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敏、江荞：文化交融与共生——近人曾缄诗文中的康藏书写

【内容摘要】曾缄，近代诗人、学者，1938年入西康，1947年离西康，在西康前后为官近十年，其间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曾缄在西康的所见所历所闻，包括西康山川地貌、自然气候、风土人情、历史遗迹、行政事务与时事政治，无论大小，皆入其诗。其诗文作品，描绘康藏风情，书写康藏历史人物与故事，借物和景抒发个人的家国情怀，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更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融共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曾缄；诗文；康藏；文化交融

【作者简介】邹敏，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康藏近代史。江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文章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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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历久弥新”。“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已经实证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总和，而是各民族在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互鉴互动中生成的“共享认同系统”，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基因，也是各民族共享的精神家园。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是“多元一体、交相辉映、共生共荣”的关系。曾缄的诗文，展示了汉藏文化互鉴互动的过程与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与共生的面相。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推进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凝聚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并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形成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重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文化基础。就此而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是从文化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学界对曾缄的关注，主要是其文学成就，尤其是对《仓央嘉措情歌》的翻译，以曾缄的康藏书写为基础，从历史学的视角考察历史上汉藏文化的交融与共生的研究成果，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得。本文尝试在梳理曾缄康藏书写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呈现近代历史上汉藏文化交融与共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与特性的某些面相，以及知识分子对边疆危机的思考与认知、对“国家认同”和国家民族建构的焦虑，以期从历史中获得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一、曾缄其人其诗

曾缄（1892—1968），四川南部叙永县人，字圣言，一作慎言，晚号寸铁老人，又号眇翁。曾缄幼承庭训，早慧颖拔，幼年即“喜静好书”，熟读唐诗、宋词。后入私塾，小学，成绩优异，毕业后考入成都高等学堂。曾缄自出生，似已注定为一文人。但青年曾缄不愿从文：“忆幼学为文，稍见誉于塾师，乡先辈或语吾父，此子为一文人，恐无足观。吾闻之大愤，矢志不为文人”。故曾缄从成都高等学堂毕业，报考四川陆军学校。落榜后，于191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入学之初，曾缄仍不愿从文，“请改学经济政治，书十上，不许。以至终不得不从文”，曾缄认为此乃“命也”，始而从文。入学北京大学，曾缄受教于国学大师黄侃。1917年毕业留京，继续跟随黄师问业、从游，至1918年春后，始返成都。

返成都后，曾缄初任四川国学院教务长，后入幕军政两界任职，先后在川军刘禹九部、李家钰部、田颂尧部、刘文辉部等任秘书，又任过四川乐至、什邡、江北、雅安诸县县长，以及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四川参议会委员、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等职。至1947年4月，曾缄辞去雅安县长职务，他前后在康区工作近10年。同年7月，曾缄入职四川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任教于川大，直至去世。其间曾缄受名儒林思进推荐，曾任中文系主任。

曾缄一生的行迹、造诣、情怀、成就、贡献，其诗文集遗著《康行集》已经囊括。此前，世人所知所仰的，是他在西康省康定时，所译写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以及长诗《布达拉宫辞》《双雷引》。而如今由曾氏遗著《康行集》三册所见，曾缄的诗词文稿，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如曾获得时贤们的赞誉，“文思骏发”“茂于文术，蜀中无出其右者”“文情并茂”，“寓绮丽于清刚，得文质之中道，先师衣钵，可谓独得其传”，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他的诗文中，他以亲历亲见亲闻，留下了关于史事、人物、社会、民俗、山川、地理的大量史料，其中的大部分史料在他处难觅。这部分史料，所涉空间，上至宫廷，下至边地；所涉时间，远至清咸丰同治年间，近至20世纪60年代，整整百年历史，对于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

在《仓央嘉措情歌》《布达拉宫辞》和《双雷引》之外，曾缄的诗文，按内容可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对黄侃学术的阐扬和与黄侃师生之情的怀念；第二类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康藏人物和风情民俗；第三类是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学表达；第四类为其他各方面内容的作品。本文着重就其涉及康藏题材的部分诗文作品，略作分析和探讨。

二、曾缄对仓央嘉措的书写

曾缄对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书写，主要体现在他所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和他所写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传》《布达拉宫词》中。

（一）《仓央嘉措情歌》

《仓央嘉措情歌》66首（以下简称《情歌》），系曾缄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以七言绝句的传统古典诗形式，重新译写所完成。曾缄晚年在自白《我写〈布达拉宫辞〉》中谈到：“我过去研究西藏佛学，知道藏族人民拥有较高的文化”，故前往西康工作时，既有“探讨西陲的文献”的计划，故而，“一到西康，我便有‘陈诗观乐’的念头，访求藏族的优秀诗歌，不遗余力”。在《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传》（以下简称《略传》）中，曾氏谈及抵康后，“网罗康藏文献，求所谓情歌者，久而未获”，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于道泉所译之《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曾氏自称从中“窥见它的大意”，即为仓央嘉措的诗学才华折服，认为《情歌》“诚有令人动魄惊心者”；又感于氏译本，有损《情歌》之“美”，遂决定重译《情歌》：“于（道泉）译敷以平话，余深病其文，辄广为七言，施以润色”。曾缄在古诗词上有较深的造诣，故潜意识中以古体汉文诗词之美作为标准，衡量于道泉译本，认为其“不文”。

于道泉1924年到北京学习藏文和梵文，其间对藏文产生兴趣，在藏族友人的帮助下翻译形成《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62首，1930年在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这一刊印本，有藏文原文、汉英两种译文，由赵元任记音。于氏还添加了注释，如佛教术语、词句含义、成诗背景与描述内容、历史细节与史实，以及与印度人达斯译文的对比等。作为我国最早研究仓央嘉措情歌的学者，这一刊印本不仅开了我国翻译、研究仓央嘉措情歌之先，更在国际国内藏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尽管于氏认为当刊印之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近人在整理仓央嘉措情歌资料时，对于氏译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除正文外，“书之前后尚有序言、附录，其内记述译著始末，介绍仓央嘉措其人其事以及藏族诗歌特点等等，象［像］如此详细、形式多样地介绍仓央嘉措情歌者，不仅前此无有，至今亦未再见”。

曾缄翻译完成《仓央嘉措情歌》66首，比于道泉版本多4首，于1939年在《康导月刊》以《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为名发表。曾缄是较早以旧体格律诗翻译《仓央嘉措情歌》的作者之一，自在《康导月刊》发表后，曾氏翻译的这一版本被誉为“仓央嘉措情歌最经典的古体译本”。曾氏虽不通藏语，却能翻译出让世人称赞的《情歌》，这一方面是源于曾氏在汉文古体诗上的造诣，和他在翻译时，注重汉文译文的押韵、格律，以及藏文原文的用典与意境；另一方面是源于七言古诗在抒情叙事上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如《情歌》之一，于道泉译本为：

从东边的山尖上，

白亮的月儿出来了，

“未生娘”底脸儿，

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曾缄译为：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情歌》之十二，于道泉译本为：

从小爱人的“福幡”，竖在柳树底一边。

看柳树的阿哥自己，

请不要“向上”抛石头。

曾缄译为：

长干小生最可怜，为立祥幡傍柳边，

树底阿哥须护惜，莫教飞石到幡前。

《情歌》之二十二，于道泉译本为：

若要随彼女底心意，

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

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

就把彼女底心愿违背了。

曾缄译本中为《情歌》之二十四，译为：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情歌》之六十二，于道泉译本为：

第一最好是不相见，

如此便可不至相恋，

第二最好是不相识，

如此便可不用相思。

曾缄译本中为《情歌》之六十六，译为：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辛苦作相思。

可见，于氏译本更注重“意”的表达，曾氏译本则重“韵”。对比而言，曾氏译本的抒情叙述更为饱满，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共情。但或许是过于追求汉文之押韵格律，曾氏译本对藏文原意的表达略有欠缺，也是曾氏译本的不足。曾氏自述他不通藏文，研究者也指出，译者们在翻译《仓央嘉措情歌》时，总体呈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提高和刻意求精”的趋势，共同点是“努力体现原诗的风貌、情调和汉藏两族的民族特点”，而在众多翻译版本中，对藏文原意表达最为准确的，且更能表达原诗情趣和奥妙的，当数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刊出的、王沂暖翻译的白话新题诗版。

曾缄翻译版本的另一特点，是在翻译之外曾氏往往随附一两句话，以为点评或注释，其间颇含（涉藏地区）风俗、宗教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如“藏南、布丹等地产良弓，以竹为之”（其二）；“藏中渡船皆刻木为马，其头反顾”（其十）；“藏俗，多竖经幡，用以祈福”（其十二）；“曼遮，佛前供养法也”（其十五）；“藏中佛法最重观想，观中之佛菩萨，名曰本尊”（其十九）；“空行女是诸佛眷属，能福人”（其二十）；“腻婥拉荣，译言为夺人魂魄之神女”（其三十）；“班弟，教名。此藏中外道，故仓央嘉措斥之”（其三十九）；“日月皆绕须弥，出佛经”（其四十三）；“七世达赖转生理塘，藏人谓是仓央嘉措再世，即据此诗”（其五十七）；“卦箭，卜筮之物，藏中喇嘛用以决疑者”（其五十九）。此类点评和注释，既有助于读者理解诗的含义与意境，了解（涉藏地区）风土人情，同时也是对（涉藏地区）风土人情史料的保存，具有史料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作者对（涉藏地区）风俗的认可和尊重，展示出了民族平等的理念，此乃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基础，也是建构文化认同的必由之路。

（二）《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传》

曾缄因翻译《情歌》而对仓央嘉措其人产生兴趣，故根据自己所获得的资料信息，撰写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传》（以下简称《略传》）。曾氏自言：“移译既竟，因剌取旧闻，略为此传，冠诸（《情歌》）篇首”。

《略传》中，曾缄对仓央嘉措的书写，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观下书写的，《略传》述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生平、第巴桑杰嘉措与拉藏汗之间的政治倾轧、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对仓央嘉措之真假身份的立场、僧俗大众对仓央嘉措的拥戴等，虽言辞简略，却与史实大体相符，可与正史记载互证。作为非历史学者写作的《略传》，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仓央嘉措这一历史人物的另一种重构和解读文本，一则对了解第巴桑杰嘉措与拉藏汗之政治斗争、六世达赖之真假缘由、清初对西藏地方施政的情形，以及认识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治与社会情形等具有史料意义；二则曾缄的书写，是汉人对西藏地方历史的一种书写，不论其书写的真实性如何，都体现着曾缄个人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

曾氏在《略传》中，对仓央嘉措的情歌创作和诗词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赞赏和肯定：“流水落花，美人香草，情辞悱丽，余韵欲流，于大雪中高吟一曲，将使万里寒光，融为暖气，芳菲灵异，诚有令人动魄惊心者也”，称仓央嘉措为“佛教之罪人，词坛之功臣”。之后更念及西藏地理环境恶劣，以致个人欲望泯灭，认为即使有千佛出世，普度众生，也不及一位伟大诗人的诗词创作对众生精神世界的积极影响，对仓央嘉措发出“西极苦寒，人歆寂灭，千佛出世，不如一诗圣诞生”之语。曾氏在《略传》中的这些文字，不但极富感情色彩，而且观点大胆，见解独特，对仓央嘉措情歌的成就和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曾氏的这种评价和认识，一方面固然是源于对《仓央嘉措情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理解其人生处境与心境，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其个人在涉藏地区多年的工作，对涉藏地区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等的熟悉和体认，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认知。

（三）《布达拉宫辞》

《布达拉宫辞》（以下简称《辞》），是曾缄自己的原创作品。该《辞》是曾氏在完成《情歌》的翻译之后，采用在晚清及民国时期风靡的梅村体，以文学手法述说仓央嘉措生平而成。在最初见刊于《康导月刊》的《辞》中，曾氏注明：“岁寅戊（戊寅）仲冬作传，祀灶日译情歌竟，明年巳卯（己卯）元日成《布达拉宫辞》”。此语虽未明言作《辞》之初衷与缘由，但可见《略传》《情歌》《辞》，是系列作品。最后成《辞》，显然与前面作《略传》和翻译《情歌》有关。《康行集·寸铁堪诗稿》中，《辞》前冠有与《略传》内容几乎相同的序，内言：“戊寅（1938年）之岁，余重至西康，网罗康藏文献，得其行事，并求其所谓情歌者译而诵之。既叹其才，复述其意，慨然命笔，摭其事为《布达拉宫辞》。广法苑之逸闻，存西蕃之故实”。“既叹其才，复述其意，慨然命笔”，是自剖心迹，说明了在翻译完成《情歌》后，有感于仓央嘉措的才华而作《辞》。“广法苑之异闻，存西蕃之故实”，则说明了搜罗文献，翻译《情歌》，创作《辞》的过程与初衷。

1962年，曾缄应邀写了一篇自白，《我写〈布达拉宫辞〉》，更为全面地阐述了创作《辞》的缘起：一是源于对仓央嘉措诗词才华的高度赞赏，曾氏晚年以“落花流水，美人香草，哀感顽艳，绝世销魂”总结、评价仓央嘉措的情歌，认为仓央嘉措的诗学造诣，“和中土诗人李义山、李后主比起来，似无愧色”；二是源于对仓央嘉措遵从内心，不受世俗所累之性格特点的敬佩；三是源于对仓央嘉措所遭受之政治迫害感到不公：“善良多情的天才诗人仓央嘉措，正是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牺牲品”。基于这三点认识，曾氏自觉“愤慨难平，立志要为他作一首抒情纪事诗”。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曾氏的这篇自白文章写于1962年，此时曾氏已是古稀之年，其学识、阅历，与创作之时的1939年，已大不相同，虽为其自白，但是否经过了曾氏主观无意识的加工，则难以明了。

这首为仓央嘉措而作的抒情之作，不名《仓央嘉措》，而名《布达拉宫辞》，乃因曾氏认为“仓央嘉措的事迹多系属于他所居的布达拉宫，就把诗题定为《布达拉宫辞》”。《辞》共88句，616字，内容包括：拉萨、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以及达赖喇嘛的传承世系，如“拉萨高峙西极天，布拉宫内多金仙，黄教一花开五叶，第六僧王最少年”；仓央嘉措的出生，被选定为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及迎入布达拉宫，学习佛法、坐床等经过情形，以及藏地人民对六世达赖的膜拜，如“高僧额尔传经戒，十五坐床称达赖”等句；仓央嘉措坐床之后研习佛法、生活习性、个人性情、流连拉萨街头，及其经历的政治斗争与最终宿命等，如“禅修欢喜日忘忧，秘戏宫中乐事稠”“生时凤举雪山下，死复龙归青海滨，十载风流悲教主，一生恩怨误权臣”等句；对仓央嘉措情歌的赞叹，“剩有情歌六十章，可怜字字吐光芒，写来昔日兜绵手，断尽拉萨士女肠”；西藏地方政府在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圆寂之后，重新寻访认定六世达赖喇嘛，却不得广大僧俗承认，以及再寻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转世灵童与迎立盛况，僧俗对仓央嘉措的认可等，如“始知圣主多遗爱，能使人心为向背”等句；最后阐述仓央嘉措在僧俗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后世影响，“只今有客过拉萨，宫殿曾赡布达拉，遗像百年犹挂壁，像前拜倒拉萨娃。买丝不绣阿底峡，有酒不酹宗喀巴，尽回大地花千万，供养情天一喇嘛。”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观之，全《辞》虽关注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却也有正统史观和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影子。

曾氏完成《布达拉宫辞》后，同年刊登在《康导月刊》和金陵大学《斯文》杂志上，一时转载、传抄者甚众。时人潘伯鹰评价：“其事其诗皆可传也，若其措语能更醇，则无敌也”。细品此《辞》，可觉曾氏的文字感染力极大，似有将读者带回历史的当下，与历史人物产生共情之感。以《情歌》和《辞》而论，谓曾缄为仓央嘉措“知音”，实不为过，这从曾缄对仓央嘉措一生的总结和评价中亦可见：“故仓央嘉措者，盖佛教之罪人，词坛之功臣，卫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归命也。观其身遭挫辱，仍为众望所归，甘棠之思，再世笃弥，可谓贤矣。乃权臣窃柄，废立纷纭，遂令斯人行非昌邑，而祸烈淮南。悲夫！”这既是对仓央嘉措客观全面的评价，也是高度的评价，最后总以“贤”和“悲”，可见曾缄对仓央嘉措的跨世纪“共情”。

以创作《辞》的1939年论，前推20余年，曾缄还在北京潜心苦读往圣前贤典籍时，西康这个“边鄙之地”，或许并未引其注目。但当他后来前往西康，虽仅生活数年，却为其地的人物、民族、山川、文化、风俗所感染，而且深受感动，他那“家国情怀”基础上的文化担当和历史使命感，由此迸发。于是，读者所读到的，他的那些汩汩而出的康藏题材的诗文作品，不仅仅是一位文人的兴之所至、有感而发；更是出自一位文人为民族、为国家保存一族文化一方历史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情怀。

三、曾缄诗文中的康区自然与人文

康区，即西康地区。“西康”这一称谓，形成于清末民初，历史上称为康区（清末称川边），地理范围大致为今天四川、云南、西藏、青海四省（自治区）相邻之“三州一地”，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也并不完全属于某地管辖，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置。就地理环境论，康区位于横断山区，地理环境的显著特点是大江大河、山川纵贯、河流深切、峡谷深邃。如论气候条件，则是气温整体偏低而多变，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垂直变化显著，以寒冷著称；于人口，则以藏族为主，同时有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彝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长期以来，康区是前述多个民族共同生活之地。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融，在康区不间断地进行。

曾缄在西康生活、工作10余年，作为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又在康区长期接受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的浸润，对文化交融必然有着强烈的对比与深切的感受。再加上曾缄本为诗人，既有其独特的敏感和美感，又有文人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这些都促使他去发现、挖掘、保存那些积淀在康地山川里的状貌和精华，历史和人文，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抗日战争期间，南京陷落后，日军继续西进，“贼机空袭，时窥成都”，其时居于成都的曾缄，经友人劝导，决定避居西康。行进途中，曾氏作《康游赋》一首，其中述及康区山川地貌、气候、交通、物产、风土民情等，描写“西蜀穷边的险隘壮美、民族地区的淳风厚俗”。《康游赋》全辞1281字，作者开篇以中华民族严重的民族危机为时空背景，述说入康缘起，随后将入康途中所见所闻娓娓道出，以文学手法描述西康，并结合地势地貌与区域历史，写出西康在国家整体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此也反映了作者虽然避乱西康，却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全辞最后，曾氏发出感叹：“斯罪人之所居，吾翩然而艾止。苟资忠而复信，虽被发其何耻。效一官于幕府，竭绵力于薄书。”表达了对西康的赞美和为地区发展效力的个人愿望，也表达了作者个人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于今观之，更是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山川书写

《康游赋》写山川地貌如：“溯沫水于徼外，何洪流之浩浩”、“山称瓦屋……讶斯山之斩绝，疑绝地而通天”。沫水即大渡河，此两句描写地处川康交界处的天然屏障大渡河与瓦屋山，与峨眉山并称“蜀中二绝”的瓦屋山，似有绝地通天之状。“逾化林而西去，临大渡而长喟……绾毂西南，诚哉天险”，写康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险要地势在军事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午过冷竹之关。暮投瓦斯之驿。托此身于悬崖，实寒心而凄魄”。所写的冷竹关与瓦斯沟，既是对此两地的描述，也展示了康区的复杂地形与险要地势，以及投宿该地的个人心境。“览斯地之形胜，级峥嵘于大块。环以群玉之山，耀以五色之海。玉梳冻而长寒，温泉涌而如沸。指天宝于层崖，识金穴之所在”等，描写了玉梳峰、五色海、天宝洞、二道桥温泉等秀美景色与神奇山水。

曾缄尚有多首描写康区山川地貌的其他诗文，如《邛山高》：“四座切莫嚣，我歌邛山高。二郎岧嶤插天起，峨眉瓦屋皆儿曹。……长风吹我天上来，白云伴我山巅宿。天鸡夜啼东方曙，雪峰历历堪指数……”；《纪行七首·过大相岭》：“古之邛崃山，今曰大相岭。连冈亘西南，拔地乃一逞。肩舆度绝壁，磴道同悬绠……”；《纪行七首·自冷竹关至瓦斯集》：“处处俱可危，步步未敢懈”。另有《行路难歌为大相岭作》《初乘汽车过二郎山》《飞越岭上望万年雪山》《望蒙山》《三叠雪山韵》《二郎山》《相公岭》《郭达山》《鸦子口》《康定玉梳峰》《瓦斯沟至大风湾》，《康定杂诗》之《望大雪山琼台玉梳二峰》《早期望郭达山》等，描写康区山川险峻、交通不便、行路艰难的诗文。

曾缄书写山川，书“险”与书“难”并存。而书“险”较多的是“险”的战略意义，将康区的高大山脉与国家的边防建设和边疆安全相联系，实有以“险”喻“守”之意。如“讶斯山之斩绝，疑绝地而通天”“二郎岧嶤插天起，峨眉瓦屋皆儿曹”，以夸张和对比的文学手法，将康区高山与内地高山对比，认为内地高山不过“儿曹”，与“儿”对应者乃“父”，实际是拔高康区高山的地位，暗喻康区高山对内地的守护；“绾毂西南，诚哉天险”“连冈亘西南，拔地乃一逞”，以借代和转喻的手法，将康区的地理节点，转喻为国家治理的枢纽；“玉梳冻而长寒，温泉涌而如沸”，既描写奇妙的地理景观，也包含矛盾统一的哲学思想，巧妙契合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以及尊重差异性和突出共同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曾缄另有“羽扇摇于蜀相，玉斧挥于宋帝。美南人之不反，叹河西之已弃”“迨刘公之开府，令建省而名康”等句，既借用历史典故，描写历史上西康地域与内地之联系以及西康建省之事。也说明康区地理位置对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统治维持的重要性，历史上即是国家的重要屏障。曾缄自言：“见山川而能说，庶无愧于大夫”。亦曾言：“余得西蜀山川之助，西蜀山川亦得余之助，非此，余与山川皆将抱屈”。以拟人的写法，将个人情感外化，一山一物一人，皆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

（二）气候物产书写

《康游赋》写气候如：“山称瓦屋，邑号荥经。黎风雅雨，此焉常晴”，写出同处康地相距不远的荥经与雅安二地截然不同的气候；“羌辞暖而就寒，有昨葛而今裘”、“外间毒热，此则清凉”，描写康区日间气温变化、温差以及康区气候与内地气候之差异。物产如：“指天宝于层崖，识金穴之所在。若乃冬虫腐朽，夏草神奇。雪中有豕，贝母名鸡。茸生鹿角，香凝麝脐，所产珍异，不可殚稽”，描述康区矿产、动物、药材如金矿、虫草、雪猪、贝母鸡、鹿茸、麝香等。“草经秋而尚绿，花无名而自芳”，则写康区独特的植物景观。

除《康游赋》外，曾缄其他诗词中，多有述及康区气候、物产者，如《四月》中的“四月寒深打箭炉，倚楼人望日西徂……此时最忆成都好，满地榴花映绿芜”。《漫兴》中的“青山四季常凝雪，白日孤城只贮风。犴鸟峒花看总好，冬虫夏草变无穷”。另有《泸定道中》《康雅道中》《西康道中》《炉城三月大雪次韵尖叉》《雨不出》《大风》《炉城即景》《周公山祈雨作》《苦雨》《雅安上巳苦雨高卧不出》《雅安寄内》《喜霁》《苦雨行》《雨夜有感》《秋后复热》《过瓦斯雕，昔日库尊者为我说法处》等，描写康区气候；《边城始见花开喜赋一绝》《看樱桃花作》《冷迹见桃花》《冷竹观梨花》《罂粟谣》《筹边别墅花草赞》等11首诗，描写康区植物。

曾缄书写康区气候物产，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更将气候物产当作是多民族共情的媒介，包含了曾氏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也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如“羌辞暖而就寒，有昨葛而今裘”，以对照的写法，反衬气候推动下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外间毒热，此则清凉”，既是气候的对比，也有以康区独特的气候环境，比喻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在抗战背景下，西康是我国抗战的大后方，有一种“清凉”之地为国人共享，暗含了西康在当时虽是“偏僻边地”，但不是“化外之地”，而是国家屏障，表达“边地之安即为全国之安”的认知，有边疆与内地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三）交通书写

《康游赋》写交通如：“蹑浮桥而径渡，亦何贵乎舟櫂”“置鲇鱼于竹竿，诚为状之足哂”“栈凌虚以飞跨，磴依壁而高悬。萦羊肠之九折，极鸟道于二关。木人犹将泪下，铁马亦可蹄穿……抟风猛虎之冈，踏雪乌鸦之岭。或举足而蹑云，或俯身而入井。惟高下之殊途，斯升降之无准。”描写康区相对落后的交通现状，陆地道路之艰险与行走之困难，不仅有曲折狭窄的小道，依山傍壁，还有横跨空际的栈道，更有风雪阻于途中，行进中或高或低、或上或下，全依地势。此句用排比的写法，写出了康区道路的种种艰险，是以个人行旅的艰难道出国家交通的沉疴。而交通体系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又密切相关，这也暗含了国家需加强康区治理之意。

“济巨川而无楫，乃引绳于江皋。缀连环之铁锁，步悬度之飞桥。身同匏瓜之系，心若悬旌之摇。设举趾之不固，将灭顶于惊涛。”此句描写康地大川大河对交通的制约，以及仍待建设的康区交通。其“巨川”即大渡河，“缀连环之铁锁，步悬度之飞桥”，写出了清康熙年间修建的泸定铁桥之“险”，但同时也以该桥之“险”引出其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以及改善康区交通的重要性。其中，“济巨川而无楫，乃引绳于江皋”，也隐喻了民间改善交通的努力，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优秀文化的史实。

“既逶迤以入峡，遂辗转而通沟。惟重岩之合沓，虽白昼而常幽。若修蛇之赴壑，见百里之悬流”，写康区依地势而成的道路及其独特景象。“牛则长毛，马多绝足。蹴踏丘陵，弥满山谷。任重致远，越陇过蜀。长效驰驱，时勤考牧”，描写康区以牦牛、马匹等为交通工具及其优势与特色。牦牛、马匹是康区重要的运输工具，“任重致远，越陇过蜀”，道出他们可以转化为国家资源，在政治上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诚如抗日战争时期，川康藏族商人邦达多吉、邦达阳佩等，自备骡马，筹划开通了从印度经我国西藏抵达四川、云南的国际交通线，转运抗战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四）风土民情书写

《康游赋》写风土民情如：“其人则衣褒广袖，椎髻髽首，束带下垂，偏肩袒右”，以汉语典故写康区服饰，展现了文化的交融。“地异中土，节应殊乡”“家提壶而挚榼，咸耽玩于垂杨。至若三五良夜，二八娇娥，抠衣起舞，连臂踏歌。念佳会兮难得，怀欢情兮何多！嗟远来之羁旅，闻此声其奈何”，描写康区民众耍林子之习俗，及从内地入康之人个人感受，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曾氏也有《柳峪芳游》，描写藏俗耍林子，先写“薰风南来，边柳初绿，番人挟帐为柳林之游。纵酒酣歌，有长林丰草间意”，再书写耍林子的季节，民众参与耍林子之欢快、陶醉、愉悦之情。

曾缄入康前，本对藏传佛教有所研究，故其诗词中，也不少有关藏传佛教的内容。如《康游赋》中“家陈佛像，户立经幢”“轮随流而常转，铎迎风而自撞”“何诸佛之人灭，仍转世而再来”，写康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以及藏传佛教之活佛轮回转世说。再如《白土坎听经记》，描述藏传佛教讲经传法的现场，描写听众包括许多“公庭退值”的“衮衮诸公”即下班休暇的大小官员。记述既庄严典雅，又生动传神。写作时间为1942年，距离《布达拉宫辞》和《仓央嘉措情歌》问世，已经过了三四年，曾缄对西藏佛学的理解认识，更加深入。而汉族官员前往聆教听法，或许不仅出于个人爱好，亦与治理工作的需要相关。另有《包庄牡丹大开，花皆向佛，赋呈日库呼图克图》，写牡丹花开，赋诗一首，送呈日库寺之日库呼图克图；《过瑟多宫访狂僧噫嘻阳魄石窟》及附录《狂僧传》，写作者亲见之康定神秘疯僧；《火竹香根上人宣化康南赠一首》，记理化大喇嘛寺堪布火竹香根受刘文辉之命，出任康南地区宣抚员，协助政府控制理塘事，等等。这些诗词，既有对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书写，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

曾氏《耳坡樵唱》，描写勤劳、乐观的康区男女。词曰：“正孤城傍晓，好风送，数声歌。是早起康娃，闲邀女伴，初度前坡。山阿打柴自乐，唱新辞，纤掌拍樵阿。……蛮靴，一路踏青莎，欢意此中多。待倚遍崚嶒，行残确荦，过尽陂陀。婆娑曲终不见，但时闻，语笑隔烟萝。何处飞来小鸟，向侬偏唤哥哥。”《蛮家有好女》歌颂康区女性的淳朴勤劳的高贵品德：“蛮家有好女，操作无时闲。朝雾笼双鬓，缭乱风中鬟。恭闻贵人召，袨服来姗姗。尊前歌一曲，聊博贵人欢。贵人催赐金，一笑持之还。斯须复相见，负薪行路间。”

又有《康娃谣》和《再咏康娃谣四首》，内容涉及康区饮食、衣着、装饰、婚俗等，是对康区民风民俗的歌颂：“西方牦牛国，聚族居康娃。冬夏御一裘，自饮酥油茶。生男不自育，入寺为僧伽。盈盈在家女，十五芳年华。绾髻朱丝绳，夭娇如蟠蛇。天寒祯两颊，颜色娇红花。今日良宴会，结伴来君家。振衣为君舞，引吭为君歌。君意尚不乐，贱妾将如何。”

以上书写，虽受时代所限，有“番”“蛮”字样，但字里行间并无歧视之意；虽是描写“边地”，却能看出曾氏有“边地”即“中国”，彼此命运相系的观念，以诗文实现了康区与国家的同构叙事。

曾缄长期在西康为官，对地方民情甚为关切，先后写有《巡视雅富公路深悯民劳，作三首》《宿小河子闻民工夜唱》等诗词，其中，“泪丝悬绝壁，汗雨落层峦。怊怅工棚客，有家何日还”“嗟尔亦人子，胡为身独劳。胼胝四肢裂，邪许万声嚣。月露侵衣袂，秋霜点鬓毛。兵戈兼力役，不信死能逃”，既描写了康区民众的艰辛，也表达了作者深悯民劳之情。曾缄作为西康地方官吏，写出这样体恤劳工的作品，是将地理环境、个人感知的升华，既是对当时边康底层苦困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亲民爱民思想的体现。

四、曾缄对赵尔丰的书写与赞誉

1903年，赵尔丰入川，先后为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戕于巴塘，震荡朝廷，光绪皇帝决定派兵入康，一则平乱，二则解决流弊多年的土司问题。1906年，赵尔丰奉命率军入康，在平定叛乱的同时，于康区推行“改土归流”。他拟定《改土归流章程》，明确改土归流的总目标是“永远革除土司之职”。改土归流，于清廷而言，是一个在政治上“收权”和阻止边地少数民族“离心”朝廷的过程，也是维护“大一统”国家之完整性的必然步骤。

赵尔丰在“改土归流”中虽提出“顺则抚之，逆则讨之”的恩威并施政策，实则是以“威”为主，主要通过武力征讨，迫使土司土官屈服，强行收回确认他们职衔的印信和号纸，取消各级土司机构，改设道、府、厅、州、县等国家政权的组织机构。在武力的驱动下，赵尔丰在康区的改土归流进展迅速，至1911年，即基本完成整个康区的“改土归流”，设县30余，使清政府实现对康区的直接统辖，从而打破了该地区长期以来由土司和宗教上层人物把持割据的局面。尽管赵尔丰在推进“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存在方式过激和伤害民族感情之实，但他是在清政府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于强化国家治权和维护国家统一而言，赵氏是有功的。

“改土归流”的同时，赵尔丰还从教育、经济、交通、军事等方面入手，积极经营川边，推行新政。赵尔丰的川边新政，对于推动川边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促进民族交融、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注意到，这种积极意义是有一定限度的。当今学者就指出：“前后七年时间中，赵尔丰以武力为先导、以经济开发为后盾，在川边的改土归流表面上完成了清中枢的行政理想，极大地改变了川边政体面目。但是因为时间短促，加之清王朝新政措施本身的不彻底，实际上赵尔丰的新政并没有贯穿到底，它触及并改变了土司统治的表面，却未曾在根本上改变川边政治的固有基础。”

不过，民国时期，无论学者还是政客，对赵尔丰多是给予肯定和赞赏。“民国年间，学者甚至政客常借赵尔丰经边之叱咤风云喻比当时军阀及国民政府筹边之无力，感叹今不如昔；对赵尔丰及其川边施政莫不发出‘生不逢时’的扼腕叹息。”如陈渠珍言：“尔丰治边，震以军威，设置郡县，然后创办教育，振兴实业，若经济、若交通，若屯垦，皆次第推行，不遗余力，一张一弛，既庶且富，尤以教育进步之速，有非吾人意想所及者。”曾缄也属此类，他写有一篇总括赵尔丰当年治理西康功绩的赞颂文章《清川滇边务大臣赵君赞并序》，对于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和经营川边给予极高赞誉。

该文先述清前期边政之微和赵尔丰治边之功：“大金川之役，所收不过弹丸之地；廓尔喀之征，所策不过一时之安。至若威加百蛮，席卷千里，郡县其地，子来其民，当世已服其勤，异代仍规其利，则吾（始）于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君季和见之矣”；再逐一论及赵尔丰率兵入康、平定巴塘、推动川边“改土归流”，以及经营川边之史事，后总结认为是赵尔丰使“穷僻之乡，日臻繁庶；边鄙之士，忘其不毛”。对赵尔丰“酷吏”“屠户”之名，以及有关赵氏的负面评价，则有为之辩驳之意。如“或谓君持法过严，每流于刻义，颇摧毁佛刹，凌轹僧伽”，曾氏辩之曰：“夫照乘之珠，不能无颣，要自异于鱼目；连城之璧，不能无瑕，而弗乱于碔砆。然则君子观过知仁，毋假苛论”。曾氏在此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应过于苛责求全，而应在历史场域下更多关注其所产生积极作用，即不应以赵氏在“改土归流”和辛亥革命中的过失，否认其经营川边之功，而应坚持大节原则，肯定其经营川边的历史功绩。全文结合赵氏之后的康事与康政，以及革命军起后赵尔丰之行事与个人结局，认为经营川边之有功之士的不良结局，造成了从政西康者的不良观感，影响了康政前途，“康事日下，人亡政息，不其然乎？”曾氏言：

今国难方殷，边防日亟，西康建省，蔚为名藩。而崇德报功，犹从盖阙，鲰生无述，奚示将来？故仿子云表充国之意，私为之赞云尔。赞曰：

桓桓赵君，功在西鄙。

三边晏如，百废俱举。

畴云乱丝，得君则理。

孰是屠伯，远跨余子。

朗朗玉山，汤汤金水。

我述斯文，用旌厥美。

曾缄为官西康十余载，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对赵尔丰推崇备至，认为只有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功，可与之相提并论：“纾西顾之忧，树百年之计，宏经国之业，成不世之功。并世雄略，拟若于伦，左季高之平定新疆，殆其匹欤？此外未之睹也。”曾缄对赵尔丰的评价与赞誉，与陈渠珍极为相似。为便于对比，亦将陈渠珍之评价录于此：

呜呼！赵尔丰在康，辟地三千余里，改土归流，设官移民，兴学育才，建设事业，方兴未艾，非如福安康辈，师全胜之物力，挟百战之精兵，仅降准廓部，即诧为奇功者可比也。不图清祚既终，尔丰亦随之而死，其开边与左宗棠同功，而食报与左宗棠异趣……吾谈边事，不能不深惜尔丰，又不仅深惜尔丰巳也。

综上，曾缄对赵尔丰的评价与赞誉，既可见曾氏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准则和观点，又具有时代共性。曾氏等人对赵尔丰的赞誉，在某种意义上，是负有国家认同感与责任感的个体，对历史上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物的歌颂。这种歌颂，源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中华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特殊历史背景，反映了评价者在国家危难之时，所具有的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的愿望。就曾氏对赵尔丰的评价而言，折射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危机之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认同”的焦虑，以及关于地方治理和边事对于国家统一之维持的重要性的认知。于今观之，曾氏对赵尔丰的评价，虽有时代烙印，却是以国家统一为出发点，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架构下进行的。

结语

曾缄的诗文集，写的是他个人的所历所读所闻所识，所喜所悲所赞所评；留下的是真实、真情、生动、丰富、珍贵、独立、典雅的诗词文赋、山川风物、历史素材。类似于刘赞廷一支笔的边藏书写。他的这支笔，将那些渐行渐远，甚至遮蔽消逝的西康事件和社会习尚、历史人物；那些隐埋于视为“蛮荒边鄙”的风貌、宝藏、俗情和故事；那些发生在祖国西陲、西康边地的各种历史记忆，一一勾勒出，形完神满，以文人、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康藏的自然与人文，书写了康藏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曾缄对康藏事务、人物、自然、人文等的纪实抒情作品，体现了他对边地文化的欣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家国情怀，这在中国近代涉藏涉康诗文中，毫无疑问应具有一席独特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是传承创新各民族优秀文化和多元民族认同中华文化的有效路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曾缄翻译《情歌》66首，是他与仓央嘉措的互相成就，对增进汉藏人民的情谊，增进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情歌》66首，是汉藏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案例，也是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的成功个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实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曾缄翻译的《情歌》、写作的《略传》和创作的《辞》，对康区自然与人文的书写，都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而曾缄对仓央嘉措和赵尔丰的书写与评价，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其中体现着他的国家观、文化观、历史观和民族观，是各民族共同书写我们悠久历史的具体体现。曾缄的康藏书写，对增进汉藏人民之间的互认互识，对彼此多元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认同，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曾缄的康藏书写，是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鲜活案例。历史上，各民族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既各具特色又完整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在繁荣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不断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同，不仅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也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