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楠：萨迦派与元朝统一的历史实践

公元10世纪初，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出现了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教派。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之一，萨迦派在13世纪元朝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元代大一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之间离不开元朝对西南边疆的经略，以及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八思巴洛追坚赞在政治上的审时度势和对蒙古宗王的坚定支持。

一、蒙古经略西南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之行

自赞普朗达玛被弑后，吐蕃王室内部不断分裂，互相混战，致使西藏高原陷入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与中原地区自唐五代以来的分裂时间大体一致。随着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北方崛起，它发动了针对金人、辽人、回鹘人以及西夏人的战争，并占有了物产富足、水草丰美的北方和辽阔的西域之地。

在窝阔台汗时期，为进一步征伐南宋，汗廷着手多路进攻江南，并有意经略西南地区，将其作为破宋的切入口。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被委以重任，他从父亲手里得到了以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史载，“太宗皇帝时，命太子阔端镇河西”，“乃马真皇后称制，阔端开府西凉，承制行专封拜”。（虞集：《孙都思氏世勋碑铭应制》）实际上，阔端兀鲁思的权力不局限于河西，原西夏故地及故金陇右、京兆等地均是他的势力范围。尤其是贵由汗时期，阔端封拜将帅，任用官吏，征收税粮，宰制一方，这为阔端主动接触吐蕃、经略西南提供了政治条件和地域优势。

西夏与吐蕃接壤，二者曾联合作战，多次进攻北宋边境。在文化上，西夏是较早广泛接受藏传佛教的王朝，藏传佛教的信奉者遍布西夏各地，并为王室在诸多领域推广藏传佛教提供支持和协助。作为阔端兀鲁思所在地，凉州境内的藏传佛教也非常兴盛，这对阔端提前了解藏传佛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1239年，阔端派兵取道青海进入吐蕃，虽遭遇当地僧侣的抵抗，但并未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将领多达那波的复命来看，蒙古军入蕃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合适的宗教伙伴，试图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吐蕃归附事宜。多达那波遣使禀奏曰：“边僻蕃地，僧院以噶当派为多，寺规以达隆法王为肃，法威以止贡京俄大师为雄，法理以萨迦班智达为精，当延请何人，祈请降诏。”（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阔端派多达等进兵西藏与西藏归附蒙古》）最后，阔端选择了能够指示成佛并有着崇高声望的萨迦班智达，于1244年向他发出了赴凉州会谈的诏书。由此可以看出，阔端有着务实的军政策略，希望萨迦派能以其固有的影响力安抚各教派，进而达到经略吐蕃的目的。

从萨迦派的角度来说，萨迦班智达之所以不顾年迈之躯赴凉州会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通过弘扬佛法，感化、改变蒙古人，以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这既符合佛教的慈悲观念，也是利于天下苍生的善行。而阔端在邀请诏书中也是巧妙地利用佛教的慈悲观念劝萨迦班智达前来赴约：“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又说：“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可以说，凉州会谈从一开始就切中双方的利益关切。

1246年8月，萨迦班智达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顺利抵达凉州城。几乎同时，阔端的兄长贵由在和林登基成为蒙古第三任大汗。次年，阔端从和林返回凉州，召见萨迦班智达。双方会谈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其核心内容就是劝告吐蕃各教派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大势，效仿畏兀儿，归顺蒙古。这封书信强调了汗廷尊重、优待佛教的政策，更突出了萨迦派在吐蕃治理过程中的优先地位。毫无疑问，在阔端这里，萨迦派被委以治理吐蕃地区事务的重任。从佛法传播的角度来说，萨迦班智达此行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阔端不仅让佛教僧人位于也里可温和萨满之上，还为其修建寺院，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萨迦世系史》记载：“从此，既不同语言又不信奉佛教之徒众亦信仰了佛教，信奉者们皆入大乘教。总之，法王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可以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的佛事活动，加速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为文化上的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向吐蕃各界发出的《致蕃人书》，顺应元朝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为结束吐蕃内部长期的分裂带来曙光，并得到僧俗群体的支持和拥护。《萨迦世系史》记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自《唐蕃会盟碑》约定吐蕃与唐朝的甥舅之谊后，蕃汉关系实质上进入一种家庭式的民族关系，其中主要靠和亲政策加以维系。这是中原王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一种独特形式，被唐朝之后的多个王朝所采纳，客观上推动中华各民族向内凝聚。而阔端对吐蕃的经略，以及萨迦派发出的《致蕃人书》，既是元朝统一进程中的必要环节，也呈现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内在诉求。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贡噶坚赞口述传记》，八思巴·洛追坚赞编撰，明抄本。《贡噶坚赞口述传记》对凉州会谈有生动的记载

二、萨迦派的危机与八思巴六盘山奔赴

尽管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反映大多数人的愿望，顺应历史趋势，但终归局限于宗王阔端的领地，并未全面纳入汗廷的国家治理视野。这一契机的到来，与汗廷内部权力的重新调整直接关联。1248年，贵由汗病逝，汗廷内部再度出现权力纷争，直到3年后托雷长子蒙哥继承汗位，汗权由此转移至托雷一系，新的权力平衡开始酝酿。蒙哥汗即位之际，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相继在凉州去世，由阔端经略的吐蕃之地也随之遭遇分割。《朗氏家族史》记载：“西藏是由在凉州的王子阔端治理，（蒙哥汗）从阔端阿哈那里迎取了供奉的喇嘛，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隆噶举派。由四位王子分别管辖（西藏各万户）。”尽管萨迦派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疏远，但至少要比阔端时期对吐蕃的经略更加合乎蒙古汗国的利益。

蒙哥汗将吐蕃之地分封诸王的举措用了3年左右时间完成。其间，处于优先地位的萨迦派确实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历史的微妙在于，萨迦派的后继法王八思巴在皇弟忽必烈那里重新找到了在汗廷的立足点。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并在北方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建立了自己的多民族幕府臣僚，即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其中自然包括一些佛教、道教人物。在幕府臣僚的选择上，忽必烈持开放态度。1253年，忽必烈受命出征云南期间，在六盘山召见了萨迦派法王八思巴。通过问答，忽必烈了解了吐蕃的历史与现状，并在王妃建议下，接受萨迦派特有的喜金刚灌顶。在《萨迦世系史》的记载中，忽必烈先后接受三次喜金刚灌顶，并赐给八思巴十三万户和吐蕃三区的僧众及属民作为供养：“据说此时把吐蕃三区算作是一个行省。此即：从上部阿里三围至索拉甲波以上为圣教法区；索拉甲波以下至黄河河曲以上为黑头人区；自黄河河曲以下至汉地白塔以上为良骥马区。”又说：“蒙古薛禅汗治下共有十一个行省，吐蕃三区虽不足一个行省，因为是上师之驻地及教法弘扬之区，故算作一个行省奉献。”《安多政教史》将吐蕃三区概括为卫藏法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忽必烈献给八思巴的卫藏十三万户和吐蕃三区，等同于把吐蕃地区事务管理权都授予他。不过，当时的忽必烈只是一个宗王，他与其他宗王共同享有吐蕃的封地，并无权力将治理吐蕃的大权交给八思巴。但是，六盘山会谈标志着八思巴正式进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成为其藏传佛教领域的上师和顾问。

1254年，忽必烈由云南班师途中，再次驻扎六盘山，两次驻扎相隔大约一年时间。此时，八思巴再次奔赴六盘山觐见忽必烈，其内在原因与蒙哥汗将吐蕃分封诸王政策的落地有很大关系。由于止贡、帕木竹巴等教派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迅速崛起，导致萨迦派在阔端时期建立的权威一落千丈，这促使八思巴急于巩固与忽必烈的关系，并一直追随至汉地。元人王磐的《帝师发思八行状》中，八思巴的这一行为被描述为“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同样，忽必烈以宗王身份赐予八思巴一份诏书，以保护萨迦派在吐蕃的既得利益和既有信众。为此，八思巴及其弟子都撰写了颂诗，并特别褒扬了宗王忽必烈和王妃察必，如其写道：“大皇帝的贵子忽必烈，及其福德成就之夫人，相貌美丽笑容多慈祥，又有慈悲之心作装饰，察必可敦及其诸贵子，实为富贵佛意之化现。”（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这不仅显示出萨迦派作为坚定支持者的姿态，也有利于八思巴及时融入金莲川幕府文臣群体。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坚定支持还表现在忽必烈被猜忌期间，对君主的不离不弃。1256年，谋臣姚枢觐见忽必烈，谈及蒙哥汗听信谗言，派遣亲信阿蓝答儿进入关中勾考钱谷事宜，罗列罪名，打击王府臣僚，并建议忽必烈拱手将王府和家眷全部交给汗廷，以打消蒙哥汗的顾虑。（《元史·姚枢传》）之后，姚枢的策略果然奏效。而八思巴在此期间撰写的《不动佛烧施仪轨》，就是一种禳灾祈福的宗教仪式，这与忽必烈当时的遭际是有关系的。与此同时，八思巴于1257年在五台山举行的朝拜巡礼活动，也被认为是为了给忽必烈祈福消灾。萨迦派基于与忽必烈建立的施主与福田关系，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表现出对施主的忠诚和担当，这为之后忽必烈重用萨迦派奠定了情感基础。

1258年，蒙哥汗在南下伐宋过程中，重新起用忽必烈统率东路军攻打鄂州。次年，蒙哥汗病死军中，在金莲川幕府文臣的鼓动下，忽必烈与宋军和谈后，随即北返至中都，并于次年在开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继承汗位，是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为萨迦派重新立足吐蕃之地带来重要契机，并进一步影响到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鉴于潜邸时期建立的良好信任关系，忽必烈即位不久，就册封八思巴为国师，让其统领天下释教。据《朗氏家族史》记载，忽必烈还收回了蒙哥汗时代将吐蕃之地分封诸王的决策，并撤销诸王守卫领地的军队，唯独保留宗王旭烈兀的守军。针对这一时间节点，再看《萨迦世系史》有关忽必烈供奉卫藏十三万户和吐蕃三区给八思巴的事情才更加合理，而该书所指出的将吐蕃三区“算作一个行省奉献”，也显示出吐蕃在元朝统一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即“一个行省”。这是站在忽必烈所拥有的十一个行省基础上作出的基本判断，同时也为以后汗廷设立管理吐蕃事务的专职机构提供了重要思路。

三、结语

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到八思巴的六盘山会谈，再到八思巴第二次奔赴六盘山，萨迦派在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朝几代大汗对西南的经略，为进一步加强吐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案。相较于唐代的甥舅之谊，元朝进一步将吐蕃纳入行省治理的范畴，直接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3世纪的中华民族，在各族精英群体的努力下，重新走向大一统。于吐蕃而言，萨迦派的努力与贡献有目共睹，其所推动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格局，也为明清时期的边疆治理所认可和采纳。

（来源：微言宗教，作者鲍楠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