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将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出版藏文古籍作为核心使命与战略任务之一，主动担当起传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国家涉藏工作大局的时代职责。40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攻坚克难、薪火相传，汇聚全国藏学领域顶尖专家力量，持续推进藏文古籍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保护传承，先后启动实施《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与《中华大典·藏文卷》两大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两大工程历时数十载，集众智、汇众力，在文献校勘、编辑出版、数字化建设、公共传播、文化惠民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既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40年坚守初心、深耕学术、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我国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标志性成果。
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的编纂与出版
（一）项目背景与立项
藏文《大藏经》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是藏文典籍的核心与藏传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承载着藏族人民千年的智慧结晶与文化记忆。历史上，藏文《大藏经》先后形成了永乐版、理塘版、德格版、北京版、纳塘版、卓尼版等多种重要版本，各版本在篇目、文字、排序、内容上差异显著，普遍存在讹误、缺漏、歧义、错乱等问题，长期以来缺乏一套兼具完整性、权威性、规范性的统一通行本，不仅给藏传佛教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与文献学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更成为制约藏学研究纵深发展的关键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藏学研究事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系统整理校勘藏文《大藏经》被提上国家文化工程日程，成为国家保护传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组建《大藏经》对勘局，并在成都设立办公室，全面启动《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工程，该工程先后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是国家层面统筹组织实施的大型藏文典籍抢救性整理与权威性出版工程，彰显了国家对藏文古籍保护传承的高度重视。
工程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统一领导、专家主导、分工协作、接力推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统筹，广泛汇聚来自北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学专家、高僧学者、古籍整理专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200余人，形成了跨区域、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工作机制。全体参与者秉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逐字校勘、逐页整理、逐卷审定，全力以赴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历史、学术与人民的检验。
（二）编纂目标、版本选择与对勘原则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以“汇校众本、择善而从、校勘有据、文本可信”为总体编纂目标，旨在打造一部能够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可供学界长期使用、能够传承后世的权威定本，为藏学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文献依据。具体目标包括：全面收录各版藏文《大藏经》所涉经典；选择最佳底本与参校本；逐字逐句校勘异文讹误；统一体例、用字、标点；形成结构清晰、查阅便捷、适合出版与传播的规范文本；同步推进数字化建设，实现多版本比对与全文检索。
经过反复论证与比较筛选，最终确定以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为底本；以永乐版、纳塘版、卓尼版、理塘版、北京版、雪版、库伦版、昌都版8个版本为《甘珠尔》参校本；以卓尼版、纳塘版、北京版3个版本为《丹珠尔》参校本，形成“以底本为纲、多本互校、科学取舍”的校勘体系，确保校勘工作的科学与严谨。
为保障校勘质量，工程确立并严格执行四大对勘原则：
1.底本至上，参校为辅。以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为基础底本，以其他重要版本为参校，不随意改易底本文字，所有异文修改均需有据可依。
2.异文必校，校必有记。凡不同版本存在文字差异、语句分歧、篇目出入等情况，均逐一进行校勘比对，对异文来源、差异内容、取舍依据作出明确校记，保证学术严谨性与版本可追溯性。
3.尊重原貌，不改不增。严格遵循古籍整理通则，不擅自增删内容、不篡改原文文意、不重构篇目结构，最大限度保留藏文古籍历史风貌。
4.学术规范，便于使用。统一藏文字形、标点符号、版式设计、页码编排、目录体系，兼顾藏文古籍的传统形态与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提升文献的实用性与可读性。
（三）编辑体例与出版规范
为实现藏文典籍整理出版的规范化、标准化，工程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统一、严谨的编辑出版规范：
1.结构体系。全书分《甘珠尔》《丹珠尔》两大部分，严格遵循传统编目排序，统一卷次划分、页码编制、目录、编排与索引设置，做到结构清晰、查阅便捷，方便学界研究与读者使用。
2.文字规范。采用国家标准藏文字体，统一藏文用字规范，推行现代标点符号，结束历史版本用字不一、句读混乱局面，并兼顾学术规范与阅读体验。
3.版式设计。采用藏文传统竖排版式、双面印制，版式疏朗、字迹清晰，既保留了藏文古籍的传统风貌，又充分考虑现代阅读的舒适性。
4.校勘注释。对校勘过程中发现的重要异文、疑难字词、版本差异等，作出简明规范准确的校注，保证学术严谨性与版本可追溯性。
质量管控方面，建立“三审三校”与专家终审结合的管控体系，编辑、校对、专家、出版四方联合把关，多轮审核校对，有效杜绝了文字讹误、版式混乱等问题，实现了藏文典籍出版质量的历史性突破。
（四）出版成果与数字化建设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编纂工程历时近25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分批次、分阶段稳步出版：2001年出版《丹珠尔》前60卷，2005年出版《丹珠尔》后64卷，2011年出版《甘珠尔》108卷，实现完整出齐。全书总计232卷，其中《甘珠尔》108卷，《丹珠尔》124卷，共收录各类经典4570部，内容涵盖显密教法、高僧注疏、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等完整的藏传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完整、最系统的藏文《大藏经》版本。
出版装帧方面，全书采用精装典藏版，选用无酸古籍专用纸，搭配锁线精装、烫金工艺与配套函套，庄重典雅、宜于久藏。
作为国家重要文化礼品，《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先后多次在涉藏重大庆典活动中，由中央代表团作为高规格文化礼品赠送，彰显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与政治意义：2001年，作为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礼品；2005年，作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礼品；2011年，作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典礼品赠送扎什伦布寺，成为传递党和国家对藏族同胞关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
学术与荣誉层面，该工程先后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被海内外学界公认为迄今最完整、最权威、最精准的藏文《大藏经》版本，其与汉文《中华大藏经》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文献体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一体格局。
在纸质出版的同时，工程同步推进数字化建设，建成了《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数字文本库，实现了藏文全文检索、字段检索、多版本比对、笔记标注等功能，支持在线阅览、学术引用，形成“纸质典藏+数字服务”双轨传播模式，为藏学研究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华大典·藏文卷》的编纂与出版
（一）项目背景与立项
《中华大典》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典籍整理类图书出版工程，核心使命是全面汇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典籍浩繁，编纂出版《中华大典·藏文卷》，将藏族历代经典文献系统纳入《中华大典》整体框架，既是完善中华典籍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传承发展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013年，《中华大典·藏文卷》正式启动，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文化工程、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组织实施，全国藏学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工程以“抢救、保护、整理、传承、传播”为方针，立足藏族传统“十明学”知识体系，结合现代学术分类规范，对吐蕃时期至1951年间藏文重要典籍进行全面搜集、系统校勘、科学编纂、规范出版，致力于构建一部集大成、体系化、权威性的大型藏文文献类书，填补我国大型综合性藏文文献汇编出版的历史空白。
（二）编纂与出版规范
《中华大典·藏文卷》始终坚守学术标准，在文献遴选上，优先选用善本、足本、珍本、完整本，注重版本价值与文献价值；在编纂过程中，严格遵循《中华大典》统一编纂体例与古籍整理学术规范，组织专家逐一审定文本、校对文字、注释难点，对文献中的讹误、缺漏、歧义等问题进行系统修正，确保文献内容准确无误、版本来源可查；在审定流程中，严格执行“编辑初审、专家复审、主编终审、出版终审”制度，层层把关、反复修改，确保文本质量。出版环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国家标准藏文编码排版，统一藏文字体、版式设计与装帧规格，确保出版文本的规范性与统一性；装帧采用精装典藏形式，与《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形成风格统一的国家典籍书系，具有极高典藏价值与学术价值，为藏文古籍的长期保存与传播提供有力保障。
（三）阶段性出版成果
《中华大典·藏文卷》体量庞大、内容繁杂，工程采取“成熟一批、出版一批、滚动推进”的科学模式，稳步推进编纂出版工作，确保成果质量。截至2025年底，已出版17种文集，共354卷。按照规划，工程最终出版规模将达1000余卷，打造藏文出版史上体量最大、体系最完整、内容最全面的综合性文献丛书，改变藏文典籍零散整理、分散传播的局面。
其中，2013年至2021年间，重点推进核心文献的编纂出版，先后出版《萨迦五祖文集》30卷、《玛米达文集》12卷、《宗喀巴文集》18卷、《贾擦杰文集》8卷、《克珠杰文集》12卷、《历世班禅文集》39卷、《隆钦巴文集》20卷、《兰扎格桑朗杰文集》5卷、《威巴弥庞达瓦文集》3卷、《蒋扬钦哲旺波文集》14卷、《晋美丹曲嘉措文集》19卷、《岭·格萨尔王传精选集》21卷，共12个子项目，累计出版201卷，涵盖藏传佛教各教派核心人物文集与藏族民间文学经典，为藏学研究提供丰富基础文献。
2022年至2025年间，先后出版《觉囊多罗那他文集》23卷、《许钦慈诚仁钦文集》13卷、《雅敦桑杰白文集》8卷、《博东班钦文集》103卷、《炯丹仁贝然智》6卷，共5个子项目，累计出版153卷，进一步丰富了藏文文献体系。
与《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一样，《中华大典·藏文卷》同步推进数字化建设，将全部出版成果录入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构建权威、便捷的藏文文献数字服务平台，为国内外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提供高效的文献查询、引用与研究服务，推动藏族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三、两大工程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赓续中华文脉，守护民族精神根脉
两大工程通过系统校勘、全面编纂、数字转化等举措，成功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濒临损毁、散佚失传的珍贵藏文典籍，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藏文典籍保存难、流传难、研究难的突出问题，让千年藏文典籍得以永续传承。同时，工程将藏族文化典籍全面纳入中华典籍整理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一脉相承的鲜明特质，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有力证明，藏族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牢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夯实藏学研究基础，掌握国际话语权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的出版，为藏传佛教、藏族哲学、历史文化、民族语言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权威、统一的文献依据，彻底改变了以往研究版本杂乱、考据无据的困境；《中华大典·藏文卷》则构建起系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藏学基础文献库，实现了藏文典籍从零散整理到集成出版的历史性跨越，为国内外藏学研究搭建起坚实的学术平台。两大工程以权威文献为支撑，推动中国藏学研究走向系统化、专业化、高端化，使中国逐步成为国际藏学研究的资料中心、学术中心、话语中心，牢牢掌握我国藏学研究国际主导权，为提升我国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供有力保障。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
两大工程整理出版的藏文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统一、和谐共生的历史记载与思想精髓，以实证文献印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共同缔造灿烂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为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同时，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增进了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有效推动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助力涉藏地区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事业发展，为涉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动力，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纽带。
（四）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回击错误言论
长期以来，美西方反华势力散布“西藏文化灭绝”等谎言谬论，蓄意歪曲西藏文化保护发展真实面貌。两大国家级典籍工程历时数十载接续攻坚、投入大量资源，以实打实的古籍整理成果，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全力保护与大力扶持。从珍稀典籍的整理出版到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从学术研究的固本强基到公共文化的普及传播，用确凿事实有力戳穿谎言谬论，向国际社会真实展现我国各民族文化平等、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坚定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
（五）创新民族古籍模式，提供全国示范
两大工程在组织统筹、专家协同、编纂体例、出版规范、数字化赋能、全媒体传播等方面，探索构建了一套体系完备、流程规范、运行高效的工作范式，具有极强的复制性与推广性，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系统整理、规范出版及活态传承提供了可参照、可借鉴、可落地的典型示范。
四、结语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与《中华大典·藏文卷》两大国家级典籍工程，既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里程碑之作，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两项工程以科学严谨的校勘编纂、系统规范的编辑出版、现代高效的传播利用，圆满完成藏文古籍的抢救、保护、整理与传承的时代使命，不仅为藏学研究奠定不可替代的文献基石，更在赓续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迈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持续推进两大工程后续建设，深化典籍研究阐释、数字化转化与社会化传播，必将进一步激活藏文典籍的当代价值，推动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强大文化力量。
【来源：《中国藏学》2026（S1）增刊，作者南加才让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大典·藏文卷》办公室主任。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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