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容、张葳西：华西边疆研究所与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早期探索

【作者简介】李沛容，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张葳西，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因应学术自主与边政建设的现实需求，1942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组建华西边疆研究所，聘请在藏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人类学学者李安宅以副所长身份主持所务工作。在李安宅的努力下，华西边疆研究所逐渐汇聚起一支兼具人类学理论前沿视野与深厚藏语文功底的本土研究团队。成立初期，华西边疆研究所即确立了“学术—咨政”双向发展的研究路径，致力于重塑中国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与主体性。历经近十年的发展期，该所围绕涉藏地区田野调查、藏语文文献编译、边政改良设计等产出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多元化发展，为国家边疆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在构建本土藏学研究范式、创新理论方法、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等方面同样进行了先导性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者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治藏实践，生动诠释了学术报国的知行合一精神。梳理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术发展史脉络，可为当下构建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华西边疆研究所；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抗战军兴，国府西迁，西南、西北边疆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根据地。然而，长期以来国人对上述区域的了解相对匮乏，学术研究一度为外人把持。为此，政、学、舆论各界人士共同呼吁政府关注边疆问题，成立专门的边政研究机构，解决边疆问题的同时，以与外人相竞争。华西边疆研究所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甫一成立即将藏学确定为核心研究领域，逐步发展成蜚声中外的藏学研究机构。目前，学界对中国藏学发展史的梳理，已关注到民国时期先后成立的青海藏文研究社、西陲文化院、汉藏教理院等机构，对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研究专论尚付阙如。事实上，华西边疆研究所以其丰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咨政”结合的知识生产路径，在中国藏学发展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今天，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背景下，学界已就建设原则（本土化、服务国家战略与政策研究），建设路径（培养研究团队、跨学科融合、创新理论方法），前景规划（搭建学术平台与学科建设、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等展开了丰富论述。回顾历史，20世纪40年代，华西边疆研究所已就上述诸多问题进行过先导性探索。故此，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重新梳理并发掘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术贡献，可对当下中国藏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一定启示。

一、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成立

中国的现代藏学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政府派驻涉藏地区的官员推动了这一研究进程的发展。受时代背景和政治身份影响，早期现代藏学主要关注藏族源流、宗教史、中央政府与涉藏地区关系史以及帝国主义侵藏史等议题。民元鼎革，为维护国家统一，安边稳藏，怀揣忧国之情的学者们纷纷投身藏学研究，一方面，传统史地之学得以复兴；另一方面，组建了一批专业性的藏学研究团体。其中，以1922年西宁道尹黎丹创设的西宁藏文研究社（后改组为青海藏文研究社）与1932年川军将领刘湘支持下太虚法师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院较具代表性。注重藏文典籍翻译、培养汉藏翻译人才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藏学研究团体的典型特色。与此相对的是，在各基督教教会与基金会的支持下，外国传教士的行迹遍及涉藏地区，他们利用新兴人类学知识开展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绘制地图，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服务，引发了中国政、学两界的强烈反感与警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书斋式”的中国藏学研究方有所改观。内迁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借此地利之便纷纷投身涉藏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深入了解藏族社区，逐步打破了相关研究长期为外国学者把持的局面。而沟通内地与涉藏地区之间的联系，动员区域内民众反对侵略、积极抗战，也成为上述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爱国主义情愫与科学的人类学方法结合，便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政学理论方法，在为战时中国边疆治理提供理论方法支撑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与发展动力。

华西边疆研究所正是诞生于上述时代背景与学术风气之下。1941年6月，以国民政府设立边疆文化研究所预案通过为契机，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向正在拉卜楞寺从事藏学研究的李安宅致信，请其负责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力邀李安宅赴蓉面洽相关事宜。斯时，身兼燕京大学合作机构重庆乡建研究所研究员、教育部边教视察员、巡回施教队督导员等数职的李安宅，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在甘南拉卜楞寺及其周边藏族社区进行了为期3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履职华西边疆研究所之前，李安宅已先后发表《拉卜楞寺的僧官暨职官制度》《拉卜楞寺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等藏传佛教实地研究系列论文。 7月，李安宅与罗忠恕会面后，商定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并由李安宅全权负责。 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于成都正式成立，校长张凌高兼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并实际主持所务工作。华西边疆研究所所在地四川毗邻涉藏地区，副所长李安宅长期从事涉藏研究。为此，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将藏学确立为该所研究重心。

当然，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创始即根植于抗战建国基本国策，且获得教育部政策扶持，在制定办所宗旨与工作目标时，所人员充分考量了这一情境，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战时国家边政建设，助力涉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此，在以董事会名义发表的《华西边疆研究所组织章程草案》中，特将“研究华西边疆并造就是项服务及教学人才，以谋华西边疆之改进”作为办所宗旨，并在《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中以“团结沟通各种等级文化以发扬我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研究使命，形成“学术—咨政”双向发展的研究路径。除此而外，华西边疆研究所自觉承担起重塑中国在藏学领域的话语权与学术主体性的使命。在《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中，针对涉藏问题研究，作者诘问学界道：

即以西藏而论，我国出版报告屈指可数，东西各国之研究无论为曲解，抑为客观叙记，其见于各种文字中不下数百种。我所应知者不知，彼所不应知者知之，“知识即力量”，遑论其他之策动与阴谋？

在与西方争夺知识主权的驱动力下，华西边疆研究所将收集藏文典籍、撰写田野调查报告纳入研究重点。第一，作为一家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主导的藏学研究机构，华西边疆研究所并不排拒传统藏学研究机构对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编译工作，且将这一工作提升到关切“藏民文化向心力”的高度，既可为边疆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又能发挥生产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功能，还能争取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向化。第二，为撰写田野调查报告，深入了解边疆地区现实状况，华西边疆研究所搭建了层级式的田野调查实训体系。具体步骤为，轮派将来拟从事边疆服务的人员“以课室为初步教育，以乡村为第二步教育，以近边松理茂汶雷马屏峨为第三步教育，然后参加康藏等远边地区为第四步工作”  。同时，为避免上述人员初入边疆，感到“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不易骤然适应”，华西边疆研究所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暨乡村建设学会合作在成都石羊场设立实习工作站。

华西边疆研究所建所之初，将之打造成国内“此类研究之唯一机构”，是创始者的共同理想。为实现此目标，副所长李安宅积极延揽藏学学者，根据组织章程中聘任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顾问的计划，扩充研究团队。首先，为便利工作开展，履行咨政功能的要务，华西边疆研究所聘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礼卿与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名誉主席。其次，根据所务需求与研究方向，分别聘任具有田野实践经验与藏语文编译能力的学者。于式玉作为李安宅的学术与人生伴侣，是华西边疆研究所聘任的首位研究员。于氏毕业于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文史专业，曾与李安宅一同在拉卜楞寺开展田野考察，耳濡目染中积累了丰富的人类学知识与田野调查经验。1942年，因抗战影响肄业于辅仁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宗祥经顾颉刚引荐任华西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同受聘者还有曾协助于式玉在拉卜楞推广边疆教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学系的玉文华助理研究员。除上述具有人类学新知的学术新锐外，李安宅还极力吸纳深度了解涉藏地区的学者。在康藏地区从事地理调查的学者郑象铣受聘为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前往拉卜楞寺求法的黄明信被聘任为驻外助理研究员。1943年，长期躬耕于康藏研究领域，为理解藏族文化与罗哲情错结为连理的任乃强入职华西边疆研究所。得益于任乃强的加入，副所长李安宅首次将研究范围拓展至西康。正是与任氏结伴共同考察西康时，李安宅结识了精擅藏语文知识的本地学者谢国安与刘立千，以及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的义子——萨迦派僧人庸顿。其中，时人盛赞谢国安的藏语文水平为“国人之习藏文者……在康定悉宗谢老师”  。华西边疆研究所对其等到来寄予厚望，分别授予3人正副研究员身份，负责编校李安宅于德格购入的藏文典籍。

综上所述，为因应时事，在政府推动下，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而副所长李安宅则为华西边疆研究所设计了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与研究体系，并建立起一支以藏学为核心、学术背景多元的研究团队。正是在这一完备的体系下，从1942年成立到1951年由军管会派员接收并于1952年并入四川大学民族组，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华西边疆研究所藏学研究成果产出丰硕，助力了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华西边疆研究所的藏学研究

华西边疆研究所根据工作场景，将研究工作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实地工作”，具体包括所内自主安排的田野调查、“派员视察合作机关、协助其研究及设计”“政府或其他事业机关如有特殊设计需要参加者，得派人参加其实地工作”；一类为“室内工作”，具体包括“编写研究报告与边疆语文之文献”“编写政府委托之文件”。随着上述工作的开展，华西边疆研究所逐步将研究地域聚焦到四川西北部，“西康之康区南北两路”与甘肃拉卜楞等涉藏地区，并少量兼顾区域内的其他民族聚居区。基于上述专长，1943—1945年，教育部分别指定华西边疆研究所承担“康藏问题之研究”“康藏、安多藏胞及羌戎住区”“康藏寺庙教育”等研究任务。为此，华西边疆研究所的藏学研究主要围绕涉藏地区田野调查研究、藏语文编译和涉藏地区边政设计等3个方面展开。

（一）人类学实地调查在涉藏地区的运用

重视实地考察是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术底色。诸位学者在加入华西边疆研究所前已将此方法奉为圭臬。学者们入职华西边疆研究所后仍延续此学风。为厘清县境民族状况、改良边政，理番县长米珍与华西边疆研究所合作以黑水为基础进行相关调查。所内派遣于式玉与社会学系蒋旨昂教授一同前往。二人于1943年1月从成都出发，经灌县、威州、茂县、松潘到达黑水麻窝一带开展考察，共历时3月余。于式玉黑水之行后一共发表了4篇民族志论文。其中，《黑水民风》最具代表性。文中，于式玉参考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C.Wissler）的“文化结构”与“文化区域”理论，综合实地考察结果，指出黑水地脚话是一种羌语变体，境内世居人群或为羌族分支。此外，她还对黑水藏民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风俗娱乐，以及妇女的发式与乐器等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民族志描绘。除调查访谈外，为理解黑水藏民的文化习俗，于式玉运用参与观察法加入锅庄舞蹈等文娱活动，并试图以主位视角理解这些活动如何为当地贫乏的日常生活带来乐趣。

1944年7月，受太平洋学会与西康省政府资助，华西边疆研究所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组成联合考察团赴西康北部考察。其中，华西边疆研究所派出李安宅、任乃强、玉文华等参加考察团，此行考察了康定、道孚、炉霍、德格、白玉、巴安等地，往返共历时6个月。华西边疆研究所赴德格调查的成果主要为李安宅发表于《边政公论》上的两篇文章。 1946年发表的《西康德格历史与人口》最能体现李安宅的人类学理论造诣。这篇长达30页、4万余言的文章，主要分为“德格简史”与“德格人口”两部分。在“德格简史”部分，擅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模式的李安宅揭示了德格地方社会政治格局的症结所在，即随着德格原有社会秩序的瓦解，传统土司、宗教势力、西藏地方政府与西康省政府在此交织角逐，呈现出多重权力博弈的态势，而这种错综复杂格局最终导致德格地方社会难以归于稳定均衡的状态。在“德格人口”部分，李安宅为深度解释藏族社区结构特征，结合大量人口统计图表，分析了藏传佛教影响下康藏地区普通人口结构女性多于男性的成因，并且引入“正统文化韧性”分析视角，解释由一对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牧区高于农区等问题。

从人类学理论分析，李安宅与于式玉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外部人”视角，而在拉卜楞居住长达8年之久的黄明信与西康本土藏族学者谢国安的研究则提供了“内部人”视角。黄明信在拉卜楞期间“专门从事经典之学习，与制度之考察”。根据深度的参与观察，他撰写了《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与《藏人之中华文化史观》，向外界介绍了藏传佛教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以及藏族对中华文化的理解。1942年，李安宅将谢国安口述、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G.A.Combe）记录整理的《藏人论藏》译介到国内。此作以谢国安的主位视角生动再现了涉藏地区的地理风光、民情风俗、文化历史等风貌，被译者李安宅盛赞为“这样穿透数种文化而反观本土文化的记录，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研究文化接触的绝好材料”  。此外，谢氏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早年游历口述而成的民族志也被认为具有了解“西藏民族的心理与习为”的重要作用。

（二）藏语文文献收集整理与编译工作

华西边疆研究所建所之初，即将“搜集各种调查材料、中西参考书籍、藏文佛像”列为职责所在。 1944年，因赴西康调查之便，李安宅购得大量藏文经典史籍，恰与先前搜集到的“政教史鉴配合为西藏最完整之史书”。所内人员对此项工作期待颇高，一致认为可“一洗过去国人枝节著录之陋”。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华西边疆研究所的藏语文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格萨尔研究，一类是藏文典籍编译。任乃强在对格萨尔的研究中就曾谈及，“藏族僧民，以及任何使用藏文，或信奉喇嘛教之民族，脑海中都莫不有唯一超胜的英雄——格萨尔在”，足见《格萨尔》史诗在藏族社区流传的广泛程度。入职华西边疆研究所又恰逢派赴德格调查，任乃强以此契机前往林葱土司家翻阅不同版本的《格萨尔》，又实地参访格萨尔遗迹，并记录了大量民间口传的格萨尔故事。回所后，他将调查所得浓缩为《关于“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关于格萨尔到中国的故事》3篇专文。在格萨尔版本搜集整理方面，谢国安与陈宗祥也著述颇丰。谢国安早年游历康藏时就注意搜集有关格萨尔的传说故事，定居康定后曾两度前往德格收集不同版本的格萨尔。陈宗祥也在李安宅的指导下进行格萨尔研究，翻译整理了大卫·妮尔的《岭超人格萨尔王传》。任乃强审阅后对此译本赞誉有加，将其推荐给《康导月刊》连载发表。

藏文典籍编译工作主要由史地考据功底深厚的任乃强与精通藏语文的谢国安、刘立千负责。任乃强主要致力于考订德格印经院所获道光八年（1828）刊印的藏文本德格土司系谱《德格世德颂》。发现之初，任乃强便连夜与李安宅、杨质夫二人合作校对一遍。为考证文中所涉地名，任氏亲赴仲萨寺、昌泰草原、夺柯寺等地，求教于藏传佛教僧人。返蓉后，又与谢国安、刘立千合作，“将其年代与历世之政治环境，详为考订”。积3年之功，任乃强始完成该书校勘工作。谢、刘翁婿二人在藏语文和藏传佛教方面造诣深厚，到所后即着手“检校整理”“提要翻译”李安宅购自德格的藏文经籍，并“将自唐以来西藏政治史事，教法源流，名人年谱，摘译整理，成为巨著”  。1948年出刊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刊》详尽地介绍了二人入职以来承担的编校任务：

照原定计划在文史方面之著作已写十四种。计一，西藏王臣史。二，藏王世系明鉴。三，玛巴译师传。四，弥罗热巴传。五，帕摩主巴王朝谱系。六，康藏歌谣。七，康藏谚语。八，西藏密宗之研究。九，西藏大事年表。十，西藏道场志。十一，高僧传。十二，梵汉字典。十三，格萨王传第一集，续藏史鉴。十四，印藏佛教史。以上十三十四，两种已出书。第七种待印，其他各种整理缮正中。

华西边疆研究所的藏语文文献搜集整理与编译工作，与其他机构相较，弥补了同一时期成立的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仅注重翻译政策文件、汉藏教理院侧重藏传佛教经典的缺失。除藏传佛教典籍外，华西边疆研究所还为学界提供了藏文历史典籍以及更具地方性的藏族民间文学等文本翻译。

（三）涉藏地区的边政改良设计

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局下，为抵制列强对边疆的环伺，巩固边圉，催生出边政学这一新兴学科，其特点在于综合利用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路径认识边疆社会，提出边政改良方案，服务于国家边疆建设。作为华西边疆研究所实际负责人，李安宅曾立下鸿志，“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的根基”  。李安宅的这一思想，同样也是华西边疆研究所成员的心声。而书生报国的利器，唯有诉诸学术。为此，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者们亦是边政学科建设的参与者与建设者，他们积极将治学所得转化为咨政报告，“分送有关机关，或单独发表”，以协助政府处理边政事务。

首先，从实地考察发现边疆问题，利用人类学理论寻求边政改良之道。1943年，于式玉赴黑水调查时听闻，甘肃临潭西道堂的回族商人设立招待所免费接待前往贸易的周边藏族，以此增进族际情感，建立互惠贸易网络关系。受此启发，于式玉提出政府可在川西北边民汇聚地灌县设立边民招待所，以推动边民文化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边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李安宅在德格调查时发现，居于金沙江以西的藏族民众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可仍需向西藏地方政府上缴重赋，生活艰难困苦。痛心疾首下，李安宅撰写《云霓之望》一文，以唤起政府与社会民众的警觉。嗣后，李安宅又向政府谏言指出，康藏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政局未统，剥削恶政仍存。但改弦更张，并不可照搬内地制度。他认为，边政措置还需利用人类学方法，做“普遍深入而且客观之研究”“加以文化接触之分析，环境适应之实验”，如此方能设计出治边良策。其次，以历史为镜鉴，提出边政措置方案。任乃强的案例最具典型性。同样是对康藏问题的考量，李安宅主要诉诸田野调查，而任乃强则重视对史书的考据与分析。在对德格土司系谱的编订中，任乃强发现康藏症结是历史时期以来康藏行政区划的遗留问题，插花飞地比比皆是，若强行切分纷争又起。任乃强指出，边政革新刻不容缓，但政府应当从历史沿革来制定现实策略。

除发表文论为边政改革建言献策外，自成立以来学者们还向各级政府部门提交咨政报告，直接参与边政设计。据现有资料来看，华西边疆研究所向社会部与教育部提交的咨政报告数量最多，主要分为边疆建设方案和涉藏地区地理与社会调查概况两大类。边疆建设方案，包括任乃强与顾颉刚联名提交的《请拨专款征印边疆书稿以资参考而宏研究案》，李安宅、张伯怀与崔德润联名提交的《请教育部呈请行政院豁免边茶税案》等6项，内容主要涉及推动涉藏地区边疆教育和为边地藏民谋求福利，所有提案均获通过。涉藏地区地理与社会调查概况，包括任乃强向四川省政府提交的《四川边区概况》以及向社会部提交的《边疆垦殖论》，于式玉向理番县（今理县）政府与教育部提交的《麻窝衙门》《黑水民风》等，可见当时各级政府对涉藏地区社会文化的了解不足，急需学者调查研究。此外，入职华西边疆研究所后，任乃强还承四川省政府之请，为国防部绘制康藏地图。任乃强利用十余年来搜集的中外康藏地图1000余种，结合3次康藏地区的实地勘察经历，以及相关游记、考察报告等，于1950年最终绘制成等比例为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该图的绘制，打破了康藏精确地图长期为外人把持的壁垒，拱卫了国家国防安全。诚如副所长李安宅所言，华西边疆研究所提交的咨政报告“不独对于区域设施有所裨益，即于国民外交亦不无改善”  。

三、华西边疆研究所对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探索

华西边疆研究所在艰难动荡的时局中成立并逐步发展，长期面临经费拮据的现实困境，但仍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该所成立仅两年，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便被收录于《大英百科全书》，充分反映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该所共发表中英文论文130余篇，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研究历程，实质上已为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出了先导性探索。

首先，构建本土研究范式。作为一个“史学传统深厚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当新兴的民族学、人类学被引入国内时，学者们就提出了民族学只有与史学相结合，才能形成符合“中国本位的社会科学”。待至20世纪40年代末，李安宅基于国内外治学理路与华西边疆研究所在涉藏地区的研究经验，推进前述观点，在国际知名刊物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务》）中提出有关中国研究范式的新思考。在认识论上，他批评中国学者过度沉湎于对历史或未来的想象而忽略了客观现实，外国学者则因受制于文化隔膜与殖民主义立场难以产出真正符合中国实情的著述。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善意提示中外学界，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各有价值，但若偏废其一，均会损害学术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为此，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唯有从社会发展入手，选择不同类型的代表社区（representative types of communities）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考察（即实地调查与历史文本结合），方为最恰切的研究范式。上文李安宅与任乃强的研究案例即为力证，华西边疆研究所身体力行地将这一研究范式运用于藏学领域。他们以新兴的人类学“外识”为研究路径，以中国传统史料考据“内学”为学术根底，探索出既契合国际学术前沿，又根植中国经验的本土藏学研究范式。

其次，立足中国实情推进理论创新。尽管彼时国内民族学与边疆研究受外国学界影响甚深，但华西边疆研究所以藏学研究为根基，提出了一系列立足国情的理论。例如，任乃强结合其在涉藏地区的考察经验，提出综合文化、语言、认同等因素的康藏民族分类观，对西方“语言中心论”与国内“种族—文化”二元的粗疏划分进行了修正。此外，因现代中国藏学产生与发展的时空条件，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必牵系和回应着中国的边疆研究问题。而斯时，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对中国的边疆研究和话语阐释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由精耕农业区、过渡地带与游牧边疆构成，三者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统一。而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者们基于涉藏地区长期的工作经历，提出了新的中国边疆诠释体系。李安宅虽参酌拉铁摩尔学说，以农业类型界定边疆，认为边疆的特征，即地形以“高原、沙碛、茂草、森林”构成，文化为“粗放游牧”。但他强调上述定义只适用于“过去的史地条件”，只要经过合理的经营便能促成内地与边疆的统一。任乃强的边疆观，则根源于他西康从政时的体悟、实地考察中获得的地方性知识以及族际婚姻中形成的主位视角。他指出，边疆与腹地的区别仅在于“政化”是否得以贯彻，而同为国民的边民与腹民，其差别仅在于是否具备现代国民的水准。二者虽然对边疆界定有所区别，但均认可通过社会工作促进内地与边疆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从而实现内地与边疆的融合统一。他们的边疆研究理论至今仍被海内外学界探讨与关注。

再次，在国际学界争取中国话语权。李安宅选择以“华西边疆研究”命名研究所，延揽成员绝大多数为中国人，力图与由多位欧美学者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展开学术竞争之意不言自明。而重视在国际刊物发表研究成果，是华西边疆研究所争取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方式。20世纪40年代后期，借出国访学的机会，李安宅与于式玉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会刊》）、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西南人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美国民俗杂志》）等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分别向世界学界展现了藏传佛教噶举派、苯教以及藏传佛教高僧等研究领域内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该书至今仍是国际学界公认的一部藏学杰作。为此，1947年，李安宅当选为美国人类学会会员，长期被国际学界视为中国民族志研究与藏族宗教历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而谢国安、刘立千的藏语文文献编译成果同样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德国藏学家雷兴（Ferdinand D. Lessing）、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等都曾向其寻求藏文典籍方面的帮助。这种双向的学术交流无疑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争取话语权提供了助力。

最后，将自主知识转化为治藏实践。如上文所述，华西边疆研究所为弥补国内学界对涉藏地区的地图绘制、民族志编撰及藏语文研究等方面的不足，展开了大量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西边疆研究所的上述工作成功助力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所内学者积极响应西南局号召，加入第十八军研究室，承担十八军进藏前的研究与准备工作。任乃强所绘之康藏全图为西藏和平解放中的进军路线规划与战略部署提供了关键支持。谢国安凭借早年遍历康藏各地积累的经验，以藏事顾问身份，撰写关于西藏风土民情、宗教习俗及社会结构的报告，为制定进藏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刘立千也充分发挥藏文方面的专长，致力于为十八军编写藏汉双语词汇手册。随军入藏后，谢国安居花甲之龄仍在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担任藏文教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在西藏军区藏语文训练班任教，参与创办昌都小学，充分发挥其在拉卜楞时期积累的边疆工作经验，推动边疆教育。

四、结 语

华西边疆研究所作为藏学研究重镇，其创设与发展，既回应了战时边政建设的现实关切，亦体现了中国学界构建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作为一个兼具学术与咨政功能的研究团体，华西边疆研究所通过整合“外识”与“内学”探索出既契合国际学术前沿，又深耕本土经验的藏学研究理路。该理路所展现出的拓展性与适应性，还促进了其他边疆民族研究的知识生产。其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服务国家治藏方略的智力支撑。在实践运用中推动理论创新的同时，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者们还积极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改变了欧美学者长期主导涉藏知识生产的格局，逐步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藏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放眼今日，尽管华西边疆研究所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但其留下的大量学术著述、“外识”与“内学”融合、“学术”与“咨政”并进的知识生产机制，以及学者们彰显出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仍为当代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启迪与经验借鉴。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6年第1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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