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玛更珠：通古今之变 证共同之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40年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49号的民族文化宫，自建成以来见证了太多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高光时刻。但从涉藏工作的角度来讲，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的成立，即使今天看来仍显独特且意义重大。当天，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学术界和民族、宗教界300多人齐聚一堂，热烈祝贺藏研中心成立。如果说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向中央呼吁“在东方学的领域内，二十一世纪将是藏学的世纪”是藏研中心得以设立的引子，那么新时期涉藏工作的迫切需要，才是中央决定设立这样一家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的根本考量。

在帝国主义炮制出的所谓“西藏问题”依然贻害不绝，“西藏独立”论等重掀波澜的特殊时期，从国家层面组建一个专业、权威的藏学研究机构，在传承和发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研究论证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揭露反华势力长期以学术名义歪曲西藏历史地位和侵害西藏文化主权的行为，达到还原历史、以正视听的目的，体现了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在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成立藏研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对西藏及其他藏区政治、历史、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努力开创藏学研究的新局面”，要求藏学研究“无论对历史问题的探索和现实问题阐述都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各民族友谊和团结服务”。面对党和国家的重托，藏研中心的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担负着艰巨的使命，在中央关心和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以及藏研中心牵头协调职能的保驾护航下，以历史研究所先贤、同仁为代表的藏研学人迎难而上、跨步前进，经40年砥砺奋进，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筚路蓝缕：夯实基础与关系史研究的开拓

本书编撰的旨趣，是根据大量的汉藏载籍，尤其是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有关西藏及藏区事务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经过认真的筛选、缜密的考证和严谨的分析，以朝代为序，依次对七百余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从而得出有理有据的结论。用无可辩驳的大量史实，揭露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歪曲西藏与祖国关系历史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期待一切不具偏见的中外读者可以从中明辨是非，以匡正国际视听。——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前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翻开沉甸甸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事记》，这个机构应运而生的使命、责任、奋斗和初创时代的种种困难，相融跃然纸上。就算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健全的研究队伍、必备的研究资料，但奠定藏研中心之后40年发展的基础规划已成，设立“三所一室”即资料情报研究所，社会历史经济研究所，梵文文献、宗教、文化研究所和办公室的基本架构，早在198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藏研中心的通知中就已经明确。历史研究作为藏研中心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始终是这所国家级学术机构深耕的重点。四秩芳华，依托历史研究所这个内设机构，仰仗全中心历史研究力量，借助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的职能，藏研中心的历史研究走过了极不平凡的40年。

（一）“千淘万漉虽辛苦”之史料工作的奠基

做历史研究，自然要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我国开展藏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拥有一大批造诣很深的藏族和其他民族的藏学专家和学者，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卷帙浩繁的藏学文献资料。西藏的藏文历史档案极为丰富，多达数百万件，其中元代以来的文书档案极其珍贵。国内还保存有大批的有关藏族和西藏的汉、满文历史档案，也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藏研中心成立伊始，就把搜集、整理多语种历史档案文献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推动，由首任总干事多杰才旦牵头的“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课题，即于当年（1986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从此，万丈高楼平地起，以史料工作为肇始，藏研中心的历史研究正式起步。

首先是加强与相关专业机构的联系和合作。从藏研中心1987年呈报中央的第一份年度工作总结（即1986年6—12月共7个月总结）来看，已经完成了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提供的重要藏文历史档案资料的复制，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签订了合作缩微藏文档案资料的协议书，并把做好进藏缩微梵文贝叶经和藏文档案等11项工作作为1987年的工作重点。1987年2月17日，编纂《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协作会议召开，工作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等大力支持，大量珍贵的涉藏档案开始掀开神秘的面纱，查阅、复制和选编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其次是对档案文献进行选编和整理。从1987年2月正式启动课题仅仅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56万余字的《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初选稿）》就于当年10月底完成，12月呈上级和相关部门审阅并征询意见。这部“初选稿”共选编590件档案，其中元代4件、明代23件、清代323件、民国240件。选编档案文种方面，包括藏文档案82件、满文档案48件、汉文档案460件，以及7万余字的元、明代史料。可以说，这项工作为藏研中心历史研究开了一个好头，无论是工作质量还是完成效率都体现了一个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应有的能力和水平。

再次是《元以来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的正式出版。在《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初选稿）》的基础上，课题组再接再厉，进一步深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涉藏历史档案，并从官修史书和已出版的档案史料辑录中采掇补辑，从而形成7卷本《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于1994年10月正式出版。这项宏大的工程共收集了元、明、清和中华民国时期（1240—1949年）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汉、满、蒙古、藏文历史档案文献3247件，包括元代110件、明代334件、清代1938件、民国时期799件、附录66件，共278万字，其中绝大部分档案是第一次公诸于世，为雄辩地证明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为藏研中心开展大型科研工作和课题研究探索出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以藏研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亲自牵头的课题组，汇集了当时藏研中心和上述合作机构多位资深专家和年轻学人，一大批后辈人才通过工作实践得到了全面锻炼。

最后是档案史料汇编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除了整理出版7卷本《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藏研中心的历史文献研究者还与上述档案收藏机构亲密合作，持续推动涉藏历史档案文献的搜集、编目、整理与研究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等一系列涉藏档案目录，以及《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等大量专题档案史料汇编，为推动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积土成山风雨兴”之关系史研究的突破

史料是基础，研究见真章。在重点课题“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工作开展的同时，“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课题也正式启动。1986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批准，“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由藏研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主持，至1995年完成。

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2005年，由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所著课题主成果《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正式出版。全书共分元、明两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3编，以13章的篇幅依次对元朝（蒙古汗国）与藏族地区关系的建立、元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元代西藏地方的政权；明代西藏的政治形势、明代对藏族僧俗首领的封赐、明代在西藏所封的各王、蒙古势力重新进入青藏高原；清代前期和中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森巴和廓尔喀入侵西藏、英国的两次侵藏战争；民国前期和后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全书基于扎实的多语种文献史料和公文档案，对元、明、清、民国等历代中央政府治理之下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脉络作了详细的梳理，对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及其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集中体现了历代中央与西藏地方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伟大精神，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雄辩地宣示了“历史的真实不是心怀叵测者所能随意歪曲和改变的”。2023年8月，在正式出版18年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获第五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可谓实至名归。

除了以课题组为单位攻坚完成的上述国家级重点课题，这一时期藏研中心的历史研究在民族关系史方面也颇有建树。比如陈庆英与丁守璞合作主编的《蒙藏关系史大系》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成吉思汗以来蒙藏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史。张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于1999年完成，并于2005年以同名正式出版，其中对前吐蕃时期波斯与象雄地方、吐蕃王朝时期波斯与整个吐蕃地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张云的《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除了对吐蕃史和西北民族史进行专题研究外，还对吐蕃与党项的政治关系、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等作了分析。其他学者在这一方面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在此不赘。

（三）“不畏浮云遮望眼”之专题史研究的推进

所谓专题史研究，权指历史研究所成立早期承担的藏研中心重点课题，主要体现为围绕某个西藏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专门设置一个研究选题，课题由集体承担并由各人完成相应的子课题。

在完成国家重点课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后，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庆英研究员牵头申请“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历史及现状研究”课题，同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1998年，课题正式立项，由陈庆英主持，历史所同志主要承担，同时吸收藏研中心和其他研究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参与，成员包括冯智、熊文彬、王维强、安七一、刘洪记、吉美桑珠、马林、星全成等。按照研究计划，课题于2003年结项，成果包括出版资料汇编《历辈达赖喇嘛转世情况及寻访认定情况》（7册，170万字），专著《历辈达赖喇嘛生平》、《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等。本课题的重要价值，在于依据大量一手藏文传记对历辈达赖喇嘛的生平历史等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用不容辩驳的史实明确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历史定制的确立过程和遵循情况，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一时期，由陈庆英牵头，将恰白·次旦平措主编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藏文资料集翻译为汉文，并针对其中歪曲史料和断章取义的内容予以回应和辨析，指出其中的错谬，于199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成立“西藏近代史研究”课题组，由周源牵头，廉湘民、黄维忠、张云、张植荣、胡岩、苏发祥等参与，共同完成了《西藏近现代史丛书》。该丛书涉及西藏近代史的若干重大课题，如英国两次侵藏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始末、热振事件、美国的西藏政策等，较好地实现了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的统一。古代史研究方面，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等围绕吐蕃和元明清时期的西藏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切实推进了相关研究。整体而言，在第一任所长陈庆英研究员的带领下，历史研究所以西藏古代史、近现代史、专门史为主要方向的研究布局逐步形成。

二、春华秋实：牵头协调与通史研究的丰收

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关联、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风俗习惯上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后，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实施着有效的管辖。总结历代西藏地方发展稳定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与成败得失，发掘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既有助于继承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向心力，更好地为实现把西藏建设成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宏伟目标，并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西藏通史》总序

迈入新世纪，以2002年“西藏通史”课题正式立项为标志，藏研中心的历史研究进一步向全面研究、系统研究和深入研究推进。在全力完成《西藏通史》的同时，历史研究所先后设立“西藏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与藏文文献翻译整理”等重点课题，承担“西藏边境地区历史和文化”等重点课题应急任务，同时积极申报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取得了累累硕果。正是基于《西藏通史》等“拳头”产品的打造，历史研究所的成果转化取得斐然成就，老中青结合的专业研究团队也建设完成。

（一）《西藏通史》的撰写和出版

“西藏通史”是藏研中心继《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之后承担的又一项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对于申报这项国家课题的目的，时任藏研中心总干事、课题负责人拉巴平措从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总结西藏和平解放以来60多年伟大变迁的宝贵经验、还原被反华势力恶意歪曲的历史真相、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4个方面阐述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尽管藏研中心自己的学者此前就有《西藏通史》类著作问世，但2002年启动的这项重大文化工程，注定将在中国藏学研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亦需非常之谋。为了将“西藏通史”这项领导关心、学界期待、大众关注的国家级重大项目做好，藏研中心借助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工作的平台优势，集中国内研究西藏历史的顶尖专家团队组成课题组。课题由拉巴平措研究员主持，特别邀请与范文澜先生一起主持过《中国通史》的蔡美彪、参与过郭沫若主编《中国通史》的陈高华、担任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分卷主编的陈得芝、吐蕃文献和西藏宗教文化研究专家王尧，以及编纂过《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的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和平措次仁等6位先生担任顾问。课题按西藏历史发展进程分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和当代8卷，由拉巴平措、陈庆英任总主编，张云任执行总主编，巴桑旺堆、周源任副总主编，邀请周伟洲、喜饶尼玛、林冠群、石硕、张亚莎、陈楠等学界大家，与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的邓锐龄、陈庆英、周源、张云、冯智、熊文彬、王维强，以及西藏当代史研究专家朱晓明（藏研中心原党组书记）、王小彬等分别担任分卷主编，先后有全国30多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9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

2016年，凝结了学界整整14年心血的皇皇巨著《西藏通史》正式出版，共8卷13册，900余万字。全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集学界大成和学术创新的原则，利用多种文献、考古资料，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2015年的西藏地方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外藏学界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历史硏究的重要著作，填补了西藏地方通史研究的空白。从这部《西藏通史》的特点来看，除了作为“通史”的上下贯通和左右贯通外，一是把西藏地方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中，将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放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性；二是遵循“厚今不薄古”的原则，实事求是，深入探究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其总结为“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宋代、近代）；三是运用铁的史实和扎实的史料，有针对性地回应和驳斥了夏格巴《西藏政治史》、黎吉生《西藏简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法律地位》等分裂史著的荒谬论述，特别对所谓“西藏自古独立”说、“满蒙非中国”说、“民国西藏事实独立”论，以及“1951年中国入侵西藏”说等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完成拨乱反正；四是在早期、宋代、明代和当代几个较薄弱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在研究相对成熟的唐朝、元朝和清朝几个断代也有所推进、有所创新。特别是《西藏通史·当代卷》内容一直延续到2015年，字数达210多万字，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西藏当代历史发展特点。除了8卷13册主成果，“西藏通史”课题成果还包括正式出版的总字数达800万余字的《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18部、藏文历史资料丛刊《历代达赖喇嘛传》15部、《历代班禅传》8部、内部刊印的总字数达2000多万字的《西藏通史资料丛刊》42种50册等，以扎实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体现了这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的分量。2017年，《西藏通史》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8年获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之特别奖。

《西藏通史》正式出版以后，得到学界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被誉为是“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的现实标志”。对于藏研中心在其中的工作，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做的出色的组织协调工作，要完成这样一部大型多卷本的《西藏通史》几乎不可能。所以，《西藏通史》的问世，充分证明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研究方面的突出功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了纪念这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的圆满完成，藏研中心于2018年3月27日召开“《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其中包括学界前辈、知名学者、同行专家，以及参与撰写的作者代表。《中国藏学》杂志陆续刊发多篇研究评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为了记录完成这一项目近15年时间过程的艰辛，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西藏通史〉：自述与评论》,与大家分享《西藏通史》创作的艰难曲折、成功喜悦，以及对不断完善这一重要工作的期待。

为了进一步发挥好《西藏通史》的学术作用，历史研究所加强与相关方面的交流合作，积极主动推动成果转化，围绕研究成果进教材、上电视、编简本、出译文等做了大量工作。进教材方面，先后与教育部教材局合作，对初高中统编教材《中国历史》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润色。上电视方面，与西藏电视台合作录制40多期“珠峰讲堂·西藏通史”系列节目，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编简本方面，在“珠峰讲堂·西藏通史”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形成《西藏历史55讲》一书，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视野下认识西藏历史，生动呈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西藏历史中的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史实和史料支撑。对外宣传方面，以《西藏历史55讲》为底本精编的《西藏历史30讲》（THIRTY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XIZANG）完成英译，于2025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式出版。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西藏通史”课题的一项更重要的成就，可能是对人才队伍建设的推进作用。在参与《西藏通史》编撰工作的94位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为这项浩大工程的圆满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其中经受了宝贵的历练。从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的人才队伍建设来讲，《西藏通史》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诚如前述，历史研究所三任所长陈庆英（1993—2004在任）、周源（2004—2010在任）和张云（2010—2020在任）除了分别担任《西藏通史》总主编、执行总主编和副主编外，还分别担任多部分卷主编；所里的学术骨干冯智、熊文彬、王维强勇挑重担，各自担任相关分卷主编。另外，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如梁俊艳、班玛更珠（严永山）、邱熠华、白丽娜、魏文等在承担“西藏通史”课题过程中得到了迅速成长，他们不仅参与了相关章节的撰写和审读，更是受课题组委派担任各分卷编务，梁俊艳（吐蕃卷、民国卷、当代卷）、班玛更珠（早期卷、元代卷）、邱熠华（清代卷）、白丽娜（宋代卷）、魏文（明代卷）等不但协助各分卷主编完成收稿、审稿、统稿、编辑任务，而且负责各分卷“大事记”“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主要参考文献”和“索引”的整理，是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精神的真实体现。

（二）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与藏文文献翻译整理

这一时期，历史研究所除了全力完成《西藏通史》，同时也在有序推进相关重点课题。“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与藏文文献翻译整理”是2014年历史研究所立项的中心级重点课题之名，我们认为，这个题目恰好能体现这一时期历史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研究所对西藏地方政治史的研究始于2008年，当年历史研究所申报的重点课题“西藏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正式立项，由拉巴平措主持。课题由7个子课题组成，分别为陈庆英的“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研究”、张云的“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研究”、熊文彬的“明代藏汉艺术交流研究”、冯智的“藏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周源的“‘藏独’的由来”、格桑达尔基的“蒙藏关系史”，以及梁俊艳的“喜马拉雅三角：英属印度与西藏、锡金和不丹关系史，1765—1950年”及“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藏1765—1950年间西藏、锡金和不丹历史之原始资料指南”翻译。经过5年的研究，课题于2013年成功结项，相关成果也得到陆续转化，为其后进一步做好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借鉴。

同样，藏文文献的翻译与整理作为历史研究所一项基础性工作也得到长期坚持，以陈庆英先生为代表的兼通藏汉双语的历史研究所学者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200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雪山中的转生丛书”，其中包括陈庆英、马连龙等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下）》,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冯智译《八世达赖喇嘛传》,王维强译《九世达赖喇嘛传》,熊文彬译《十二世达赖喇嘛传》等，是为《西藏通史》参考资料丛刊之一。同年，格桑达尔基将陈庆英的《元朝帝师八思巴》翻译为藏文。与此同时，基于藏文史料翻译的专题研究成果如《没有主人的法座——甘丹赤巴述评》等也正式出版。这一系列成果，集中体现了历史研究所学者的史料翻译能力和水平。

为了进一步将第一手藏文文献挖掘和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结合起来，历史所从2014年起承担由时任所长张云研究员主持的藏研中心重点课题“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与藏文文献翻译整理”。课题主要利用藏文文献资料，包括档案资料、王统记、教法史、人物传记等资料，结合汉文档案、文献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历史学为根基，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其著作和重要观点为线索，探寻西藏地方政治发展内在动力和发展规律。经过5年多的努力，课题于2020年正式结项，完成7部论著和5部译著：张云《西藏地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冯智《清初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以〈五世班禅自传〉为资料中心》，孟秋丽《多语种涉藏档案与清代蒙藏关系专题》，邱熠华《西藏近代史上的格鲁派高僧——以政教事迹为中心》，梁俊艳《20世纪40年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兼论“藏独”逆流兴亡》，格桑达尔基《藏传佛教蒙古高僧传》，冯智编著《清代藏文档案词汇解读》；译著方面，冯智译注《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益西传》和班玛更珠译注《西藏王统世系水晶鉴》已正式出版，冯智译《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传》《八世司徒传》《藏史明镜》待版。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所的同志还主动申报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多个课题，这一时期围绕历代中央治藏、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西藏的历史文化等完成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比如张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新疆工程”特别项目“新疆与西藏关系史研究”（2006—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藏工程”课题“历代西藏的边事边政与边吏研究”（2012—2014年）、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委托课题“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2013—2015年）,梁俊艳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南工程”特别委托项目“验证西藏：回应〈西藏百题问答〉》翻译”（2008—2009年）,孟秋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雪域旧旅：清代西藏游记研究”（2009—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雍和宫档案与清朝藏传佛教治理研究”（2017—2022年），班玛更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代藏族与西域文化关系史研究”（2013—2016年），魏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15世纪藏传佛教上乐教法在西藏、尼泊尔和河西的传播”（2015—2018年）。另外，这一时期历史研究所还在图书资料馆相关同志的参与下完成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51—82册）的汇编工作。

（三）边境地区历史和文化研究

研究西藏地方史，特别是西藏近现代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我的觊觎和侵略问题，这个问题尤其在涉及边境地区的历史时更加突出。西藏漫长的边境线，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开拓祖国疆土的见证，这片土地上传承的独特的高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西藏边境地区既保持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同时又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对象，历史遗留的一些边境争端至今仍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同时也威胁着当地的社会发展与稳定。藏研中心的历史研究，无论是集大成的《西藏通史》，还是持续完成的一系列重点课题和委托课题，或多或少都对西藏边境地区的历史文化有所涉及，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2017年的洞朗对峙，引起全国人民对西藏边境问题的广泛关注，而从历史和法理角度对西藏边境地区的历史法律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藏研中心义不容辞的职责。2019年，由时任党组分管领导华彦龙副总干事牵头，历史研究所集合主要力量完成应急重点课题“西藏边境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努力实现了基础研究向应用成果的转化。课题选取西藏边境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利用权威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梳理出当地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传统文化特色，以此为基础，重点围绕边境地区的对外关系作了深入思考后形成1份主报告《西藏边境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和5份分报告：（1）张云《拉达克、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洞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2）梁俊艳《中印边境的历史与文化——以日喀则亚东、岗巴为中心》、（3）班玛更珠《藏南门隅地区的历史与现状》、（4）冯智《清代中国与尼泊尔的交通及文化交流——以〈八世司徒传〉为中心》、（5）邱熠华《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以吉隆和普兰为例》。课题完成后得到各方肯定，并为其后相关课题的正式立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藏边境地区历史文化的史料工作方面，历史研究所学者在藏文和外文文献翻译方面也取得喜人成果，比如班玛更珠参与藏文档案文献《水羊清册》的翻译工作，梁俊艳先后翻译出版《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为西藏涉边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继往开来：智库建设与区域史研究的转型

课题的目的是探索西藏文明的源头，分析西藏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和丰厚内涵，阐述西藏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特别是祖国内地文明的内在联系，进而认识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增强西藏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郑堆主编：《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序

时间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藏研中心历史研究工作进入又一个新阶段，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藏研中心以学术服务涉藏工作、建设国家高端智库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提供了遵循。2022年，藏研中心获批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历史研究所以此为契机，紧密围绕决策咨询、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社会服务等智库职能，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用扎实的科研成果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求，相关研究取得较快进展。

（一）从文化史到文明史

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五个认同服务，藏研中心于2021年正式启动重点课题“西藏文化史”研究，由总干事郑堆研究员主持，集全国藏学研究力量撰写多卷本《西藏文化史》，于2025年基本完成。

借鉴《西藏通史》的成功经验，《西藏文化史》亦分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和当代共8卷，旨在对西藏文化形成、发展和繁荣的过程进行全面梳理，展示不同历史时期西藏文化包含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通过探索西藏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揭示中华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始终贯穿西藏文化形成发展全过程的史实。作为藏研中心历史研究的主力军，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不仅协助完成课题设计，而且全力投入相关研究工作，时任所长张云和副所长冯智担任《西藏文化史》“元代卷”主编、副主编，时任副所长班玛更珠担任“吐蕃卷”副主编，历史研究所梁俊艳、孟秋丽、邱熠华、魏文，以及三木旦、旦正才让等年轻同志积极承担了相关章节的撰写任务，为课题的最终完成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藏研中心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宝贵经验，也是历史研究所各项工作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为了协助推进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文化史”的研究，历史研究所于2020年正式启动重点课题“西藏文化史专题研究”，先后由张云、冯智和班玛更珠主持。课题设置8个子课题，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为《〈巴协〉与吐蕃历史文化研究》（张云）、《〈五部遗教〉与吐蕃历史文化研究》（班玛更珠）、《八世司徒游记与对西藏历史的叙事——藏文〈八世司徒自传〉选译研究》（冯智）、《驻藏大臣涉藏著述研究》（白丽娜）、《西方人笔下的清代西藏文化——以瓦代尔相关著作为中心》（梁俊艳）、《近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1840—1949）》（邱熠华）、《域外书写：20世纪初日本涉藏游记研究》（孟秋丽），以及《蒙藏关系史文化词典》（格桑达尔基）。2023年，课题提前一年完成并顺利结项，直接成果为研究著作《西藏文化史专题研究》上、下两部和《蒙藏关系史文化辞典》共3部。从最终成果的学术价值看，研究主要基于对相关藏汉文史料和文献的翻译、解读，对不同时期西藏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分析，侧重历史上西藏地方藏族与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撑，并为当前复杂条件下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是藏研中心最近完成的重点课题之一，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设立于2021年8月，由郑堆总干事主持，冯智、班玛更珠担任副主编，主要由历史研究所承担。该课题紧紧围绕当前关于西藏文化主权的理论和焦点问题，基于扎实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分析，回答了西藏文明的源头及其与生俱来的中华文明属性问题，是针对西藏“主权未定”论、西藏文明“南来”说等歪理邪说的雄辩呼应。经过课题组3年的努力，课题于2024年底完成，形成《西藏早期文明史译文集（第一辑）》和《西藏早期文明史译文集（第二辑）》《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文集》《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报告集》等4部成果，分别于2023、2024年内部出版。

《西藏早期文明史译文集（第一辑）》筛选了部分用藏文撰写的西藏文化通史性论著和其他专题性著作，对其中涉及西藏早期文明研究的内容进行选译，另从《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藏文学术期刊选译部分论文作为补充。《西藏早期文明史译文集（第二辑）》挑选了近年来在西藏早期文明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英、日文论著，既包括单篇论文，也节选了相关专著中的相关章节，涉及文献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两部译文集共约60万字，历史研究所全体同志参与，同时也邀请中心其他部门年轻同志加入翻译团队，为课题的完成贡献了力量。作为课题主成果，《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文集》是历史研究所同志从不同角度研究西藏早期文明史的专题学术论文集，共13篇约16万字，内容涉及西藏早期社会文化面貌、族群迁徙与文明互动等，同时对相关学术史和研究动态作了初步总结。《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报告集》是课题组坚持跟踪热点问题，及时研判前沿动态的智库成果集，其中收录十余篇内部研究报告，主要围绕当前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和现实工作需要，对涉及西藏早期文明的形成、性质、特点、价值等重点问题进行专业解读和剖析，比如为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启示，从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如何进一步认识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何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部分报告得到上级部门肯定。

为了进一步推动重点课题“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进程，集中研究力量，加快成果转化，历史研究所还于2023年主办“首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坛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高原古环境和古人类迁徙、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西藏地方早期部族间的互动与交流、早期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等内容，多角度、多方位展开交流研讨，赢得学界关注和好评。

（二）从当代西藏研究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再到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和新时代，西藏“短短数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是西藏历史研究中最光辉的篇章。藏研中心对西藏当代史的研究，以《西藏通史·当代卷》为代表，对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作了详细的梳理和阐述。如果仅从历史研究所近年来参与的藏研中心当代西藏研究课题看，亦能窥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大背景下，当代西藏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研究正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藏研中心组织课题组对这60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课题由郑堆总干事主持，最终成果为8卷本“西藏民主改革60年丛书”,包括经济卷、政治卷、文化卷、民生卷、生态环境卷、宗教卷、文献资料卷和大事记。历史研究所张云和梁俊艳分别任“文化卷”和“大事记”主编，张云、班玛更珠、梁俊艳、邱熠华等参与“文化卷”“政治卷”“民生卷”相关章节的撰写。丛书忠实记录并还原西藏民主改革迈出的每一步，出发点是准确、客观地呈现这一伟大变革的历史原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藏研中心由郑堆总干事牵头，组织撰写了《〈十七条协议〉与有关西藏历史问题研究》一书，对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历史研究所张云、班玛更珠、梁俊艳、邱熠华分别参与了其中“《十七条协议》签订前的西藏历史定位”（第一章）、“《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与西藏和平解放”（第二章）、“《十七条协议》与西藏民主改革”（第六章）、“《十七条协议》与巩固边疆”（第七章）、“《十七条协议》与所谓的‘西藏问题’”（第八章）的撰写，以《十七条协议》这部历史文本为切口，对和平解放实现西藏历史伟大转折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60周年，为了全面展示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0年以来的伟大实践，由藏研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研究员牵头，组织撰写完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伟大实践》一书，系统梳理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演进的历史脉络，在系统总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这一制度如何有效保障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如何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巩固发展，如何推动西藏与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研究所班玛更珠和梁俊艳分别撰写完成第三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发展”和第四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如上所述，依托藏研中心相关重点课题和出版任务，历史研究所在《西藏通史·当代卷》的基础上，围绕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等重大历史节点推进了对当代西藏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与此同时，作为这一阶段各项工作的主线，历史研究所始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设计课题，推进相关重点研究。2023年，历史研究所正式启动重点课题“西藏地方在中华民族‘五个共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由所长班玛更珠主持。课题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共同”重要思想为切入点，分早期（班玛更珠、三木旦）、吐蕃（班玛更珠）、宋代（白丽娜）、元代（梁俊艳）、明代（魏文）、清代（孟秋丽）、民国（邱熠华）7个时段，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转变的历程在西藏地方史中的体现，以此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史实基础。目前课题进展顺利。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研究所同志还参与了藏研中心原党组书记陈宗荣牵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读本》的编写，包括第二章“唐以前青藏高原地区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张云）、第三章“唐宋时期西南边疆的开拓和高原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班玛更珠）、第四章“元明时期开启西藏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新纪元”（张云）、第五章“清朝时期西藏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走深走实”（梁俊艳）、第六章“民国时期西藏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增添了新动能”（邱熠华）。从成果来看，历史研究所同志负责的相关内容基本梳理了不同时期西藏地方在中华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亦为完成重点课题“西藏地方在中华民族‘五个共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理清了基本思路，夯实了资料基础。

（三）从四个研究方向到三大学术平台

功成源于方向的笃定，业就来自队伍的支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既离不开对“两个服务”工作宗旨的坚持，也离不开科学的学科建设，更离不开团结和睦、战斗力极强的研究队伍。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秉持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稳定服务的宗旨，加强调查研究、推动交流合作，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引领西藏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藏研中心自1991年以来共举办7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每一届都设有西藏历史研究小组或专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历史研究所学者多次承担小组召集、大会主旨发言的任务，全所同志踊跃参与，积极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好评。历史研究所还分别于2002年、2010年举办“海峡两岸西藏历史学术研讨会”和“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2007年、2011年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合作，先后举办“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历史艺术文化”“8—15世纪中西部西藏的艺术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切实发挥研究所力量，通过加强与海外藏学界的交流合作，持续提高中国藏学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自2005年创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五届，由藏研中心学者完成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在特别奖、汉文和藏文研究论著类、基础资料成果类等所有类别都有多部成果获奖，充分证明这支中国藏学研究国家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2020年，根据中心整体规划和统一部署，历史研究所结合学科发展方向和现实工作需要，在充分考虑科研人员研究分布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对职能定位和研究领域进行了调整完善，将此前古代史、近现代史和专门史研究3个方向，调整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边疆史研究4个方向。其中，古代史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不变，仍以1840年为界，分别研究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历史进程、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文献典籍、考古地理、文化艺术等，主要论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理论问题。

当代史和边疆史两个研究方向是此次重新调整后新设的，也是充分考虑到历史研究所此前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基础。按照调整思路，当代史主要研究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民族理论和治藏政策、西藏从和平解放经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实现的社会变革和跨越式发展，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等。上文提到历史研究所同志围绕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等重大历史节点参与完成的相关研究，就是在此领域取得的初步成果。至于边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所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突破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西藏与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间的历史宗教与文化关系，以及西藏在维护国防安全、边境地区稳定和对外交往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等，从而为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服务。研究方向优化后，历史研究所的边疆史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张云研究员在此期间牵头完成重点委托课题“西藏边境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梁俊艳、班玛更珠、邱熠华、白丽娜等参与，课题除了完成相关智库报告，另翻译完成系列资料丛刊十余本并内部印制。此外，张云主持，梁俊艳、班玛更珠等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以及孟秋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西藏方志舆图整理与研究”也在有序推进。

除了研究方向的调整，历史所的研究团队在这个时期也有一定变化。由于工作需要，格桑达尔基、冯智和邱熠华3位同志先后轮岗至藏医药研究所和图书资料馆，张云研究员退休，三木旦、谢翀和旦正才让3位90后年轻学者加入到历史研究所的大家庭。当前，全所共有科研人员9人，其中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2人，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1人；7人拥有博士学位，1人博士在读。整体来看，历史研究所专业队伍结构依然保持稳定，同时又赋予研究团队发展可持续性。此外，历史研究所还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成员曾经包括汉、藏、回、满、蒙古、纳西、达斡尔7个民族。近年来，在现任所长班玛更珠的带领下，全所同志承续历史研究所优良传统,在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进涉藏外宣工作的基础上，注重团队文化建设，加快研究成果转化，从2022年开始先后打造支部理论学习平台“求真——经典学堂”、所内学术交流平台“金鬘——学术讲坛”、对外学术交流平台“西藏历史文化论坛”三大所级学术平台，全所工作实现平稳有序发展。

求真——经典学堂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是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藏研中心第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统战部“四强”党支部，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政治理论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历史研究所党支部从2022年开始结合支部“三会一课”，创新建立“求真—经典学堂”平台，要求每位党员同志认真领读原著，促学原文，共悟原理。活动力求三结合：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相结合、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同志们通过领读原著、撰写体会、分享认识、开展讨论，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切实提高了为党和国家涉藏工作服务的能力。

金鬘——学术讲坛为了主动投入涉藏高端智库建设、夯实研究基础、推动成果转化、加强学术交流和发挥智库作用，历史研究所在所内读书班的基础上，创立学术交流平台“金鬘—学术讲坛”。

讲坛对内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主要方式是由所里同志轮流主讲各自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参与讨论，指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最终目的是力争形成一篇完善的学术论文或智库成果公开发表。与此同时，讲坛还根据不同主题邀请学界知名专家作学术报告，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前沿动态，取得良好效果。作为“金鬘——学术讲坛”一项创新尝试，2025年9月12日成功举办第21期专题沙龙“吐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邀请林冠群、马德、张云、黄维忠、杨毛措5位国内吐蕃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以圆桌论坛形式就吐蕃史研究的历程、现状、问题与未来方向展开深入对话，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西藏历史文化论坛为了加强对外学术联系，推动西藏地方历史研究，助力藏研中心更好发挥牵头协调全国藏学工作职能，历史研究所继“求真——经典学堂”和“金鬘——学术讲坛”之后，于2023年正式创建对外学术交流平台“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首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在京召开，来自全国11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有力推动了重点应急课题“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进程。2025年“第二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有全国13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19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主题，探讨了唐代吐蕃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所作出的贡献，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在文献挖掘、视角拓展与方法创新上的不断深入，众多研究成果为理解吐蕃历史的全貌提供了更为坚实和多元的学术支撑，得到学界一致好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新创的三大学术交流平台在短短几年内得到茁壮成长，影响力逐步提高，也赢得学界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三大平台的创建，历史研究所的成果转化效率明显加快。近几年，历史所学者立志把论文写在高原的大地上，将报告写进群众的期待里，全所多次组队踏上难忘的实地调研之旅，足迹遍及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宁夏和内蒙古等地。大家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本着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有意识地完成调研笔记，撰成《历史现场：当代藏学研究者的高原行纪》一书，即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四、奔赴山海：沿着前辈们开拓的道路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如是强调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藏研中心西藏历史研究40年，正是沿着“鉴古知今”的道路，通古今之变，证共同之基，通过全面梳理西藏地方历史“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的发展轨迹，充分证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自古为一家，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曾经的日夜兼程，历史研究所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路，满是沉甸甸的收获——成果、荣誉、地位、影响力、话语权……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中央的正确指引和所有人共同的奋斗：一是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藏研中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西藏通史》《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等西藏历史研究的代表性重点课题，都是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下设立、推动的。二是中央统战部和藏研中心对历史研究所发展的重视，中心历届党组十分关心历史研究所的发展，三任总干事多杰才旦、拉巴平措、郑堆亲自挂帅多项历史研究重点课题，充分体现了对历史研究的重视。三是全国藏学研究同仁的无私支持，正是基于大家的通力合作，才有了我们共同的一系列精品成果。四是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以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扎实的科研成果还西藏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矢志不渝践行“两个服务”的根本宗旨。五是得益于一个坚强有力的团队，历史研究所同仁多年来的团结协作和接续奋进，以及在长期学术实践中形成的“刻苦钻研、求真务实、勇担重责、成果说话”的优良所风，为我们40年来成功攀登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提供了根本保障。

展望未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调整，当前西藏历史研究面临着共同讲好中华民族发展史、驳斥西方蓄意解构中国史、揭批反华势力继续炮制西藏“独立论”等重大理论课题，需要以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和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为依托，紧紧围绕以“五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民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等问题作出全面、系统、专业的回答。前进路上，历史研究所将始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广泛宣传西藏自治区60年来的辉煌成就，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工作要求，立足西藏地方历史研究，投身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对西藏地方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梳理、科学总结和广泛宣介，讲好我们共同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来源：《中国藏学》2026（S1）增刊，作者班玛更珠（严永山）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