来龙呢，“脸上带着一丝甜蜜的微笑。今天，又有三位藏族姐妹加入到她这个已经日渐融洽、日渐有了感情的集体中来了。”这些描写借其他男性对赵氏的羡慕侧写得以占有和征服这种魅惑的赵尔丰何其英武。

在来龙与赵尔丰的最后一段耳鬓厮磨的日子中，来龙向赵讲述自己近期的梦：母亲让自己吃糖喝酒，此梦预兆死亡。这个梦也是出自《艽野尘梦》中西原所述之梦。这也是全书唯一一处，来龙一度产生为自己而不是为赵尔丰的情感波动，但这种轻微的波动迅速停止了。“大帅的一颗心，来龙已完全明白了，她用自己一双健壮、温暖的手将大帅那只枯瘦的手握在手中，越握越紧。”在赵尔丰失去兵权，生病困居总督衙门，预感末日将近之时，他遣走妻子和儿子，而只留下来龙迎接尹昌衡的捕捉。

分析来龙的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她凸显着赵的“阳刚之气”，证明着被赵“解救”的藏族人对赵的认可，抚慰着赵氏遭遇煽动的变乱时受到的“背叛”。来龙的完美是为了表现赵氏完美的人格。

四、《血路》和《瞻对》中的赵尔丰形象

熊焱的《血路》同样是描写四川辛亥革命的作品。本书中的赵尔丰形象，有继承之前文本中类似的诸因素处。而新鲜因素，是出现了作为“父亲”的赵尔丰形象。尽管《大波》中，赵的儿子“赵老九”和侄子“赵老四”也分得不少笔墨，但他们基本上是作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喜剧因素出现；赵和他们的情感互动很少。而在本书中，出现了赵氏待如亲生的养女，主人公的恋人杜清漪。赵本人的出场是以杜的怀念为铺垫的：“她坐在房间里，细细地翻开着以前她在日本求学时赵尔丰写给她的信件……字迹清瘦，话语不多但其中包裹着浓浓的舐犊之爱。”而见面后看到的是：“当先的老头须发花白，身形瘦削，满面的皱纹仿佛层层裸露的黄土，一片荒芜，一派苍凉。他看上去那么瘦弱和苍老，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但他目光坚毅，步伐沉稳有力。”借“女儿”之思之眼，作者试图进一步突出赵氏的丰富情感层次和对“家”的担当；其后，赵氏更试图向杜证明，自己对运动参加者的镇压，也正是同样为了这个家的安危：“他们都是暴徒，是要造反，都冲进家里来了。我得保护你们呀。”此外，文中的107页和209页两次出现杜看见赵氏在书房里深夜的瘦弱背影，以此渲染他为政事操劳之苦。

在本书讲到赵氏和成都兵变的关系时，采信了赵氏策划一说，而又批评赵有能力出兵止乱而不为：“‘我已经权交川人，怎可再出面呢？镇压乱军，维护稳定，这应该是军政府的事情。’‘可兵变是你发动的！’她没回头，但她相信背后那两道绝望的目光，就像即将干涸的池水，在冷风中散发着凄凉的气息。”父女二人的对话，以养女对赵作为的否定，最后地摧垮了赵的意志，养女的审判在这里，先于军政府或四川人民的公判，已将赵尔丰的精神杀死了。因此，赵氏的父亲形象的完结也就成为他政治和肉体生命完结的隐喻。

2014年，阿来的《瞻对》出版。在“赵尔丰来了”一节中，在记述赵氏捉获肇事者的结果后，阿来先是强调之前康区类似历史曾一再发生，但接下来指出，历史本身已经开始提出新的命题：“历史让你必须做出选择。清廷错过了许多选择机会，但终于做出了新的选择。噶厦政府与川属土司们则放弃了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依然拒绝选择。土司们、喇嘛们还在人性消极的惯性中继续下坠着，而不自知。”这里的能够提供选择与教训的“历史”，其依据是“世界格局”的变化，显然这是某种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具有固有运动趋势体现某种理性的抽象“历史”；而“人性”在这里提供的却往往是“消极的惯性”；也就是说，个人的意志很大程度上无法决定这种“历史”。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阿来对赵氏的川边经略进行评价：“不只是对‘降夷’残暴，对自己的士兵也相当酷虐……‘黠者知其性情而不敢取，愚者遵令自取物。明日，尽斩自取物者官兵数十人。’”这里引述史料，指出赵氏的狡诈少恩，而且并不只是将此种淫威施加于少数民族之上。不过，阿来也引述四十年代初理化县长贺觉非对赵事功的总结，肯定其办学等施政的有价值处。

接下来的一节“铁疙瘩的融化”呼应本书副标题“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阿来举重若轻地只用一句话记述了赵氏将已被噶厦实控几十年的瞻对收回；之后评论道：“很容易吗？太容易了！（中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只有一个答案：势，大势所趋。”——并非任何政治家个人的能力。因此，“时人和后人……没有人否定他在短短几年间改土归流的巨大功业。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这是顺大势而为的结果。只是，变革太晚，几个能臣即便有所作为，也难挽清朝大厦倾倒。”赵氏固然是能臣，然而所作所为也不过是顺势而行罢了，并且也不足以挽救其所效忠的朝廷。

在对赵尔丰的历史作用加以上述限定后，阿来才开始进入对赵尔丰当事时心态、形象的分析。“先是根据前人的描写，记述其操劳白头的事迹，肯定了赵氏在川边孜孜求治，不辞劳苦的努力姿态。接下来描写赵尔丰之死前留下的照片：“一个须发皆白的清瘦老人，正被人摁住，要他跪下。这是他的生命消失于这个世界的前一刻，那张照片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凉。这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应该是两者都兼而有之吧。”阿来显然对赵氏的死亡存在同情；同时认为赵氏走向末路，不是自觉的“反革命”，更多的是“无奈和苍凉”。结合阿来对之前赵氏川边经营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在阿来眼中，赵氏在川省边区和内地，同样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历史工具来行事的。与田闻一近于一位悲剧英雄的赵尔丰形象相比，阿来笔下的赵尔丰更接近于一位无奈的能臣。在这种认知下，阿来确认赵氏等清末治藏大员，是希望进行真正的改革以挽救时局的。但“赵尔丰这样的人，事业的高峰却因清朝的崩溃而人亡政息。接下来的民国时期，川边藏区经历了更多的动荡。”赵尔丰们经边事业的成败，依赖着顺应时势，然而清朝之覆亡，同样是大势所趋；不能顺应做好应对后者的准备，那么前者也难以独存。

五、结论

毛泽东曾对西藏参观团讲：“过去赵尔丰是去压迫你们的。我们跟你们是平等的，不管贵族、妇女，完全是平等的。”不仅如此，革命势力在进入四川，面对四川内地以汉族为主的人民时，也发出了类似的宣言：四川人，起来！象保路同志会围攻成都府那样……昨天是活捉赵尔丰，今天是活捉蒋介石。把这个残民以逞的万恶滔天的卖国贼快给大家活捉着！”通过接受和宣传汉藏等族四川人民共同的敌人赵尔丰的反面形象，革命者有力地保证了对以其符号所代表的旧势力进行革命的合法性，并得以将少数民族成员牢牢熔铸在作为革命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内。

不仅是历史上的革命者在和四川汉藏人民深入接触时，坚持了这一点；在前三十年进行写作或修改旧作的郭沫若、李劼人等作家也坚持了这一点，即使对赵尔丰流露有限的同情与肯定时，也要强调他与时代的关系。而在新时期以来，赵尔丰文学形象则立体、丰富起来。其中，田闻一等与试图通过树立赵尔丰的“四川人”形象，并在他身上投射当代意识的做法，这样的做法，远离历史真实，多出自凿空的“理解”与“想象”，又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让赵尔丰在康区的行为与他都督四川的做法间产生断裂：赵氏前后，从果断变为优柔，从所谓“利国利民”到“误国害民”，可能对汉藏之间树立一致的历史观，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力图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指导人物形象的塑造，仍是相关作家主观努力的方向，也是相关书写的主流。

在《瞻对》的《民国来了》一节中，阿来认为民国时期康区的混乱至少部分要由其时“民族主义”的滥用负责：“我们在并没有弄清楚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祭起这个武器来对付外部挑战，却忽略了这同时会唤起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从社会内部产生着动荡与不安。”在这里，阿来明确地提出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包括汉族和藏族民族主义在内的国内各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似乎对晚清（而不仅仅是赵尔丰个人）抱有某种惋惜：“从川边藏区来说，随着清王朝覆灭，赵尔丰们的藏区新政也就人亡政息，种种社会改良刚刚初显效果便烟消云散……”不过，赵氏恐怕难以胜任完成国家意识铸造的任务，因为他本人没能将国家意识与对清朝廷的效忠、以及前现代的华夷之辨式的大汉族主义清晰地区分开来。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的《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中论证自己经边规划的样板时，赵尔丰说：“查各国之开辟遐荒，如英之于澳洲，法之于马达加斯加，美之于菲律宾，日本之于虾夷，皆先设招待所，以利导之，而后趋之者如市，不数年遂广获其利益。”同样的文字又见于同年六月十一日的《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中。而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下令兴学的命令《札打箭炉厅饬明正土司筹设夷民学堂》中他又说：“俄之于波兰，英之于印度，日之于台湾，无不以母国之文教，收同化之功能，此其明效大验也。”

这两条材料，说明赵氏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都发自内心，毫无反思地坚持错位的自我认知和涉藏地区认知，更能揭示出由这种错位认知所决定的其事功的局限性。他把巩固边防，建设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任务和帝国主义经营殖民地混为一谈，这样的自我定位是不可能建立正常的民族关系，完成上述团结少数民族，抵抗帝国主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任务的。有趣的是，和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改革（“赵尔丰经边”也可视为整个清末新政的一部分）的精英如赵尔丰以俄、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为模板理解清朝的同时，自下而上主张革命或自强的中华民族主义者们，却更加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真实危机，将中国与“亡国”的波兰、印度、朝鲜、夏威夷相比，对正在进行的亚非反帝运动如美菲战争表现出认同。这足以说明，后者最终得以推翻前者，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纳日碧力戈提出：“民心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本。”文中列举文学文本中对赵氏形象的塑造，显然不曾因作家的民族身份产生分殊，尤其是建国以后的文本，都按作者的理解坚持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但是，个别文本中对赵氏形象的过度投射和拔高，可能不利于汉藏等族人民实现民心相通，也与民间历史记忆有所冲突，对此我们似应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