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迦县,始建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祖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萨迦寺现存各类古籍文献5万余部,内容涵盖政治、社会、历史、法律、宗教、天文、历算、医学等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大经堂内高10米、长60米的经书墙最具特色,藏书约8.4万卷,世所罕见。这些典籍书写材料极为珍贵,使用金粉、银粉、红珊瑚、绿松石、珍珠粉、象牙及历代法王骨粉等7种墨粉书写。保存有世界最大经书、重达千余斤的《布德甲龙马》,可追溯至13世纪的稀世贝叶经21部,泥金写本《大藏经》等珍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萨迦寺典籍文献保护的主要做法
(一)实施系统性文物维修工程
2002年至2009年,国家将萨迦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列为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实施了规模宏大的系统性保护维修。萨迦寺建筑维修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对大经堂、南寺、北寺等核心建筑进行整体修缮。针对经书墙所在墙体,补充“阿嘎土”夯筑层,加固白马草围墙,更换腐朽木料。2011年工程完工后,经书墙所在建筑的整体稳定性显著提升。2024年6月完成的萨迦南寺大雄宝殿立柱矫正加固工程,在2025年1月定日县6.8级地震中成功保护了大殿主体结构。基础设施改造重点解决典籍保存的环境控制问题,全面改造给水排水系统,安装消防设施,规范电线线路布局,消除了火灾隐患。通过改善建筑通风、防潮、防虫条件,为典籍创造了相对稳定的保存环境。在壁画保护方面,聘请敦煌研究院专业文物维修队伍,对寺内珍贵的元代坛城壁画等进行修复。这些壁画与典籍共同构成了萨迦寺的文化整体,实现了建筑、壁画、典籍的协同保护。
(二)推进典籍数字化工程
2011年,萨迦寺启动典籍数字化扫描工作,这是西藏寺庙自主开展数字化保护的先行探索,截至2022年已完成全寺约20%典籍的逐叶扫描(1万余部)。除大经堂经书墙外,其他典籍已基本完成数字化,初步建立了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典籍数字化工作全程由寺庙僧人独立完成,从扫描、编目到归档,形成了“以寺为主、专业指导”的保护模式。僧人在典籍数字化过程中,同步对典籍年代、作者、内容领域进行详细录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据体系。数字化技术应用注重实用性,考虑到高原地区电力供应和技术维护条件,采用适合本地环境的数字化设备,建立离线存储与在线调阅相结合的系统架构。数字化成果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典籍对勘和内部查阅,在保护原件的同时满足了宗教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双重需求。剩余80%典籍数字化工作主要是大经堂经书墙部分,因数量庞大、存放位置特殊,操作难度极大,但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三)建立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保护机制
在传统保护技艺的传承方面,萨迦寺保留了藏式典籍制作、修复的传统工艺,如古法造纸、矿物颜料配制、装帧修复等技艺。老一代僧人向年轻僧人传授典籍维护知识,包括定期检查、防虫防潮处理、轻度修复等日常保养技能。在现代管理制度建设方面,2011年维修工程完工后,萨迦寺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文物管理制度,明确典籍存放、调阅、展示的操作规程,对贝叶经、金汁写本等珍贵典籍实行分级管理,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在跨部门协作方面,在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指导下,萨迦寺与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保障、寺庙主体、专业支撑”的协作机制。
二、萨迦寺佛教典籍活化利用的主要形式
(一)原地展示
萨迦寺大经堂经书墙采取可控参观模式实现原地展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萨迦寺对游客开放,经书墙作为核心景观可以参观,但参观采取限制接触措施,通过玻璃隔断、标识说明等方式展示。同时,萨迦寺正在筹划对经书墙进行数字化,未来有望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经书墙的“云端翻阅”。
(二)学术研究
萨迦寺典籍为相关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一是“凉州会谈”研究,通过《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等文献,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奠定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格局提供关键史料。二是汉藏文化交流研究,典籍中保存的汉藏对照文献、中央政府封赐文书等,成为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资料。三是艺术史研究,萨迦寺独特的绘画、造像艺术通过典籍插图、唐卡等载体得到系统研究。数字化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学者可通过数据库查阅典籍内容,提高研究效率。
(三)外展交流
2026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萨迦寺等单位举办“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览,精选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在故宫午门展出,这是萨迦寺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走出西藏,在国家级平台展示。《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等珍贵文献首次进京展出,这些珍贵文献不仅是见证“凉州会谈”后西藏纳入元代中央行政管辖的重要政治文献,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同时展出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是目前唯一能确认为八思巴的用印,足以展示藏传佛教萨迦派与中央政权的紧密联系。此次展览通过文物串联起萨迦寺的历史、文化与信仰脉络,重点呈现元明清时期西藏与内地在文化上的深度融合。
(四)翻译整理
萨迦寺典籍的翻译工作既有历史传统,也有当代推进。历史上,南宋恭帝赵㬎(合尊法师)在萨迦寺出家期间,翻译了《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元代帝师达玛巴拉在北京召集名僧,用梵文原本对勘藏汉文佛教大藏经典,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明代翻译了《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端必瓦成就同生要》等萨迦派密教文献。当代《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红史》《王统世系明鉴》等萨迦派史籍得以翻译整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等的译介,成为研究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文献。武威市凉州会盟纪念馆将该书信同时用藏文和汉语书写展示,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平台与载体。
三、萨迦寺典籍文献保护的主要经验
(一)坚持保护优先,实施整体性保护策略
萨迦寺将典籍置于寺庙整体文化生态中加以保护,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将建筑、壁画、典籍作为有机整体,通过改善建筑安全性和环境条件,从根本上解决了典籍保存的基础性问题。这种整体性保护理念确保了典籍长远保存的基础。同时,注重典籍的原址保护,大经堂经书墙保持历史原貌,彰显了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
(二)尊重主体地位,发挥寺庙僧人积极性
萨迦寺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充分听取寺庙管委会和僧人的意见,施工方案与日常宗教活动相协调有序进行。数字化工作全程由僧人自主完成,既解决了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又增强了对典籍价值的认同和保护责任感。这种“以寺为主”的模式,使保护工作获得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三)注重科学保护,合理运用现代技术
萨迦寺既积极吸纳现代科技成果,又坚持适用性原则。数字化设备选型考虑高原环境适应性,存储系统兼顾安全性与可维护性。在壁画修复等领域依托敦煌研究院等专业机构成熟经验。同时,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在典籍修复中以传统藏式工艺为主,现代材料为辅。在保存环境监测中,引入温湿度记录设备,但调控手段仍以改善建筑性能为主。
(四)促进合理利用,平衡保护与使用关系
萨迦寺通过原地展示、学术研究、外展交流、翻译整理等多种形式实现典籍活化利用,在保护中延续生命力,在使用中彰显价值。数字化成果有效缓解原件使用压力,学者可通过数据库查阅典籍内容。寺庙内部宗教活动也可优先使用数字化副本,实现了分层利用,既满足了不同层面的需求,又降低了原件损耗风险。
四、萨迦寺经验对宗教典籍文献保护的启示
(一)构建“三位一体”的保护责任体系
萨迦寺实践表明,宗教典籍保护需要明确政府、寺庙、专业机构三方责任。政府资金重点投向建筑维修、环境整治、数字化等基础性领域。寺庙负责日常管理、传统技艺传承等工作。专业机构承担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任务。三方形成合力,才能解决保护中的复杂问题。
(二)探索宗教界自主开展数字化保护的路径
萨迦寺僧人独立完成数字化工作的经验,为宗教界自主开展典籍数字化提供了可行路径。应鼓励有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自主开展基础性数字化工作。制定宗教典籍数字化工作指南,明确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安全要求。同时,建立数字化成果汇交和共享机制,对僧人进行数字化技能培训,培养既懂宗教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三)坚持因地制宜的技术路线
萨迦寺经验表明,保护技术选择应充分考虑高原环境、电力供应、技术维护能力、宗教活动等因素,选择最适用的技术。环境控制优先通过改善建筑性能实现自然调控。修复材料应尊重传统材料工艺,审慎使用现代化学材料。数字化注重离线存储和本地备份,确保数据安全。
(四)将典籍保护纳入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
萨迦寺将典籍保护纳入寺庙整体管理制度,避免了典籍管理较为松散、存放环境不善、调阅记录不清、责任分工不明等问题。将典籍保护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内容,制定宗教典籍管理制度,明确存放标准、调阅程序、维护要求。对珍贵典籍实行分级管理,建立保护档案。将典籍保护情况纳入宗教活动场所监督检查内容,推动保护责任落实。
(五)加强典籍保护中的教育功能
萨迦寺典籍中保存的元代中央政府对萨迦派的封赐文书、汉藏对照典籍、各民族工匠共同参与的建筑遗迹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充分证据和生动教材。注重挖掘和阐释其中的民族团结内涵,通过外展交流、翻译整理、学术研究等方式,发挥典籍的教育功能,让珍贵典籍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活”起来。
萨迦寺佛教典籍文献保护实践,既是西藏宗教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案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夯实法治基础。萨迦寺在佛教典籍文献保护工作中要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保护优先、科学利用、传承发展”的模式,坚持以法治为遵循、以科技为支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佛教典籍文献保护工作,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的光彩。
【来源:《中国宗教》2026年第4期,作者羊毛措所在单位为西藏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朝西藏边疆治理多语种档案史料的分类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4XTQ002);西藏民族大学课题“藏文典籍翻译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4MDY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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