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众林：藏文史籍实证门隅主权归属

藏文文献作为承载西藏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的重要载体，为西藏历史的连续性与主权归属奠定历史与法理基石。这些文献不仅是静态的史料，更是动态的主权叙事，将国家治理、民族交往与领土管辖镌刻于历史。

门隅属中国藏南地区，是我国门巴族主要聚居地。门隅的主权归属中国，在历史和法理上均有充分依据。长期以来，某些境外势力罔顾历史事实，炮制所谓“门隅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妄图借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否定中国对门隅的合法主权。藏文典籍记载、行政档案记录、民族交融事实共同构成门隅主权归属中国的铁证。

藏文史籍记录历史归属

吐蕃是由藏族先民建立的中国古代地方政权。藏文典籍作为西藏历史记忆的载体，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揭示中国对门隅的持续统辖。最早记载门隅的藏文文献当推立于唐长庆三年（823）的唐蕃会盟碑。唐蕃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公主柳”下立会盟碑，藏文碑文明确提及“门”（门隅）：“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该碑刻表明，吐蕃对门隅地区已有明确认知。

此后，《五部遗教》《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籍反复印证，门隅始终是西藏地方的“四境”之一，其赋税征收、人口管理、宗教纽带均与西藏腹地紧密相连。《五部遗教·国王遗教》记载，吐蕃时期，曾把北方战败的部族迁移到南方“门”地居住：“吐蕃曾发大兵攻占了珠孤之地翁东以下地区，把北方的人迁移到南方‘门’的地方。”《贤者喜宴》记述吐蕃疆界时说：“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西藏王臣记》亦记载：“分化为四大氏族后，一为白耶桑部；二为黑耶闷部；三为江赤益西部；四为黑门朱部。”“门”指生活于广大门隅地区的包含门巴族和珞巴族先民在内的古代部族，可见门巴族先民是从青藏高原原始居民中分化出的支裔，同藏族血脉相连。这种基于行政统属与族群融合的双重纽带，既体现门隅在西藏地方行政体系中的法定地位，也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特性。

某些西方学者刻意回避藏文文献，妄言“门隅无历史归属”，实则暴露其学术偏见或以学术之名行政治干预之实的意图。事实上，门巴族与藏族同源共祖的血脉联系、门隅与西藏腹地持续千年的互动，早已被藏文典籍记录下来：从松赞干布划定南至珞门的疆界，到《君民世系起源明灯》（又名《门隅教史》，以下简称《明灯》）详述藏玛王子治理门隅的史迹，中国对门隅的管辖从未中断。这些典籍不仅记录门隅的地理方位、部族分布、物产资源及经济生活、宗教活动、文化习俗，反映西藏地方政权对该地区的深入了解与持续影响，还记载对门隅实施的具体管辖措施，明确其作为西藏地方行政区域的属性，进一步佐证门隅与西藏腹地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这种基于长期治理实践的历史记载，使藏文史籍在证明中国对门隅主权归属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明灯》详证主权脉络

17世纪门巴族高僧阿旺平措所著《明灯》，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有力驳斥了西方所谓“门隅无主”论。《明灯》共5章，详细记载门隅地区的山川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氏族部落及宗教信仰等情况，重点记述公元9世纪上半叶至17世纪初藏玛王子世系及世代治理门隅的史事，是研究古代西藏东南部社会结构、部落变迁、宗教文化和地方治理的珍贵资料。作为系统记载门隅历史的重要藏文文献，其完整的史实链条无可辩驳地证明门隅与西藏腹地的血缘纽带、文化一体性和行政统属关系，为门隅归属中国提供三重实证。

一是起源神话构筑藏、门同源的文化根基。《明灯》开篇即追溯藏族与门巴族的共同起源——猕猴演化的人类始祖传说。该叙事与藏文经典《柱间史》《贤者喜宴》等高度一致，更与门巴族、藏族民间口述传统形成互证。书中详述斯、穆、董、冬四大族系分化历程，明确将门巴族先民归入“穆族八氏”，强调其与藏族同属“猕猴后裔”。这种共同的民族起源叙事，不仅是藏族、门巴族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更以“南方门隅地方的人们，皆来自吐蕃”的明确记载，勾勒出门隅族群与吐蕃文化的传承脉络。

二是迁徙史诗印证主权管辖的历史延续。《明灯》细致记述，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维松王子部众南迁门隅、藏玛王子家族建立地方政权的史实。书中记载，藏玛王子率主仆五人从后藏帕里辗转至门隅邦卓纳木塘嘎布、昌玛河流域，最终在米森巴建城，并与当地家族通婚联姻，形成“贡嘎杰—拉衮—扎西洽次旺朗杰”的世袭统治谱系。该过程是西藏地方政权对边疆管辖的有机延伸，门隅首领到拉萨述职的传统，更证明该地区始终处于中国主权框架内。

三是地名密码揭示领土主权的空间确权。《明灯》列举的“拉俄三地”、“白卡”、“德让”、“昌玛”等数十个具体地名，如同一把解开主权归属的钥匙。这些地名不仅与今日中国西藏达旺地区（门隅的一部分）完全对应，更覆盖历史上包括竹隅（今不丹）在内的古门隅全境。书中详述藏玛王子后裔在“东方德让”等地建立政权，形成“康巴至尊”统治体系的过程，有力佐证门隅作为西藏地方行政单元的历史事实。西方势力鼓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时，刻意回避一个根本问题：为何殖民档案中找不到任何与“拉俄三地”、“白卡”对应的地名记载？因为英国殖民者从未真正统治门隅，非法划界不过是地图上的虚妄涂鸦。《明灯》则以本土文献的空间叙事，将主权烙印深深刻入门隅的山川河谷之中。

《明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献稀缺性，更在于其记录了门巴族、藏族的共同记忆和一个主权传承序列，让一切分裂论调无所遁形。从藏、门同源的文明根脉，到吐蕃王族的边疆治理，再到地名与姓氏的空间确权，无不宣告门隅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藏文典籍绝非普通的历史记述，而是以民族记忆铸就的“主权宣言书”。

《水羊清册》夯实法理根基

《水羊清册》是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于藏历水羊年（1943）制定的关于门隅地区的官方清册，全称为《水羊年关于南部门隅夏尼玛三措、塔巴八措、章朗河流域、上下绒朗、加仓木谢尔和都边等地我政府差民掌管的土地、差房、男女属民情况清查规约纲领之计划呈文》。该清册由西藏传统手工藏纸制成，长约366.60米，宽约0.66米，是迄今发现最长的西藏历史档案。文书以乌梅体书写，工整利落的书写风格体现档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水羊清册》的核心内容为门隅地区的行政管辖、人口户籍以及土地赋税，明确印证了该地区的主权归属。清册记载的门隅行政区划范围，覆盖门隅全境除邦钦和勒布等地区外的21个措（定）及边境前沿村庄，并明确标注地理边界与属地归属。清册详细登记当地属民的性别、家庭结构及居住情况，记录差民掌管的土地面积、差房分布及税制细则，体现了西藏地方政府对门隅的行政管辖。清册通过清查规约的形式，要求门隅属民效忠西藏地方政府，并强调噶厦对当地土地、人口的直接管理权。清册还明确门隅为“西藏错那宗辖地”，强化中央政权对边疆的主权象征。附件《铁兔年噶厦对门隅的命令》进一步要求门隅首领定期到拉萨述职，凸显行政管理的连续性。此外，清册还记录门隅的社会与文化，包含门隅的物产分布、风俗习惯及宗教活动，为研究门隅文化提供了鲜活素材。

《水羊清册》以原始档案形式，系统证明门隅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法理依据，直接驳斥“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证中央政权对门隅的长期有效管辖。作为迄今发现的最详尽的西藏门隅一手资料，其人口与土地数据为分析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治理模式提供量化依据，档案中关于“措”的行政区划记录，揭示西藏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运作逻辑，是研究当地政治史的关键材料。从人类学视角，清册中关于门隅属民生活方式、物产交易的记录，可还原近代藏南社会的经济网络；从法学视角，其规约条文体现西藏传统法律与中央政权的衔接，如赋税制度与效忠义务的结合。

《水羊清册》不仅是一份行政档案，更是融合地理、法律、社会、文化的“立体史书”，其内容从微观的户籍数据到宏观的主权宣示，体现了门隅是中国西藏属地的法理依据。该法律文书的发掘与解读，为驳斥分裂叙事、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与法理支撑。

藏文文献作为承载西藏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的重要载体，为西藏历史的连续性与主权归属奠定历史与法理基石。这些文献不仅是静态的史料，更是动态的主权叙事，将国家治理、民族交往与领土管辖镌刻于历史。面对国际上不时出现的基于殖民史观的谬论，扎实的文献考据与严谨的学术阐释，亦是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有力武器。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载于《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作者吕众林所在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