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蕾：白塔寺——联结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坐标

妙应寺白塔。康蕾摄

罗德俊手书。康蕾摄

“白塔之夜”活动中的马头琴合奏。白塔寺管理处供图

白塔寺内的阿尼哥塑像。吴艳摄

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耸立着一座洁白雄浑的藏式佛塔。这座白塔位于妙应寺内，妙应寺也因此被称为白塔寺。

白塔寺共有四进院落，进山门往北依次坐落着钟鼓楼、天王殿、大觉宝殿、七佛宝殿，第四进则是白塔院落。白塔作为北京现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它跨越七百余年风霜，无声诉说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塔立大都：“无而能妙，空而善应”

白塔寺前身为辽代永安寺，始建于辽寿昌二年（1096年），因罹兵燹，皆尽废弃。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勘察选址，由尼泊尔工艺师阿尼哥设计建造覆钵式藏式白塔。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大圣寿万安寺，寺院面积约16万平方米。寺院的规模之大，可以从当时举行的一些重大活动中得见。元贞元年（1295年），万安寺“国忌日”佛事活动中，饭僧达7万余人，可见其宽广、宏敞。元人记载说，万安寺关山门要“骑马摇铃”。

元末，万安寺毁于雷火，除白塔和影堂外，其余房舍化为灰烬。元人张翥有诗云：“岂复神灵有遗恨，冷烟残烬满荒台。”万安寺焚毁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人问津。明代文人刘基曾赋诗《白塔寺》感叹：“物换星移事已迷，从来此地惑东西。可怜如镜中天月，独照城乌夜夜啼。”直到明宣德八年（1433年），白塔进行了一次较小规模的修缮，并立一通小石碑。

明天顺元年（1457年），宛平人郭福奏请朝廷，重兴寺庙，并被赐名“妙应寺”。至于为什么改名妙应寺，清乾隆皇帝在《高宗御制重修妙应寺碑》中作了表述，即“无而能妙，空而善应”。重修后的妙应寺按“伽蓝七堂”的禅宗寺院格局修建，白塔位于中轴线的北侧，寺院格局为前殿后塔。除白塔外，不再凸显藏传佛教寺院的风格。

清朝统治者大力扶植格鲁派，并给予特权。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中阐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妙应寺被多次修缮，在大觉宝殿和七佛宝殿东西两侧分别立碑，即康熙二十七年（1668年）“圣祖御制妙应寺碑”和乾隆十八年（1753年）“高宗御制重修妙应寺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白塔寺遭受重大洗劫，寺院严重被毁，后各界人士多方捐资重修。民国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白塔寺越发凋敝。寺内喇嘛迫于生计出租庙产，农历每月逢五逢六举办庙会。庙会上有缸瓮、山货、估衣铺等日用品摊，有豆汁、灌肠、江苏腰子等小吃摊，有变戏法、耍猴玩鸟、叠罗汉等杂耍摊，有唱大鼓、拉洋片、说相声等表演摊，成为当时北京五大庙会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白塔寺庙会依然定期举办，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当时流行的儿歌唱道：“你拍四，我拍四，老太太爱逛白塔寺。”1961年，妙应寺白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作为珍贵的历史古迹得到精心保护。

匠心筑塔：阿尼哥与中尼文明的对话

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世代友好。在两国长达1600余年的文化交往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白塔的设计师——尼泊尔著名工艺美术家阿尼哥。

1244年，阿尼哥出生在尼泊尔“艺术之城”帕坦。出身王族的他，自幼浸润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少年时已是当地闻名遐迩的能工巧匠。13世纪中叶，随着藏传佛教在元朝上层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许多尼泊尔工匠受邀前往西藏参与佛寺建设。1259年，年仅16岁的阿尼哥率领一支80人的工匠队伍远赴西藏，承担了建造黄金佛塔的重要工程。其间，他超凡的技艺与才华深得国师八思巴的赏识与青睐。

1269年，八思巴前往大都觐见忽必烈，并举荐大批贤才，已被他收为弟子的阿尼哥便是其中之一。1271年，忽必烈决定在元大都兴建一座镇护天下的大佛塔，下诏命阿尼哥主持设计。经过潜心钻研，阿尼哥最终决定采用尼泊尔佛塔样式为蓝本进行建造。这种覆钵式造型为藏传佛教所沿用，后世常称之为“喇嘛塔”。

白塔历时8年竣工，《元史》记载，落成当日“奇光烛天，京城为之生辉”，从此它便与元大都并称为“金城玉塔”。白塔融汇中尼佛塔艺术精髓，以巍峨形制、莹白身姿与精妙构造，成就了“壮观王城”的磅礴气象，成为中原地区修建藏传佛教覆钵式塔的经典范式。而作为白塔的建造者，阿尼哥卓越的艺术匠心，也随此不朽杰作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入仕元朝的45年间，阿尼哥主持营建各类大型建筑十余座，创作的艺术作品题材广博、技艺精湛、风格迥异，数量众多。史载“凡两都（大都与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他制作的圣像“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打造的佛像被时人誉为“西天梵像”，代表了元代造像艺术的最高成就。此外，他还为元朝培育了大批杰出艺术人才，对推动中尼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为后世所传颂。

纸藏心声：抗战烽火中的民族记忆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塔顶受损。为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1978年7月白塔修缮工程正式启动。

1978年10月1日清晨，“白塔上面发现东西了”！消息传来，文物专家迅速赶到工地。经确认，这批文物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皇帝大修白塔后敬装入塔的珍宝。令人意外的是，专家们还在塔顶天盘边缘的夹缝内，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手稿。

这份手稿长26.5厘米，宽18.5厘米，虽年代久远，纸张微微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辨。手稿以沉重的笔触，还原了1937年深陷日军炮火下的北平景象：“今年重修此塔，适值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九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事风云弥满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记。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民国廿六年十月初三日，罗德俊”。

手稿全文百余字，却字字千钧，浸透着一名普通人对家国命运的深切担忧。落款“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即1937年11月5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已过4个月。翻开历史档案，在1937年的夏天，一个名为“永德建筑厂”的施工队曾对白塔进行修缮。如今塔基西南角仍存一小碑，刻有“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重修于七月经始十二月竣工”字样，与手稿时间吻合。据此推断，罗德俊大概率是当年参与此项工程的文物工作者或相关人士。

这份藏于塔顶的手书，是穿越历史硝烟的无声证词。它是一名普通中国人，在民族危难时刻，于古塔之巅留下的即时记录与悲怆心声。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使手稿超越个人情感的抒写，成为抗战史上融合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的珍贵文物。如今，“以告后人”的夙愿得偿，这件文物也升华为镌刻民族苦难、呼唤永久和平的历史见证，成为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叩击我们心灵的永恒回响。

焕发新生：见证传统与现代相拥

星垂古寺，乐漫白塔。2026跨年之夜，“乐在妙应”新年音乐会在白塔寺大觉宝殿奏响终章。丝竹雅韵和西洋交响神奇碰撞，古建的沧桑肌理与音乐的流动韵律交织，历史和当下相连，旧岁与新年交接。

自2013年起，阜内大街“白塔寺再生计划”启动，改造后的白塔寺区域是一个为商圈包围的、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绿洲”，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社区生活恬静安逸。

2021年6月，历经两年的修缮，白塔寺焕新开放，这一古朴的建筑群重新走进大众生活。“白塔寺历史文化保护区”位于西城区的阜景文化街区域，这条街是阜成门到景山西街一线，老舍先生曾把它誉为“北京最美大街”。这里拥有历代帝王庙、白塔寺、广济寺、鲁迅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北海团城等重要文物资源，文化底蕴十足，是贯穿首都功能核心区东西的传统文脉。该保护区在保持胡同肌理和四合院居住功能的情况下，由侧重对“物”的保护转向“文”和“物”保护并重，植入文创、展览展示等元素，全面营造融合传统、创意、时尚的新文化街区。

现在的白塔寺街区让步行、骑行、景观绿植等空间得到合理分配，打卡白塔的“机位”成为网友驻足赏景的热门地，老舍笔下的“北京最美大街”重现古都风韵。此外，白塔点亮项目将白塔寺片区的热度从白天延伸到夜晚。夜幕降临，白塔在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当灯光照射到华盖下垂挂的三十六片铜制华鬘，红铜在灯光的照射下浮现出一抹中国红。灯光设计采用远、中、近多个角度远距离照射的方式，勾勒出白塔覆钵式建筑雄浑轮廓的同时，实现了“见光不见灯”的艺术效果。

如今，白塔寺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从暮春的丝路交响到仲夏的古塔回响，从中秋的民乐雅集到跨年的“乐在妙应”，七百年砖石不语，却在一场场文化盛宴中被逐渐唤醒，不断见证着传统与现代的相拥、民族与世界的共鸣，成为联结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坐标。

（来源：《中国民族报》2026年3月17日第8版，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白塔寺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