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才让塔：甘肃甘南拉卜楞寺积极探索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其自身健康传承的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拉卜楞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俄昂宗哲（1648—1721）创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寺院，它的成功不仅以严谨的学经体系和庞大的属寺网络著称，更因三百余年积淀的爱国爱教传统而享有盛誉。寺内珍藏各类文物数万件，典籍6万余函，堪称文化宝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该寺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发展路径，在寺院管理、僧才培养、文化保护、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拉卜楞模式”，为研究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典型范例。

本文从历史逻辑、实践路径和时代启示三个维度，阐述拉卜楞寺诠释和践行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程。通过剖析其历史演进与当代实践，揭示内在规律与发展方向，为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一、历史逻辑：拉卜楞寺的创建、发展与国家认同传统的形成

拉卜楞寺三百余年的发展史，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自清初建寺起，历代嘉木样活佛始终秉持爱国爱教传统，积极顺应历代中央政府的治理，接受册封，维护统一，积淀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传统，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历史根基。

（一）与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深厚关系

拉卜楞寺的创建与发展始终依托中央政府支持。1709年，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应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前首旗黄河南亲王察罕丹津之邀，从西藏返回故乡甘青一带建寺弘法，察罕丹津夫妇及公子东珠旺嘉陪同勘察，最终选定大夏河畔扎西奇为寺址，即今拉卜楞寺所在地，寺院也叫“拉章扎西奇”。

康熙五十三年（1714），寺院建成“拉章”（佛宫），依安多藏语发音变为“拉卜楞”，特指寺院最高活佛府邸。历世嘉木样活佛注重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欣然接受册封和管理。1718年，康熙十四皇子在西宁召见嘉木样活佛，请教宗教问题。当年嘉木样活佛派员进京朝觐康熙皇帝。1720年，康熙皇帝册封嘉木样活佛为“掌教护法额尔德尼诺门汗”并授予金册金印。清嘉庆帝时，拉卜楞寺也曾荣获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写的御赐匾额，至今保留的“寿安寺”匾额即为一例。拉卜楞寺建成后，到了第二世嘉木样活佛时期，他高瞻远瞩，积极与青海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等取得联系，搭建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乾隆皇帝封其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第三世嘉木样活佛曾被道光皇帝封为“扶法禅师”。第四世嘉木样活佛曾被光绪皇帝封为“广济禅师”。抗战时期，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发表《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同时倡导拉卜楞寺及其属寺，以及各寺院所在地群众，积极捐献物资支援前线，并带领代表团前往慰问，得到当时国民政府赞许，颁赠拉卜楞寺“输财卫国”匾额和嘉木样活佛印鉴予以褒奖。

第六世嘉木样活佛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涉藏州县社会稳定与藏传佛教健康传承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延续历世嘉木样活佛爱国爱教传统，在众多场合强调藏传佛教界要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种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为拉卜楞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其鲜明的政治品格。

史料显示，拉卜楞寺历世嘉木样活佛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维护祖国统一，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政治品格使拉卜楞寺在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稳定发展，成为连接中央政府与甘青地区藏传佛教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

（二）符合时代的地域联结与文化整合

拉卜楞寺通过建立完善的属寺体系，在甘、青、川及内蒙古等地形成广泛的宗教影响力，鼎盛时期号称有“108属寺、8大教区”，实际数量更多。属寺与拉卜楞寺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政教两权统属拉卜楞寺管理；二是教权属拉卜楞寺管理，不管政务；三是宗教关系密切但不直接管理其政教事务。

历史上，拉卜楞寺对所属寺院和供养村庄形成完整管理体系。寺院通过派遣“郭哇”（头人）或“更察布”（代表），代表嘉木样活佛统领相关“措哇”（部落）和“拉德”（供养村庄）的政教事务。民主改革后主属寺体系已不存在，但对相关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仍有一定影响。

（三）融会贯通的寺院学经体系

拉卜楞寺是甘肃省内规模较大、学经体系最完善的寺院之一，设有六大学院，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独具特色。闻思学院主要研习五部大论即显宗文化，续部下学院与续部上学院专研密宗教义与仪轨，喜金刚学院研习汉历历算、文法、书法和法舞等，时轮学院研习声明、诗词、天文历算、梵文和藏文书法等，医学院致力于藏医药研发与诊疗。六大学院的修习内容涵盖藏传佛教大、小五明文化。学经体系形成于18世纪初，融合显密教育并效仿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故历史上有“安多郭莽扎仓”之称。

学僧遵循“先显后密、显密皆修”模式：先学显宗经典，通过背诵和辩论通晓五部大论，再修密宗。显宗方面设有三种学位，即从低到高的然坚巴、嘎然巴和道然巴。然坚巴指凡是从般若部毕业或六至十二年级（从考入闻思学院算起）的学僧，经申请法台（赤哇）同意，参加因明和般若为主要内容的辩经考试，考试合格者，均被授予“然坚巴”学位，每年组织两次考试。嘎然巴指僧人学习到俱舍级完毕这一阶段的称谓，通常需要四年时间，不需要参加辩经考试。道然巴是最高学位，考僧必须完成俱舍部学习，获得嘎然巴学位，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考试科目主要为五部大论，全寺每年分两次进行，筛选两名。闻思学院的僧人学完所设五部大论课程，至少需要十五年时间，也有更长者。其他学院均分为初、中、高三级，年限没有限制。因此，拉卜楞寺以其严密的显密兼修体制闻名，在佛学界具有高等学府的地位，被誉为“世界藏学府”。

这种完备的学经体系不仅培养了大量精通藏文化及佛学的人才，也使拉卜楞寺成为我国藏传佛教教育的高等学府和民族文化宝库。其佛学思想融汇古印度佛教、内地文化（如因明学）和藏族传统文化精髓，具有开放和融合的文化基因，为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础。

二、实践路径：新时代拉卜楞寺的现代化转型与探索

进入新时代，拉卜楞寺积极回应社会，在寺院管理、僧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领域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现代化探索。通过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推进学经体系改革，寺院内部治理迈向法治化与规范化。同时，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服务信教群众，培养“双通”僧才，形成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拉卜楞模式”，生动展现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路径。

（一）内部治理中的制度革新与戒律规范

一是建立现代民主管理制度。依法成立寺院管理委员会（寺管会），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健全寺规僧约、财务管理、教务活动规范等制度，实现寺院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寺管会作为日常管理机构，协调处理各类事务，确保寺院活动依法有序进行。这种管理制度既尊重宗教传统，又融入现代法治精神，有效维护寺院清净庄严。

二是深入开展“三个意识”学习教育。通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国家认同；通过感恩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强化僧众的公民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法律法规学习、法治宣传和底线教育，树立“国法大于教规”观念，增强法治素养；通过“党亲·国好·法大·家乡美”教育实践活动，打造寺庙管理标杆。

三是推进学经体系现代化。在保持传统辩经、考核精髓的基础上，引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历史文化等课程，培养既通晓佛教经典又熟悉中华文化的“双通”僧才，使传统学经体系更契合现代需求。

（二）外部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一是密切与当地党政部门关系。积极拥护和配合党和政府工作，传达政策，反馈民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在重要节点和事件中引导信众理解支持政府决策。在夏河县打造寺庙管理标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工作中，拉卜楞寺始终积极参与。

二是深化区域藏传佛教文化交流。历史上就与青海、四川、内蒙古等地寺院保持交流互动，原属寺分布甘肃、青海、四川、内蒙古、新疆、山西等地，为区域藏传佛教文化交流提供天然纽带。拉卜楞寺建立以来，与青海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历代亲王建立的密切关系，推动了拉卜楞寺的发展，也为甘青川等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以来，通过举办佛事活动、辩经互学等形式，与周边省份寺院保持良好关系，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三是服务地方发展。积极引导信众追求现世幸福生活，支持教育、环保、扶贫等公益事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医学院生产的藏药不仅满足寺院需要，还服务周边群众，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作出贡献。

（三）僧才培养的传承与引领

拉卜楞寺始终将僧才培养作为重要职责，在新时期承担起为藏传佛教界培养新时代僧才的使命。

一是协助甘肃省佛学院工作。依托自身教学资源与学术积累，在师资、课程、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撑，寺内高僧常受邀讲学，助力全省佛学教育水平提升。这种合作模式既发挥拉卜楞寺学术优势，也为全省僧才培养提供支撑。

二是承担培养新认定转世活佛的使命。为省内外培养新认定活佛，是僧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为他寺输送人才，更是将“爱国爱教、持戒守法”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影响至藏传佛教界。通过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为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探索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保持传统学经体系的同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鼓励僧人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宗教人才。

三、时代启示：拉卜楞寺发展历程对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多重启示

拉卜楞寺的发展历程，为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提供了宝贵启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途径，法治化、现代化管理是寺院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培养“双通”僧才是关乎寺院未来的关键支撑，而推动文化赋能则为激发内生动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必由之路

拉卜楞寺三百余年的实践表明，宗教只有与国家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才能永葆生命力。从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建寺之初确立爱国爱教传统，到新时代积极拥党爱国、顺应社会进步，该寺始终主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实现了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同步协调。历史与实践证明，藏传佛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实现健康传承。促使藏传佛教界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与当代中国发展步调的协调统一，不仅为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甘肃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法治化、现代化管理是寺院发展的保障

拉卜楞寺的制度革新实践表明，传统寺院管理必须融入现代法治精神和民主管理方式，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与清净庄严。近年来，该寺通过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寺规僧约、规范财务管理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推进了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为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探索也揭示出，推进寺院治理法治化与现代化，关键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尊重宗教传统的同时积极引入现代法治理念和管理方式；二是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在加强自我约束的基础上主动接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与社会监督；三是稳定与创新的关系，在维护寺院基本秩序的同时稳步推动管理方式与时俱进。拉卜楞寺的有益经验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双通”僧才培养是寺院未来的希望

拉卜楞寺的实践表明，培养既精通宗教典籍又深谙中华文化、兼具现代视野的“双通”僧才，是关系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宗教界人士手中、实现宗教健康有序传承的根本大计。为推进这一目标，藏传佛教寺院应在多方面展开探索：一是革新传统学经体系，在传承佛学教育精华的同时引入现代教育内容与方法；二是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升僧人融入社会、服务信众的能力；三是注重政治素养与法治意识培养，引导僧人成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典范；四是拓宽国际视野，增强僧人在国内外交流中的话语能力。这一系统化培养模式不仅为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也为其他宗教加强人才建设提供了有益参照。

（四）文化赋能是寺院发展的新动能

拉卜楞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宝库，在古建筑保护、古籍修复、唐卡、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增强文化认同探索出一条特色路径。实践表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当寻求有机平衡，既不能静止封存，也不能过度商业化，而应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通过数字赋能、体验升级和活化共生，实现拉卜楞寺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不仅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新路径。

结语

拉卜楞寺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深刻诠释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性。从历史逻辑看，与中央政府的深厚渊源、对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为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历史基础；从实践路径看，在内部治理、外部关系、僧才培养等方面的创新探索，为其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供实践支撑；从时代启示看，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寺院管理现代化、僧才培养复合化、文化传承创新化等方面的经验，为做好宗教工作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和实践范式。这一典范经验，对继续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宗教》2026年第2期，作者杨才让塔系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藏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理论与实践研究”（2025—ZLXM—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