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刘超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成都、松潘、拉萨多类型实证对比

【内容摘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议题。本研究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角度，基于对成都、拉萨两个不同大城市典型社区及县级区域松潘的实地调查和分析比较，系统探讨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差异化路径与内在机理，会发现族际跨区域流动背景下形成的三种类型民族聚居区呈现梯度化交融特征：成都市藏文化用品街作为“文化展演空间”，借助亲缘网络与文化符号实现从初期的内向型族群社区到交往中介的转型，体现“文化展演—渐进适应”模式；拉萨俄杰塘社区呈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双向调适”，外来人口通过语言学习与经营策略调整，形成基于市场分工的“工具性交融”；松潘县依托历史互嵌基础，通过族际通婚、共享地域认同与红色文化记忆，形成“内生性交融”与“差异共生”的共同体关系。研究表明，交融深度受结构性互嵌时长、制度保障与族际地位认知影响，平等性交往场域与制度互动是关键。研究启示，新时代民族工作需注重文化中介空间的过渡性功能，强化地域认同的整合价值，构建“地域—民族—国家”递进认同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路径支持。

【关键词】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都；拉萨；松潘；实证对比

【作者简介】徐君，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藏族历史、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刘超凡，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关系。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2025年第1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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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引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党中央始终将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处理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指标。该理念于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并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被习近平总书记纳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在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十九大报告等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体现出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与实践决心。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围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展开了广泛研究，积累了丰富成果。

在理论方面，国内学者从多维度进行深入探讨。郝亚明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核心与实践指引。李静、于静海从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该过程涉及文化接触、碰撞、选择与心理融合，形成循环往复的心理机制。陈宗荣、张云、格桑卓玛等则从内涵、目标、方式、路径及需要处理的关系等多个层面，系统阐释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针对“淡化族际差异”与“强化族际纽带”之间的理论分歧，郝亚明进一步指出，强化族际纽带具有超越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对立的现实意义。

在实践研究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路径。陈宗荣、张云、格桑卓玛等提出可通过就业、教育、商贸、旅游、通婚、移居、学术交流与理论构建等多种方式实现交融。此外，不少研究基于区域案例展开实证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呼伦贝尔、甘肃涉藏州县、宁波市北仑区等地域为对象；二是以茶马古道等历史商道沿线民族互动为例；三是以民族互嵌社区为单元，如孙嫱对南阳维吾尔族与汉族互嵌社区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推动全国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改变了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族际全面互动的新态势。跨区域流动已成为促进民族互嵌与交融的关键动力。然而，既有实证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区域，未能充分关注多民族共居区域的不同类型及其带来的交往差异。例如，这类区域既包括少数民族进入汉族为主的城市以及汉族进入民族地区务工经商，也包括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多民族混居城市，其民族结构与交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当前研究缺乏类型间比较，限制了经验的普适性与研究深度。

因此，本研究选取成都、拉萨、松潘等典型城市作为案例，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民族结构类型下的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旨在揭示其内在机制，并提炼出更具推广价值的实践路径与样本经验。

二、从族群聚落到藏文化展演空间：成都市藏文化用品街的适应与融合路径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前来定居与谋生，是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汉族为主城市的典型代表，其中藏族流动人口尤为突出。我们以成都藏文化用品街为田野点，考察外来藏族与本地汉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机制，并分析其典型特征。

（一）藏文化用品街的形成与发展

成都藏文化用品街位于武侯区，地处浆洗街和武侯祠大街之间，主要由武侯祠横街、武侯祠东街及洗面桥横街构成“轴辐型”商贸区域。周边蜀汉街社区与洗面桥社区亦居住大量藏族居民，包括商铺经营者及为便利购物而迁居于此者，形成多民族混居格局。

该街区的形成是历史贸易传统、官方机构迁入、民族教育聚集、市场经济驱动以及地方政府引导等多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西南民族大学、甘孜藏族自治州驻成都办事处及西藏驻成都办事处等机构的设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这些办事处主要承担政务接待、信息交流与经济文化协调职能；改革开放后，其功能逐步转向经济服务，由行政机构转型为兼具政策咨询、招商引资与经营实体的复合体。在这一过程中，藏族人口逐渐向该区域聚集，推动藏文化用品街的初步形成。

至20世纪90年代，武侯祠横街逐步发展成为成熟的藏文化用品街区。随着民族用品贸易日益兴盛，商铺数量年增长约20至30家，并由单街逐步扩展为周边多条街道，形成连片的民族商业区。至2022年笔者调研期间，该区域已有专营藏族日用、文化、宗教、餐饮、藏医药等各类店铺数量超过500家。因商品内容与拉萨八廓街高度相似，该街区被本地民众称为“成都的八廓街”，成为成都重要的民族文化地标与跨民族交往空间。

（二）作为适应平台的族群聚落：都市中的社会网络建构

成都藏文化用品街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官方机构的设立创造了最初的藏族人口“锚点”，城市的综合吸引力和历史纽带持续吸引着各类藏族流动人口的进入。早期迁移者多以公职人员亲属网络为主，通过城乡双向流动逐渐形成商贸群体，并借助传统社会资本构建出具有族群特色的经济空间。该街区呈现出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方言、信仰与行业关系进一步强化联结，形成一套低交易成本的族群经济网络。

实地调查显示，血缘与地缘是该街区作为初级社会共同体得以维系的主要纽带。以该街区的“阿妈的厨房”藏餐馆为例，除藏族老板外共有四位藏族员工。当笔者询问这些藏族员工，他们为何选择在此打工时，“老板是我的亲戚”成为最为普遍的原因。藏餐馆“阿妈的厨房”的4名员工中，除厨师是老板从老家甘孜聘请的之外，其他员工则都是老板的亲戚，且年龄均在二十岁左右。在街区其他商店访谈时也经常会听到“老板是我叔叔”,“那家店是我的老乡开的”,“这条街道上很多是我们德格的、丹巴的”。常年在成都藏文化用品街从事出租车业务的汉族司机刘三哥告诉笔者：“这条街上很多店铺之间都是有着亲戚关系，还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比如“糌粑文化”这些，已经形成了家族产业”。

该街区的多数藏族是通过亲友介绍来到成都，这一强关系网络成为他们进入城市的依托，使其在都市中仍保持家乡生活习惯和问题解决方式，从而建构一个提供心理支持与文化适应的社会空间。该空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聚落，更在心理与文化层面起到了连接原乡与都市的桥梁作用，是少数民族城市适应与融入的一种策略。

一位在此经营藏族手工艺品店的老板ZRQG告诉笔者：“以前我在别处做生意，但只有来到这条街、在藏餐馆吃饭时，我才能全身放松，像回到家一样。后来我干脆在这里买了房”。很多藏族人进入城市后都会依赖并参与构建此类以文化为纽带的社会空间，藏文化用品街由此成为一个为初入城市的藏族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逐步适应新环境的平台，这里充满了原乡的生活符号，有效降低了文化转换的冲击。

少数民族进入城市，时常会面临社会资本不足的困境，而依托亲缘、地缘所建立的这种支持性社区，为藏族流动人口在都市中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一位在民族印刷厂工作的藏族青年ZX表示：“我们能在成都扎根，依靠的是藏文化。有人说‘一个藏文化养活了半个世界的人’，虽然夸张，但以民族文化为生确实是我们许多人的真实写照”。

这类具有支持功能的社会空间在藏族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与适应功能，既成为他们接受都市文化和规则的缓冲带，也为个体适应变化争取了时间，对促进民族融合与城市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三）民族文化的展演空间：从交往、交流到交融

随着藏族居民在成都的聚集，藏文化用品街逐渐发展成为内地城市中一个展演藏族文化的重要空间。该街区不仅成为游客和本地居民了解藏文化的窗口，也通过饮食、歌舞与工艺品等多种形式，推动民族间从浅层交往走向深度交融。

藏餐厅如“阿热藏餐”不仅提供传统饮食，还通过文化符号的再现与舞台化表演，强化空间的民族特色与体验感。如一位在阿热藏餐老店体验过的汉族顾客壮壮在大众点评上评论道：“是第一次吃藏餐，尝试一下。环境很好，整体给人感觉很舒适，土豆包子、酥油酸奶，很好吃，酸奶能感觉到是手工做的，但是酥油有点不太习惯”。这种将餐饮与文化展示相结合的方式，使藏餐店成为多维度的文化展演场所。孙江指出，“在符号景观语境中，空间通过组合、装饰显示出符号的文本意义，而且，作为摹本，空间符号比空间本身更具有诱惑力”。

民族艺术的舞台化呈现则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空间的民族特色。例如，“玛吉阿米”鹭岛店每晚安排藏族青年身着传统服饰表演锅庄、民歌及《青藏高原》等汉藏皆知的作品，以聚光灯、音响等营造演出氛围，强化视觉与听觉上的文化感染力。

藏族群体也将自身习俗带入城市生活，如锅庄舞从原乡走向都市，成为罗马假日广场每晚固定的公共活动。该活动不仅吸引藏族居民参与，也逐渐吸纳部分汉族居民加入或观看。一位本地汉族居民表示：“罗马假日广场的锅庄舞几乎天天都会跳，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主要还是藏族居民在跳，但也还是会有部分汉族在其中，也有很多人会选择旁观。锅庄舞尽管是藏族的特色，但说到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自然会受到大家的广泛欢迎”。此类展演不仅延续了藏族传统，也促进跨民族互动与认同。

成都藏文化用品街并非封闭的族群飞地，而是开放的文化生产与展演场域，推动多民族在共同空间中实现从接触到融合的转变。一位武侯名园社区的汉族居民XZG表示：“我家住在武侯名园，我们小区就有很多藏族居民，其实只要是有一定接触，就会知道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相处的，特别幽默。不能因为个别人问题就上升到民族层面上的攻击”。这种良性互动也增强了藏族的归属感。在成都某民族印刷厂工作的ZX向笔者讲述道：“我们刚来成都工作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适应的情况，总是喜欢和自己老家的朋友待在一起。但是在成都长期居住生活之后就会发现，成都这座城市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不管是什么民族的人，相处起来整体上都是很好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对民族身份的差异性也是愈发淡化的。我的女儿就更加如此了，她在成都上幼儿园，他们班上同学基本都是汉族学生，藏族只有两三个。刚来那几年，有时候还是会想家，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这里就是家了。我们在成都生活的藏族，为了表达对于成都的喜爱和归属感，还写了一首藏文版的成都，那首歌好像还是传播得挺广的”。

因此，藏文化用品街既是向外展示藏文化的窗口，也是藏族融入城市的重要过渡空间，通过文化展演与日常互动深化族际交往、促进彼此认同，为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三、拉萨市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外来汉族流动人口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高的省级行政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西藏常住人口为364.81万人，其中汉族人口44.337万，藏族人口313.79万，其他少数民族人口6.68万。从民族构成来看，西藏呈现出藏族占绝对主体、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占比较低的特征，其首府拉萨市亦呈现相似结构。拉萨市的总人口为867891人，其中藏族为60885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0.15%；汉族人口为233082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6.86%；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2595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9%。这一构成使得拉萨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具有显著特殊性，其跨区域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以汉族为主的外来务工经商群体从周边省份进入拉萨。

在拉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汉藏关系成为最核心的一对互动关系。它既体现为全国层面主体民族（汉族）与区域层面主体民族（藏族）之间的相遇，也在具体实践中形成其独特逻辑。与多数汉族聚居城市中少数民族面临适应与融入挑战的情形不同，在拉萨，藏族作为本地主体民族并不存在适应困境；相反，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虽属全国主体民族，却需嵌入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城市社会空间。不过，由于汉族群体通常具备较强的文化包容与适应能力，其在民族地区的融入过程阻力相对较小。因此，拉萨民族交融的突出特征，体现为汉族与藏族在城市的相遇与双向互动。 

为深入理解这一机制及其影响，我们以拉萨市嘎玛贡街道俄杰塘社区为例展开具体分析。

（一）俄杰塘社区：族际跨区域流动与民族互嵌

拉萨市城关区俄杰塘社区作为典型的现代城市民族互嵌样本，其建制沿革与空间形态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嬗变历程。该社区建制于1999年11月，位于拉萨市东郊，以江苏西一路、江苏大道、藏热中路及纳金中路为行政边界，形成0.64平方千米的矩形城市空间单元。从人口地理学视角考察，该社区呈现显著的人口流动性特征：辖区3477户4652人中，常住户籍人口仅占29.7%（770户/1307人），暂住人口比例高达70.3%（2707户/3345人），形成典型的人口导入型社区结构。在民族构成维度，藏族人口占主体地位（3132人，67.3%），汉族次之（1359人，29.2%），辅以回族（93人，2.0%）及其他少数民族（68人，1.5%）构成的多元文化拼图。这种特殊的民族人口分布形态，本质上是市场经济驱动下劳动力要素跨区域配置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推-拉”人口迁移机制，既包含内地汉族务工群体的西进推力，也涵盖西藏等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创造的集聚拉力，双重动力在拉萨城市空间交汇，催生出新型民族互嵌社区。本地藏族居民将自己的自建房改造成出租和临街商铺，用于自用或租给流入到拉萨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流动人口，形成俄杰塘社区各民族在生产生活空间上的相互嵌入。

（二）拉萨市族际跨区域流动下的汉藏民族交融

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进入到拉萨务工经商，客观上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空间互嵌，不同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到内地城市以适应和融入为主，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进入到拉萨与本地藏族居民之间的交往呈现出双向交融的特征。在拉萨市俄杰塘社区调研期间，笔者询问当地藏族居民从农牧区老家迁入到拉萨对于城市生活是否存在适应问题。一位当地藏族居民SLZR则表示：“我们藏族就是本地居民，在拉萨能有什么不适应的”。正如SLZR所说，民族地区城市既保留着一定民族特色，同时兼具现代化城市特征，作为西藏自治区的区域性主体民族，农牧区藏族居民在定居拉萨后相较于流入到汉族聚居城市，更少面临适应和融入问题。相反，进入到拉萨务工经商的汉族流动人口在族际交往中呈现出更加积极向藏文化靠拢的趋势，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调整自己的交往模式。

LCH是俄杰塘社区一家名为“一鸣花坊”花店的汉族女老板，她在经营花店之前曾和一位湖南的花店师傅学习包花，然后开始在拉萨经营这家“一鸣花坊”花店。LCH在拉萨经营花店初期，生意总是不如人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发现，“在拉萨开花店和在内地开花店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因为他们对花的用途不一样，藏族居民买花很多都是放在佛堂里面，他们佛堂里面喜欢用菊花，家里面放的一般是百合。我们内地很多人家都没有佛堂，大部分人买花都是拿来送人的，所以他们喜欢的花都是那种大红大紫的类型，但是这些花在西藏的销量就不好”。于是，LCH将花店内的花束按照拉萨本地文化进行调整，主要以出售菊花和百合花为主，在花束的包装上也采用藏族居民喜欢的形式，以满足市场需求，这是汉族经商者在少数民族聚居城市中主动适应文化的表现。

鞋匠FZP已在拉萨市俄杰塘社区从事补鞋工作近三十年，他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向当地藏族居民学习藏语，特别是与补鞋生意相关的藏语交流。鞋匠FZP对此解释道：“我的藏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跟本地藏族居民一点一点请教学来的。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用藏语与别人进行完整的交流，他们说啥我是能够听懂的。交流的话，涉及补鞋方面的内容，我可以做到跟顾客之间的简单沟通”。鞋匠FZP对于自己藏语水平的描述，在笔者对其与部分藏族顾客的藏语交流中得以印证。

此外，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进入拉萨务工经商对于本地藏族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首先，族际间的饮食交融最为明显，传统的民族饮食正在被多元化的饮食选择所取代。据当地藏族居民ZXDJ介绍：“我们之前的话，肯定都是买了菜之后自己在家里面做饭，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到处都有馆子，有时候图方便就会去周边饭店里面吃。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川菜的，川菜的价格很便宜，而且味道也很好吃”。在节日上则表现为共庆与共享，俄杰塘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LBCR表示：“我们小时候过节主要还是以藏族传统节日为主，现在不一样了，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我们基本上也都会过。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接触交往的加深，另一方面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进入到拉萨务工经商，使得当地的族际之间呈现出双向交融的样态。

（三）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对拉萨的归属感

虽然外来汉族流动人口最初踏上拉萨这片热土，主要是基于以就业为目的个人发展。不过当他们在此生产生活了数十年后，逐渐生出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他们与本地藏族居民一样，同为拉萨市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拉萨经营汽车美容装饰店的老板LCX对于自己在拉萨的经商经历感慨道：“我是2003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从西安来到拉萨开汽车美容装饰店的，当时的时候想着自己也不会长期留在这里，所以房价最低的时候，也没有选择在拉萨买房。现在就是有点后悔，想要在拉萨买房了，房价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了”。外来汉族流动人口长期在拉萨的就业经历，使得他们生发出对于拉萨特殊的情感认同。

一位在建筑工地上开挖掘机的四川资阳汉族工人LWQ介绍，他在1997年就跟随自己的亲戚来到拉萨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他介绍道：“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这个城市小得很，感觉都没有我们老家资阳县城大。现在的文成公主那一片，很多地方建造的过程中，都是我自己开着挖机全程参与的。2013年左右修教育城这一片时候，我们的工程队也参与了。可以这么说，我们自身就是拉萨发展的见证者”。

在谈及自己在拉萨多年的感受时，鞋匠FZP表示：“我在拉萨待了这么多年，其实早就对这边已经习惯了，我有时候过年都不会回老家，感觉回去反而会不适应，我在拉萨会更习惯一些。不过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行了，应该再有个三五年我就得回老家去了。每当想到这里，我还是会感觉到有点舍不得的”。

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拉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亲眼见证和参与了拉萨的城市发展，拉萨不仅成了他们对于自己青春岁月的回忆，也是他们身心的归属。

四、藏、羌、回、汉四族世居：松潘县族际间交往交流交融

多民族共居互嵌城市除成都和拉萨这种由族际跨区域流动形成外，还存在着受历史因素影响自发形成的多民族共居城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则就是这类典型。松潘县域内长期生活着藏、羌、回、汉四个主体民族，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彼此尊重、和谐融洽的族际关系，2018年12月被确定为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2023年1月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称号，这也进一步说明松潘县作为多民族共居县域在中国现阶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中具有典型性。

（一）历史自发形成的多民族共居格局

松潘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东北部，地处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和四川省西部旅游黄金路线的中心位置，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是岷江和涪江发源地、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全县疆域东西长180公里，南北宽112.5公里，幅员面积为8608.37平方公里。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最高点雪宝顶5588米与最低点白羊乡1082米，相对高差4506米。松潘县置县至今已2300多年，建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为藏彝走廊之重要通道和川西茶马古道之重镇。在汉代，“松潘”属蜀郡，后又属汶山郡。魏时，为吐谷浑地，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设置松州，并修筑松州城，史称唐宋柔远土城。唐朝广德年间（公元763—764）被吐蕃占领，直至宋朝仍为吐蕃地，整体上形成了“番多汉少”的民族区域格局。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置松州、潘州二卫，后并为松潘卫。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设立的松潘直隶厅改为松潘县，沿用迄今。历史上，松潘是汉人与氐羌、蕃人活跃互动地带。松潘显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发展原因，逐渐地成为藏、汉、回、羌四族为主的聚居地和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因此，松潘的多民族共居、多文化共融和多宗教共处的多元格局，是天然的互嵌式的交往融合。松潘县地处四川省西北地区，是甘、青、川三省的交界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松潘是一个商贸交易集散地和人群交往交融的互动中心。根据松潘县2022年5月10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末，全县户籍总人口7.23万人，其中藏族3.28万人、羌族0.82万人、回族1.12万人、汉族2.01万人，是以藏、羌、回、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松潘县的多民族交往格局具有自发形成、存续时间长、交往状态好等显著特征，与国内部分多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既有共存之和，也有分离之隔”的“马赛克”化状态有别，呈现出由民族个体向区域整体发展的特点。

（二）松潘县世居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族际通婚被认为是衡量族际关系的重要指标，马戎指出：“两个族群之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时，可以判断说这两个族群之间的融合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关系也比较和睦”。然而在笔者对松潘的实地调研期间，发现松潘本地藏、羌、回、汉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占比高，跨族际通婚受到松潘社会的普遍接受，并已习以为常。CLX自身就是羌汉通婚家庭，在与笔者访谈过程中，她介绍道：“我是茂县的羌族，我的老公是本地的汉族，我是在松潘县工作之后和我老公认识的，我们结婚以后生活非常和谐，没感觉有什么不适应的。族际通婚在我们松潘已经非常普遍了，大家都会觉得习以为常”。据松潘县人民政府统计该县多民族通婚家庭占到全县总家庭的60%，有些家庭甚至由三到四个民族组成。在笔者对松潘的实地调研过程中，怿宿•古道牧风民宿的汉族老板家ZYK就是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家庭。“我父亲是我们松潘本地汉族，我母亲是镇江关的羌族。我个人的民族身份是汉族，我老婆是藏族，我女儿是汉族。我们家里面就有汉族、羌族、藏族三个民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松潘还是比较普遍的。”正是这种多民族家庭的普遍存在，使得人们在观念上对跨民族通婚日益接受，在追溯自己族源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因为拥有着多重身份认同，也更易于接受跨族际通婚。

松潘县各民族之间和谐融洽的族际关系，建立在尊重彼此民族风俗习惯基础之上，互相尊重是其交往的前提。松潘藏、羌、回、汉四个主体民族之间生活习俗上的相互尊重，在饮食方面最为突显，“在松潘，假如我们十个人一起去饭店就餐，如果其中有一个是回族，我们也会选择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选择去吃清真餐饮”。这一说法由松潘县城内林立着各式清真餐馆的情况就能够得以印证。生活在回族社区的汉族青年PYF在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时，着重强调：“我生活在松潘古城内的回族一条街，虽然我们家是汉族，但是我们的邻居很多都是回族，因此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是不吃猪肉的，但是我在外面可以随便吃，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邻居们的基本尊重”。

松潘县的汉族居民ZYK自述自己以宗教信仰为由，摆脱酒局的经历，也是各民族在交往中“从心从俗”的典型案例。“在松潘你避免不了跟朋友们一起喝酒，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想喝酒的话，放在其他地方肯定会说我老婆不让喝这样的说辞，但是这个说辞在松潘不管用的。但是你如果说我在寺院里面找喇嘛戒了酒，那么就不会有人再劝你喝酒了，就可以成功躲避酒局”。找寺院喇嘛戒酒是藏族的一个信仰传统，戒酒后就要严格遵守约定的时间规范，然而这一套行为逻辑也同样被松潘的汉族遵循，成为不同民族间文化共享、互相尊重的体现。

（三）“松潘人”的地域认同

在笔者调研中发现，松潘县藏、羌、回、汉各世居民族之间在日常生产生活交流实践中，逐渐形成他们之间的共性与共识，他们对于自己松潘人身份的认可，正在逐渐打破民族身份的区隔，让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对松潘这一共有家园的认同，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融洽，形成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格局。

松潘是红色文化的基地，在这里流传着很多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和事迹，每一个松潘人谈及这段历史时，脸上都流露着难以掩饰的自豪，他们以松潘是红色文化基地而骄傲。每当谈到那段红色的光辉岁月，几乎每一个松潘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为你讲述一些故事和片段。松潘县进安镇的MP镇长对调研组讲道：“我们松潘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松潘被确定为长征的起点。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松潘县委、县政府就把每年的8月25日定为“红军节”，那时候红军的事迹就牢牢地印刻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里，这是我们每一个松潘人的骄傲”。这些红色记忆深植于每一位松潘人的心目中，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的黏合剂，他们对于共有家园的这份情感，转化成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地域性认同。

对于松潘的地域认同在旅游从业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松潘不同的民宿看到一百多年前威尔逊拍摄的松潘古城图照片。据了解这些照片是由祖屋客栈的老板MTY提供给其他民宿老板的，MTY解释道：“我弟弟在国家地理杂志工作，他们单位拥有威尔逊当年拍摄的松潘古城照片的复印件，于是我就通过我弟弟帮忙，将其复印后摆放在自己的民宿里，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松潘的历史”。当谈及为什么要给同行共享，是否会担心行业竞争时，MTY则解释道：“松潘古城是我们松潘人的共同财富，让更多的人了解松潘，有助于我们松潘的发展。我们松潘各民族都是一体的，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松潘来玩，大家的生意都好做”。

松潘县藏、羌、回、汉四个主体民族之间，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逐渐淡化了族际间的差异，并形成“松潘人”的地域认同，这种地域认同是从民族认同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桥梁。

五、结语

成都、拉萨、松潘三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案例的比较研究，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族际跨区域流动背景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种典型模式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民族聚居区域在族际互动模式、交融层次及动力机制方面呈现显著差异性特征，为新时代促进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多维度的实践启示。

从族际互动结构分析，三地案例呈现梯度化的交融样态：成都藏文化用品街体现“文化展演—渐进适应”的族际互动模式，藏族流动群体通过构建民族文化空间实现从“支持性社区”到交往中介的转型；拉萨俄杰塘社区展现“双向调适—工具性交融”的互动特征，汉藏民族在市场经济驱动下形成功能性互补关系；松潘世居民族则形成“深度互嵌—内生性交融”的交往格局，四族共居历史积淀出超越族际差异的地域认同。这种梯度差异印证了“交往频度决定交融深度”的学术判断，其中结构性互嵌时长与制度性保障强度构成影响民族交融层次的关键变量。

研究进一步揭示，族际地位认知对交往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成都案例中藏族作为城市少数民族呈现“适应性融入”特征，其文化展演本质上是弱势文化群体寻求生存空间的策略选择；拉萨案例中汉藏作为区域与全国层面的“双重主体民族”，形成基于市场理性的工具性互动；松潘案例则因历史形成的平等族际地位，孕育出“差异共生”的深度交融形态。这种对比表明，构建实质性的民族平等关系是促进高质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条件，印证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在基层实践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地经验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多重启示：其一，城市民族互嵌社区建设需注重空间载体的文化中介功能，通过打造兼具文化安全与开放特质的过渡性空间，实现“文化缓冲”到“交往平台”的转型；其二，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应强化制度性交往设计，将语言互学、职业互助、节庆共享等元素纳入城市治理体系；其三，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居区域需激活地域认同的凝聚功能，通过红色记忆重构、地方知识再生产等途径，培育超越族际差异的共同体意识。这些实践经验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形成理论呼应。

本研究验证了地域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中的过渡性价值。松潘案例中“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递进式认同转化机制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构建多层次认同体系，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培育共享性认同要素。这种认同转化路径为破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张力”提供了实践方案，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要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不同类型民族交往场域的对比维度，深化对族际心理交融机制的跨学科探讨。