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梅：蒙古文《甘珠尔》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从民族文化宫“西藏专展”的珍品说起

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指导、民族文化宫策划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西藏专展向公众开放。“西藏专展”以明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为主线，通过“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等六大单元，展出近70件明清宫廷家具及50件中央颁赐圣旨印章等，实证西藏与内地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脉络。 

一

“西藏专展”中，蒙古文《甘珠尔》尤为引人注目。在藏传佛教典籍体系中，《甘珠尔》地位举足轻重，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律两藏，构成藏传佛教经典的主体部分。

这部典籍在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现收藏于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它是奉清代康熙皇帝敕令，于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17—1720）由清廷组织编纂刊印的权威版本，因而被称为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或御制蒙古文《甘珠尔》。此版采用梵夹装，版框高17厘米、宽59厘米，共109函，每函上下配有精美夹板，正文前后均钤朱印佛像，且以朱砂刷印，故又称朱砂版蒙古文《甘珠尔》。

清代国家疆域空前辽阔，如何通过宗教与文化来凝聚边疆各民族、维护统一安定，成为治国要务。蒙古文《甘珠尔》的刊行，正是清廷通过宗教治理来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与文化实践。 

蒙古文《甘珠尔》（局部）民族文化宫藏

二

隋唐时期，随着唐朝与吐蕃、回鹘等地方政权的往来，佛教在草原民族中产生深远影响。回鹘王朝时期（740—840），部分蒙古族部落开始接触佛教，并在西域粟特高僧的推动下，尝试以回鹘式蒙古文字翻译佛经。这一探索为蒙古族熟悉佛教教义、积累翻译经验奠定了基础。

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草原内部的需求，更与藏传佛教的传播和蒙藏关系的演进密不可分。13世纪起，蒙藏往来逐渐密切，佛教的传播获得政治和文化支撑。1247年，蒙古阔端王在凉州会晤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这一著名的“凉州会盟”不仅使阔端本人归依佛法，更开启了蒙藏关系的新纪元。忽必烈即位后，尊八思巴为帝师，授予其“统领天下释教”的尊号，推动藏传佛教的体制化建设，蒙藏关系进入进一步巩固与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元代学者搠思吉斡节儿编纂《蒙文启蒙》，总结蒙古语语法规律，使蒙古文书写逐渐规范化，为佛典的翻译与刊印创造了条件。元代畏兀儿僧侣群体的译经活动，以必兰纳识里等人为代表，进一步推动了佛典的蒙古文译介，为清代《甘珠尔》的刊刻积累了宝贵的语言与文化资源。正是在这一时期，《入菩提行经》等经典逐渐被译出，为后来的《甘珠尔》大规模翻译奠定了语言条件与制度框架上的基础。

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佛教在蒙古地区一时衰落，但根基犹存。直到1578年，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晤，举行盛大法会，拉开了佛教在蒙古地区再度繁荣的序幕。在俺答汗的支持下，大批僧俗译师被组织起来，首次对藏文《甘珠尔》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蒙古文翻译。据记载，1602—1607年间，蒙古右翼三万户译师团队完成了108函藏文《甘珠尔》的翻译，这是蒙古文《甘珠尔》第一次系统性的译出，标志着蒙古文佛教翻译传统真正成形。

继俺答汗之后，察哈尔部林丹汗继续推动佛教事业。他不仅与藏传佛教高僧保持密切联系，还主持了对《甘珠尔》的重新校勘与补译。1628—1629年，贡嘎敖斯尔译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格鲁派学者共同主持校勘工作，对俺答汗时期译出的《甘珠尔》进行全面修订，补译缺卷，最终完成113函的“金字《甘珠尔》”。由此，蒙古文《甘珠尔》在明代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翻译与整理，正式奠定了蒙古文佛典的格局。

进入清代，随着清朝国家政权的确立与统一格局的形成，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因而实施了“兴黄教以安蒙古”的政策。清廷不仅在政治上大力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还大规模修建寺庙、供养僧侣，推动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深入传播。与此同时，蒙古文佛典的翻译与刊刻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据记载，从康熙到乾隆时期，共有200余部佛经被翻译成蒙古文。在这一背景下，蒙古文《甘珠尔》迎来了第三次整理与刊刻发行。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颁令刊刻蒙古文《甘珠尔》，该工程由多伦诺尔汇宗寺主持校勘，选用林丹汗时期翻译的蒙古文“金字《甘珠尔》”与1683年北京版藏文《甘珠尔》为对勘底本，动员札萨克王公、喇嘛高僧、笔帖式文士及工匠共200余人参与，形成跨民族、跨区域协作机制。刊刻过程中，清廷特别强调版本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不仅要求蒙古文与藏文本严格对勘，还调派熟悉蒙古文字的笔帖式前来协助，确保译文与原典的对应无误。

康熙五十九年（1720）版刻完成，朱砂刷印、版式宏阔，被称为朱砂本或御制本，成为蒙古文《甘珠尔》的权威版本。蒙古文《甘珠尔》刊刻完成后，由理藩院统一掌管分发事宜。清廷常常借蒙古王公入京“年班朝觐”的机会，将经典赐予各旗札萨克或寺庙僧侣。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后，原由妙应寺喇嘛印行的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改由武英殿刊刻，并通过理藩院向蒙古各部颁行。

三

蒙古文《甘珠尔》的刊刻发行是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与“同文之治”思想交织下的一项宏大文化工程，在尊重各族宗教传统的同时，使其逐步融入制度与文化治理体系。从制度设计到具体执行，体现出清廷以文化治理巩固政权、以宗教传播凝聚多民族的深刻意图。在这一思路下，理藩院等机构发挥了枢纽作用，使宗教事务能够纳入中央的有序管理。

蒙古文《甘珠尔》校勘整理与刊刻，既回应了蒙古地区对佛教典籍的需求，又通过中央统一主持与制度化颁行，将宗教资源转化为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由此，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出版已超越单纯的宗教事务，而成为促进多民族交流、强化共同价值的重要举措。

在社会传播与接受层面，通过清廷有计划的颁赐和蒙古地区的主动迎请，蒙古文《甘珠尔》迅速进入蒙古地区。据档案记载，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五十七年（1792）30年间，仅鄂尔多斯、喀喇沁、敖汉、巴林、扎鲁特等盟旗，就有多位王公和高僧先后向理藩院上奏迎请《甘珠尔》《丹珠尔》，并分送至寺庙供奉使用。这种制度化的分赐和迎请，使经典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的调控之下：一方面，它确保了经卷能够按需分配到蒙古地区的主要寺庙和贵族府邸，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某一寺院因独占而形成不均衡的宗教权威。从接受方来说，《甘珠尔》迅速进入寺庙、王府与贵族家庭。对王公贵族而言，通过接受皇帝赐经来彰显忠诚，并将奉经作为与清廷维系关系的重要礼仪。在寺庙内部，僧侣则将《甘珠尔》作为讲经与法会的权威依据，广泛用于日常诵读和宗教仪轨，推动了经典在蒙古地区的普及。

由此可见，蒙古文《甘珠尔》的传播机制兼具“自上而下”的国家调控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在二者互动中，不仅强化了君臣关系的象征意义，也塑造了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认同。

四

蒙古文《甘珠尔》的翻译与传播，充分说明宗教只有与国家需求、民族团结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其翻译与刊刻，不仅是一次宗教文本的转译活动，更是在边疆治理与民族整合格局下展开的系统工程。

其翻译过程注重语言本地化，译者以蒙古语的语法体系重构佛典语义，使教义符合蒙古族民众的表达与理解习惯，从而实现了宗教教义传播的语境化适应。与此同时，蒙古文《甘珠尔》内容广博，除宗教经典外，还涵盖哲学、医学、文学、天文等多领域知识。其刊刻工程汇聚了蒙古、藏、满、汉等民族共同参与，形成了一次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化合作。康熙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将这一实践提升到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高度，体现出佛教中国化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互动。

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宗教工作的总纲。二者在目标上高度一致，都强调通过文化认同和价值整合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可以说，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在新时代呈现出同向推进、相互促进的格局，共同服务于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大局。蒙古文《甘珠尔》的刊刻和流传，正是历史上宗教中国化与民族团结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不仅实现了佛教教义与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契合，更以文化认同和精神共鸣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

（来源：微言宗教，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2期，作者为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