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会蓉、刘洁：近代康区地方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内容摘要】近代康区地方志是认识区域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史料，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尚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近代康区地方志的整体面貌，重点从国家治理、文化交融与经济往来等层面，揭示其见证国家力量深入边疆、反映民族团结与多元一体格局的独特意义。未来应加强地方志的系统整理与阐释，拓展其在爱国主义教育与区域发展中的多维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史志支撑。

【关键词】近代康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简介】吴会蓉，西华大学教授，西华大学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地方史志。刘洁，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文章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年度项目“近代汉藏羌彝走廊地方志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SC25ZL012）;成都市社科联项目“近代西南地方志所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025CS081）；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从近代西南地方志看西南边疆地区多民族互动与融合”（2024QZGYZD002）。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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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康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其地方志记录了区域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及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研究康区地方志，有助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目前学界较为关注康区地方志的编修历史、内容特征与文献价值，较少涉及康区地方志在民族团结方面的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既往研究，则多集中于其内涵界定、理论渊源与价值意蕴等方面，关于地方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合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在厘清近代康区地方志整体面貌的基础上，挖掘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地方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一、近代康区地方志概述

所谓“康”，又称“西康”“喀木”，系为藏文的转音。康区是藏语的三大方言区之一，其所指范围，通常而言相当于四川大渡河以西、西藏丹达山以东，云南高黎贡山以北，青海巴颜喀拉山以南的地区。自近代以来，这一地区亦有“川边”“西康”等不同的称谓。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从地域构成上看，西康省包括“康属”“雅属”“宁属”三大区域，包括46个县和3个设治局。所谓“康属”地区即现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包括康定、瞻化、理化、九龙、甘孜、昌都等32县和泰宁设治局，“宁属”地区包括西昌、越西、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冕宁八县与宁东设治局，“雅属”地区包括雅安、荥经、芦山、天全、宝兴、汉源等六县和金汤设治局。

近代康区地方志，主要指1840年至1949年间由官方与私人编纂的康区汉文志书。关于康区地方志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常璩所编纂的《华阳国志》，此后经唐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清代康区的方志编纂走向兴盛，产生了30余部地方志。进入民国时期，其方志编纂出现转型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诸如《西康建省记》《西康疆域溯古录》《盐边厅乡土志》《西康之实况》《西康沿革考》《西康》《西康纪要》《康藏》《西康综览》《理化县志稿》《西康省白玉县乡土地理志略》《西康图经》（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与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等60余部地方志，以及《昌都调查报告》《西康省康区北道七县调查报告》等十余篇具有方志性质的调查报告，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编纂的西康省第一部（亦具唯一性）通省性质的地方志稿——《西康通志》（稿本），可谓是此时期康区地方志编纂的突出成就，吸取了当时康藏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总之，近代康区地方志编纂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是地方志的数量稳步增加。二是地方志类别较为丰富，既有官方编修，也有私人修纂；既有通省性质的地方志，也有县志、乡土志，还有具有地方志性质的调查报告，且这些地方志的质量明显提高，无论是在编纂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呈现出向现代转型的色彩。三是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出现了跨区域修志的情况。例如《西康通志》中就涉及今西藏自治区的方志内容，尤其是其中的《交通志》卷五中即记载了“西藏交通”等内容。刘赞廷所编撰的“康区36县图志”，涉及今西藏地方的就有17个县的图志。

二、近代康区地方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近代康区地方志作为记录该区域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文献，全面反映了康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近代康区地方志全面记录了多民族共同开拓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史证。历史上，康区作为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发、治理与建设这一区域，形成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格局。正如志书所载，西康的历史本身就是汉族、藏族等各族人民携手开拓、共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的生动写照。据《西康图经·民俗篇》记载，西康民族多为羌之遗裔，源于三苗。经过长期历史演进，至近代西康境内已分布有汉族、藏族、彝族、羌族、蒙古族、纳西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其间，康巴藏族主要居住于康属十九县及宁属越巂、盐源、盐边、木里与雅属宝兴、金汤设治局等地区；彝族则主要居住于宁属九县及汉源、泸定、九龙等地；羌族多分布于丹巴、康定、泸定一带；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泸定县沈村一带；纳西族散居于九龙、巴安、会理、盐源、盐边、木里、冕宁等地；苗族约三千人，分布于会理、宁南、盐边、木里等地；回族主要见于康定、九龙、雅江、道孚、甘孜等地；傈僳族则居会理、盐边一带。多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彼此依存、互通有无，共同参与康区及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奠定了今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多元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基础。

其次，近代康区地方志见证了国家治理体系在康区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与地方社会对国家制度的政治认同。地方志不仅是区域史料，更是国家治理在边疆实践的直接记录。明清以来，康区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及民国时期行政建置的调整、驻军设治等内容，均在近代志书中有详细记载，展示出国家政令在边疆的贯彻与制度一体化的推进。据杨仲华《西康纪要》所载，明清时期西康境内实行土司制度，清初平蜀后，西康各部土司相继归附。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藏喋巴昌侧集烈据打箭炉叛乱，朝廷派四川总督席尔达、巡抚贝和若与提督唐希顺率兵会剿，收复炉城，平息了叛乱。当地喇嘛、番民投诚归附者达一万二千余户，清廷设同知一员，分治其地，兼辖汉、藏人民，自里塘、巴塘至西藏，皆归其统辖，成为清代经营西康之始。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廷在西康各重要战略地点设置粮员、游击、千把总、外委等官，在炉城、里塘、巴塘、乍丫、昌都等地设置塘站达87处之多，以加强边防治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置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管辖打箭炉及其所属各土司地以及西藏东部地区，由赵尔丰主政，治所设于巴塘。他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经营农垦、通商、开矿、兴学等事，初步确立近代行政体系。据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所载，赵尔丰任内共设府、州、县三十余处，县以下设区、村等基层组织，使基层地方治理日渐完善。民国时期，尹昌衡西征平叛后在川边设治33处。这在杨仲华的《西康纪要》、李亦人所撰的《西康综览》等方志中均有所体现。近代康区地方志记述了从1911年傅嵩炑倡建行省，到川边特别行政区（1914—1935）与西康建省委员会（1935—1938），直至1939年西康省正式设立的历程。由此可见，近代康区地方志通过对改土归流、设治建省等制度变革的详细记载，展现了国家政权对边疆的持续整合与制度延伸。这一治理过程不仅促进了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也使康区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增强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再次，近代康区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内地与康区汉族、藏族等民族在语言、教育及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汉族、藏族等各族长期在康藏地区共同生活、开发建设，在语言文化、民间信仰和社会生活方面形成了深度互动。据《西康通志·教育志》载：“康熙五十九年，岳钟琪统军驻西康，提倡学务，于是炉城、巴塘等处设立私塾教育子弟”，但其教育对象多为“近省至康经商者”。光绪三十年（1904），“打箭炉军粮府伍文元在诸葛街禹王宫开办大同学校，为康定设学之始”。巴塘粮员吴锡珍“创办官话学校，编辑官话课本，不论汉康子弟，责各区学童，一律送入学校，教授汉语汉文及藏文”。赵尔丰经边期间，为促进汉藏语言文化交流并抵御外国文化渗透，广设官话学校、藏文学校及速成师范，并在巴安设学务局，普遍设立官话学校一百三十余所。20世纪30年代，刘文辉提出“语文交流”和“文化交流”的理念，主张“汉人习康、倮各族语文，康、倮各族习汉人语文，使思想相通、情感融洽”，并开办藏族小学、边民学校及藏族师资训练班、彝族学校。这些举措，推动了内地文化在康区的传播，也推动了汉族学习藏语言与藏文化，促进了康区汉藏等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据刘赞廷记载，在康定一带，由于汉族与藏族杂居，互学语言，形成半汉半藏混合官话。任乃强所写《西康图经》亦记载，“赵尔丰延四川文士井研吴树猷等在巴塘开学务局，编《汉藏合璧》字典，上列汉字下注藏文”；陕西商人还自编汉番对译韵书，数月即可与藏族顾客对话，成为实用教材。此书为炉城陕商所编，并无印本，各商辗转抄写，以教学徒者也。并传其文云：

“天叫朗，地叫撒。驴叫孤日，马叫打。酥油马（去声）盐巴擦（上声），大人胡子喀苏（上声）。却是你，可是他。噶茶槚统，饭妈。来叫火，去叫热（去声）”；番叫白米，汉叫甲。

此韵书使陕商在康区广受欢迎，至民国已达七千余人，成为商业上的霸主。此外，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鉴于“吾国边疆各地民族复杂，语言文字多与内地不同……因语义之不易解，致引用时诸多困难”而撰写《边疆政教名词释义初集》，对康藏、青藏地区306个政教名词进行汉藏双语释义。可见，近代官方与民间的兴学、撰书及汉藏韵文编纂，不仅推动了内地文化在康区传播，也增进了汉族对藏族语言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深化了汉藏等民族间的沟通与融合。

在民间信仰方面，随着内地汉人移入康区，关公信仰、灶王信仰、川主信仰、城隍信仰等内地民间信仰也随之在康区传播。据刘赞廷编撰的“康区各县图志”记载，晚清赵尔丰从内地招募大量垦民、矿夫、木匠、船夫到康区，其中不少人与当地藏族通婚，留居其地。随着汉人进入康区，关公信仰、灶王信仰、川主信仰、圣君信仰、城隍信仰等民间信仰在康定、雅江、道孚、甘孜、理化、昌都、科麦、宁静、同普、盐井、波密以及西藏拉萨等康藏地区得到传播。据《昌都调查报告》载：

清代征藏在昌都留置戍兵，以关外易娶家室之故，汉人多有在此落籍者。清……汉人势力既厚，于是建造寺院，创立会馆，组织社团，俨与内地无异。寺院有关岳庙、川主宫、清真寺、观音寺、玉皇阁、城隍庙、土地庙、丹达寺、万寿宫之九寺。

《昌都县图志》亦载：

本县风俗在未设治前，凡临城附近及大陆一带，半为同化，盖因此地历为商场，汉人居多，而驻防绿营于此安家者，生有子女，半蛮半汉混合成，人喜供关公、灶王爷。

刘赞廷日记提到，“波密噶郎的官寨壁间画有灶王与关帝像……”，可见内地民间信仰已深入当地。据任乃强统计，清代在康藏境内设文武员弁2000余名，这些人多娶番妇，沿线村落设施遵循汉地旧俗，建有关帝庙，供有关羽神像与藏族信仰的其他神灵，其祭祀方式与寺庙布置呈现藏汉交融的特色。道孚县观音信仰亦融合汉藏元素，“本城有观音阁一座，不知建于何年，汉夷崇拜，香烟极盛”。

社会生活方面，自清代起，内地官兵与商民进入康区，汉藏通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赵尔丰经边时，大力推行汉藏通婚政策：

军人只要有人保证，家中确未娶者，可以与当地藏女结婚，并规定娶藏女者，由公家发给家属口粮，每月青稞一斗。生有儿女者，一人给青稞一斗，作为津贴。

“此令一出，不但军中遵行，有些垦良商民，亦多在当地与藏族通婚，安家落户。”据《西康之种族》载，“清末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康定、巴塘、昌都、炉霍及道孚等地，藏汉通婚现象极为普遍。据柯象峰调查指出，康定“本地所谓汉人，十九皆汉夫康妇之混血儿。”“1938年前后，道孚县汉藏混血儿约三分之二”。据1941年统计，迁居西康并安家落户的汉族人达四万五千余户。可见，汉藏通婚不仅推动了民族融合，也增强了民族情感与团结。

汉藏交融亦可从藏族同胞受内地姓氏文化影响、出现藏族汉姓的现象中得到体现。据地方志记载，藏族先民原无姓氏，自明代在涉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以来，川边涉藏地区出现土司取汉姓的情况。如雅州天全正、副土司投诚后分别采用汉名高国英、杨藏卜。康雍乾时期，川边土司多取汉姓：泸定冷边、咱里土司采“周”“古”等汉姓，冕宁安宁河流域的土司亦多采用汉姓。康定鱼通、明正与宝兴穆坪土司均使用汉姓“甲”。据《盐源县志》，木里土司自“项拈查”（1781年袭职）开始，历代土司虽有藏名“琼玖”“札史”“克珠”等名，但皆采用汉姓“项”，形成了“汉姓藏名”的取名方式，显示出典型的汉藏融合特征。晚清赵尔丰在川边实施改土归流时，“为教民办族，撰定百字为姓，以别世系”，进一步推动了康区藏族取汉姓现象的发展，九龙、丹巴、甘孜、巴塘及川西北藏区的土司皆采用汉姓。川西北四土司在嘉庆年间仍用藏名，至晚清民初则使用汉名“索观瀛”“泽材海”“桑福田”“高承让”等，其他土千户、把总等亦多采汉名。康定、甘孜、巴塘一带出现王益西志玛、陈格勒等汉姓藏名。雅安石棉境内，“平托”“古采”“赤米”“移散”“移散”等藏族姓氏对应的汉族姓氏为“王”“李”“陈”“姜”“杨”“张”“罗”“黄”“赵”“汪”“胡”“蒲”“牟”“祁”“周”“熊”“金”“谢”“马”等（见下表），足见汉藏姓氏文化的深度交融。

此外，藏、彝历法亦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反映出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中的文化互动。据杨仲华记载，“西康历法分喇嘛历与阿湼历。其纪年方式均不用天干，而用十二地支之十二生属编为通历”，体现汉族十二地支与生肖文化对西康历法的影响。《西康综览》记载彝族历法采用十二支记日，子丑寅卯依次排列，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对应各日，周而复始，与汉族历法一致。可见，彝族历法亦受到汉族十二地支文化的影响。任乃强《西康图经·打箭炉岁时记》亦载，“炉城夷民通用阴历，与汉人同”。可见，姓氏取用与历法制度均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与互动。近代康区地方志记载了民国后期汉藏知识分子合作翻译藏族民歌、传承汉藏文化的事例。据《西康省白玉县乡土地理志略》记载，1941年，汉族知识分子何建斌与藏族人士次登通力合作，以汉文和藏文共同翻译了两首藏族民歌，原文如下：

这两首民歌的翻译体现了汉藏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承上的合作精神：一方面保留了藏族民歌的原文意象与韵律；另一方面以汉文加以表达，使汉族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藏族文化。通过这种汉藏双语的合作翻译，康区的汉藏文化交流得以延续，并为后世研究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珍贵资料。

最后，近代康区地方志显示，汉藏等民族通过长期的交流，在经济上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共同推动区域生产与社会的发展。据地方志记载，清康乾时期，已有汉族移民与驻军进入康区，1650年至1750年间在康区屯驻的汉族官军达三四千人，乾隆至道光年间（1750—1850），移入汉族约1.6万人，咸丰至宣统年间，新增汉族达2.1万人。这些人口既包括军人，也有川籍商人、木匠、工匠和金矿夫等。赵尔丰经边期间，在康区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打箭炉设立垦务局，由四川省招募垦夫二千余人赴康，经营垦务，准带家属，并饬各县设立农事试验场，将内地粮食、蔬菜种植技术推广到巴塘、定乡、理化、稻城、同普、科麦、察雅等地，指导当地百姓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以及蔬菜。《科麦县图志》记载，晚清四川乐至人张庆雨“精通文字，为此首脑，领导开荒，不数年间，沿江两岸开成熟田千余顷，以内地之法种稻、玉蜀黍、绿豆、黄豆、小麦、马铃薯，以及菜蔬。瓜棚豆架，形似一农业试验场……土屋门前贴有‘万里开荒成乐业，百家结社为农耕’”之对联。可见，汉族移民在康区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技术与经验与藏族百姓结合，形成互补、互利的生产模式。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时期农牧试验场的设立与西康建省后农业改进所及其下七课（农艺课、畜牧课、兽医课、森林园艺课、农业经济课、农艺化学课、蚕丝课、气象测候课）、二室（秘书室、会计室）、蚕丝改良场、雅区农场与林场的设立，也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藏语中等农作物与蔬菜词汇，其汉语分别为“萝卜”“蚕桑”“白菜”“莲花白”“菠菜”“芹菜”“茄子”“葱”，与汉语发音高度接近，反映了农业技术传播与语言文化互动的紧密联系。

在手工业方面，自清代开始，四川等地的木匠、金石工、革工、陶工等工匠，经招募、移民及其他途径进入康区，与当地藏族工人一起，共同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据相关史志记载，清初清军征藏时招募名山木匠随军修桥梁、建台站、造衙署。赵尔丰经边之际，又从四川各地招募大批木匠赴川边，雅安名山出身者居多，自清代至民国，自名山流入康区的木匠二千余人。“工人作工形式分为包工、月工、点工，其中康定、泸定以包工盛行，其他各地，多为点工及月工”。西康金工分金银工、铜工与铁工几种。金工由汉族、藏族工构成，铜工以德格人为佳，铁工各地皆有，以德格、波密等处为著名，所制大小刀匕，运销各地，为数极多。石工中汉族和藏族皆有。德格等关外各县，多为镌刻梵经及石像之工，从事建筑业者甚少，康定、泸定以及宁、雅地区的石工，则皆汉人，多从事修桥筑路等建造业。西康革工有揉皮工、硝皮工、熏皮工、鞋匠、打包工等。揉皮工多为土人，硝皮工多为汉人，熏皮工多源自汉源、天全，康人多从其学艺，缝制工裘多为汉人，鞋匠分汉工与康工两种，制皮鞋以供康人着用。陶土工业，西康各县均有。清代赵氏经边时期，曾从硕盘多与内地招雇工人从事改良。1923年，有四川工人在道孚经营陶业，成绩较佳。这些汉族工匠与藏族工人协作生活与劳动，在技术传承与工艺改良方面形成互补，推动手工业整体发展。

在商业贸易方面，康区汉藏商人开展互利交易，商品涵盖农牧产品与生活用品。输入商品以茶、布匹为大宗，洋广食用品、烟草、纸张等次之。自清中叶起，雅安边茶专销康藏，最盛时可达七百万斤，民初茶商二三百余家，抗战时降至“三十年前十分之一”。雅安的茶到康定后，汉商即止，另由康藏商等转运涉藏地区，运销至青海的大部分区域，并远销至尼泊尔、印度锡金邦、不丹、印控克什米尔等。蜀布产自夹江、洪雅、丹棱、眉州及简阳、仁寿等地，通过汉族和藏族商人运销康藏各地。此外，内江与云南的糖、夹江的纸、金堂的烟叶、雅安等地的米、乐山的盐、雅安宁边的香料、成都的哈达等商品，也经由汉族商人在西康各地销售。康区进口“藏货”，包括经印度或中亚输入的商品，以及我国西藏本地土货，如藏片、藏绒、藏红花、藏香、藏鞭等，并通过汉族商人销往康区及内地。输出商品以药材、毛皮为主，山货、牲畜、矿产等次之。通过农牧、手工业与商贸的互利合作，康区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实现资源互补、技术交流和市场整合，增强了汉藏民族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互动。总之，近代康区地方志反映了汉藏经济相依的全景：农业技术推广、手工业协作生产、商业贸易互通，不仅促进了康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巩固了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历史佐证。

三、近代康区地方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近代康区地方志详细记录了康区多民族共同生活、交往、发展的历史实况，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史料和文化资源。新时代，应充分挖掘地方志的多维价值，以史为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首先，应加强对地方志的普查、收集与整理，构建全面系统的地方志信息数据库，以充分发挥地方志的科研与社会服务价值。由于地方志数量庞大、存藏场地分散而不集中，应深入四川尤其是民族地区，对档案馆、图书馆、方志办以及其他私人藏书馆等进行系统调研和统计，形成分类编目，并撰写《四川及各民族地区地方志书目提要》。在普查摸清四川地方志尤其是四川民族地区地方志资源家底的基础上，对已分类编目统计的地方志文献进行校注整理。要选择好相应方志的底本，撰写整理前言，确定整理校注的规则，对每一部志书编纂的社会历史背景、编纂者（群体）的基本情况、成书的过程、版本的流传、编纂的体例体裁、志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作用与影响等进行详细的阐述，并遵循历史文献学与校雠学的理论方法，对具体的地方志书进行点校注释，以保存珍贵的地方文化历史和遗产。在普查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以国家战略为指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参照数字化标准，加强地方志资源中体现“五个共同”“四个与共”“融合性”与“共同性”等主题的文献信息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志数据库资源开放与共享，提升其有效利用的效率，从而为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育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地方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奠定基础。

其次，推进对地方志的系统性研究，充分发挥其“资治”功能，让地方志为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服好务”。地方志是对某一地域某一时期的自然与社会等各方面地情的全面记载，往往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其地域特色极为鲜明。地方志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是地方决策与治理的重要参考。为充分发挥地方志的“资治”功能，应当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对四川乃至全国的地方志文献资源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在厘清四川乃至全国新旧方志文献资源整体面貌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蕴含其中的反映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的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例；深挖地方志中反映民族团结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事例；加强全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与地方志平台之间的联系，整合各方研究力量，通过召开学术专题会议、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出版学术论著等多种途径，对地方志文献中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进行系统阐发，推动地方志历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深入研究。汇聚各方民族语言方志人才，推动汉文与民族文字地方志的互译与研究，以彰显地方志美美与共的优良传统，实现各民族地方志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共享，从而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

第三，应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充分挖掘地方志的育人价值。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近代康区地方志记录了西康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交通、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内容，为当今开展国情、省情与乡情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深入挖掘近代康区地方志所蕴藏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利益的典型事例，以充分发挥地方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育人价值。在近代史上，康藏地区曾遭到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竞相侵略，他们借“传教”“游历”“考察”“慈善”的名义，在康藏地区进行间谍活动；以威胁、强占等各种形式，掠夺康巴藏族人民的土地，对当地藏族进行残酷剥削；肆意践踏中国法律，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挑拨汉藏民族关系甚至屠杀藏族。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激起了康藏地区各族人民的义愤，他们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保家卫国而共同展开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如1863—1865年间，康巴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掀起了反帝斗争，巴塘、道孚、康定等地的群众纷纷驱逐外国传教士，焚毁教堂，收回被教会侵占的土地房产。1884年，巴塘人民将以传教为名开展特务侦察活动的法国神父抓捕射死。1888年，西藏隆吐山抗英斗争爆发后，康藏地区成百上千的汉藏群众组成的民兵奔赴前线参加战斗，有力支援了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为捍卫祖国西南边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辛亥革命期间，康区道孚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焚毁了法国天主教堂，擒获了法国谭斯译，驱逐了法国传教士。五四运动爆发后，巴塘教育界汉藏师生成立了“国民促进会”，提出反帝口号，教唱反帝歌曲，开展反帝活动。在鸦片战争中，康区大金河千总阿木穰和瓦寺土守备哈克里率领川西北金川等地藏族士兵二千余人，瓦寺土舍索文茂率另一支藏族士兵，奔赴浙东，参加了宁波战役与大宝山战役。阿木穰及其部属四卡松等百余人在宁波战役中壮烈殉国，哈克里与部下数百人战死于大宝山，索文茂所部藏兵在大宝山战役中斩杀百余人，后因弹尽粮绝全部牺牲。抗战全面爆发后，为连通川滇西线和打通国际援华路线，来自川康地区的彝汉各民族筑路民工24万余人共同修建乐西公路，以支持抗战。乐西公路自1939年8月开工至1941年底竣工，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达3万余人，因此被誉为“血肉筑成的长路”。这些历史事例既凸显民族团结，亦可激发当代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危急时刻的凝聚力和共同抗争精神。

最后，加强地方志的开发与利用，充分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地方志除了具有“存史、资治和育人”三大功能之外，还有“兴利”的功能，即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当地经济服务，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物质保障。近代康区地方志涵盖物产、农牧、矿冶、工商、交通运输、商业贸易、水利等多维经济资料，反映了康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其中还记载了丰富的自然、人文与土特名产等旅游资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客体资源，为其旅游线路的科学规划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例如，康定的化林坪、海子、榆林宫与雅家埂等有名景点，在近代康区地方志文献中均能找寻到源头。通过对地方志中的经济和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利用，可激活其兴利功能，推动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新时代应将地方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文化载体，通过系统普查整理、学术研究、育人教育及经济开发，实现“存史、资治、育人、兴利”四位一体的综合价值，使地方志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