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健、旦保：藏传佛教的关公信仰 汉藏文化互动的生动样本

清代以降，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持续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日益紧密。在此趋势下，关公信仰突破地域桎梏，逐步深入青藏高原并广泛流布，催生了独具地域特质的“多元共祀”文化现象。而关公信仰在藏族聚居地的传播、嬗变与整合，正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鲜活注脚。

一、关公纳入佛教信仰体系

关羽，字云长，藏语译为“臻让杰布”（即“云长”直译），本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宋代以降，道教与民间信仰将其奉为武财神，其“义冠古今”的精神内核被赋予诚信交易的深刻意蕴，成为传统商业伦理的重要象征。

明清时期，汉传佛教（尤以天台宗、禅宗为代表）敏锐洞察到此民俗信仰的文化价值，通过系统性的佛教化改造，将关公纳入自身信仰体系，赋予其伽蓝护法的神格，同时认可其赐福纳财的职能，由此形成“以义制利”的独特财富伦理——以“义”为核心准则规范“利”的获取，使诚信交易、公平处事成为宗教化的价值导向，深度契合传统社会的伦理诉求。为夯实关公护法身份的合理性基础，佛教典籍中逐步衍生出关羽皈依佛教的传说，其中智者大师在湖北宜昌玉泉山为关羽授戒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关公信仰佛教化的重要佐证。

二、关公信仰入藏传播

清代，随着晋商实力的日益壮大，主营盐业的晋商将关公信仰传播至全国各地。与此同时，藏传佛教的诸多高僧大德沿黄河流域自祖国腹地西行，将关公信仰带入雪域高原，在西藏开启了一场深度文化交融。乾隆年间，中央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各项施政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间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在驱逐廓尔喀入侵的战争中，清军将士将内地尊奉的关公信仰带入拉萨，并于1792年在布达拉宫以西的帕玛日山（今拉萨磨盘山）修建关帝庙，使关公正式进入藏传佛教护法序列，为其在西藏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关公信仰入藏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历经了深刻的“本地化”调适过程。藏族信众发现，关公作为“战神”“护法神”的属性，与史诗英雄格萨尔王神格化的英雄事迹高度契合，遂创造性地将其认同为“格萨尔拉康”（格萨尔神殿）的主尊。这种文化认同不仅基于功能层面的相似性，更源于两种文化在深层内涵上的相通性——二者均将勇敢、忠诚、正义奉为核心价值。

藏传佛教高僧与作为藏传佛教“护法”形象的关公之间产生的故事，在章嘉等著名高僧的传记中也能见到。据载，五世班禅进京时曾见一位赤面长须的武者，其后便将关公供奉为护法。而章嘉大师自拉萨启程返回北京途中，在襄陵过夜时梦见关公，受邀至其宫殿，且一路获其护送，后来大师患病，关公显灵助其痊愈。为此，章嘉大师还为关公撰写祈祷文，其文家喻户晓。后续所著《关老爷之祈供法》，更将关公信仰完全纳入藏传佛教的护法修供体系。章嘉大师弟子、大学者土观洛桑曲吉尼玛又写下《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传及祈供法》等传世之作，进一步丰富了关公信仰的藏传佛教阐释。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格鲁派将关公视为密法本尊马头明王的眷属。鼎盛时期，藏族聚居地区的关帝庙多达数十座。宁玛派集大成者居·米旁大师更是明确指出“汉地关老爷者，藏地格萨尔也”。这一论断将关公与格萨尔王等同，从更深层次完成了关公信仰的藏传佛教化转型。

更为深刻的是藏传佛教对关公信仰的教义整合。章嘉·若必多吉等藏传佛教高僧运用佛教“化身”理论，将关公阐释为密教护法神“姊妹护法”的化身之一，并编纂《关公供奉仪轨》等一系列佛教文献，在教义层面将关公完全纳入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彰显了藏传佛教的文化兼容能力。

三、关公信仰的地域化表现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因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而闻名，当地亦建有关帝庙。据悉，该关帝庙始建于19世纪初，由来拉卜楞经商的山西商人牵头修建，最初作为财神庙使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庙宇遭毁，直至1988年得以重建。重建开光之际，拉卜楞寺及六世嘉木样活佛、六世贡唐活佛等均赠予贺礼，彰显了藏传佛教界对关公信仰的接纳与认同。

如今的关帝庙呈现出和谐共生的文化图景。大殿内既供奉着关公塑像，亦供有藏传佛教中著名的山神阿尼念钦（即当地太子山）塑像及二郎神塑像等。供桌上陈列着酥油灯、馍馍、水果、花束、哈达、丝绸等汉藏两民族的祭祀用品。庙门头的牌子上醒目地书写着汉文“关帝庙”，下方用藏文写着“阿尼念钦神殿”。二者虽然并不对应，却自然彰显出文化融合的特质与调适的智慧。在甘青等地区的藏族聚居区，关公甚至还被赋予“南色天王” （四大天王之一）的称号，其财神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

此外，青海果洛玛沁地区的著名格鲁派寺院拉加寺内，专设殿堂供奉关公，其来历在当地有着清晰记载：“拉加寺寺主江贝央活佛赴南京，归途中总觉有生人尾随，寻而不见。慎观数日，恍惚之间见一赤面武者之像。未予理会，直至归寺，武者仍一路跟随。当晚梦中，武者现身言：‘我乃关老爷，愿护寺持法，助力于你。’于是寺内立像供奉，至今香火不断。”拉加寺的关公塑像身着戎装，姿态独特，数百年来被当地各族群众供奉，殿内可见大量各族群众敬献的酒瓶，藏族僧人每日在此诵经祈福，成为关公信仰地域化的生动体现。

历史上，在四川康定、青海西宁等商业重镇，不同民族的商人共同出资修建关帝庙或财神庙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庙宇往往兼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道教的宗教元素，形成独特的“多元共祀”现象。这种基于共同经济生活产生的宗教实践交融，植根于各族群众的日常互动，比单纯的文化交流更具坚实基础与持久活力。

值得强调的是，关公信仰的文化交融并非单向流动。随着关公在藏族聚居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汉传佛教寺院也开始吸收藏传佛教对关公的阐释，进一步丰富了关公信仰的文化内涵。这种双向互动、彼此滋养的文化传播样态，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深化写下了生动注脚。 

（来源：《中国宗教》2026年第2期，作者陈立健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旦保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委统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