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鹏浩：社会整体研究的雄心——1981年王尧对石泰安藏学的理解

【内容摘要】1981年，中国藏学界与世界藏学的交流有一个显著突破：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olf A． Stein）访问中国社科院，中国藏学家王尧代表中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同一年，中国学者还完成了一部石泰安藏学名著的翻译，即于道泉和王尧推动下由耿昇执笔的《汉藏走廊古部落》。王尧为该译著热情作跋，表达了自己对石泰安“综合利用”方法论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文学科的展望。由这一跋文出发，本文梳理王尧和石泰安这两位中外汉藏比较文化大家各自走向“综合利用”的路径，以二人的学术对比来理解中国藏学在世界学术中的位置，并讨论前人尚未有效揭示的石泰安汉藏文化同源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

【关键词】王尧；石泰安；中国藏学史；世界藏学史

【作者简介】孙鹏浩，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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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相比较，是理解和定位我们自身的重要途径，中国藏学研究亦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因为藏学是传统的国际性学术，故而尤其应该关注其国际语境。2025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纪念王尧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正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缩影。与会学者一方面推进具体研究如新文本的发现与旧文献的再解读，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王尧先生所代表的时代与学术，应当如何放在全国和全球的学术语境中加以理解。诚然，王尧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宏阔的学术视野，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案例，有助于当下的学人重新认识中国藏学乃至中国民族与边疆研究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位置与意义。

自20世纪50年代王尧发表第一篇藏语语音文章开始，他便以极开阔的视野，不断探索兼用汉文和藏文文献展开叙事的可能性。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之一，是大力推动了包括文本对勘、双向阐释等多种方法在内的多民族交流研究，从而揭示了汉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层关系。从汉藏比较研究来看，同时代能与之比肩的，唯有法国汉学和藏学大家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作为20世纪汉藏文化研究领域最闪耀的两颗明星，王尧与石泰安之间天然具有比较的价值。我们或可将1981年作为一个观察点：这一年，石泰安访问中国社科院，与中国学者面对面交流；同年9月，王尧首次出国参加国际研讨会。可以说，这是中国藏学先驱于道泉及其学生王尧与世界藏学对话的重要一年。其实，同年，中国学者还完成了石泰安一部藏学名著的翻译，即由于道泉和王尧推动、由耿昇执笔的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落》。王尧在该书跋文中写下了对石泰安的整体评价以及对中国民族学科未来的展望。

这本法文专著的翻译工作，其实可追溯到更早的1972年。当时，年已七十三岁的于道泉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解读一份出土于伊朗的古典藏文苯教图卷。该图卷由伊朗驻华大使馆送交我国外交部，请中国学者协助释读。于道泉遂带领王尧往返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之间，查阅相关资料。据王尧后来回忆，于道泉“十分吃惊，他发现国外许多学者的论著都与敦煌藏文写卷有关，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国外同行间的差距；认识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做一些实际工作，才能在这一领域内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通过这次工作，他们二人完成了那份苯教文书的解读，其英文本经吴文藻和冰心审读，交给伊朗驻华大使馆。此外，二人撰写了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供同行传阅。

当时二人所见到的国外藏学研究中，就包括石泰安的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汉藏走廊古部落》）。这部篇幅不长但是材料丰富的作品，是石泰安为其格萨尔研究巨著Recherches sur l’épopée et le barde au Tibet（汉译为《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所作的补充论文，1961年在巴黎出版。于道泉曾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石泰安是他当时的挚友。由于二战等原因，这本书或许是于道泉离开欧洲后第一次见到的石泰安的学术专著。于道泉本有意亲自翻译该书，但是当时醉心于另一项“非常宏伟的计划”，整日忙碌。这一著作的翻译任务最终交给耿昇，而王尧则负责藏学专业词汇方面的校对，于1981年完成。

当年4月，王尧为之作跋，热情洋溢地赞叹道：

石泰安教授的这一部藏学名著涉及的范围和使用的方法是如此之广，令人叹服！实际上是比较神话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结晶。……石泰安教授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比较生疏了，甚至可能感到不习惯。而我们认为这种“综合利用”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特别是比较神话学的原则几乎可以感觉出它是宣传无神论、破除迷信的妙方！目前，我国人文科学的亲缘研究正在开始：如原始文化史、（原始社会史）、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民俗学和风俗志、语言学（包括方言学、民间语源学）历史学和民族心理学等等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正在互相接触、交叉、互相丰富。

这一段文字今日看来从表述和标点上都有不准确之处，但是充沛之情感跃出纸面。除了对石泰安学术的评价和敬佩之情，王尧还表达了对国内跨学科综合研究趋势的看法和希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讲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比较生疏了，甚至可能感到不习惯”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慨。这句话出自当时已经五十三岁的王尧之笔，似乎表达了他对长期以来的学科细分情况的不安。这一年，两位学者有了实际的交集：七十岁的石泰安在6月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见到于道泉和王尧，两年后又热情邀请王尧赴巴黎访学（见图1）。此后的日子里，二人似乎多次通过信件沟通学术信息（例见附录）。

王、石二氏的个人经历和学术发展十分不同，但若从学术旨趣的角度加以概括，二人都可谓实践了王尧为石泰安所总结的“综合利用”之方法。不过，石泰安的“综合利用”，并非单纯的学科交叉或资料多样，其背后有十分悠久和复杂的历史积淀，是20世纪初始自巴黎的一种对社会整体进行研究的学术志趣，也是石泰安自始至终坚守的一种底层方法。这一点，也是王尧在1981年未能觉察的。考察“综合利用”在法国藏学研究史上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特别是与王尧的学术源流相对照，则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反映中外两个藏学传统的异同。

一、何谓石泰安的“综合利用”

石泰安生于1911年，比于道泉年幼十岁，比王尧年长十七岁。他1933年从柏林逃亡到学术之都巴黎。今日人们乐于提及石泰安的老师辈中那些鼎鼎大名的汉学家，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等，但是在方法论上对石泰安影响更大的，其实是当时的比较方法和整体研究的氛围。换句话说，伯希和的范式是无法概括石泰安后来的学术风格的。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正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思想尚处于孕育阶段的时期。尽管这一学派的自觉形成要等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于1949年发表博士论文之后，但在石泰安求学的年代，巴黎学界已出现结构主义的萌芽。他的师友辈中，无论是在以社会整体研究著称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或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还是在以比较神话学奠定新范式的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的身上，都展现出以结构关系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石泰安获得了比较的视角和综合研究的旨趣——既继承了汉学的文本传统，又吸收了巴黎社会学派的整体分析精神。这就是其“综合利用”的法国社会学背景。

导师葛兰言去世后，石泰安在1942年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总结其方法论：“葛兰言建立了一个基本原则：一种文明中的任何细节，只有当它被放置回该文明的整体脉络中，才能被理解和解释。正如拼图游戏，单个碎片的意义唯有当它被置于整体图像中才能看出来。任何根据先验（à priori）的外来原则进行的诠释，都会立刻遭到否定……他从来不相信依靠‘某某主义’（－isme）能‘解释’（expliquer）一个传说或神话……他唯一能够接受的解释方法是，将材料摆在一起，相互联系，最终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unensemble）之中，从而使意义呈现。”石泰安另一位老师杜梅齐尔的印欧社会“三种功能结构”假说（fonctions tripartites）把古代各个操印欧语的人群的神话、社会分工和宗教三者统一在权威－战斗－生产这三种功能结构之下，实现了莫斯的“研究社会全部内容”（le fait social total）的理想。石泰安一直不加掩饰地表达杜梅齐尔的典范作用，这一对整体和结构的痴迷，清晰地表现在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

但是如果深入观察石泰安的作品，就会发现法国结构主义（或曰对相似和整体的追求）亦不足以概括石泰安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石泰安深深地受到了结构主义先驱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没有把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结构作为目标，也非一味寻求文化间的“同一性”（unité），而是专注于揭露文化间的“亲源性”（parenté）、“借用”（emprunts）和“变形”（transformation）等现象，来理解文化的“综合性”（syncrétisme）。这一点也是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不同之处。20世纪60年代，石泰安在法兰西公学院与列维－斯特劳斯成为同事和朋友，在后者的六十岁祝寿文集里还贡献了一篇研究中国灶神的文章。石泰安1988年的一部在日本影响很大的专著《东亚的洞穴母体和女神圣地》（Grottes－matrices et lieux saints de la Déesse en Asie orientale），就与列维－斯特劳斯所收藏的一件富士山艺术品有关。不过，在该书的结论中，他担忧这一类结构上的比较可能会简化过头：形式上的（formel）洞穴母体在整个东亚文化中都有体现，例如佛教、印度教和西藏民间宗教，表面上看是同样的符号，但是对本地信仰和围绕每个圣地的传说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对照体系间的同一性就不见了。石泰安的比较方法确实如其总结的葛兰言的基本原则，没有像列维－斯特劳斯那么追求“主义”，因为他在历史比较研究之后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石泰安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法国学者试图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理解的宏大理想，同时他自己并未像结构主义者那样走得那么远，而是对结构比较产生一定怀疑的情况下，对汉藏文化的具体而复杂的关联展开研究。这个意义上，他继承了导师葛兰言的社会学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因此，从同一和差异的侧重这一角度来观察，石泰安是有其自身特色的，不应以一种标签来过度概括。

值得说明的是，于道泉于1934年至1939年留学巴黎（中间有一年在德国学习），最好的朋友包括韩儒林和石泰安，但是于道泉是否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则难以查证。仅从其在巴黎的趣闻和故事往往围绕语言和文献的学习经历来看，似乎很少涉及社会学或比较宗教学的话题，可以猜测他大概对这一方面兴趣不大或者未有接触。初步看来，我国学者真正在藏学界接触和认识法国的整体研究观念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就首次体现在王尧先生1981年这篇跋文之中。当然，王尧先生当时恐怕未能了解这一方法背后的欧洲学术脉络，只是感受到了这一方法的大致形态，并从我国学科发展的角度做了自己的解读。

二、石泰安的佛教转向和王尧的文化史转向

其实在1981年时，石泰安的学术重心早已有所转向，更多地关注佛教尤其是佛教密宗。在1971年石泰安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工具方面的短板，明确表示自己佛教知识不足，而且不懂梵文，因此很多方面的研究无法展开。这不奇怪，因为此前他在藏学方面的关注主要是神话学、史诗、历史地理和民间宗教（包括苯教）等，特别是汉藏羌的比较宗教研究，故而佛教哲学或梵文材料所需不多。

石泰安对这一短板的认识大概十分深刻，因为根据他的学生郭丽英回忆，石泰安曾经表示，如果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学业，他会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主要科目，因为“佛教崇拜和信仰，实际上构成了这一亚洲共同文化的共同基础”（cultes et croyances bouddhiques constituent en effet le fond commun de cette culture commune à l＇Asie）。石泰安此后也开始发表佛教方面的作品。如《突然觉悟还是同时觉悟？论汉语的“顿悟”和藏语的“cig car”》、《摩羯罗之嘴：某些仪轨器物的难解特征》、《关于金刚橛的一份古老文献》、《门神：从印度到日本的一个佛教神话的例子》、《观音，男神变女神的一个案例》、《古代吐蕃和于阗的一种特殊密教论述法》、《降伏楼陀罗（Rudra）等密教故事》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成果上来看，王尧和石泰安在20世纪80年代都集中发表了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但从关注度转移的角度来看，王尧先生似乎正好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相比石泰安从民间文化和早期宗教研究到佛教的转向，王尧开始热情参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潮流，开始进入一种更广阔的研究，包括内地的藏传佛教文化和阴阳五行在藏地的流传等等。这类文化史的内容，并非传统西藏文化最看重的内容，亦非王尧早年接受的藏学教育的主流内容。王尧1951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南京大学中文系转至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文。从一开始他的训练里就表现出与石泰安藏学传统的两点不同。第一，他很早就具备这样的自觉：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有多元的民族和民族文献；藏文文献作为重要的民族语言文献之一，是中华民族文献的一部分；第二，宗教学习是重心。王尧1951年进入藏语文班后，因为国家的具体需要和于道泉的影响，一开始就接受了丰富的语言和宗教训练：20世纪50年代从贡噶上师（1893—1956）接受了颇为传统的宗教教育，20世纪60年代又跟随东噶活佛学习，期间又接受周叔迦、法尊、高观如、喜饶嘉措、张建木等或是教界大师或是学界专家的指导。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何相比石泰安笔下的藏传佛教仅占极少篇幅的综合类作品《西藏的文明》，王尧的这类读物如《吐蕃佛教述略》（1980）《西藏佛教文化十讲》（1987）《走近藏传佛教》（2013），都是以佛教为中心的。从他对贡噶上师的回忆和感恩之情来看，他对佛教的态度大概一贯如此。

但是，佛教是不足以概括整个藏族文化的，这一点，王尧在1979年《喇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已经明确提出。他当时有三点判断：藏传佛教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藏传佛教具有阶级性；藏传佛教不等同于西藏文化，需要宗教学者对之研究和扬弃。这一认识，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由他自己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识所决定。王尧1994年在《中华文化通志》第二次全体作者大会上以《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机遇》为题发言，更加明确了要站在我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关系视角来理解西藏的立场，他如此概括我国民族文化的宽容性：“中华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各民族文化的总汇，是在历史上不断的民族融合、交流滚动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姿，正是各族优秀文化得到发展的最好证明。从音乐、舞蹈、服饰、饮食、体育活动、风俗民情、语言、宗教、建筑、医药，无一不是体现‘兼容并蓄，蔚然杂陈’的形态。”由此观之，他似乎是很自然地拥抱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本文讨论的这篇写于1981年4月的跋文，亦可作为中国藏学发展史和中国代表性学者学术轨迹的一个重要注脚。虽然这篇跋文直到1992年才得以随《汉藏走廊古部落》汉译本发表，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将其置于1981年的时代中来看待。在王尧写作跋文的时候，中国藏学的整体发表渠道正逐渐扩大，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12月《西藏研究》创刊。这一跋文的充沛情感也来自王尧对整个国家科学研究前景的期待。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但是本文无法详谈的脉络，是庞朴推动的文化史潮流。大约也是在1981年左右，庞朴开始倡议中国文化史研究。1982年，庞朴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影响较大。王尧此后也积极参与其中，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参与的文化史相关的社会活动，能体现其在呈现藏族多元文化史方面的努力。作为王尧的好友，庞朴的“文化保守主义”在1981年之前是否以及多大程度影响了王尧，亦值得详细考察，从中可以分析保守和开放的矛盾是如何反映在这批学者身上的。

总之，从社会整体研究的方法论来看，石泰安此前主要关注民间宗教，意识到自己的佛教知识不足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佛教特别是密教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决定的。而王尧的转型则更为复杂，他由藏语文和佛教进入文化史，既有自身兴趣和学科训练背景的因素，也有20世纪80到90年代全国整体思潮的影响。可以说，他逐渐从佛教和文献研究转向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文化史研究。

三、“综合利用”何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